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兰克名著国内首次翻译出版！
2从德文花体直译，完美呈现原著风貌。
3 译文精美，保持作品原汁原味，提供*手的德国史1555—1618年史料！
《德国史稿：1555—1618》作者利奥波德•冯•兰克，十九世纪德国和西方*著名的历史学家，近代西方“客观主义”历史学派之父。德国史专业人员或者爱好者均必看。真正的德国史爱好者万勿错过。【内容简介】
本书是兰克名著《宗教改革》的续篇，记述了从1555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到1618年三十年战争爆发前的历史。*部分讲述奥地利的斐迪南一世和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第二部分讲述鲁道夫二世及其统治时代，作者详细论述了1575—1619年历次雷根斯堡宗教会议，以及德意志各个教派的联盟等一系列问题。全书是研究德国16世纪下半期到17世纪初的重要著作。特别是对皇帝鲁道夫二世、马蒂亚斯的宰相克勒塞尔枢机主教等人的描写尤为精彩，在政治上新旧教双方在法理上的争执也尤为激烈。
【作者简介】
利奥波德•冯•兰克(1795—1886年)，德国史学大师。用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的“兰克学派”的创始人，西方史学家称赞他为“近代时期伟大的历史学家”、“永远无法超越的史学家”等。在西方史学史上，兰克是一位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历史学家。他一生作品颇丰，包括《拉丁与条顿民族史》、《教皇史》、《宗教改革时期的德意志史》、《英国史》、《法国史》等。
【目录】
目 录
章 斐迪南一世和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的时代.......................................... 001
宗教和平的影响.................................................................................... 003
和平的条件............................................................................................. 005
德国内政概况......................................................................................... 008
德国贵族的私人关系............................................................................ 013
斐迪南一世............................................................................................. 018
民间的情况............................................................................................. 023
维持德国局势稳定的要素................................................................... 036
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的希冀................................................................... 045
神学上的分裂......................................................................................... 050
马克西米利安的对策............................................................................ 062
马克西米利安立场的改变................................................................... 068
德国新教会和天主教反宗教改革...................................................... 073
1575年及1576年的谈判................................................................... 081
结语.......................................................................................................... 088
第二章 帝国史（从鲁道夫二世当选直至斐迪南二世当选）.................... 093
部分 皇帝鲁道夫二世执政期间召开的帝国会议史............ 098
回顾马克西米利安二世在位时后的帝国会议............................ 098
1582年奥格斯堡帝国会议................................................................. 101
1594年的帝国会议.............................................................................. 115
1597年的帝国会议.............................................................................. 124
