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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伯里和他的《希腊史》| 001

序　言| 001

引言：希腊与爱琴海| 001

章　希腊的发端与英雄时代

· 节　希腊人溯源| 009

· 第二节　爱琴文明：克里特| 011

· 第三节　迈锡尼文明 （前1600年—前1100年）| 023

· 第四节　阿凯亚人与特洛伊战争| 040

· 第五节　荷马史诗| 048

· 第六节　政治与社会组织| 051

· 第七节　多利亚人的征服| 056

· 第八节　希腊人在爱琴海东部的扩散| 064

· 第九节　希腊君主制的衰落与共和制的兴起| 075

· 第十节　腓尼基与希腊的交流| 078

· 第十一节　希腊人对早期希腊史的重构| 081

第二章　希腊的扩张

· 节　希腊殖民的起因和特征| 091

· 第二节　优克辛海、普罗蓬提和爱琴海北部地区的殖民地| 095

· 第三节　西部地中海的殖民地| 099

· 第四节　贸易和海事活动的增加| 116

· 第五节　吕底亚对希腊的影响| 122

· 第六节　埃及的开放| 126

· 第七节　库列涅| 129

· 第八节　希腊世界公众的不满情绪| 131

第三章　斯巴达的崛起　贵族政体的衰落

· 节　斯巴达及其政体| 137

· 第二节　斯巴达征服美塞尼亚| 144

· 第三节　斯巴达的内部发展及其制度| 149

· 第四节　克里特的政体| 157

· 第五节　阿尔哥斯的霸权和衰落　奥林匹亚赛会| 161

· 第六节　民主运动　立法者和僭主| 166

· 第七节　中希腊的僭主政治| 171

· 第八节　神圣战争　泛希腊赛会| 182

第四章　阿提卡的统一和雅典民主制的奠基

· 节　阿提卡的统一| 191

· 第二节　雅典共和国的建立| 197

· 第三节　公元前7世纪的贵族政治| 200

· 第四节　梭伦立法与民主制的奠基| 211

第五章　公元前6世纪雅典的崛起

· 节　萨拉米斯和尼萨亚的征服| 225

· 第二节　庇西特拉图治下的雅典| 228

· 第三节　斯巴达的发展和伯罗奔尼撒同盟| 239

· 第四节　庇西特拉图家族的倒台和斯巴达的干预| 242

· 第五节　国王克利奥蒙尼与斯巴达的第二次干预| 246

· 第六节　克里斯提尼改革| 248

· 第七节　民主制的次胜利| 254

第六章　波斯向爱琴海的推进

· 节　波斯的崛起和吕底亚王国的灭亡| 261

· 第二节　波斯对亚洲希腊人的征服| 272

· 第三节　波斯对埃及的征服　萨摩斯的波利克拉特斯| 276

· 第四节　大流士治下的伊奥尼亚| 279

· 第五节　大流士远征欧洲：征服色雷斯| 284

· 第六节　伊奥尼亚人反抗波斯的起义| 288

· 第七节　大流士的第二次和第三次欧洲远征　马拉松战役| 295

· 第八节　雅典与埃吉那的争端| 307

· 第九节　雅典民主制的发展| 310

· 第十节　即将成为海上强国的雅典| 313

地图目录

· 图1-1　米诺斯时代的克里特| 012

· 图1-3　特洛伊卫城及周边主要考古地层分布状况| 015

· 图1-8　梯林斯卫城平面图| 026

· 图1-13　晚期希腊底III C时的主要聚居地| 036

· 图1-14　阿尔哥利斯西部地形| 039

· 图1-19　古典时代希腊各方言分布图| 061

· 图1-20　前11世纪—前8世纪希腊人在爱琴海东岸的殖民地| 065

· 图2-1　希腊人的和腓尼基人的殖民地| 092

· 图2-2　希腊人在优克辛海的殖民地| 098

· 图2-3　大希腊与西西里| 102

· 图2-4　西西里各部族大致分布情况| 105

· 图2-5　公元前500年前后的第勒尼安海周边地区| 106

· 图2-8　瑙克拉提斯及周边的尼罗河三角洲| 128

· 图3-2　古典时代的拉哥尼亚和美塞尼亚| 145

· 图3-4　古典时代的伯罗奔尼撒半岛| 162

· 图3-5　奥林匹亚平面图| 163

· 图3-8　利兰丁平原及周边地区| 174

· 图4-1　阿提卡和雅典| 192

· 图6-1　古典时代塞浦路斯岛上的10个王国| 262

· 图6-4　波斯帝国及御道| 281

· 图6-6　马拉松的地貌及战前双方布置| 297

· 图6-7　马拉松战役示意图| 300

插图目录

· 图1-2　法埃斯图斯圆盘B面| 013

· 图1-4　克诺索斯“御座厅”陈设复原图| 018

· 图1-5　克诺索斯王宫的斗牛壁画| 020

· 图1-6　梯林斯卫城正门入口及城墙| 024

· 图1-7　迈锡尼的狮门实景图| 025

· 图1-9　修复后的一座派罗斯圆顶墓外观| 029

· 图1-10　迈锡尼武士双耳杯| 031

· 图1-11　迈锡尼彩釉陶瓶| 032

· 图1-12　瓦菲奥“公牛杯”| 033

· 图1-15　米科诺斯陶瓶| 047

· 图1-16　公元前16世纪青铜匕首上的猎狮场景| 048

· 图1-17　阿喀琉斯之盾| 049

· 图1-21　出土于恩科米的迈锡尼风格黄金玛瑙项链| 073

· 图1-22　现存早的希腊语铭文| 081

· 图2-6　阿提卡黑画陶上的商船| 119

· 图2-7　腓尼基人的二列桨船| 121

· 图2-9 　阿尔凯西拉斯陶杯画像| 130

· 图3-1　拉凯戴梦的政治结构| 138

· 图3-3　正在训练的斯巴达年轻人| 152

· 图3-6　萨福和阿尔凯俄斯| 170

· 图3-7　欧律斯透斯藏到瓮里| 172

· 图3-9　德尔斐神庙遗址及其附近地形| 183

· 图4-2　雅典卫城远眺| 193

· 图4-3　雅典娜与波塞冬| 195

· 图4-4　古风时代晚期提秀斯的形象| 196

· 图4-5　从卫城俯瞰战神山| 202

· 图4-6　狄皮伦陶瓶（公元前8世纪中期）| 205

· 图4-7　复原后刻写梭伦法律条文的阿克索涅斯| 218

· 图5-1　斯基泰弓箭手| 231

· 图5-2　陶画中的狄奥尼索斯| 238

· 图5-3　弑僭主者| 244

· 图6-2　古典时代小亚细亚的地理区划| 266

· 图6-3　希腊陶画上的克洛伊索斯| 271

伯里和他的《希腊史》

晏绍祥（首都师范大学）

西方人撰写希腊史的尝试，远也许可追溯到历史之父希罗多德。他的《历史》既是当时希腊人所知道的那个世界的历史，也是希腊世界的通史。他的笔触上及传说中的米诺斯王，下到他自己所处的时代（公元前478年）。那些居住在黑海、小亚细亚、爱琴海北岸、西西里和大希腊，以及北非地区的希腊人的历史，得到了与本土希腊人历史同等的对待。在他之后，虽然修昔底德的断代史传统一度受到青睐，续篇不断，但在埃弗鲁斯（Ephorus）和西西里的狄奥多鲁斯（Diodorus Siculus）的著作中，我们仍能看到通史传统的延续。可惜他们的著作都没有完整地流传到今天。埃弗鲁斯的著作仅有少数残篇，连轮廓都难以恢复。狄奥多鲁斯的著作也大多失传，但还能看出个大概框架。他的叙述上起希腊传说中的远古，下到自己所处的时代，于西部希腊人的历史叙述尤详。

