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游侠史论》，二十三年后，修订三版，重出江湖。
☆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司马迁
☆ 恣睢的物质常常轻忽并践踏理想，导致一种犬儒主义盛行。——本书作者汪涌豪
【内容简介】
《中国游侠史论》系复旦大学教授汪涌豪先生所撰写文学文化史专著。本书共分绪论和八个章节，依托大量史料，运用社会史研究的方法，对中国古代游侠的发生发展历史做了全面系统的考察。同时致力于对其集团构成、社会关系、活动方式和人格特制的分析，对侠的存在及其对古代社会结构和组织形式的多重影响，也有细致深入的展开。作者特别注重打通文史，在更广泛的背景上把握研究对象，并讨论中国侠文化的传统观念，阐释其内涵意义，在该领域研究中起到引领作用，具有相当的影响。
《中国游侠史论》作为学术长销书得到了学界和学生的良好反响，此次二十三年后修订三版，作者进行了认真的大幅度增补和修订，并新写《游侠研究的社会文化史维度》作为“代序”。
【作者简介】
汪涌豪：男，浙江镇海人。1962年生于上海，198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作家协会会员，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为日本九州大学客座教授，神户大学特任教授。主治中国古代文学与美学，兼及古代哲学、史学与文化批评。著作有《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言说的立场》等。
【目录】
目录
游侠研究的社会文化史维度（代序）
绪论
章 游侠：一种特殊的社会人群
释名与异称
类型区划
集团构成
与刺客的契合和分际
与儒墨理想的同异
所谓任侠
第二章 游侠的发展历史
在风雨洞中崛起：先秦游侠的勃兴
置身于社会生活的漩涡：两汉游侠的奋盛
衰世放狂：魏晋南北朝游侠的发展
治乱相替与任侠成风：隋唐五代游侠的风行
专制统治下的岑寂：宋元明清游侠的消歇
历史大变局中的回响：晚清游侠的流风余韵
第三章 游侠的社会关系
与公侯权贵相馈赠
在豪宗强右的庇荫下
强藩的招募与重用
义结盗匪与躬自为盗
融入农民起义的潮流
会党斗争的中坚
第四章 游侠的活动方式
意在炫夸的服饰佩戴
悖去常道的资财获取
走马纵犬与少年之戏
不尽合法的任侠义举
第五章 游侠的人格特征
慕义感分临难不苟的忠勇
重气轻死不爱其躯的疏放
修行砥名有以树立的自励
任张声势擅作威福的骄蛮
第六章 游侠衰落根由的究诘
恒定社会设计与游侠的社会存在
传统道德规范与游侠的价值取向
第七章 骑士武士游侠
骑士风度与游侠气派
武士精神与游侠崇尚
第八章 游侠的存在意义及评价
乱世重侠游：纷乱时事中的公道和良心
纵死侠骨香：足以振拨人心的崇高精神
主要参考书目
初版后记
再版后记
三版后记
新版后记
【前言】
代序：游侠研究的社会文化史维度
倘要追溯游侠研究的历史，远可上溯至太史公，近则难言。究其原因，如宫崎市定所言，与这一人群倏尔起灭，东汉后群体性地转为儒生，再未以群体形态出现有关 。类似的说法自然不仅见于诸宫崎氏，按传统的认知，游侠能秉公道解缓急，是其感激人心处，但以武犯禁，终不轨于正义。又，“侠者无书，不得附九流” ，其难引起人足够的关注也可以理解。但中国的历史，乃至中国人的国民性，崇侠、慕侠与颂侠从来寝成风气，这一点与其他民族相较为著也是不争的事实。然则，何以史家对其轻忽漠视如此？