1603年的帝国会议.............................................................................. 132
1608年的帝国会议.............................................................................. 140
新教联盟和天主教同盟....................................................................... 156
第二部分 皇权由德国的哈布斯堡家族老系转向新系................ 161
皇帝鲁道夫二世.................................................................................... 161
马蒂亚斯当选皇帝以及1612年的选举协议................................... 189
帝国政府倾向于调解功能及帝国宰相克勒塞尔............................ 197
1613年的雷根斯堡帝国会议............................................................. 206
妥协和继承............................................................................................. 219
1619年的皇帝选举.............................................................................. 229
人名、地名索引....................................................................................................... 243
译后记 250
【免费在线读】
章
斐迪南一世和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的时代
德国历史观察之琐碎
说相同的语言、有着类似的风俗还不能称其为一个民族。上帝在一个民族中植入心灵之契合，内化成为高级的觉悟，引导着这个民族寻找共同且普遍的生活方式。
我们知道，曾经的统一构成了欧洲境内力量和面积占据优势的强大帝国。然而我们也知道并且一致同意，这个自主、坚决排除异己、坚定自我价值的统一体正在消退。
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我们是如何从前者退化成为后者的，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众口一词：这分裂应首先归咎于宗教改革。
诚然，这场承载民族骄傲的改进教会之巨大工程，其必要性清晰且充满光荣；然而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伴随其而来的是所有层面的分裂、三十年战争中生灵涂炭、日耳曼语系诸族中因教派不同造成发展各异、帝国的衰落和瓦解——所有这些分裂之缘起确实是宗教改革。
然而正如两大阵营一致承认得那样，宗教改革不可避免，那难道其后果就可以避免吗？这解放我们且给我们自由的，就定会导致我们的不和与分裂吗？又或者是由于一系列偶然之事态和可以避免的错误导致这一结局呢？
我认为人们必须正视这一难题。
必须进行研究的是，宗教改革是否从一开始就可能以另一种方式，并导致另外的发展，以及是否可能达成信仰的统一。这一研究之展开不仅限于德国国家层面和政治层面，还需要对普遍性及神学进行考察。
让我们进一步假设，查理五世治下所发生之一切皆为必然。所有的一切是为了祖国统一而发生的吗？又或者在当时宗教改革已完成但尚未遍及整个德国，那德国又是在多大程度上可被视为统一呢？而统一尚未遍及德国所有地区的主要原因又是什么呢？
这些问题在某些层面上甚至让人想起我们民族今天的状态和需要[1]。
斐迪南一世和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的时代对后来历史之走向起了决定作用。若是那时有可能将民族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那么他们确实做到了；即使未能有所成就，民族利益那时也是重要的考量。
请允许我在此阐明我的观点：并未有什么其他意图，不过是爱国赤子的想法与思索。除参考德语资料外，还有居住在佛罗伦萨的一位德国人的记叙、几位威尼斯使者的记录，以及一些圣座大使的报道。这些材料是我在维也纳、罗马、佛罗伦萨和威尼斯找到的[2]。
宗教和平的影响
在法国人占领德国北部之前，我家乡的人们喜欢讲述的就是七年战争的事实和变故。年长有经验的人们看着那些壕沟堡垒会想到，同样的遭遇也发生在三十年战争期间。他们中间喜欢古代传说的人会接着说，在那很久之前还有一场百年战争发生在德国，那时相邻的城堡互相交战，无数城堡变为废墟又被重新修建，我们今天看到的城堡废墟便是由此而来。
我只是想用此事举例，家乡人那些黑暗的记忆保存着兵荒马乱年代中的种种痕迹，至少他们并未夸大其词。在皇权衰败之后，德国的确又用了一百多年才终于恢复平静。
和平多少次缔结之后又被多少次打破：似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哪一个贵族家族因爱好和平而愿意将充满如此争斗之地纳入其治下，宗教改革就这样一步步地蚕食着人们的精神。查理五世那些统治岁月是怎样的动荡！从莱茵河直到图林根，农民愤怒地揭竿而起；紧接着是汉萨同盟与北方各国的后战役。贵族各自结成了联盟和敌对联盟相互对峙威胁；之后新教徒们拿着武器将符腾堡公爵逼回老家，并将不伦瑞克公爵赶走；终整个德国达到冲突的，在因戈尔施塔特和米尔赫贝格附近，相互对峙。查理五世是如此强大灵活，他的胜利也毫无悬念，然而这些却并未缔造和平。
反对他的人们再次拿起永不倦怠的武器；勉强逃离困境的他，终丧失了勇气，身心疲惫地离德国而去。在才智和权力上，他的兄弟斐迪南都不如他。咄咄怪事的是——宗教和平[3]并非自发，而是由皇帝下令生效，武器被放下，长久的和平时代到来了。