近代西方撰写古代希腊通史的努力，似乎始自18世纪的英国。在此之前，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马布里（Abbe de Mably）曾撰写《希腊史论》（Observations on the Greeks），罗林（Charles Rollin）的《古代史》（The Ancient History of the Egyptians, Carthaginians, Assyrians, Babylonians, Medes and Persians, Macedonians and Grecians）中，也有关于古希腊史的系统叙述。不过前者更多地把古代希腊作为自己阐发政治思想的噱头，后者大多遵从古代文献，缺乏足够的历史批判精神。只有在英国，希腊史才真正成为一个供人们研究的对象。莫米利亚诺曾经提到，欧洲大陆上的学生阅读的希腊史，初大多出自英国人之手。早的一种，就目前能看到的资料而言，可能是牛津大学林肯学院的托马斯·亨德（Thomas Hind）的著作。1707年，他出版了一部上起希腊的传说时代，下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止的《希腊史》（The History of Greece）。他的著述体现出初的历史批判精神，在序言中明确区分了传说时代和历史时期，并把古代奥林匹亚赛会开始的公元前776年作为希腊信史的开端，预示了19世纪中期格罗特（George Grote）的看法。戈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的《希腊史》（History of Greece）同样对传统持怀疑态度，对传说时代仅给予了很少的篇幅，第二章就到了斯巴达的莱库古改革。在他们之后，希腊史受到越来越多的注意。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和斯坦延（Temple Stanyan）先后出版了他们各自的《古希腊史》（前者为History of Ancient Greece，后者为The Grecian History: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Death of Philip），苏格兰王室历史学家格利斯（John Gillies）也出版了两卷本的《古代希腊史》（The History of Ancient Greece）。在此之前两年，米特福德（William Mitford）《希腊史》（History of Greece）的卷已经面世，到1810年该书8卷出齐，是为近代部多卷本古希腊通史性著作。因米特福德之书具有相当的学识，特别是其对民主政治的批评，颇合害怕法国革命的英国人口味，一度广受欢迎。虽然如此，这些著作对古代文献的批评仍嫌不足，而关于古代希腊史的下限，也是百花齐放，有写到希腊化时代末期的，有写到马其顿的腓力之死的，也有写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个别的还有写到罗马帝国时代的。

19世纪历史学的专业化，资料的积累和专题性研究的拓展，让希腊史研究越来越专门和细致，对资料的批判，也愈益深入。反映到通史著述上，一个重要的表现是有关著作的篇幅稳步增长，而对史料本身的研究，成为史学家的基本任务。桑沃尔（Connop Thirwall）的《希腊史》为8卷，已经对古代文献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怀疑，而且开启了为民主政治辩护的传统。但他过于持重，在讨论完民主政治的优点后，总不忘提醒人们它的弱点，导致叙述平淡，观点过于四平八稳，因而影响不够显著。格罗特（George Grote）的鸿篇巨著《希腊史》为12卷。格罗特的贡献，一是对资料本身的批判，直接抛弃了传统，公开宣布古代希腊的信史只能从公元前776年开始。二是为雅典民主政治辩护。他系统清理了古代作家在民主政治问题上的各种偏见，在智者运动、苏格拉底的审判、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策略与失败等主要问题上，都提出了与其前驱颇为不同的看法，在西方学术界和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用莫米利亚诺的话说，此后欧洲大陆和英国的希腊史研究，基本围绕着格罗特展开，不是支持他的论点，就是与他论战。

格罗特的巨著出版后，古希腊史的面貌的确与过去不同了。在英国，直到19世纪末，格罗特的观点基本左右着希腊史研究。海德拉姆（John Headlam）关于雅典抽签选举的著述，大多是对格罗特观点的细化和深入；齐默恩（Alfred Zimmern）转换视角，更多地从国家制度与文化、文明发展的关系入手，为雅典民主制度写出了一首赞美诗；只有保守的格兰迪（G. B. Grundy），才能在20世纪初年初次对格罗特提出严肃的挑战。欧洲大陆上，杜里伊（Victor Duruy） 4卷的《希腊史》精神上接近格罗特，并一度遭遇批评。但据他自称，在格罗特的著作出版后，他的日子好过了不少。科修斯（Ernst Curtius）和贝洛赫（J. Beloch）的同名著作（Griechische Geschichte）各4卷，但篇幅都不小，大多超过两千页，有些甚至超过3000页。科修斯曾长期在德国主持考古发掘，其著作主要是希腊文化史，于希腊景物描写尤其擅长，带有抒情和感伤的韵味；贝洛赫以研究人口问题起家，以解读和批判古代文献见长，观点上更倾向于批判而非赞同民主政治。布佐尔特（Georg Busolt）擅长的是希腊政治史，曾写有《拉凯戴蒙人及其同盟》（Die Lakedaimonier und Ihre Bundesgenossen）、《希腊人的国家》（Griechische Staatskunde）等重要著作，其《希腊史》（Griechische Geschichte）以学术性知名，对资料的批评和观点都很有可观，但该书同样篇幅宏大，原本计划写到喀罗尼亚战役，但写了3卷4册，只写到伯罗奔尼撒战争。迈耶（Eduard Meyer）的《古代史》（Geschichte des Altertums）有5卷，其相当部分与古希腊史有关，但也只写到公元前4世纪初。

然而，上述这些著作多附有大量注释，包含众多资料批判和学术史探讨的内容，是地道的研究性专著。阅读这样的著作，不仅耗时，考验一个人的忍耐力，而且需要有比较扎实的古典文献学和历史学基础，它们的读者，多数只能是那些专业研究者。可是，大量的社会读者，包括学校中学习古典学的大学生们，显然无此能力和条件。因此，社会需要一部篇幅适中、能够反映学术进展的单卷本希腊史。

