“碧山”系列MOOK书
由“碧山计划”发起人左靖主编
试图以现代人的视角重新梳理传统文化
在中国人的生产和生活中的位置
并以此为源头探讨展开传承与创新行动的可能
【内容简介】
“碧山”系列MOOK书第8辑以“永续农耕”为主题，通过叙述各式返乡客与土地的故事，探讨人们顺应自然、与自然永续共处的可能性，并以现代人的视角，重新梳理农耕文化在中国人生活中的位置。
【作者简介】
左靖
1970年11月生。策展人，出版人，《碧山》杂志书主编。现居黟县、北京和合肥。2002年参与创办中国*个三年展——中国艺术三年展（后更名为南京三年展）。2006年底创办《当代艺术与投资》杂志。2011年和欧宁发起碧山共同体计划，开始致力于乡村建设。他曾担任南视觉美术馆（南京）执行馆长、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北京）艺术总监。作为艺术教育者，他在安徽大学教授纪录片和当代艺术课程；作为独立电影的推广者，他曾担任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和中国纪录片交流周的策展人，并发起、创办“艺术空间放映联盟”（ISAAS）和“中国独立影像档案馆”（CIFA）；他曾经策划过很多当代艺术展览，其中包括“未来考古学”第二届中国艺术三年展、“诗意现实：对江南的再解读”、“趣味的共同体”、 “在瓦伦西亚55天：中国当代艺术展” 、“我的大学：刘大鸿与双百工作室”等，并为艺术家颜磊、王音、董文胜、高世强等策划过个展。他曾应邀在奥地利、西班牙、智利、日本、巴西和挪威的一些艺术中心和博物馆策划展览。他还曾主编《工作坊：艺术家是如何工作的》、《另类的表述者：他们的行为、舞蹈和录像》、《纪录何为：对大师与他们作品的凝视》等等。他目前的工作领域包括乡村建设、独立电影和当代艺术。
【目录】
卷首语：如何永续 左靖
卷一 专题
逆流返乡路 唐亮
青松米手札 赖青松
餐桌上的永续 常天乐
羊先生与他的新乡村主义 王磉
参与式艺术激活乡村的秘诀 王新衡
实物森林的筑与住 凯若琳·史密斯 凯利道·波恩 王彦之 吴船
耕具与土壤 迟仁立 左淑珍
农事系列 李超
消失组诗 匡国泰
中国CSA农场地图
卷二 行动民艺
黟县百工八 姜彩杰
卷三 传承与表现
佞宋之风：宋体字的形成与发展 张弥迪 厉致谦
交通工具 白小剌
卷四 乡土建筑：教育与保护
沧海遗珠：一个小村落和它被遗忘的历史 高婷
上梁的时刻：社区参与模式下的乡村建筑营造 张明珍 马建忠
生水塘：乡间匠事 刘妍
卷五 读影
一场生命的邀约 郝冠辉
卷六 品书
理解中国的小农 温铁军 程存旺 石嫣
【前言】
在今天的汉语中，“永续”是一个深具魅力的正面词语。令人悲哀的是，正是由于人类的经济、社会、文化出现了越来越多不可持续的危险，作为一种自我修复，永续，以及如何永续被人们广泛讨论，并被作为一种“新知”与实践，重新回到人间。
上个世纪初，美国土壤学家富兰克林·H·金考察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三个东亚国家的农耕体系。在那个时代，“永续”一词在东亚似乎还没有被发明。但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农业已经开始面临挑战。一个并非完美的农耕环境，如何克服自身的劣势，从而使自己庞大的民族得以“永续”，对这个答案的探寻成为这位土壤学家此行的目的。《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一书，是他对东亚三国永续农耕系统的由衷赞美。