当时驻德国的外国使者们首先感受到了这一巨大变化。“在查理五世皇帝的后岁月里”，一位圣座特使在给卡拉法枢机主教描述德国情况时写道[4]，“没有任何一个贵族、一座城市或者某个邦国不因为宗教或者世俗的原因与邻居为敌而陷入争斗的。其中藩侯阿尔布雷希特与不伦瑞克家族、普法尔茨的选侯*奥托亨利与奥格斯堡的枢机主教奥托均是公开的敌人；其余各方完全没有彼此信任，因此经常拔剑相向；宗教、强占财产、执法权还有其他政治让他们产生嫌隙。”在瑙姆，堡萨克森、勃兰登堡和黑森贵族们重新缔结世代友好的会议，被这位特使看作伪帝国会议——而在缔结宗教和平之后，这位特使再访德国时感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对这种和平并不赞同，称之为背弃上帝：然而他承认，这种和平非常有效，自从其实施以来未有无论大小的任何战事；长久以来从未有过的统一和谐出现在德国的贵族中[5]，可以确定的是——和平的状态持续了三十年。格伦巴赫事件*出现了，尽管很快结束，但一方有着危险的意图，另一方则面临严厉的惩罚；这一事件同一场战争无异。皇帝所一直遭受的以下犯上消失了；贵族们又来参加帝国会议，并且终达成一致；地方管理机关确能发挥功能；不同寻常的秩序产生了；安全与公共自由在一段时间内和谐统一。
那么到底是什么在长久战乱带来的分崩离析之后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呢？
和平的条件
这一和平究竟是否为幸福的结局？它能否承担争执各方矛盾的诉求？而这一和平是否经过深思熟虑，并为人们所一致接受？
在此我不想逐条详述决议的内容：其大部分并非新创；单单是考察重要的几点，会发现它们并非是借着特殊的幸运而产生。
毫无疑问的，当时帝国的整个宪法取决于神职人员的安排，那时关于重大事件的决定需要由贵族参议会决定，而参议会中的大多数成员来自教士阶层。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这些宗教贵族是否有权接受奥格斯堡信条。他们选择这一信条，并非是要将所有教会的财产世俗化。新教徒一再宣称，他们改革绝不是为了此事[6]。他们希望继续保有神职人员的法统，但是他们应该有权选择信仰。
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争执，几乎让此次会议接近崩溃。让人怀疑的是：宗教选侯们在大会开始时面对新教徒们提出的要求保持沉默，或许作为神职人员他们也同意新教徒的观点，但是由于惧怕而不敢公开表达[7]。可惜的是我们德意志的历史记载，在历史人物争辩时经常保持沉默——然而这种争辩是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无法理清，终得胜的一方因何占了上风；但是终尘埃落定，甚至连斐迪南本人也被这一派说服；新教徒也不愿再让步（他们宣布因着良知无法继续如此）但也不愿放弃达成的和平，宗教贵族们终选择了中间路线。他们允许国王为和平制定法令，但是必须写明：这样的法律并不是他们所愿意的[8]。于是斐迪南下令：若是帝国神职人员放弃天主教信仰，将失去圣职和所有财产。这就是教区保留权。
这里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各地区的神职人员该遵守怎样的规定呢？若是教众们选择了新教信仰，这些具有统治权的神职人员该怎样面对？因此，这一法令除了条有关帝国的规定外，还有第二条有关各地区的规定。新教徒们顽固地坚持自己的权利，但是各地区的神职人员也同样顽固地要求自己的权力不受限制。在这里斐迪南是偏向新教徒的。斐迪南从人数众多的参议会中选择了愿意谅解的代表，组成了一个小型议会；他对这个议会提出自己的见解：一半的和平没有意义，若追求和平则必须追求全部的和平。他三次出现在代表会议现场，苦口婆心地向众人解释，若是不能达成一致，他决不放弃。终他个人的努力有了成果——此时天色已晚，此前一直坚持己见的天主教徒终宣布：“为了能保有和平之全部，且抚慰辛劳的国王”，同意其心愿：放弃强迫新教徒臣民必须选择天主教，正如新教徒在其他谈判中所做的让步一样。他们允许国王给那些愿意选择奥格斯堡信条的臣民赐予和平[9]。
多么古怪的和平！以上两点是重要的关键点。教区保留权和保护新教徒并存。前者保持了天主教会的贵族，后者则保证了臣民能够无惧怕地参加改革后的宗教。德国的整个未来建立在此之上。为了达成协议双方进行了艰苦漫长的谈判；终达成协议，他们深知无法用统一的规定达成和平。尽管宗教保留权终写入了帝国的法律中，但是还附加了一条注解：要将两种信仰合一未能实现；根据查理皇帝赐予他的全权代表权，斐迪南国王规定了这一点。尽管新教徒得到了保证，不会有教会的贵族强迫他的臣下退出奥格斯堡信条，但是斐迪南还再次重申：两种信仰不可平等而视——他根据皇帝赐予他的全权代表权做出的决定[10]。
但是皇帝公开的声明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呢？那时的声明有着自己的特性。一项决议，往往经历了艰苦卓绝的谈判并且参考了无数的意见，但是这一决议往往并不具有皇帝的权力。必须承认，这样的决议替代了双方无法达成的认同，事实上是一种妥协，而且包含着双方的抗议。
该如何看待这一和平呢？必须承认它再次确认了《帕绍和约》的条款。但单就双方争论的焦点，却并未能找到面向未来的满意方案。人们缔结和平，并不是因为找到了未来，而是因为若没有和平则没有未来。
德国不受内战困扰的深层原因，并非这一和平协议的作用。和平到来还有其他的要素，而且这些要素还驱使人们保障和平。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出这些要素。[1] 让人不禁想到坎宁的话：在此前的历史中尚未有比宗教改革更像今日的状态者。1832年4月30日，在麦克唐纳先生任命典礼上的讲话。
[2] 此论文乃是我在意大利旅行中所收集整理资料而写成的部作品，早于1832年发表在《历史政治》期刊（卷）上，写在教皇国历史和宗教改革史之前。此书的内容本来可以通过扩充前面提到的和许多其他资料变得详尽许多；但我决定让它保留原来之风貌——一个良好的记录。本书也是那些岁月的纪念。
[3] 同时也是国家安宁。其意思是宗教之后国家结构上的和平。