原因既基于观念，也因于实践。更多的时候呈现为两者的相互交缠。中国自来的历史，如李大钊《史学要论》所说，多重上帝、皇天、圣人与王者，进而至于为“帝王爵贵的起居，一家一姓的谱系”，很难找到底层百姓的踪迹。故上世纪初，有梁启超出来，检讨旧史学忽视国民的全部经历及其相互关系，从内容上揭出其“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等“四弊”，方法上又归结为“能铺叙而不能别裁”与“能因袭而不能创作”等“二病”。依他的认知，历史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者，宜其超越“一人一家之谱牒”，是为“新史学” 。以后，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他再申其义，力陈“一社会一时代之共同心理、共同习惯，不能确指其为何时何人所造，而匹夫匹妇日用饮食之活动者皆与有力焉”。惜乎本人未有具体示范，而其时又有推崇汉学的潮流来袭，使“新史学”倍受冲击。再十年，唯物史观兴起。到新中国建立，成为史界主流。然后来的检讨，是得者多，教训也不少。直到八十年代帝系即历史、尤其政治史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以人口、家庭、宗族等人类活动为主体的经济史、社会史研究蓬勃兴起，终使史学研究实现了由精英的历史向普通民众的历史、政治的历史向日常生活的历史、一般历史事件向重大社会问题的转向 。当然，这种转向与梁氏主张是否属“同一谱系”尚需细加分疏，不过其重视“民史”的立场，与被新时期学界视为圭皋的“年鉴学派”有内在感通却是事实。
众所周知，“年鉴学派”持一种“整合的历史观”（lntegrated historical view），提倡拓展史料来源，写成“全史”或“总体历史”（histoire totale）。为此，他们广泛运用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甚至计量和比较方法，尝试跨学科综合研究，尤重视经济史、社会史和心理史研究，并强调历史与现实的联系，要求不是让史料自己说话，而是史家带着现实关怀，展开有倾向的研究。由此，解释与分析终替换了静态描述，问题史学终取代了叙述史学。其实“一战”后，以兰普莱西特的文化史、特纳的边疆史和鲁滨逊“新史学”为代表，包括比尔德与贝克尔的“进步学派”，已为此派崛起酝酿了足够的气氛。尤其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能公开质疑人值得知道的过去事实都与国家有关的偏见，又不赞成兰克、德罗生等人把政治史看成是真正历史的做法，声言那不过是一种古旧、明显的和容易写的历史，在所作《新史学》中主张历史研究应融汇社会学、人类学、史前考古学、社会心理学、比较宗教学和政治经济学等多方面知识，在上世纪中国学界造成很大影响。将其引入中国的何炳松认为，该书的贡献就在于揭橥了“新科学“之于揭抉发历史真相的意义，而所谓“新科学”就是人类学、考古学、古物学与社会学等。以后，“年鉴学派”代代相继，演成浩大的声势，其共时性的“社会时间”意识冲荡了兰克的旧史学，以致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要说，随着历史学变得越来越社会学化，社会学也会越来越历史学化，他并认为：“这样对两者有更多的益处。让社会学与历史学之间的边界保持更加广阔的开放态势，以便双向沟通” 。于此又可见这一研究理路的世界影响。
由此我们看游侠研究，就不会觉得这种着眼于底层与边缘的考察是一种牛花茧丝的无谓辨析，崇古非今的骸骨迷恋。正如本书中已有充分展开、此处又可归结一说的，我们重视游侠研究，意在呈现边缘，而不是去中心；意在完善认知，而不是逐碎片。因为专注这一特殊人群，考察其早期身份认同与晚期自我重塑的变化过程，开显其脱序的生存之道之与帝国政治结构中社会组织原则与治理方式的对峙，其个性化的行为方式之与宗法社会乡礼、族权与师道的紧张，还有，因其在所容身的乡村闾里自掌权柄、自操生杀，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强权的宰制，抹平了身份的桎梏，加速了帝国后期专制强化背景下，身份社会不同程度的瓦解和夷平化社会形态的出现。当然，还包括其卓荦的人格之与传统中国人精神伦理的冲击与再造。凡此种种，是很可以从某种程度上更深细地把握从村社、家庭到个人这样的“微观共同体”，从国家、经济到民族这样的“宏观共同体”许多被遗落的方面的。