然而，随着化学农业时代的到来，加之越来越严重的工业污染，农耕版图上似乎已经没有一片净土（富兰克林·H·金先前赞美的东亚三国也不例外）。如何永续，已经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问题。遥想当年化学农业的出现，也是为了人类的“永续”——补充并保持土壤的肥力，生产出足够的粮食以满足日益膨胀的人口。到了今天，不可控的化学农业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已经快把人类带入一个万劫不复的境地。那么，不同地域的人们是如何利用自己的智慧应对危机呢？
日本在1992年发布“新的食物·农业·农村政策方向”，开始致力于环境保全型农业的推进，而组织制度创新方面则有在战前就成立的综合农协。作为复合性的乡村复兴力量，从2000年开始的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并不直接与农耕相关，但它构建了农民与世界沟通交流的桥梁，并以设计计划、粉丝俱乐部、梯田银行等综合方法，激发农民和社会参与的热情，以*直观的大地艺术的形式，复苏并振兴了衰败的农业和农村，从而达到广泛的社会共识。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与嬉皮士运动相关的返土归田运动在欧美等地展开。与上一轮的运动相比，在全球化无远弗届的今天，一群人在法国乡村进行的新乡村主义则是充分考虑到土地与农业的现状。他们通过各种民间机构的联结，重组农村的工作结构和社会结构，打破单一垄断的大型资本控制社会经济的模式，创造与价值观多元社会相匹配的多样化经济形式，重塑人与土地、人与环境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
同样是为了回应快速扩张而高破坏性的工业化农业，澳大利亚人在20世纪70年代发明了永续设计（Permaculture）一词。在《食物森林的筑与住》一文中，同是澳大利亚人的一对夫妇就如何实践自己的朴门永续设计展开了详细的论述……
再来看看中国。
2000年以来兴起的乡村建设迄今已经有15年了，返乡青年在今天也是一个热门话题。就我参与的碧山计划而言，在农耕方面几乎是个空白，这是因为农耕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领域，加之农村土地问题的复杂性，使我们对农耕望而却步。就这一两年碧山返乡青年的返乡意愿来看，从事农耕也并非他们的选择。但是，离开农耕的乡村建设还是乡村建设吗？这是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本辑的*、二篇文章讲的是两位返乡青年的故事，并且，他们*终都选择了农耕：四川的唐亮经过了“小毛驴市民农园”和“分享收获”两个历练阶段，*终回到自己的家乡从事生态农耕，为扭转“不用农药、化肥就种不出东西来”的惯性思维，唐亮与从事“传统”化学农业的父亲以及乡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博弈﹄。赖青松的经历则要复杂得多，《青松米手札》记叙了他从中学时代步入中年的心路历程。从从事环境教育、生态调查、共同购买、日文翻译，直到专职务农成立谷东俱乐部，让城乡联结实现互助，赖青松不但在农村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还为台湾农村带来了新的农事风潮。