[4] Informatione del Revmo Vescovo Delfino a MSr ILLmo Rmo Caraffa;MS.从Bibliotheca Barberina 在罗马nr。3007.Ed in somma chi per la religione,chi per beni usurpati chi per causa della giurisdittione chi per altri gravami ogn’uno viveva con sospetto e conveniva per consequente stare in armi,il chemo re sta nella dieta,li principi della casa di Sassonia Brandeburg et Hassia che sono in se potentissimi e capi degli heretici si ridussero a Naumburg e di la quasi da una antidieta scrissero a S.M对于这一瑙姆堡的会面，门策尔在不久之前还提到。
* 选侯（Kurfürst），亦可译为“选帝侯”，因选出的是“罗马人的国王”，此处按德文原意翻译成选侯。——译者注
[5] Delfino:Ed è stato,per dire il vero di tanta defficacia questa quantumque empia pace,che dall’hora nonè stato piccolo nègrande movimento d’armi in parte alcuna dell’imperio e di qua credo che nasce la risposta gagliarda che fece a me il sermo re,quando la seconda volta audai a S.M.e mi dolsi con lei da parte di S.Beatne di questo recesso come a pieno scrissi da Vienna alli 27 di Marzo 1550?(这封信我没有看到)。
* 格伦巴赫事件（Grumbachsche Handel）是发生在韦廷家族的一起内讧奇案，造成萨克森—科堡—埃申纳赫公爵“中间者”约翰·腓特烈二世被终身囚禁。选侯约翰·腓特烈二世手下的一位名叫格伦巴赫的威廉的骑士抢劫维尔茨堡大主教，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二世以“破坏帝国”和平为由要求他移交格伦巴赫并将选侯的头衔让出，而“中间者”约翰·腓特烈二世抗命不从，于是双罪并罚由其弟约翰·威廉和韦廷家族另一支阿尔伯特系出兵围攻“中间者”约翰·腓特烈二世，迫使后者投降。1567年肇事者格伦巴赫被处以车裂，而“中间者”约翰·腓特烈二世则关押在奥地利被囚禁至死，其领土和权力转至其弟约翰·威廉名下，而选侯头衔归阿尔伯特一支所有。——译者注
[6] 奥格斯堡信条终的声明：“选侯和众贵族在此声明，且特别强调，绝不破坏教产的完整性或侵吞教产，而且要求所有帝国阶层尤其是选侯进行监督，若是有人企图染指教产必须阻止。”
[7] 至少对于帕绍主教而言是如此，参见1556年符腾堡使节对帝国会议的记录，《符腾堡历史》第四卷，第96页。人们可以发现其观点的倾向，参见第五卷。补充注解：这一点在《宗教改革史》第五卷中有详细讨论，但是在这里提出的观点还是适用的。
[8] 对这一法律既支持又反对的态度值得注意。证据来自如下说明(出处同上)：“因为尊敬的国王陛下坚持这个决定，终结所有暴力行为，也因为众位贵族的支持以及他们的权力，而众位尊敬的贵族以及皇帝陛下则按照臣民的请求制定了现在的形式，但是众神职贵族凭着良心声明，这样的法令并不是他们的意愿。”
[9] 9月20日及21日国王陛下和选侯以及臣民代表谈判纪要，莱曼，第二十三章。
[10] ——adeo，ut utriusque religionis ordines in hoc punto concordari non potuerint. Quapropter nos, de S.C.Majestatis, fratris ac domini notri, data potestatis pelntudine et arbitrationis declaravimus, constituimus et decrevimus, declaramus etc. 这一声明可以在1575年申肯贝格（Senkenberg）的选侯会议记录中明确找到：?《未刊印及罕见材料汇编，第三部》中可以“看到只字不差的拉丁文原文”。此外这一规定如同此次和平协议中的其他规定一样摇摆不定。请看这一段：qui a longo tempore Augustanae confessionis religioni addicti —— et ad hunc usque diem (eam) observant。谁来定义时间的长短呢？
【书摘与插画】
章斐迪南一世和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的时代
（德国历史观察之琐碎）
说相同的语言、有着类似的风俗还不能称其为一个民族。上帝在一个民族中植入的心灵之契合，内化成为高级的觉悟，引导着这个民族寻找共同且普遍的生活方式。
我们知道，我们曾经的统一构成了欧洲境内力量和面积占据优势的强大帝国。然而我们也全然知道并且一致同意，这个自主、坚决排除异己、坚定自我价值的统一体正在消褪。
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我们是如何从前者退化成为后者的，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众口同音：这分裂应首先归咎于宗教改革。
诚然，这场承载民族骄傲的改进教会之巨大工程，其必要性清晰且充满光荣；然而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不得不承认，伴随其而来的是所有层面的分裂、三十年战争中生灵涂炭、日耳曼语诸族中因教派不同造成发展各异、帝国的衰落和瓦解——所有这些分裂之缘起确实是宗教改革。