而这样的把握，又能在观念上纠正来自正统人士将其截然措置于儒家对立面的贬抑，乃或一般民众将其越情超拔出伦序与礼俗的误解。譬如明代，事功卓著的文人汪道昆，祖父有“节侠”之誉，他虽为显宦，却心喜任侠，就曾对韩非的旧说提出异议。他说：“文则苛细，文而有纬则闳儒； 武则强梁，武而有经则节侠。二者盖相为用，何可废哉” 。又说：“韩子以乱法讹儒，犯禁讹侠。夫乱法非文也，何论儒？犯禁非武也，何论侠？下之为曲儒，为游侠，文武谓何？”如此将“不游而节”与“不曲而通”联言肯定 ，实指出了帝国晚期游侠之与秦汉时已自不同的事实。
盖明清两代，虽不能说已无显宦、暴豪为侠，但更多侠者沉沦民间，为商为医，乃或为僧为道，却的事实。许多人即使自命为侠，也多顾忌社会的观感，而不仅依凭群体的认同。其间放佚粗豪者自归而为盗贼，与无赖奸滑杂处；而执道有守者安居乡邑为人望，避迹市廛为隐侠，仍多能行义，至于替人致祭营丧，主持公道。如“宜春人刘绍箕，为人在儒侠之间，以至于乡里中少年，时常私下借其名以行” ，他的身份很难确定，就可视为“隐侠”。洞庭山商人吴敬川“存无射之心，高不二之行，敷之舆论，检镜所归以谋生，不无废著为业，乃其心则旷然玄远，不局脊于世氛淟涊。即所居旅邸，亦自是萧闲雅静。楼之中列图书玩好，而楼之下蕃植花木，以陶写性情。客至则留连觞咏”，是“虽不以富贵任侠称雄长，而谓之笃行君子”，“是非不贾，贾而贤，贾而与士君子游，混于贾而超于贾” 。南京上元县丝绸铺户李昌“数延名师，儒教子孙”，“日惟与故旧置酒高会，遇风日和美，辄肩舆返故丘，寻松冈村佳处，壶榼自随，上下冈阜为乐，有超然遗世之意”，一时荐绅先生“皆折节愿与李君交，由是李君之门多长者车辙矣”，亦似隐侠；但他还“喜读书”，始观之，“盖退然质鲁人也，然能通识古今。其在荐绅坐，有言及汉唐事者，君能辨说首尾，无毫发遗” ，又近儒。闵龄早年经商，“殆长，卓荦不群。业儒，鄙于占毕章句。习韬钤骑射，又谓非太平美事。乃挟重资，侠游江淮间，喜狭斜行”，以后“弃而工诗，垂数载，诗名籍甚。所交皆荐绅贤豪，递相倡和，排肝刻肾以致呕血。遂从方士游，授补道术”。 如此在各种身份中自由出入，欲遽断其人其行之妍媸就更难了。
若专就士人的人生意趣与选择论，则儒与侠的界限也不易分明。典型的是当时出现了一大批儒侠互补的大人物。如王阳明早年豪纵不羁，黄绾《阳明先生行状》说他“性豪迈不羁，喜任侠”，王畿《滁阳会语》说他“英毅凌迈，超侠不羁”，湛若水《阳明先生墓志铭》因其“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并将这两者与辞章、神仙和佛氏并称为“五溺”。用他本人的表述，是独不取“乡愿”。“我今信得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我今才做得个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也罢。” 受其人格感召，他的信徒几乎都与侠结下不解之缘，王艮力主独立思考，为人意志顽强，令阳明都为之震动，称为“真学圣人者” ，并为“吾党今乃得一狂者”欣喜不已 。以后演为“泰州学派”，代表人物从王襞、王栋到颜钧、何心隐等人皆意气高，行事奇，有狂侠之风。王世贞《嘉隆江湖大侠》对此虽有腹诽，仍多记其事。尤其颜钧，因“好急人之难”而被黄宗羲径称为“游侠”。 何心隐“其学学孔”，然家饶财而独不肯治生，奔走四方，广结奇士，赤身担当，“其行类侠” 。二人后来结局都很惨烈，与他们所怀的侠烈性情显然有关。泰州诸儒外，王畿也是阳明后学中的狂士。与何心隐不同，他虽力斥豪杰所怀意气为有碍心之本体 ，但为人却放浪不羁，“少年任侠，日日在酒肆博场中。” 又蔑视道学，慕狂者“志存尚友，广节而疏目，旨高而韵远，不屑弥缝格套以求容于世”，“亦其心事光明特达，略无回护盖藏之态，可几于道。” 要之，明代儒学解放运动代表了侠近世演化的重要面向，明末清初社会变动之剧烈又近似东汉党锢之世，其时士人奋不顾身，敢触世网，不淫不屈，荡轶俗常，既有儒学提供的社会批判的义理资源，从游侠行事与人格中获得的行动力量亦自不小。