本辑《碧山》提及的还有爱农会、沃土工坊、绿心田、农夫市集等民间力量，他们的工作和全国各地的实践一起，开启了永续农耕在今天的可能性。在农业的生产价值之外，让我们重新发现农业的生态价值、生活价值，从而体会到农业更深层的价值：生命的价值。正如沃土工坊发起人郝冠辉在《一场生命的邀约》里写到的那样，农业的职业属性决定了农人是和大自然一起工作的，在和大自然的工作中，体现出顺应自然、敬畏天地生命的特质——这就是永续农耕的可能所在。
2015年9月16日于贵州堂安村
【免费在线读】
从少年时代关心环境议题，青年时期参与社会运动，直到迈入中年回归田园生活，这一路走来，虽称不上千回百转，个中滋味却也足够刻骨铭心。
在30岁那年，我选择离开作为台湾政经中心的台北市，回到雪山山脉另一头的农乡宜兰时，心中对那曾让我热血奔腾、费心计较的社会议题，有一种再也努力不下去的疲惫与挫折感。“不如归去”是当时心底*真实的吶喊！谁知道，汩汩的涌泉与肥沃的土壤，却为一颗伤痕累累的种子，带来未曾有过却又似曾相识的抚慰与滋润，让生命获得落地生根的勇气。
“农” 的出现
对于儿时就定居都市的我来说，节岁返乡的生活形态，留下的是带着某种疏离却又熟悉的农家印象。
“你阿爸的工厂倒了，赶紧上车走吧！” 直到家里发生了经济变故，一家大小被迫离开城市，回到台中乡下时，我才真正学着拿起锄头，牵起牛绳，过起乡下孩子的田野生活。在那短短不过一年的光阴里，映照在一个11岁孩儿眼中的真实农村生活，与年节偶尔返乡的轻快情调及玩乐气氛自然大不相同了。
“这里居然没有卫生纸？”面对着眼前的茅坑，以及摆放在一旁不知名的米白色细木棍，还有永远不曾减少的、漫天飞舞的苍蝇，这大概是回到乡下生活的*堂课。“煤气炉在哪里？”原来乡下的晚餐得从烧柴取火开始，虽然这样省了煤气费，却日日见到大伯母劈柴、结草引火种的忙碌身影。有个爱种菜的阿嬷，孙儿们便成了现成的除草工、挑粪工；而双手灵巧的阿公，总是能用屋边的各类竹丛变出簸箕、竹箩等生活用品，有如神奇的魔术师。
然而诸如此类代代相传的乡村生活技术，却在现代化的今天逐渐失传。直到旗美社区大学注1标举“农村是一所学校”，陆续开办暑期的“农村工作坊”，才见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并促进城乡之间的技术与文化交流。
另外让都市孩子印象深刻的，要数农村里的集体劳动文化。住在都市里，生计是专属于父母亲的工作，然而乡村却是一个不分男女老少的生活共同体，所有人吃一口饭，便需要有一份劳动，生活就是一连串劳动的连续。而我也在各种农活劳动中，养成了借由参与劳动来融入新团体的习惯，说得夸张些，袖手站在汗水涔涔的劳动者身旁，便足以感到局促不安。
总是听人家说，乡下是人情味浓厚的所在，然而，当自己真正在乡村生活过之后才知道，绵密的人情味背后，却是复杂而沉重的乡里关系。当大多数亲友质疑或反对让我们一家大小回到乡间依靠种田的阿公时，年已花甲的老人却说出这么一句话；“难道咱家里差这几双碗筷吗？”留下了嗷嗷待哺的孙儿，加重了自己肩上的重担。
走在乡间的小径上，与都市巷弄截然不同，遇到的几乎都是熟识的人，也因此一举一动都会成为众人的话题。自己常以为，或许是乡间有限的土地与资源使得所有人的权益紧紧相依，也因此有时到了斤斤计较的地步。即使是亲友之间的友善馈赠，也难免带着期待回报或巩固彼此关系的隐约意涵。这样的氛围让年少气盛的心难以折服，直到离开乡村到都市生活，才发现邻里不相闻问的疏离更令人难受。我从后来在日本生活俱乐部生协注2和中国台湾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注3的工作经验中发现，积极参与合作社活动、乐于承担各项劳务者，通常都是乡村出身。反思己身，似乎多年来自己也在一路摸索人与人之间绵密与沉重之间适当的距离。