然而正如两大阵营一致承认的那样，宗教改革不可避免，那难道其后果就可避免吗？这解放我们且给我们自由的，就定会导致我们的不和与分裂吗？又或者是由于一系列偶然之事态和可以避免的错误导致这一结局呢？
我认为人们必须正视这一难题。
必须进行研究的是，宗教改革是否从一开始就可能以另一种方式，并导致另外的发展，以及有否可能达成信仰的一致统一。这一研究之展开不仅限于德国国家层面和政治层面，还需要对普遍性及神学进行考察。
让我们进一步假设，查理五世治下所发生之一切皆为必然。所有的一切是为了祖国统一而发生的吗？又或者在当时宗教改革已完成但尚未遍及整个德国，那德国又是在多大程度上可被视为统一呢？而统一尚未遍及德国所有地区的主要原因又是什么呢？
这些问题在某些层面上甚至让人想起我们民族今天的状态和需要。[1]
斐迪南一世和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的时代对后来历史之走向起了决定作用。若是那时有可能将民族整体利益放在首位，那么他们确实做到了; 即使未能有所成就，民族利益那时也是重要的考量。
请允许我在此阐明我的观点：并未有什么其它意图，不过是爱国赤子的想法与思索。除参考德语资料外还有居住在佛罗伦萨的一位德国人的记叙，几位威尼斯使者的记录，以及一些圣座大使的报道。这些材料是我在维也纳、罗马、佛罗伦萨和威尼斯找到的。[2]
宗教和平的影响
在法国人占领德国北部之前，我家乡那里的人们喜欢讲述的就是七年战争的事实和变故。年长有经验的人们看着那些壕沟堡垒会想到，同样的遭遇也发生在三十年战争期间。他们中间喜欢古代传说的人会接着说，在那很久之前还有一场百年战争发生在德国，那时相邻的城堡互相交战，无数城堡变为废墟又被重新修建，我们今天看到的城堡废墟便是由此而来。
我只是想用此事举例，家乡人那些黑暗的记忆保存着兵荒马乱年代中的种种痕迹。至少他们并未夸大其词。在皇权衰败之后，德国的确又用了一百多年才终于恢复平静。
和平多少次缔结之后又被多少次打破：似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哪一个贵族家族因爱好和平而愿意将充满如此争斗之地纳入其治下，宗教改革就这样一步步地蚕食着人们的精神。查理五世那些统治岁月是怎样的动荡！从莱茵河直到图林根，农民愤怒地揭竿而起；紧接着是汉萨同盟与北方各国的后战役。贵族各自结成了联盟和敌对联盟相互对峙威胁；之后新教徒们拿着武器将符腾堡公爵逼回老家，并将不伦瑞克公爵赶走；终整个德国终于达到冲突的，在因戈尔施塔特和米尔赫贝格附近，相互对峙。查理五世是如此强大灵活，他的胜利也毫无悬念，然而这些却并未谛造和平。
反对他的人们再次拿起永不倦怠的武器；勉强逃离困境的他，终于丧失了勇气，身心疲惫背离德国而去。在才智和权力上，他的兄弟斐迪南都不如他。咄咄怪事的是——宗教和平[3]并非自发而是由皇帝下令生效，武器被放下，长久的和平时代到来了。
当时驻德国的外国使者们首先感受到了这一巨大变化。“在查理五世皇帝的后岁月里,”一位圣座特使在给卡拉法枢机主教描述德国情况时写道[4]：“没有任何一个贵族、一座城市或者是某个邦国不因为宗教或者世俗的原因与邻居为敌而陷入争斗的。其中藩侯阿尔布雷希特与不伦瑞克家族、普法尔茨的选侯*奥托亨利与奥格斯堡的枢机主教奥托均是公开的敌人；其余各方完全没有彼此信任因此拔剑相向；宗教、强占财产、执法权还有其它政治让他们产生嫌隙。”在瑙姆堡萨克森、勃兰登堡和黑森贵族们重新缔结世代友好的会议，被这位特使看作伪帝国会议。——而在缔结宗教和平之后，这位特使再访德国感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对这种和平并不赞同，称之为背弃上帝：然而他承认，这种和平非常有效，自从其实施以来未有无论大小的任何战事；长久以来从未有过的统一和谐出现在德国的贵族中[5]，可以确定的是——和平的状态持续了三十年。格伦巴赫事件*出现了，尽管很快结束，但一方有着危险的意图，另一方则面临严厉的惩罚；这一事件同一场战争无异。皇帝所一直遭受的以下犯上消失了；贵族们又来参加帝国会议，并且终达成一致；地方管理机关确能发挥功能;不同寻常的秩序产生了；安全与公共自由在一段时间内合谐统一。
那么到底是什么在长久战乱带来的分崩离隙之后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呢？
和平的条件
这一和平究竟是否是幸福的结局？它能否承担争执各方矛盾的诉求？而这一和平是否经过深思熟虑，并为人们一致接受？
在此我不想逐条详述决议的内容：其大部分并非新创；单单是考察重要的几点，会发现它们并非是借着特殊的幸运而产生。
毫无疑问的，当时帝国的整个宪法取决于神职人员的安排，那时关于重大事件的决定需要由贵族参议会决定，而参议会中的大多数成员来自教士阶层。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这些神职人员贵族是否有权接受奥格斯堡信条。他们选择这一信条，并非是要将所有教会的财产世俗化。新教徒一再宣称，他们改革绝不是为了此事。[6]他们希望继续保有神职人员的法统，但是他们应该有权选择信仰。
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争执，几乎让此次会议接近崩溃。让人怀疑的是：宗教选侯们在大会开始时面对新教徒们提出的要求保持沉默，或许作为神职人员他们也同意新教徒的观点，但是由于惧怕而不敢公开表达[7]。可惜的是我们德意志的历史记载，在历史人物争辩时经常保持沉默——然而这种争辩是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无法理清，终得胜的一方因何占了上风；但是终尘埃落定，甚至连斐迪南本人也被这一派说服；新教徒也不愿再让步（他们宣布因着良知无法继续如此）但也不愿放弃达成的和平，宗教贵族们终选择了中间路线。他们允许国王为和平制定法令，但是必须写明：这样的法律并不是他们所意愿的[8]。于是斐迪南下令：若是帝国神职人员放弃天主教信仰，将失去圣职和所有财产。这就是教区保留权。