有意思的是，完成该任务的居然是伯里。所以用“居然”，是因为伯里当时并不以希腊史研究见长。他生于1861年，4岁开始学习拉丁文，10岁开始学习古希腊语，后来还学了包括俄语、希伯莱语和叙利亚语在内的多种语言。他大学时的专业是古典文献学和道德哲学，但对诗歌有浓厚的兴趣，尤其喜欢勃朗宁。1882年，他以优异成绩从都柏林大学毕业，1885年成为该校教师，1893年年仅32岁时晋升为教授。他虽然校勘和编辑了优里庇德斯和品达的作品，但并不以希腊史见长。确立他在史学界声誉的，是他的晚期罗马帝国史研究。1889年，时年不过28岁的他出版了两卷的《晚期罗马帝国：从阿卡狄乌斯到爱里尼》（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from Arcadius to Irene），后来还陆续出版了《东罗马帝国史：从爱里尼垮台到巴塞尔一世登基》（History of the Eastern Roman Empire from the Fall of Irene to the Accession of Basil I）、《晚期罗马帝国史：从提奥多西一世之死到查士丁尼之死》（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from the Death of Theodosius I to the Death of Justinian），把东罗马的历史从罗马帝国分裂一直写到9世纪中期。此外，他校勘和注释了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为这部名作锦上添花。除晚期罗马帝国外，他还涉足西方思想史，写有《思想自由史》（已有中译本。宋桂煌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和《进步的观念》（已有中译本。范祥涛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和《圣帕特里克传》。他主编了《剑桥古代史》，参与了《剑桥中世纪史》和《剑桥近代史》的写作与规划，可能是英国学者中同时为剑桥的三部历史写稿的学者。在希腊史领域，他主要的著作是1909年出版的《希腊历史学家》（The Greek Historians）。但那是在他写出自己的《希腊史》8年后，受哈佛大学邀请所做的讲座的讲稿。因此，在《希腊史》之前，他不曾写过有关古希腊史的任何专著。

但是，正是这本看似出自外行之手的单卷本《希腊史》，成为迄今为止西方为成功的学术著作之一。我们只要看看该书重印的次数，便能发现它受欢迎的程度。1900年7月，它由麦克米兰公司初版，当年10月即重印。在1913年该书第二版出版之前，先后重印了8次。第二版推出后，该书仍广受欢迎，到1951年第三版推出之前，12次重印。哪怕是在次世界大战和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期间，它也平均每两年重印一次。1927年作者去世，此后该书陆续推出了修订第三版和第四版，仍然畅销不衰。1975年，该书经罗素·梅格斯（Russell Meiggs）修订出了第四版。新版主要根据考古新进展改写了其中的章和第二章，即关于爱琴文明和早期希腊的两章，并增补了参考文献。其他正文一仍其旧，只是在注释中对近的发展做了说明。修订版似乎更受欢迎，截至1980年，每年重印一次。时至今日，该书仍是西方大学历史和古典学本科教学的基本教材。笔者曾就希腊史教材的版本问题，先后与原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格拉姆（A. J. Graham）教授和英国牛津大学罗森博士（Elizabeth Rawson）交流，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表示，虽然哈蒙德（N. G. L. Hammond）和西利（R. Sealey）都各自出版了他们的希腊史，但在教学时，他们仍选用伯里之书作为教材。盖因哈蒙德《公元前322年之前的希腊史》虽然出自权威的希腊史家之手，提供了某些的研究成果，且在脚注中提供了古典文献的来源，但格拉姆和罗森都不约而同地表示，该书的可靠程度较伯里稍逊。罗森更具体指出，如果你追踪哈蒙德提供的古典文献出处，有时可能会找不到相关记载！西利的著作主要是关于古代希腊城邦的，缺少了爱琴文明部分，另外，其框架可能也有不如人意之处。笔者当年初入希腊史之门时，导师胡锺达先生要求我们阅读的，仍是伯里这本书。

在古史学界，伯里此书也得到相当高的评价。古奇认为：“伯里是其他利用大量新资料的人，这部比较简明的总结既有科学性，又有通俗性，是一篇出色的导论。”汤普逊评价道，“这位拜占廷学者站得高看得远，写了一本好的古希腊史教程。”1951年该书修订第三版出版时，知名古史学家卡瑞甚至认为，经历50年之后，尽管希腊史研究已经转向社会和经济领域，但这部以政治和军事为主要内容的著作，似乎变成可以与格罗特的《希腊史》比肩的经典了，因为伯里“兴趣的范围超越了他的时代，总体上恰当地处理了希腊文明的多样性”。 此后，尽管西方出版了不少单卷本的希腊史著作，如波麦罗伊等的《古代希腊：政治、社会与文化史》（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莫里斯和鲍威尔的《希腊人：历史、文化和社会》（格致出版社，2014年）等，在诸多问题上，吸收了20世纪以来古希腊史研究多方面的成果，特别是在早期希腊史和公元前4世纪部分以及社会经济史方面的成果，使希腊史变得更具综合性，但伯里这部著作仍未失去其价值。

古代希腊的历史到底应当包括哪些内容，以何者为主线，在伯里的时代，甚至在今天，都不是不言自明的。以公元前4世纪为例，《剑桥古代史》第1版的第6卷是把那个时期作为希腊城邦衰落、马其顿统一希腊的时代；而该书第2版彻底颠覆了这个框架，希腊大陆不过是爱琴海世界乃至地中海世界的一部分，波斯、埃及、迦太基和黑海地区等，都先后被纳入进来，城邦此时并未衰落，马其顿的扩张，则被视为利用了此前希腊人某些创造的结果。伯里从20世纪初年就多少留意到希腊世界的多样性问题，把古代希腊人而不是巴尔干半岛上的希腊人作为他的中心，注意在希腊大陆之外，适当纳入其他地区的历史，包括小亚细亚、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希腊人的历史，对这些地区的地位和影响，都给予了适当的注意。在上下时限问题上，众所周知，在伯里写作希腊史之时，迈锡尼文明虽然已经被发现了20多年，但一些重要的遗址如派罗斯等仍深埋地下，线形文字B尚未公之于世，克里特文明还等待着伊文斯去发掘，有关的研究尚未充分开展。但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伯里敏锐地意识到，史前希腊将随着考古发掘的进展，其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因此他在《序言》中告诫读者，他所说的一切都只能是暂时的。有关的描述，只能是一些主要的特征。尽管如此，他仍力所能及地对史前希腊的历史发展进行了描述和归纳。至于下限，伯里大体尊崇19世纪以来的习惯，将其确定在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去世之时。选定这个时间为下限的理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随着希腊城邦独立的丧失，西方人所欣赏的希腊城邦的自由与民主，逐渐从历史中隐退。希腊化时代各君主国的相互混战及其被罗马征服的历史，如古奇曾经指出的那样，无论对格罗特，还是对伯里这样的自由主义者来说，都难以写得精彩。喀罗尼亚战役不仅意味着希腊霸权在雅典、斯巴达和底比斯之后落入马其顿人之手，而且落入了非希腊人（马其顿人被希腊人视为外国人）之手。尽管亚里士多德那样的希腊人可能并未马上意识到希腊城邦和独立从此终结，但希腊历史自此和城邦时代告别，则是事实。伯里的选择，至今仍是众多希腊史学者的一般选择。