“我长大的志愿是开动物园！”这样的文字虽未出现在儿时的作文本上，却是始终难忘的初心。打从有记忆开始，各种形态的奇妙生命总能吸引我的目光。生物课是我的*爱；上菜市场*喜欢的是卖活鱼虾的海鲜摊；下课返家途中，两旁零星的菜园沟渠便是*的自然观察教室。
回到乡下生活之后，与自然界的接触更是有了一幅新的景象，仿若一堂活生生的实用生物课。年轻力壮的母牛是主要耕作劳动力；猪圈里肥得臃肿的母猪除了能吃馊水，每年生出的小猪仔可是重要的现金收入；成群的鸡鸭则是逢年过节请客*称头的上等料理。出了家门外，沟里的河蚬随时可以成为晚餐饭桌上的佳肴，果园中在枯叶下躲藏的锹形虫则是男孩子们捉夺的宠物，春日的翩翩舞蝶到盛夏的唧唧鸣蝉，转眼便成为野孩子的囊中物。还有那成群躲藏在相思树上的巨大毛虫（大灰枯叶蛾幼虫）军团，转眼就成为泥丸炮弹连环攻击的*目标。
除了这些动物之外，阿公亲手栽种的各类果树更为我的童年带来甜蜜的滋味。门口随时结果的土芭乐注4树、沟渠边高大的莲雾树、鸭舍中挺立的杨桃树、牛寮旁的樱桃树、处处可见的土桑葚，还有夏日里孩子们*期待的荔枝，以及暑假中仿佛永远吃不完的龙眼……那种放学后不管三七二十一，先爬到树上饱食整串红荔枝的豪气，似乎只属于那段年少轻狂的青春。在那样一段与自然相伴的岁月里，年纪稍长的堂兄是我们*的自然老师。每个不同的季节里，只要一早见到他神秘的表情，就知道这天又将有趟神奇的探险，或许是翻寻蓊郁绿荫下野生的木耳，或许是溯溪上行探觅传说中鲈鳗的踪影……即使多年之后，那份稚气未脱的兴奋与紧张仍仿若昨日。
我有时会开玩笑说，选择当个农夫是另一种完成儿时梦想的方式，因为在友善耕作的稻田中，慢慢地，又能见到那些儿时记忆中的小生命，这也是我当初选择带着儿女返回妻子家乡定居的一大动力，只是乡居经验短暂的自己无法扮演当年堂兄孩子王的角色，这确实让儿女们的乡居生活失色不少，另一方面，农地重划后的水泥化沟渠也早已失去大部分的生机。
“农” 的反思
在我中学二年级时，一家人又返回台北都会圈生活。应该这么说：当自己经历了农村生活，又离开了农村，“农”的反思才真正开始，农村才真正进入思考的视野。
具体来说，回到台北之后，自己才*次离开土地生活。大约20多坪注5的狭窄公寓楼上，摆上一架缝纫机，便成为工作的场地，摆上一大张木板床，便是歇息的卧房，再扣除必要的厨房及卫浴，所剩无几的才是读书消遣等作息空间。这跟农村的生活环境大不相同。农村的生活场景是一连串空间的连续：大清早离家上学，从柴香扑鼻的厨房带上便当，走出晒谷的稻埕，迎着早晨特有的迷蒙雾气，步上坎坷不平的田埂路，穿越门前芭乐树下的绿意，跨过潺潺溪水奔流的竹桥，桥下是孩子们经常摸蚬的场所，再过去是水牛避暑戏水的石阶坡……对于孩子们来说，家坐落在四面水田的中央，在四季里几乎有无数种回家的途径，端看当日哪棵树上开了花、结了果，或是哪片田里熟了瓜，哪条溪里有鱼游。
渐渐地，自己开始学着关注环境的议题，知道了惯行农业使用的农药和化肥对环境的贻害，才回想起在乡下帮阿公喷洒农药的情景。循着这条脉络，我进入大学的环境工程系就读，来到台湾*为广袤的嘉南平原。那时正值1987年戒严令解除，台湾反公害运动开始进入*潮，高雄市后劲注6地区居民反对第五轻油炼解场的抗争运动现场，成为我修习社会学分的*前线。