这里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各地区的神职人员该遵守怎样的规定呢？若是教众们选择了新教信仰，这些具有统治权的神职人员该怎样面对？因此这一法令除了条有关帝国的规定外，还有第二条有关各地区的规定。新教徒们顽固地坚持自己的权利，但是各地区的神职人员也同样顽固地要求自己的权力不受限制。在这里斐迪南是偏向新教徒的。斐迪南从人数众多的参议会中选择了愿意谅解的代表，组成了一个小型议会；他对这个议会提出自己的见解:一半和平没有意义，若追求和平则必须追求全部的和平。他三次出现在代表会议现场，苦口婆心地向众人解释，若是不能达成一致，他决不放弃。终他个人的努力有了成果——此时天色已晚，此前一直坚持己见的天主教徒终宣布：“为了能保有和平之全部，且抚慰辛劳的国王”，同意其心愿：放弃强迫新教徒臣民必须选择天主教，正如新教徒在其它谈判中所做的让步一样。他们允许国王给那些愿意选择奥格斯堡信条的臣民赐予和平[9]。
多么古怪的和平！以上两点是重要的关键。教区保留权和保护新教徒并存。前者保持了天主教会的贵族，后者则保证了臣民能够无惧怕地参加改革后的宗教。德国的整个未来建立在此之上。为了达成协议进行了艰苦漫长的谈判；终双方达成协议，他们深知无法用统一的规定达成和平。尽管宗教保留权终写入了帝国的法律中，但是还附加了一条注解：要将两种信仰合一未能实现；根据查理皇帝赐予他的全权代表权，斐迪南国王规定了这一点。尽管新教徒得到了保证，不会有教会的贵族强迫他的臣下退出奥格斯堡信条，但是斐迪南还再次重申：两种信仰不可平等而视——他根据皇帝赐予他的全权代表权做出的决定[10]。
但是皇帝公开的声明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呢?那时的声明有着自己的特性。一项决议，往往经历了艰苦卓绝的谈判并且参考了无数的意见，但是这一决议往往并不具有皇帝的权力。必须承认，这样的决议替代了双方无法达成的认同，事实上是一种妥协，而且包含着双方的抗议。
该如何看到这一和平呢?必须承认它再次确认了《帕绍和约》的条款。但单就双方争论的焦点，却并未能找到面向未来的满意方案。人们缔结和平，并不是因为找到了未来，而是因为若没有和平则没有未来。
德国不受内战困扰的深层原因，并非这一和平协议的作用。和平到来还有其它的要素，而且这些要素还驱使人们保障和平。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出这些要素。
德国内政概况
若是按照那些诚实的史料再写一遍查理五世的生平，人们会为这位君主后岁月所经历的跌宕起伏感到奇异、惊讶和同情。
施马尔卡尔登（Schmalkalden）战争后*，德国对查理五世的召唤如此强烈，在世间他的地位如此伟大，而臂膀又如此有力。他的睿智保证了他的权力。英格兰与法兰西陷入战争时，他有时间平定德国，对于他而言非常重要的意大利也被牢牢地掌握在手中。
值得注意的是查理五世陷入的两难境况：尽管教皇在德国的权威无法恢复，但是他致力于恢复其代表的宗教信仰；而在意大利，教皇保罗三世是他的敌人；在保罗三世去世后，法尔内塞家族及党羽（Farnese）也是强劲的对手。
我们看到，在意大利的查理五世的追随者——堂·费尔南多·贡萨加、迭戈·门多萨和佛罗伦萨公爵——一直努力劝服他当机立断参加战争，但是查理五世的天性中有反对暴力至上的倾向，于是对此有天然的排斥[11]。成功就是无所作为而诸事皆定。更大的成功则是通过模棱两可而非清晰的界限让敌手坐立不安。
彼时德国处在沉重而不寻常的氛围中喘息困难。到处都充斥着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雇佣兵，如此多的贵族被人民追讨——很多已经被捉住囚禁；而信仰上出现了大变故：古老的赦罪信仰不再是；德国内政事务的决定权掌握在那些外国人手中：格兰维拉（Granvella）、阿尔巴公爵（Alba），他们并不了解德国，缺乏对忠诚贵族的恭敬让人诟病。[12]
在如此重要的时刻，一位拥有西班牙和美洲、意大利和尼德兰的皇帝统治德国，对德国而言未必是幸运；在险象环生的境遇下不仅是德国的利益而是全局决定了皇帝的步伐——而从未有如此众多的外国顾问决定着我们的事务。尽管抱怨不止，人们还是承担着：因为人们看到了希望。奥地利的斐迪南是一位德意志贵族，他已经担任罗马人的国王。但当查理五世想让在西班牙长大并被西班牙人围绕的儿子腓力来到德国，并意图得到德国的候补继承权；这一消息引起了怎样的恐慌！人们本来以为很快到尽头的组合，却可能因为此项决定而变为永恒。西班牙人或许能在德国能本土化吧，正如在米兰或布鲁塞尔。若是按照特伦托大公会议的决议，由腓力二世统治我们的祖国，历史会是怎样的结局！
这样的危险大于被囚禁的贵族带来的忧虑，正是这危险在德国造成了沉闷的氛围，推动德国朝着充满期待的方向前进。萨克森的莫里茨将自己的军队集结在马格德堡附近，而德国的贵族们也暗中赞同他，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直到看准风向再撤离。
很快时局开始对他们有利。法国与英格兰缔结和平，与德国及意大利的反对派结为联盟。于是风暴开始了。他查理五世，这位曾经的胜利者，已经俯首受制。
查理五世试图让不适合统治德国的儿子继承王位，建立这样反自然的联系是不明智的；况且这样做对于其兄弟的家族颇为不公平。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没有人会相信他能不为自己的错误受惩罚：事务的紧迫被他温和的行事方式所中和。
我们应当注意的是德国的局势因此发生的巨大变化。
来自勃兰登堡的总理大臣兰佩特·迪斯特尔迈耶曾经对贵族们说，皇帝的意图对德国贵族有利，因为这会让国王斐迪南背弃皇帝[13]。这样的事的确发生了。
皇帝家族内部事务总是要进行漫长的会谈，有时看上去斐迪南做出了让步：事实上他从未这样做；他的宫廷顾问在这些会谈中并未取得什么成果，真正不愿让步的是斐迪南的儿子马克西米利安，因为他看到了继承帝国的希望，当然决不放弃。从1548年开始他们就秘密在德国贵族中寻找支持；反对外国人统治及西班牙的利益，将他们联合起来。
萨克森选侯不顾皇帝反对进军多瑙河后所取得的成功也就不足为奇了。他的事务几乎可以说是所有贵族的事务，而斐迪南则在某种程度上是他的盟友。
这也是历史的转折点。
不仅仅是莫里茨背叛了查理五世，所有曾经在因戈尔施塔特和米尔赫贝格站在皇帝一边的贵族，联合在一起反对皇帝。