其次是地域上的取舍。他明确指出，因为文献的缺失，古风时代以雅典和斯巴达为中心的希腊历史显然不能充分反映当时的实际，读者必须注意此时小亚细亚、西西里和大希腊的希腊人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因此，虽然在有关古风时代的4章中，雅典和斯巴达占了3章，但第二章大体交代了古风希腊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在有关雅典和斯巴达的三章中，除叙述两邦早期的历史外，分别涉及立法运动、僭主政治、泛希腊性质的赛会、小亚细亚的理性主义等内容。到古典时代，撇开有关希波战争的两章不论，雅典占据了公元前5—前4世纪即一般所说的古典时代的中心。关于公元前5世纪的4章，基本都与雅典有关。但在有关公元前4世纪的各章中，斯巴达、雅典、底比斯、叙拉古和马其顿轮番占据舞台中心。色萨利和卡利亚的试验，也吸引了他的注意。伯里甚至认为，希腊历史的中心或者未来属于这些地区。他把西西里历史视为一个整体，即整个希腊历史一部分的做法，而非打断正常叙述的孤零零的一或两章，尤其值得称道。虽然弗里曼（Edward A. Freeman）和后来的德国学者霍莫（Adolf Holms）等人都曾写出过专门的西西里史，但如何把西西里纳入希腊历史的总体框架，至今都仍是一个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伯里是西方较早认识到西西里历史重要性的古史学家。他对整个著作大纲的安排，应当说大体符合历史的实际，既反映了雅典在公元前5世纪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特征，也照顾到公元前4世纪希腊历史多中心的现实。

第三是内容上的取舍。在今人看来，一部综合性的古代希腊史，当然应包含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多个方面。伯里也承认，经济和文化，特别是文化对古代希腊具有相当的重要性，但限于篇幅，他只是偶尔涉及，而以政治和军事史为主。这里有19世纪史学传统的影响，也有篇幅上的考虑。如果把希腊人文化上的成就纳入，有关哲学、文学和艺术的讨论不免占去大量篇幅，反会冲淡政治史的主题。所以在其《序言》中，伯里宣布，他只会触及那些与政治史联系特别密切的宗教与文化现象。从全书的布局看，伯里大体遵守了他给自己确定的原则，但有关宗教和文化的发展，特别是一些关键的阶段，如俄耳菲斯主义、伊奥尼亚的理性主义、伯里克利时代的智者运动、亚里士多德等，仍然出现在了本书中，有些是作为政治变迁的原因，有些是作为政治变迁的结果，是政治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样的处理，虽然可能对希腊人不够公正，更不能让今人感到完全满意，但强化了该书的核心框架，让它具有了修昔底德的风格：集中在自己的主题上，其他所有内容，无论多么有趣，一律舍弃。该书一直受到推崇，这也许是重要原因之一。

尊重文献，叙事平实，可能是该书显著的特点。伯里可能是朗克主义的信徒，对历史的科学特征笃信不疑，认为“历史是一门科学，不多也不少”，并在研究中努力实践。科学性的保证，来自对文献的批判和解读。古奇也认为，《希腊史》的优点之一，是对原始文献的利用。文献的充实与否，直接影响到篇幅的分配。文献相对较少的古风时代只有4章，以大体交代历史线索为满足。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文献相对充分，不可避免地成为叙述的中心。但是，他并未让公元前5世纪的篇幅大得遮蔽其他时代。到公元前4世纪，非雅典的文献逐渐增加，同时也因为历史中心在不断转移，其他地区得到的篇幅相应增加。不过伯里对于文献并不是一味轻信，他有自己的立场和原则。这里以第三章关于早期斯巴达历史的论述为例略做说明。

有关早期斯巴达的古代文献稀少，同时代的文献几乎没有，后代的记载因为所谓的斯巴达奇迹的干扰，存在对斯巴达严重理想化的倾向，但关于其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的论述，颇有文献传世。因此，该章的论述以斯巴达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为中心，他首先概述了斯巴达的政治制度，接着是对美塞尼亚的征服及其影响，以及斯巴达政体与克里特政体的比较。在这里，我们能清楚地看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以及色诺芬等人的影子。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样，伯里认为斯巴达政体具有混合性质，其中包含着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因素，并且把它与克里特政体进行了比较。准此而论，他的观点与古代文献没有本质冲突。但对这些现象的解释，体现了伯里的洞察力。关于监察官的权力，他认为有一个发展过程，他们初本为国王指定的、分担司法职能的官员，在平民与王权和贵族的冲突中，他们的权力逐渐增强，到公元前7世纪才赢得了政治上的重要性，其典型表现，是监察官与国王之间誓言的交换。所以，监察官具有民主特征，是人民的代表。至于斯巴达混合政体形成的原因，伯里承认那是斯巴达保守的结果，但觉得斯巴达与其他希腊城邦的差异，在于当其他城邦废止王政时，斯巴达削减了国王的权力；在其他城邦走向民主时，斯巴达确实授予了人民代表巨大权威，但仍保留了世袭王权和贵族议事会。关于斯巴达和克里特政体，他认为两者之间明显的区别，是克里特政体中没有任何民主色彩。他看到斯巴达的制度与风俗与其社会结构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但又认为不仅如此，因为在古代希腊人看来，斯巴达那种政体简朴而完善的美感。斯巴达政体所以得到希腊人无限的景仰，正在于此。

持论平允，少有惊人之论。作为一部面向社会和大学生的教科书（该书初就是作为教科书出版的），将希腊历史的轮廓用平实的语言叙述出来，当然是重要的。全书的主体是叙事，将古代希腊人的历史，从史前按部就班地一直叙述到亚历山大大帝之死，其中包含大量具体的史实。如前所述，在叙述时，他更愿意用希腊人的资料来叙述希腊史。关于希波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叙述，他基本遵从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色诺芬，尤其是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叙述，他几乎亦步亦趋地追随了修昔底德。不过希腊历史上的许多问题并无定论，有些问题上的争论还相当激烈。对一些问题，例如对雅典民主的评价，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责任与交战各方的战略，对智者的评价，亚里士多德对城邦的推崇，不免涉及价值判断。在这些地方，伯里从他一个自由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的立场出发，确实做出了自己的分析。