而明代“山人”为侠，更展示出儒侠相杂的复杂一面。本书已有讨论，明中后期“山人”盛行，这批人以诗书为交游之具，以幕修赠与为生计之方，流品颇杂，社会声誉不一 。有的遍挚达官，成社会公害，但也有人德冠一方，流声乡邑。这其中，又有不少人出身商贾，或本人就是商人，如此商与儒、侠交杂，面上看似了不相及，细审之，商人善理财而丰赀，山人能诗文而多才，其为生计而不能局处则一，由此其享有更大的空间自由与心理自由也多同。又，商人虽附四民之尾，有时精于算计，然受侠义精神感染，常能轻财重义，急公守信，与山人无名无位，有时虽不免屈志事人，但热肠在腹，每无顾忌，也有一比。此时儒与侠的合一 ，再加商的介入，使得其人群与人格呈现出越然于惯常认知的复杂面相，欲再行简单的二值判断就难中肯綮。譬如沈明臣、王寅、詹濓、吴守淮等人都是由商人为山人的，然又都好侠。特别是沈明臣，“以诗名”，与俞允文、王叔承等十数人“尤为世所称”， 为人“廓落大节，风流自命”，“慨然思以功业自见” 。尝有诗赠同样任侠的王寅，“与余一见钱唐上，谓余任侠心相投。屡月阴晴事征逐，携钱数过酒家楼。论心不在古人后，抚掌大笑轻王侯” 。比之上述李昌等人，商人的充分儒化与充分侠化相夹杂，不仅呈现出“侠商”的特有气象，也使所谓“儒侠”终而至于有了“侠儒”的面目。其时，汤显祖有“独怪江楚之间，不少学者。江多儒侠，而楚多侠儒”的感慨 ，其实儒侠一体而泯然于众人，许多时候已是当时为侠者的常态。显然，这是早前的韩非或班马所不能范围的新变化。而这种变化不惟对了解游侠本身很重要，即对了解晚期帝国社会的变化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至于方法上，承前及对梁、李与“年鉴学派”的介绍可知，超越王朝史、制度史与政治史的单一视角，关注社会各阶层的结构、组合与流动，尤其超越帝王将相等个别人的专题研究，关注其他社会群体如胥吏、幕僚、乡宦、商贾，包括无赖、盗匪等不同身份集团的活动，对完整呈现古代社会的历史全貌显然具有拾遗补缺作用。尤其近世以后，这些人已成为社会基层活跃的分子。游侠与上述人等往来频繁，身份夹杂，某种意义上也同样。所以，关注其男豪与女侠、少年与壮酋等不同性别、年龄的人群特征和活动方式，对了解一个时代朝政、吏治、刑名、户籍及民风民俗都有莫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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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专制统治严厉，坚决的时代。鉴于历朝历代政权更迭的教训，大多注意裁抑豪强以巩固皇权。如明太祖一即位，即改变中央到地方的政权机构，废去施行了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度和七百多年的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制，分其权于六部，使之直属于皇帝。又以兵部和五军都督府分掌兵事，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分典刑狱，使之互相牵制，由此揽军政兵刑大权于一身。