查理五世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当年他曾经征服的那群人现在反要去求他们帮助！
那些他曾经抢劫过的选侯现在成了他信任的人。下萨克森的诸城本来是选侯的坚定盟友，而现在皇帝则努力争取他们的支持。奥地利在帝国境内有力的竞争对手当属符腾堡！查理还是寄希望于赢得年轻的公爵克里斯托弗对腓力的支持：“帝国除了皇帝之子又有谁配得上呢？”[14]1552-1555年于德国境内发生的事情，包括与藩侯阿尔布雷希特的不睦得到和解，都是出于这个目的。[15]
直到1555年皇帝才又任由贵族们行事。或许是因为教皇保罗四世对皇帝的敌意促成了这种境况，这种敌意首先导致了法国境内再次爆发战争，查理五世只得把有关儿子腓力继承帝国的计划暂时搁置。教皇也绝不会同意如此早提前举行皇帝和国王的选举，哪怕是这样的选举在德国进行。斐迪南请求查理五世与法国重新达成和平；为了能解决德国的争执，考虑到斐迪南的请求，皇帝终决定：因自己健康不佳、也因着法国之事能平息，他不能再为德意志服务了，将德意志完全交给自己的兄弟斐迪南[16]。查理五世交给斐迪南执行和决定权，正如在诏书中所表述的——“不再过问”。某种意义上这等同于退位。
从此时开始德国的事务不再由外国人决定——尤其受众人皆诟病的格兰维拉，据说他感到不满甚至还私自扣留了许多德国的文书；很久之前众人在帕绍就要求皇帝的宫廷顾问们应该由本地人担任，也应该受一位本地人的领导，现在终于实现了。
与法国的关系不再是重点，尽管人们感觉到了所谓的大救星的私心杂念。莱茵行宫伯爵曾这样说过：德意志又一次掌握在德国人手中。
值得注意的是，由此那些开始反对皇帝、后来或公开或私下里或多或少地支持皇帝的贵族，第二次甘拜下风。而那些开始就站在皇帝一边，支持或者不反对皇帝、并在参与了反抗运动的贵族成了胜利者——他们在帝国境内占据上风。
这些贵族——在皇帝的影响停止后，加上教皇的代理人撤离后——将帝国会议进行到底，并且维系着达成的和平[17]。
和平条款的措辞和条款并非是决定因素；重要的是众人的利益一致，及达成协议之人至少在重大问题上互相赞成。
这些正是那时当政的德国贵族做到的。他们是那时德国温和的力量。
[1]原注1：让人不禁想到坎宁的话：在此前的历史中尚未有比宗教改革更像今日之状态者。麦克唐纳先生任命典礼上的讲话。1832年4月30日。
[2]原注2:此论文乃是我意大利旅行中所收集整理资料而写成的部作品，早于1832年发表在《历史政治》期刊（卷）上，写在教皇国历史和宗教改革史之前。此书的内容本来可以通过扩充前面提到的和许多其它资料变得详尽许多；但我决定让它保留原来之风貌——即一个良好的记录。本书也是那些岁月的纪念。
[3]原注1：同时也是国家安宁。其意思是宗教之后国家结构上的和平
[4]原注2：Informatione del Revmo Vescovo Delfino a MSr ILLmo Rmo Caraffa;MS.从Bibliotheca Barberina 在罗马nr。3007.„Ed in somma chi per la religione,chi per beni usurpati chi per causa della giurisdittione chi per altri gravami ogn’uno viveva con sospetto e conveniva per consequente stare in armi,il chemo re sta nella dieta,li principi della casa di Sassonia Brandeburg et Hassia che sono in se potentissimi e capi degli heretici si ridussero a Naumburg e di la quasi da una antidieta scrissero a S.M“对于这一瑙姆堡的会面，门策尔在不久之前还提到。
*译者注：选侯（Kurfürst），亦可译为“选侯”，因选出的是“罗马人的国王”，此处按德文原意翻译成选侯。
[5]原注3：Delfino:Ed è stato,per dire il vero di tanta defficacia questa quantumque empia pace,che dall’hora nonè stato piccolo nègrande movimento d’armi in parte alcuna dell’imperio e di qua credo che nasce la risposta gagliarda che fece a me il sermo re,quando la seconda volta audai a S.M.e mi dolsi con lei da parte di S.Beatne di questo recesso come a pieno scrissi da Vienna alli 27 di Marzo 1550(这封信我没有看到)
*译者注：格伦巴赫事件（Grumbachsche Händel）是发生在韦廷家族的一起内讧奇案，造成萨克森-科堡-埃申纳赫公爵“中间者”约翰·腓特烈二世被终身囚禁。选侯约翰·腓特烈二世手下的一位名叫格伦巴赫的威廉的骑士抢劫维尔茨堡大主教，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二世以“破坏帝国”和平为由要求他移交格伦巴赫并将选侯的头衔让出，而“中间者”约翰·腓特烈二世抗命不从，于是双罪并罚由其弟约翰·威廉和韦廷家族另一支阿尔伯特系出兵围攻“中间者”约翰·腓特烈二世，迫使后者投降。1567年肇事者格伦巴赫被处于以车裂，而“中间者”约翰·腓特烈二世则关押在奥地利被囚禁至死，其领土和权利转至其弟约翰·威廉名下，而选侯头衔归阿尔伯特一支所有。
[6]原注1:奥格斯堡信条终的声明:“选侯和众贵族在此声明，且特别强调，绝不破坏教产的完整性或侵吞教产，而且要求所有帝国阶层尤其是选侯进行监督，若是有人企图染指教产必须阻止。”
[7]原注2:至少对于帕绍主教而言是如此，参见1556年符腾堡使节对帝国会议的记录，《符腾堡历史》第四卷，96页。人们可以发现其观点的倾向，参见第五卷。补充注解：这一点在《宗教改革史》第五卷中有详细讨论，但是在这里提出的观点还是适用的。