在雅典民主政治问题上，他大体追随格罗特，对伯里克利多有推崇，对雅典的扩张行动不乏肯定；对智者，则指出他们的坏名声，可能来自社会的偏见，完全是非历史的，因为他们传播了思想，极大地丰富了希腊人的知识，虽然相互之间观点很有差异，但“他们都是理性主义者，启蒙的传播者”。对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民主，他显然充满了钦佩之情，“在推翻三十僭主后，民主派的政治家在处理他们遇到的困难时，显示了智慧和稳健，与其他希腊人国家在面对类似危机时的暴力和复仇恰成对照。”民主政治恢复后的大赦，有助于民主派和寡头派的和解，“特拉叙布鲁斯（Thrasybulus）和他的同僚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的策略和智慧，是对他们国家的贡献。再无任何寡头派阴谋威胁到雅典国家内部的和平；再无任何公民——如果他不是一个哲学玄想者——会质疑民主政治。”对于雅典人判决苏格拉底死刑，他像格罗特一样，认为苏格拉底本是民主政治的产儿，在回应指控时不够完美，所以根据雅典法律，对他的判决并无不当，“没有比苏格拉底更好的人，但他的控告人也是完全正确的”。它表现的是“古老秩序的精神对个人主义兴起的抗议”。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问题上，他指出仅战争名称本身，就显示了历史学家对雅典的同情，因为修昔底德从未使用过这个称呼。在伯罗奔尼撒人看来，这场战争也许更应该称为“阿提卡战争”。对于战争责任，他指出，雅典决心不顾希腊的反对维持自己的海上帝国，在这个意义上她应当对战争的爆发负责。但仅此而已，雅典根本没有征服和统治全希腊的意图和野心，更不能说雅典政治领袖为摆脱国内危机，蓄意发动战争。至于伯罗奔尼撒方面，他认为科林斯是主要煽动者，斯巴达不过是个三心二意的领袖，被盟友的鞭子赶着前行。这种各打五十板的看法，在某种意义上是修昔底德说法的伯里版本，今天的不少学者可能不会太赞成，但支持者，即使在今天，可能也不会太少。甚至在论及雅典远征西西里失败时，伯里似乎仍保持了他的平常心。他认为远征并不像初看起来那么疯狂，所有条件都有利；雅典人的向西扩张，是其控制东部地中海地区后的自然行动。它所以失败，是因为雅典人错误地把它委托给了尼西阿斯以及召回亚西比德，它表明雅典的政体或者运作确实有些问题，而依赖公民大会指挥这样一场远征，也的确对远征失败产生了影响。对于指挥远征的尼西阿斯，他承认此公是一个勇敢的士兵，一个和蔼的人，但作为政治家和将军，都过于腼腆，且受到迷信的影响，“如果脑子更好一点，他也许就不会让他的国家灭亡了。”对于雅典人远征叙拉古的失败和全军覆没，“雅典人的悲剧性命运在我们心中激起了如此深刻的同情，以至于我们几乎忘记了同情因解放而欣喜的叙拉古的儿子们。但他们值得我们同情，他们已经经历了一场严酷的考验，消灭了强大的、意在剥夺他们自由的入侵者”。后来，他还谈到了西西里钱币打造技术的完美，并将其与希腊本土的历史加以比较。在其他众多问题上，伯里的看法大体相类，表现得似乎不偏不倚。相对平允但不乏精彩的论证，可能是该书受到欢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希腊史》出版至今已100多年。在此期间，希腊史的许多领域都取得了新进展，其中明显的是在早期希腊史领域。爱琴文明研究有了长足发展。1900年，伊文斯发现了克里特的克诺索斯王宫。此后，英国考古队与其他国家的考古学者先后在克里特和爱琴海中的岛屿上，发现了大量的宫殿遗址和文物，揭示出一个全新的文明。伊文斯还根据克里特文物与埃及和西亚文物的对应关系，对克里特文明做了开创性的研究，确立了它的年代学框架。在希腊大陆上，1939年布列根在派罗斯的发现具有决定性意义，他发现了传说中的所谓涅斯托尔的王宫，以及大量泥版文书，并将它们公之于世，为学术界的研究提供了为充分的手资料。1952年，英国年轻的建筑工程师文特里斯（M. Ventris）与剑桥大学的柴德威克（J. Chadwick）合作，成功解读了迈锡尼的线形文字B，从而把爱琴文明研究置于牢固的文献和考古基础之上。关于荷马与迈锡尼世界的关系，如今的人们已经有了全新的认识。荷马的描写，更多地代表着古典希腊文明的起点而不是爱琴文明的残余。关于古风时代的希腊，如今人们关注的是希腊城邦的形成。东方文明对希腊的影响，近20年来得到越来越多的强调。在阿尔米那和塞浦路斯等地的发掘，表明希腊与东方的联系，可能早在公元前9世纪就已开始，远早于伯里设想的公元前7世纪，其影响的路径，也不仅仅是通过吕底亚，还应包括西亚和埃及。关于希腊金属钱币产生的年代，因为新的定年方法的采用，也被下移到公元前6世纪。亚里士多德有关梭伦币制改革的记载，为考古证据所否定。在古典希腊史领域，20世纪上半期麦瑞特（B. D. Meritt）等人有关雅典帝国贡金的研究，让我们对雅典帝国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升。琼斯、芬利等人有关古代经济和政治的新看法，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雅典民主政治一贯的恶劣形象。20世纪后期有关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及城邦危机的研究，也部分改变了公元前4世纪希腊黯淡无光的历史图景。但总体上看，伯里有关古风和古典时代希腊历史的总体框架，仍然是合理而且有说服力的。哈蒙德《公元前322年以前的希腊史》并未能取代伯里，西利的《希腊城邦史：公元前700—前338年》更无此可能。近出版的波麦罗伊（Sarah Pomeroy, et al）等撰写的希腊史，确实汲取了20世纪以来的新成果，也更具综合性，把经济、妇女和家庭等内容纳入历史之中，并把古代希腊的历史叙述到了希腊化时代末期。在编写方法上，也借鉴了伯里的某些做法。但伯里对政治史和希腊历史总体进程的把握，对中国的读者来说，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节　希腊人溯源

【5】 欧洲文明发端于希腊，我们可将希腊的历史追溯到3000多年前。公元前13世纪，从色萨利以北山区到南部阿尔哥斯、拉哥尼亚、美塞尼亚，遍及整个希腊半岛的居民都讲希腊语。但如试图追溯并发现这些操习希腊语的民族来自何方，迁入这块土地已历时多久时，我们就会发现几乎没有一个问题能有确定无疑的答案。