在地方，则设布政、按察、都指挥使三司，在都察院下设监察御史，出则为巡按御史，上可弹劾官员，下以监察民情。又设通政司处理诉讼，平息纷争。为了强化国家武装力量，还创设卫所制度，即分全国百八十万军队入各卫所，卫所遍布全国各地。同时颁布《大明律》。鉴于“弦急则绝，民急则乱”的教训，松动了佃农、雇工和奴婢对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但另一方面，又明文规定国家有权逮捕逃户，凡民有谋反大逆，必凌迟处死；有妖言惑众，必治死罪。他如结党者一旦被发现必斩首，这是此前历代法律所没有的。明政府还通过人口普查，造策备案，每年审定，设立里甲制、关津制等办法，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同时防止豪强隐匿土地、户口，对一些地区的豪强，迫其迁徙乃至抄杀。此外，还有锦衣卫之设。至明成祖继位，削减各藩王的势力，同时设立内阁制，六部以下皆无所统属，机要之任悉归内阁，而内阁则只作为皇帝顾问而存在。
清代中央机构基本沿用明代旧制，但在内阁外，别设国议，即由满族王公贵族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其权力在内阁六部之上。同时在宫内设南书房，负责拟进谕旨。雍正时，又设军机处，作为处理全国军政大事的常设机构，直接对皇帝负责。这样，国议的权力削弱，皇帝的权力得到了加强。清政府还吸取明代太监专政的教训，裁撤了宦官二十四衙门，大臣所立奏章皆不再委诸宦官，而由皇帝亲自审阅。在地方，增设总督或巡抚，直接听命于皇帝。八旗军及绿营则到处驻防，监督地方保甲法的施行。清政府颁布的《大清律》集历代刑法之大成，其中对一切有碍专制集权的行为，都有明确而严厉的惩罚措施。犯谋反等罪当施极刑自不待言，即如集会、聚众、罢市、喧闹公堂等，也属违禁之列。所以在清前期，即使有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也只在小范围，以较小的规模出现。嘉庆以后，随着统治阶层的腐化和土地兼并的加剧，遂不断有民众的暴动，这种暴动许多是假秘密结社的方式发动的，并且遭到清政府的严厉打击，终归于消亡。
与加强专制统治相联系，明清两代的统治者还十分注重对儒家礼义的强调。如朱元璋用刑部尚书钱唐、侍郎程徐言，以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固为圣人，但发挥三纲五常之道，载之于经，仪范百王，师表万世，使世道愈降而人心不坠者，全赖孔子之力。为使天下人皆读孔子书，行孔子教，诏令天下通祀之，借以收拢人心。先前，他读《孟子》，对君视臣为草芥臣视君为寇仇的说法十分不满，认为此话“非臣子所宜言”，诏议罢孟子配享孔庙，以后重又恢复。他还与耆儒论讲道德，修明治术，兴起教化。制科取士也一以经义为先，非圣人言不纳，非朱子言不采。康熙也尊奉孔子，夙好程朱，曾命人编《太极图论》，并亲制《四书解义序》，以《理学真伪论》试士林。还命人刊定《性理大全》、《朱子全书》，尊朱熹配祠十哲之列，并重用李光地、陆陇其、汤斌等理学名臣。对传统经学也十分重视，以为依此可以正人心，厚风俗。并在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进行大规模的经籍传注的编纂，藉此宣扬忠君思想和三纲五常等伦理道德。可以说，与在政权建设上贯彻专制皇权，使之达到封建社会的相一致，这一时期统治者对人思想的钳制也达到了史无前*的程度。