[8]原注3:对这一法律既支持又反对的态度值得注意。证据来自如下说明(出处同上)：“因为尊敬的国王陛下坚持这个决定，终结所有暴力行为，也因为众位贵族的支持以及他们的权力，而众位尊敬的贵族以及皇帝陛下则按照臣民的请求制定了现在的形式，但是众神职贵族凭着良心声明，这样的法令并不是他们的意愿。”
[9]原注4:9月20日及21日国王陛下和选侯以及臣民代表谈判纪要，莱曼，第23章
[10]原注5：——adeo，ut utriusque religionis ordines in hoc punto concordari non potuerint. Quapropter nos, de S.C.Majestatis, fratris ac domini notri, data potestatis pelntudine et arbitrationis declaravimus, constituimus et decrevimus, declaramus etc. 这一声明可以在1575年Senkenberg的选侯会议记录中明确找到：《未刊印及罕见材料汇编，第三部》中可以“看到只字不差的拉丁文原文”。此外这一规定如同此次和平协议中的其它规定一样摇摆不定。请看这一段：qui a longo tempore Augustanae confessionis religioni addicti —— et ad hunc usque diem (eam) observant. 谁来定义时间的长短呢？
*译者注：施马尔卡尔登战争（1546年-1547年），皇帝查理五世和新教诸侯结成的施马尔卡尔登同盟之间的战争，1546年查理五世率领西班牙士兵从意大利进入德意志，利用施马尔卡尔登同盟内部的不和，尤其是萨克森公爵莫里茨的倒戈，逐个击败了同盟各成员；先后臣服了南德的新教诸侯和城市，后降服了符腾堡，后制服了黑森。
[11]原注1：关于这一段岁月一些佛罗伦萨的加急信件（佛罗伦萨美第奇档案馆）以及蒙多扎撰写的通报（罗马科尔悉尼图书馆）可以提供大量细节。
[12]原注2：Relatione del clmo Sr Federico Badoero:ritornato Ambre da Carlo V 1556.Ms.这在维也纳和意大利的许多图书馆都可以找到。Tutti Tedeschi si lamentano che S.Mta non a avuto amore verso il governo loro, di non aver avuto conoscimento di quel loro vero modo di vivere.本来他有义务只使用德国人担任大臣，但他并未遵守。施文迪(Lazarus von Schwendi)谈论罗马帝国政府:“查理皇帝的政府出现了世间政权的另外一个灾难，即允许外国人插手帝国政府事务。因此引得了德国人对自己皇帝的抱怨与厌恶，尽管查理皇帝是位真正的德国英雄，他全心全意全力为德国着想，但是这些外国人在很多事务上欺瞒查理皇帝。”
[13]原注1:贡德林，《勃兰登堡史》有关兰佩特·迪斯特尔迈耶（Lampert Distelmeyer）的记载，124页；以及马立拉克写自巴黎的书信，26页
[14]原注2:出自普菲斯特《符腾堡公爵克里斯托弗》第213页。如此重要之处没有提供原文献甚为遗憾。
[15]原注3:这一复杂事件的细节可以在朗格《拜罗伊特新史》第二卷中找到，但并不完整，索利阿诺以下的记述让我恍然大悟：L’anno passato,quando il marchese era in arme e si temeva ch’assaltasse la bohemia,non si potè indurre mai l’imperatore a sententiarlo al bando imperial come autore delli tumulti di Germania finchè non fu rotto tre o quarto volte e benchè fosse bandito per la camera imperial di Spira pero si trovorono lettere dell’imperatore scritte a quel marchese con tutti i titoli che si solevano dargli prima,che fusse dichiarato ribelle.尽管施密特也知晓索利阿诺，但是却忽略这些细节。
[16]原注4：Delfino Informatione中这样写道：„Responde S.M.,che alle cose di Germania non puo attendere per la malattia e negozj della Guerra della Francia e rimittendo il tutto al sermo re cominciò allora come mi fu dopo affermato a parlare di volersi ritirare in Ispagna et lasciare L’imperio.“在另一处记录中:„L’Imperatore scrisse l’anno del 55 al sermo Ferdinando ch’egli non voleva saper piu cosa nè di diete nè di altri negoci di Germania e che intendeva rinunziare quell carico“国王请求他不要去做这件事，因为他认为„che all imperio era gran freno solo il nome di Carlo V.“然而„L’Imperatore scrisse assolutamente di voler cosi,tanto piu,che pensava di lasciar ogni cura mondana.“按照这里的说法，1555年谈判已经完成，只不过缺少正式文书。
[17]原注1：维登多索，就如德尔菲诺所说：il sermo re senza ministro alcuno della sede apostoli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