如今我们所知的早文献记录——荷马的《伊利亚特》，涉及的是公元前13世纪的希腊人及其文明。此时，在所有希腊人中，突出、势力强大的是阿凯亚人。但是，阿凯亚人的势力和地位是近才获得的。此前，其他支派的希腊人或许也曾获得过类似的地位，尽管他们的影响力可能不及阿凯亚人。根据传统说法，皮拉斯吉人是生活在希腊地区的土著居民，他们一度统治着希腊的大部分地区。*[1]但是，对于他们是否属于希腊人仍存争议，有学者认为他们操习的并非希腊语。自有记忆以来，阿卡狄亚的山地居民就居住在那里，操着纯正的希腊语。他们吹嘘说，自月亮女神诞生以来，他们就生活在阿卡狄亚群山之中。

虽然可以肯定，在阿凯亚人时代（公元前13世纪到前12世纪）之前，希腊人就已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但是，希腊半岛并不总是仅仅属于希腊人。希腊人初到来的情况已被其子孙后代遗忘殆尽，现代学者也无法确定其时间。学者们推断，入侵者的老家位于巴尔干半岛西北地区。*[2]他们南迁的人口如此之多，以至于使新发现地方的土著语言完全消失。被希腊人征服的居民学会了这种新语言，并将他们自身的语言完全遗忘。但土著居民称呼某些山川和岩石的名字却永远保存了下来。【6】科林斯、梯林斯、帕那苏斯、奥林玻斯、阿尔涅、拉里萨都是希腊人从土著居民那里继承过来的名称。在小亚细亚西海岸也发现了一些类似名称，这表明那里的原初居民与希腊的土著居民属于同一种族，散布在爱琴海的东西海岸。

希腊人移居到希腊地区历经了3000年，这种观点想必不会有太大谬误。他们的征服是一批又一批人通过逐渐渗透而非一大拨移民通过一次战争完成的，该过程历经多个世纪。**[3]公元前2000年前后，作为印欧人的天神，宙斯受到希腊人广泛而持久的崇拜和祭祀。

在历史上，这批完全忘记其远古世系的希腊人并不是这些入侵者的子嗣。被征服者并未完全被消灭或清除。有学者强调土著居民被彻底清除，新来者拥有了一片全新的洁净空间；不过，这种观点无疑是错误的。这源于他们对希腊人的语言和种族的错误推导，认为希腊人、罗马人、凯尔特人、日耳曼人、斯拉夫人、伊利里亚人、弗里吉亚人、亚美尼亚人、波斯人、古代印度人都是雅利安人的后代，都操同类的语言，因此文化更优越。正如其后历史发展证明的那样，希腊语充满活力，富于技巧，[4]拥有土著语言难以企及的优势，因此能完全取代原来的语言。无论在哪个地方，一旦希腊人定居下来，希腊语将很快成为当地的通用语言。但是，语言的消失并不意味着原有居民的灭绝。在希腊人定居或征服的土地上，所有人都操希腊语，并忘记他们原来的语言。新旧居民逐渐融合，[5]征服者的印欧诸神不得不终与土著的神灵协调共生。

第二节 　爱琴文明：克里特

我们可以相信，如果自可以追溯的时代开始，希腊本土居住着的都是希腊人，那么在附近海域存在着一种伟大的非希腊文明。【7】该文明的影响力远超其外在的物质财富，当今人们对这种文明的了解远胜于那时的希腊人。直到不久之前，人们才意识到“爱琴文明”的存在。正如其名称表明的那样，这种文明蓬勃生长在克里特岛、米洛斯岛及爱琴海的其他岛屿上。这种文明发端于远古石器时代，到公元前三千纪末，克里特的实力和辉煌甚至可以与声名更响亮的埃及文明和巴比伦文明一较雄长。不少展现克里特文明伟大成就的纪念物已被挖掘出土。尽管希腊传统中对克里特的海上实力有一定记忆，但没有人会预料到该岛曾是一个生活和艺术高度发达、类型各异的文明中心，其文明远播地中海及周边地区。

在公元前三千纪，克里特经历了从石器时代到金属时代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同质文化的遗迹遍布全岛，其中，影响的是克诺索斯和法埃斯图斯这两个强统治者驻留的城市。克诺索斯位于克里特岛北侧海岸的中部，在卡伊拉图斯河（Cairatos）之畔，距离海岸只有几里之遥。公元前2000年前后，人们傍山修建了一座巨大的宫殿；法埃斯图斯位于克里特岛的南部，几乎与此同时，也修建了一座宫殿式居所。[6]这两座宫殿存在了几百年。此时，克里特标志性的艺术品是成熟的多彩陶器。现存器物记载下克里特艺术家的制作流程。例如，在一幅壁画中，一个被涂成蓝色的男孩拾起白色的番红花放入陶瓶中。

克里特文明令人感兴趣的一个事实是当时的人们已具备书写能力。他们初使用的是象形文字，即每个图画符号，【9】如牛首、门、眼睛等分别代表一个字符。[7]后来，他们也采用了线形文字系统，即每个字符代表一个音节。（法埃斯图斯圆盘B面参见图1-2）在一件出土于狄克泰山的饮器祭品上刻画着此类字符，此时该山已成为一处圣所，后来的希腊人将其与宙斯的出生联系在一起。

对于用此文字书写文献的具体内容我们一无所知。不过，它可能并不属于印欧语系，或许与吕西亚人或小亚细亚西部古代居民的语言同源。后来，当整座岛屿都希腊化后，东部地区还有人讲一种奇怪的语言。现存的此类材料数量有限，学者们只可拼读，但无法破译其内容。自然，学者们推断，它与前希腊时代的居民所讲的是同一种语言。

约公元前1700年，克里特历史上这段辉煌文明告一段落，克诺索斯和法埃斯图斯的宫殿遭受部分损毁。很有可能这是岛内革命而非外族入侵的结果。此前与埃及频繁而密切的交往也中断了100多年。不过，新王朝很快占据克诺索斯，进一步发展当地的文明，开启了克里特历史上更辉煌灿烂的发展阶段。

爱琴文明在克里特岛达到，但在周边基克拉底斯群岛的某些岛屿上文明也在独立发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米洛斯岛。从米洛斯岛的重要定居点菲拉科皮可探寻它持续发展的各个阶段。米洛斯岛盛产黑曜石，在石器时代及其以后的时代，人们对这种石材都有大量的需求，用其制作刀具和矛尖。这种石材大量出口，远达埃及，这或许能解释米洛斯岛早期的繁荣。考古发现表明，希腊东海岸地区都不同程度受到这种海岛文化的影响。