明清两代，基于上述政治情势，虽然游侠作为个人始终存在，有时还颇活跃，但作为一种社会人群已不再有秦汉时的隆盛地位，甚至也没有隋唐五代的赫赫声势。即以明代而言，除下面要专门提到的元末明初农民起义军中多游侠外，正史中诸人物列传很少记载游侠的活动，可一说的是《明史文苑传》中的《宋克传》。宋克是元末明初人，“伟躯干，博涉书史，少任侠，好学剑走马，家素饶，结客饮博”，显然是一位游侠，只是语焉未详。明初著名文学家高启所作《南宫生传》对此则有比较具体的记载，说南宫生由好宾客喜饮博而荡尽家产，眼见天下大乱，很想干一番事业，建一世功名，于是辞退徒属，去学兵法。得风后握奇阵法后，北走中原，从豪杰谋举大事。因路途梗阻，没能碰到志同道合之人，便在周游了大江南北后回到家乡。由于立节严正，深受当地绅士敬重，竞相与之交纳，家门口每天有几十辆车停着。人无贵贱，一样看待。有军将恃武横行乡里，尤好殴辱士人，被他驯服。他生性耿直，好面折人过，不过从不记恨。又好论辩，常想胜人一筹。还能慷慨助人，人无钱治丧看病，必会代为筹款。当日，张士诚曾想招他人幕，不就。明初，死在凤翔同知任上。为人作风，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汉代游侠的传统。
嘉靖年间，又有慈溪杜槐“倜傥任侠”。时倭寇入扰浙东，县里让其父任民间抗寇组织的首领，号召乡勇抵抗自保。他哀怜父亲年迈，主动请求身代，数次击败来犯之敌。后又被委派守余姚、慈溪、定海三县，与倭寇在定海的白沙相遇，一日连战十三回合，斩敌三十多人并一倭酋，身披数枪，堕马而死《明史·杜槐传》。。万历末，陕州人张我正“素豪侠，集众据乡里，一方赖之”。崇祯末年，河北群盗作乱，他率众抵抗，贼爱其勇，想活捉为己用，但他宁死不屈，大骂不绝，自刎而死。明末，又有东阳诸生许都，“家富，任侠好施，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子弟，思得一当”。以后造反，旬日之间就聚集了数万人马，接连攻克几个县城，直逼郡城。当时著名的诗人陈子龙与其相识，曾单骑入营劝降，降后被斩。其事与上述杜槐、张我正全不相类，但为任侠，敢作敢为是全然一致的。
此外，在当时其他典籍和文人别集里，还间可看到一些游侠活动的记载。如《福建通志》就记载谢介夫“好勇任侠”的事迹，嘉靖中，倭寇入及海口，他与指挥使秦经国率人抵抗，屡有斩获。一次倭寇侵犯省城，日暮酒酣，投戈大睡，他阴结死士，想趁机袭营，时巡抚阮鹗意欲与敌谋和，知其所图，痛责一顿。后阮因事去职，有司复遣其帅兵讨倭，力战之下，终因势单力薄，援兵不到被害。嘉靖年间豫章人周铠“尝行贾山东，以任侠闻，多交海岱诸公”。万历进士赵任“为侠于胶、莱间”。宋幼清“志行果决，跅弛不羁”，“云间好濡缓，而公独以侠闻”。甚或还有因人任侠而委身事之这样的事，如嘉靖年间有舒氏女，“走荆、郢间，未几至余里，见王父左溪公慈而侠，委身。年三十余而王父即世，家孑然一身，无他男女，族长者以其秾李，恐不当霜雪，家以死自矢”。
明代还有不少文人，少年为游侠，至晚年仍津津乐道，引为自豪。如明初林鸿不止一次地在诗中提到“少年为侠客”的经历，且每与“晚节著儒衣”相对比：
二十读书通大义，三十交结江海士。不学寰中一竖儒，宁为世上奇男子。
少年所性尚游侠，夜读古书朝射猎，相逢然诺重千金，性命由来轻一叶。自言濩落长如此，岂谓年光若流水。当年意气何足论，今日为儒人共鄙。
他之尚游侠，显然不是一般的崇尚侠义，更非因崇尚汉唐风范，才故意在诗中多言壮语以示古朴，而是在实实在在地道说自己的少年情怀。但这种被他引为自豪的经历和情怀，并不见载于封建史家所修的正史。《明史文苑传》只说他“性脱落，不喜仕”。他如王恭“小来攀游侠，脱身过伊阙”《答林逸人兼柬刘大因忆沧州野堂叟》，《草泽狂歌》卷二。，王偁“少年结客游五陵，布衣落魄喜谈兵”《赠吴六》，《虚舟集》卷三。，也都以有与游侠结交的经历而倍感自豪。万历前期，福州诗坛盟主赵世显“以侠闻海内”，“自束发即喜谈侠烈家事”，凡所游，“遘贤豪长者辄定交，交必可倚死生缓急也”《读鹿草集叙》，《芝园文稿》卷三。。平时“索居时不堪寂，辄呼太史公、司马相如、李青莲、春、陵、荆、聂诸豪，上及季路、言游辈”《报友人》，同上卷一七。。佘翔一生流浪江海，洸洋自放，“任侠好义”，“义声高长安”，天下之士慕名而与之交结的不计其数屠隆《全椒令宗汉先生传》，《薛荔园诗集》卷首。。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尝记赵南星、袁中道等人“通轻侠”，梁辰鱼、田艺衡、沈璜等人“好酒任侠”，可谓不一而足。