回首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如果要为这个时代做注记的话，称为“反公害/环保启蒙的十年”绝不为过。或许是台湾进入经济快速增长的阶段后，一切行为仿佛只为了一个目的﹕向“钱”看。这导致各式各样的工厂污染事件层出不穷，例如焚烧废电缆所引发的戴奥辛空污事件（高雄茄定）、高银化工镉米污染事件（桃园观音）、三晃农药厂公害事件（台中大里，民众抗争*终关厂）、李长荣化工厂污染事件（新竹市，教授参与抗争*终停工），乃至高雄后劲的反五轻运动，都是民间在长久积怨之后自发的自力救济抗争行动。此外，1979年爆发的米糠油多氯联苯事件（台中彰化）为台湾的食品安全问题拉开了序幕，接下来1986年的西南沿海因溪水污染引发的养殖绿牡蛎事件，更在媒体上掀起轩然大波；1988年的农田镉米外流事件（桃园观音），再加上1993年发现的核二厂秘雕鱼事件（台北金山，变形鱼事件），乃至媒体对农药污染以及化肥滥用的环境伤害等报道，都让台湾民众开始对食品的安全深感不安。
这样不稳定的社会环境，催生出了诸如中国台湾消费者保护基金会、环境品质文教基金会、主妇联盟环保基金会以及台湾环境保护联盟等环保团体。我也利用大学课业之余与寒暑假的空档积极参与台湾环保联盟的各项活动，并在一次又一次的营队与田野访调中认识到，台湾的土地已经为经济的发展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这其中，又以桃园观音所发生的镉米污染事件，以及核电厂的核废处理与核安全问题让我*难以释怀，毕竟这些不可逆的严重污染相当于即刻宣判土地的死刑。天地生万物以养人，人类有何权力伤害自然环境至此地步？受到这股内在驱力的鼓动，我觉得上街游行、静坐示威的现场远比空洞的教室有吸引力多了。但也正是在与行政当局一次次的正面冲突中，我感觉到了内在的无奈与恐惧。
在农村的传统生活文化中，*特殊而鲜明的应属信仰与祭祀的风俗。即使是离乡进城的游子，也多会保留祭祀祖先或初一、十五祭天地敬神鬼的习惯。犹记少时回乡寄居他人篱下的时候，面对生疏却紧凑的劳动生活节奏，心中难免时时紧绷，唯有到了农历初一或十五，门埕上难得点亮的晕黄灯光，一桌素品供奉，加上作为背景音乐的诵经梵唱，在这样异于平常的气氛下，一切平日的俗务与烦忧似乎都得以暂时忘怀。多年后回想起来，感觉好像每个月四次周末仍是工商业社会的产物，而每个月两次敬奉天地的祭拜，才是真正属于农民放松的假日。
进入大学生活后来到南台湾，才发觉比起屡经外来政权统治的台北，南部早期汉人开垦的农村与城镇明显保留了更多传统信仰的元素，甚至还可见到尚未彻底汉化的平埔人习俗。
也在同一时期，在“反对公害、保卫环境”的社会运动浪潮下，开始有人（如台原出版社）重新反思并肯定传统庶民生活文化的价值，进行全岛农渔村的信仰习俗调查。我也是在那时才知道，乡间流行的八家将阵头并非对主流价值抱有偏见的不良分子集团，而是先民将春夏秋冬日月星斗的变化，与四肢动作及鬼神信仰相结合，而产生的身体记忆型农民实用艺术。
直到后劲反五轻事件中，当地居民首次在反对行列中出动了神轿与宋江阵，也曾抬出假棺木为台湾“中国石油公司”进行逼真的送葬仪式，甚至还创造了逼迫警力撤退的成果。还有一次，在台湾首次进行地方公民投票决定五轻案存废的前夕，后劲信仰中心的庙宇出现发炉注7的异象，让不断进行笼络与分化的“中油”公司意外吃下公投否决的苦果。有人认为这不仅是地方居民拒绝统治精英的价值观的表现，而且是将民间的仪式文化力
量加诸政府权力之上。
这样的片刻深深刻印在我的心底，以至于后来在谷东俱乐部注8时，我也采取了仪式性的插秧祭、收获祭及冬聚，并且在插秧前与收割前聚众到庙里拜祭，让都市消费者也有机会间接感受农民与天地之间的真实互动。
【书摘与插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