还需将视线转向爱琴海北部的一个要塞，自公元前三千纪末开始，这座要塞就已矗立在特洛伊山丘上，镇守着赫勒斯滂的入口处。但这并不是这座辉煌山丘上的座城池。（特洛伊卫城及周边主要考古地层分布状况，参见图1-3）该山丘海拔大约160英尺，【10】离斯卡曼德河岸不远。防御早定居点的粗陋城墙由未经打磨的石头垒建而成，现仍可找到一些残存遗迹。在此发现了一些原始陶器和石质器物。一块白色斧形软玉表明，在那个遥远时代，地中海地区已与远东有一定的交流往来，因为这块白玉肯定来自中亚地区，不过这种交流非常缓慢且并不持久（特洛伊II）。在这座原始城镇的废墟上兴起了一座大城。这座城池下面铺设有坚固的石质地基，上面环绕着太阳烤制的土砖修建的城墙。城墙上有三座城门，转角处建有塔楼。此时，城内的居民还生活在金石并用时代，青铜还是稀有物品，陶器主要由手工制造。但是，从发现的精工制造的黄金饰品可见，此处颇为富庶。值得注意的是这座古老城池的宫殿构造。【11】在爱琴文明发端的初阶段，宫殿各房屋的构造已与1000多年后荷马描述的完全相同。经过外门，会进入一座庭院，里面建有祭坛；穿过庭院，进入一间正方形门廊；由此再进入大厅，大厅正中央的炉床里燃烧着熊熊圣火。[8]

然而，敌人的战火毁掉了这座城市，文献并未留下任何它存在过的痕迹。七八个世纪后，这里兴起了那座著名的城市。从那座城市的前身中或许可以找到普里阿摩斯王朝历代国王繁荣富庶的秘密。

或许有人会问，在缺乏文献资料的指引下，如何确定爱琴文明不同阶段的顺序，并确定每一阶段的大致年代。在断定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这个主要时间分界线后，陶器的形制和工艺成为确定每个阶段相对年代的主要依据。从简单的陶质器皿和简单的手工模具陶，到具有高度艺术性的、由陶轮制作的精工模具陶器，皆可按一定先后顺序准确排列。因此，某一器物的年代可由同一个地层发现陶片所处的时间序列决定。而一旦根据陶片确定该器物的年代后，又可将这件器物作为确定其他遗物的另外一个参照标准。通过这种方法，从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克里特文明的历史被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即早期米诺、中期米诺和晚期米诺，每一个阶段又被分为三个时期。[9]

正是因为与埃及的交流为断定克里特历史事件的大致准确年代提供了一种可能手段，易言之，这种交流使克里特的纪年与整个地中海世界的纪年联系起来。【12】因为在埃及阿比多斯（Abydos）辛努塞特三世（或称塞索斯特里斯三世）法老的陵墓中发现了一件克里特生产的多彩陶皿，由此可以推断，中期米诺II的大致时间是在公元前1880年前后。此外，在克诺索斯王宫发现了一尊以闪绿石雕刻的埃及人物小雕像，上面以埃及象形文字刻着此人的名字。从形制和式样看，这是埃及第12或13王朝的作品，即公元前19世纪下半叶。[10]

公元前1600年前后，一个新王朝 （或许与此前的王朝属于同一种族）开始统治克诺索斯。宫殿得到重建，而且规模更加宏大，虽然宫殿陈设更奢华，但其建筑风格没有任何变化。公元前1500年前后，人们对宫殿进行大范围的改造。整座宫殿建筑占地达5英亩，外面并未修建围墙防御，因为宫殿的主人确信其船队完全可以抵御外来的入侵者。中央庭院的东西两侧修建着众多的房间和走廊，形成一个迷宫，从存留至今的楼梯看，部分建筑甚至高达三至四层。每座宫殿正厅的一侧都有一个开启的竖井（或称“采光井”）为大厅提供光线，这种竖井三面封闭，另外一面朝向大厅，人们用两根或三根柱子将其隔开。宫殿内建有浴室，其下用管道铺设着良好的排水系统；克诺索斯王宫的排水系统可能比其他地方类似设施的效果更佳，直到相当晚近才被超越。如果宫殿只是用作王室成员的住所，那么就不必修建得如此庞大。其作用理应不只是居所，它不但是周边地区或者整个克里特岛的政府所在地，而且是整个海上帝国的首府。从档案室找到的财政文献看，帝国的政府机构精细地管理各条业务线。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高度发达的行政管理机构需要数量众多的房间作为办公场所。国王从属地征收的丰厚贡金都保存在宫殿里，王室成员所需的日常物品和用于出口的物品也在宫殿里制造生产。在宫殿中，还发现一架榨取橄榄油的榨油机和若干口巨大的储油罐，【13】这表明，宫殿不但为自身提供烹饪和照明的油料，而且国王还可能从事油料贸易；此时，油料出口可能是克里特的主要出口物品之一。宫殿还需为服务于国王的雕刻师和画师提供食宿。现已发掘出了雕刻师的工作间，这证明王宫壁画可能是现场完成的。

在这座宽敞的宫殿里，著名的房间之一是“御座厅”，从中央庭院经过一个前厅即可到达。（克诺索斯“御座厅”的陈设复原参见图1-4）国王的御座是一张石质座椅，上面饰有多彩图案。王座之前，沿墙壁两侧摆放着长椅。在这间大厅里，国王与大臣们讨论家国大事。大厅旁边的房间完全敞开，里面建有一个大水池，四壁饰有埃及风格的山水画——河流、莎草、棕榈，展现出埃及的人文风情。整座宫殿大多数的大厅和楼道皆饰以各种壁画，其内容包括庄严的游行，欢乐的男女，市井生活，但鲜见战争场面。此时的社会风尚在一系列的小型壁画中得到生动的展现。妇女们慵懒地站在庭院里或阳台上，长发经过精心修饰，妆容精致，长袖蓬松，飘逸的荷叶边长裙，配着紧身上衣，凸显出袅娜的风姿，她们似乎是当时前卫时尚的追随者。现存引人注目的是一位身材高挑帅气的侍酒人，他与在埃及底比斯发现的一幅绘画中所反映的克里特人（埃及人称为凯弗提乌人）属于同一种族，这幅画呈现了公元前15世纪克里特人向法老图特摩斯三世觐献礼物的场景。