明代另外一些游侠，并未留下名姓，但他们的活动也不容忽视。如隆庆、万历年间，李成梁以都督佥事为辽东总兵，抗击鞑靼插汉儿部的数次入侵。先此七年，殷尚质、杨照、王治道三将均战死。他在镇二十二年，先后奏大捷十次，有效地巩固了国家边防。他用以戍边的措施，除大修戎备和甄拔得力将校外，“收召四方健儿，给以厚饩，用为选锋”也是重要的一项，故《明史》本传称道“成梁诸战功率藉健儿”，“始成梁、如松为将，厚畜健儿，故所向克捷”。这“健儿”中就有许多是游侠，故陈子龙《辽事杂诗》称道：“昔年游侠满辽阳”。
明代游侠除有上述奋身国事，或仗义疏财扶危济弱之外，还有行险犯禁擅作威福的一面。并且，由于自先秦以来崇尚节气之风日趋薄弱，较之秦汉时期，其人格独立性日渐丧失，道德自律意识也日趋淡薄，一些人投身为豪强权贵的门客或家奴，便习弓马，喜好斗杀，并赖主家势力横行乡里，欺压族党，甚至起灭词讼，凭凌儒绅，成为危害地方的罪魁祸首也间可见到。明谈迁《避暑漫笔》对他们多有贬斥，称此种人不灭“则郭解之暴，将起于今日矣。”顾起元论当日社会各式人等，其中有一段说：
又有一等，既饶气力，又具机谋，实报睚眦，名施信义。或殢财役贫，以奔走乎丐贷；或阳施阴设，以笼络乎奸贪。遇婚葬则工为营办以钓奇，有词讼则代为打点以罔利；甚则官府之健胥猾吏，为之奥援，闾巷之刺客奸人，助之羽翼。土豪市侩，甘作使令，花鸨梨姏，愿供娱乐。报仇借客而终不露身，设局骗财而若非动手。有术必遂，无事不干，徒党至数十百人，姓名闻数千百里。如曩之崔二、龚三，概可睹矣。此尤良民之螟螣，而善政之蟊贼也。
这批人也即谈迁所说的“郭解之暴”，是游侠沉沦市井，自主自律意识日趋淡薄的体现者，是秦汉以来以温良泛爱振穷周急为务的游侠的末流。
此外，由于养客之风虽历千年而不绝，但自魏晋南北朝以后毕竟日益衰替，日益向部曲化、家兵化，乃或“私客”、“奴客”、“僮客”、“田客”转化，且不再被作为独立户看待，建立独立户籍，而以其籍附属于主人门下，所谓“客户”，这多少使一些游侠从客观上失去了如秦汉游侠平交公侯，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人格独立的现实可能，前及游侠沦为家奴便是显例。至于那些不喜为人笼养，性情更狂放不羁一些的游侠既不愿勤力田亩，以养身家，又不能槁项黄馘，老死牖下，为了生存，自不免要投入一些非正当的活动。明人姚旅《露书》在论及当日民的类别时所说的一段话，很可以说明问题。“《枫窗小牍》载王禹偁上疏云古有四民（指士农工商），今有六民（指士兵工商僧兵）。……余以为今有二十四民。”除上述六民外，他又举出道家、医者、卜者、星命、相面、相地、奕师、驵侩、驾长、舁人、篦头、修脚、修弄、倡家、小唱、优人、杂剧、响马巨窝十八类。其论“响马巨窝”一类谓：“游闲公子，侠骨豪民，家藏剑客，户列飞霞，激游矢若骤云，探囊金如故物，里羡其雄，官何敢问，廿三民之外，响马巨窝又一民也。”他之所谓二十四民，主要由细分除士农工商之外其他社会杂色人等而来。“响马”指在路上劫探财物者，因这些人在行劫之前，必先施放响箭，故称；“巨窝”则指那些匿藏盗贼亡命及其非法所得的巨头；而所谓“侠骨豪民”是互文见义，实兼指游侠和豪猾。明代游侠少有追随人主，凭一刀一枪去博个封妻荫子的荣耀，建不世奇功，如隋唐五代许多游侠常做的那样，而沦为绿林劫掠者，是游侠日益远离政治乃或社会中心的明显表征。
清代的情况大抵与明相似。其时游侠失去了战国秦汉甚或唐五代游侠置身于社会中心的显赫地位，在一般平民百姓眼里，可能依然是英雄，是救世主，但就总体而言，非但不再是封建统治集团依靠的对象，还进而成为这一集团根本不能容忍的力量。