在宫殿北侧入口附近，后来的统治者修建了一座剧场，里面大致可容纳400名观众。修建剧场并非克诺索斯人的独创，在此之前，法埃斯图斯的宫殿中已修有剧场。与后来的剧场布置不同，演奏区域并非半圆形，而呈矩形。表演内容可能主要是宗教性舞蹈，纪念克里特的大母神，有时可能在此举行拳击比赛。从壁画和宝石刻画看，克里特盛行的娱乐项目是斗牛比赛。但剧场的空间不够开阔，选手们无法在此表演在牛背上翻越腾挪的杂耍。斗牛表演非常盛行，有时妇女也会参加这项危险的竞赛。在一幅壁画中，一位小姑娘正抓住牛角，身体倒立，半悬空中。（克诺索斯王宫的斗牛壁画参见图1-5）国王也会参加一些比较安静的娱乐项目。宫殿里发现了一张做工精美、设计优雅的镶饰游戏桌。这张桌子由象牙制成，【14】上面镶嵌着金箔和水晶，水晶以深蓝色珐琅和银白色锡箔装饰，蓝白相间，非常漂亮。[11]

在这座巨大宫殿的山脚，紧邻河畔，距北入口以东大约130码处，有一座规模较小的宫殿。学者们推断，这可能是国王的夏宫。尽管规模稍小，但同样奢华。在此发现了一只华丽的彩绘陶瓶，代表着公元前16世纪克诺索斯制陶技术的水平。遗憾的是，该陶瓶因从楼上一间屋子掉下而摔坏。装饰瓶上的纸草和莲花颜色靓丽，形象突出，表现出它们的枝繁叶茂，茁壮优美。在这座较小的宫殿里，也有一间“御座厅”。这是一间柱式大厅，长度超过12英尺，其设施的安排类似于罗马法庭。

法埃斯图斯王宫重建于公元前16世纪。与克诺索斯一样，其宫殿也无防御设施，且二者建筑设计和风格几乎一模一样。在正中也有一个巨大的庭院，周边是柱式的接待厅和贮藏室，西边有一个较小的庭院。法埃斯图斯王宫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其入口处的大门更加壮观，沿着一条宽45英寸的12级台阶拾级而上才可抵达。虽然该王宫在规模上不及克诺索斯迷宫，四壁也没有如此华丽和丰富的壁画，但其外部看起来更加宏伟。这座宫殿依山而建，屋宇层层叠嶂，错落有致。2英里外，在现名圣特里亚达（Hagia Triada）的地方，发现了一座精心建造的别墅，这可能是为满足周边王国的统治者而修建的娱乐场所。[12]

离克诺索斯王宫不远处一定曾有一座人丁兴旺的城镇。现已出土的克里特市镇主要集中在岛屿东部，发掘成果呈现出普通城镇居民和工匠的日常生活情况。例如，现发掘出一处木匠的居所，里面有他工作时的常用工具，包括凿、锯、锥、钉等。[13]【15】但是，对于诸如克诺索斯这样繁荣城市的外观，我们只能发挥想象力，根据宫殿里发现的马赛克画推断私人住宅的外部样式。这些房屋大多为多层建筑，也有少数仅有两层或一层；每扇窗户一般分为四到六格；顶层只有开口并无窗户，大概也用作阳台。克里特的建筑样式与如今埃及的房屋极为相似。

此时，并无证据表明克里特存在公共神庙建筑。宫殿里有圣所，克里特人大概通常是在室内神龛前履行宗教义务。他们崇拜的主神是一位自然女神，希腊人称其为瑞亚（Rhea），或许克里特人对她也是如此称呼。在艺术作品中常常出现祭祀场景，有时狮子成为女神的守卫者，有时鸽子成为女神的化身，有专门的女祭司为其服务。这位女神也常与一位男神同时出现，这可能是其配偶或者儿子，但男神的地位无疑低于女神。后来的希腊人认为，这位男神是瑞亚的儿子宙斯，由瑞亚在伊达山的山洞里养育长大。与两位神灵相伴的还有双面斧，克里特人认为这是神灵偶像的存在形式。在小亚细亚西部的卡里亚也发现了类似的双面斧崇拜。克诺索斯迷宫里双面斧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有学者将该宫殿称为“双面斧宫”。鉴于卡里亚人称双面斧为Lybrys，学者们推断这座宫殿就此被称为了利布林图斯（Labyrinthos），也即迷宫。由此可解释一则奇怪的希腊神话的起源，即克诺索斯国王米诺斯为何将吞食海外供奉童男童女的怪物米诺陶（Minotaur）关在迷宫里。或许宫殿复杂而奇妙的设计本身就是一个未解之谜。

长久以来，克里特人已经熟悉书写这种艺术形式。在稍后的时段，人们发明并使用一种全新且更先进的线形文字书写体系。国王们借此保存下更精准的记录和账目。在克诺索斯王宫中已发现成百上千册书写文档。这些文档记载于一块块较小的菱形泥版上，【16】装入木箱，加盖封印。虽然现无法解读这些文档，但仍可识别其中的数字符号。克里特人使用十进制，并使用分数。从频繁使用的数字和数字中间插入的物品看，许多文档与贮藏物品的账目有关。克里特有固定的计量制，其重量单位可能受惠于巴比伦王国，使用巴比伦的轻量制塔兰特，但这种计量制是通过何种渠道到达克里特还未可知。克里特人还拥有自己的金属货币。考古还发现块状的金银和铸块青铜，只有交换时频繁使用它们，人们才可能将其制成如此形状。

克诺索斯国王的权力和显赫地位到公元前15世纪达到。无疑，他们是克里特岛富有且有权威的人，或许他们已成为法埃斯图斯和岛上其他城市的盟主，这些地方出土了许多令人称道的爱琴文明遗物。克里特的舰船控制着爱琴海，统治着爱琴海诸岛，其文明散播到希腊大陆，下面还将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通过贸易和殖民，克里特人的影响力辐射到更远的地方。自远古以来，克里特与埃及之间就已存在商贸往来。此时，这种交往更加固定而频繁。岛上生产的橄榄油和陶器大量出口到尼罗河地区。“凯弗提乌人和海上诸岛民的国王”为第18王朝的法老敬献礼物。在各个时代皆可探寻到埃及对克里特文明的影响。学者们一般认为，居于巴勒斯坦南部的菲利士丁人就是来自克里特的殖民者。[14]在西西里岛和西班牙发现的遗物证明，克诺索斯人曾向这些地方输出产品并在遥远的西方建立殖民地，以此传播其文明。

此后的希腊人将克里特在爱琴海建立的霸权与海上霸主米诺斯联系起来。然而，这种联系未免自相矛盾。荷马史诗中，米诺斯是阿凯亚人在克里特的统治者，其统治时间比特洛伊战争的爆发早两代人（即公元前13世纪）。后来，有希腊学者指出，历史上有两位国王名为米诺斯，前者的统治时间在公元前15世纪末。【17】然而，没有更早的证据可以表明有一个所谓米诺斯一世的存在。[15]

• 书名 希腊史（全三卷）
• ISBN 9787553483399
• 作者 [英]伯里
• 出版社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出版时间 2016-01-20
• 开本 16开
• 纸张 胶版纸
• 包装 精装
• 是否套装 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