如康熙朝兵部尚书、太子太保姚启圣“少任侠自喜”，顺治初，清师初定江南，他游历通州，为当地土豪所侮，愤而投军。待为知州后，执土豪而杖杀之，然后弃官归家。途遇兵丁抢劫民女，又夺刀杀之，并将女子送回家中。当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耿精忠反叛时，他募健儿数百从军，以策干康亲王。咸丰时江南提督，三等轻车都尉张国樑，初名嘉祥，“少材武任侠，为里豪所辱，毁其家，走山泽为盗”。所谓“为里豪所辱”，据《清稗类钞》载，是因替交好的轻侠抱不平，杀人犯法，官府追捕甚急，实在没了去处，才投山为盗。等到盗魁病死，他继任首领。太平军曾有意招纳，但他认为自己涉身为盗已大不应该，再反朝廷更是不仁不义，坚拒不去，以后投降广西布政使劳崇光，改名国樑，并多次因功升迁，后被追赠太子太保，谥忠武。这两人的际遇，在当时是十分特殊的。他如吴县徐波“少任侠”，海宁许季觉“少尚侠”，或因擅长文学列入《清史稿·文苑传》，或因恪守礼义列入《孝义传》，其长成后是否有壮烈的侠行均不得而知。
大多数游侠则沉浮于民间，分布在社会各个角落，赖所操的各种职业为生。当然，什么正业都不务的也大有人在。明末清初以来，社会上多闲散人员，据清初朱泽沄说，十人中就有六个见《养民》，《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八。。经朝廷整治，情况有所好转。但乾隆以后，“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龚自珍全集》第105页。，又渐渐多了起来，这些人当中就多有游侠的活动。他们有的依人为客，如清初颜元晚年设馆讲学，授人以文事、武备、经史、艺能诸科，门下就有游侠，其中商水人李子青，还是当时大侠。有的则一无所主，虽不乏才华，但坎坷终身，终不得进用。如乾嘉时秀水县举人王昙，文名与舒位相埒，因好游侠，喜言兵家之事，慷慨悲歌，不可一世，被目为狂人，终身潦倒。清初另一大儒孙奇逢讲学夏峰，“自野夫牧竖以及乡曲侠客胥商之属，有求见者，必诱进之”，所谓“乡曲侠客”，可知已于汉唐活动于通都大邑或市镇闾巷的权倾一方的游侠有别。
《清稗类钞·义侠类》留下了许多当时游侠活动的踪迹，可证明这一点。如康熙年间，有通州汤公子“豪侠自喜，结交当世知名士”，因受庄廷明史狱牵连，被投入囚牢。燕山大盗邹飞虎是一位大侠，时也在牢中，得知公子是被人诬陷牵涉成罪的，便联络狱外同道将其救出，藏于一秘密处所，同时留一写有“劫狱者，邹飞虎也。今告汝，慎汝头”的纸条在州官夫人镜奁上，使其不敢追。以后又“日从公子闲谈，皆江湖豪侠事”解其寂寞，并嫁以甥女，让他们远赴南洋爪哇岛，在自己购下的别馆内过平静的生活。雍正年间深州伶人王四喜“性豪迈，有幽燕侠士风”，尝倡助百金，解救与自己素不相识，因不善理财而亏空官帑的甘肃某邑令。乾、嘉年间，亳州人杨成“性奇鲁，读数年不能识一字”，而好从屠沽儿游，父数责之不听，待父一死，索性干起屠沽的营生，“尚气力，使酒任侠，横于亳。亳之恶少年尝伺其独行，群掩而踣之，具水火炮烙，惨毒甚，终闭口无一言，众由是服之，奉为魁”。道光时，又有太素道人奕绘“任侠，负文武才”，看不惯市井无赖趁上元节侮辱妇女，“张怒髯叱咤辟易，以缚弓鞋之铁械狙击众无赖，乃皆长跪乞贷死，崩角有声”。
总之，在当日社会的各个角落，各种职业，皆有乡曲布衣之侠在活动，他们虽常横行不法，“聚党斗狠、为患于乡闾，或强争市肆，或凌挟富人，朝罹官法，夕复逞凶，其恶不减于劫盗”《清高宗实录》卷七。，但也有急人之难，敢于任事，救人救彻的豪杰之士。清人全祖望尝谓：“游侠至宣、元以后，日衰日陋，及至巨君之时，遂已一无可称矣”。虽这“日衰日陋”四字大抵符合游侠发展历史的基本走向，但要说一无可称，不免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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