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1、作者傅国涌经历了两年的深耕苦读，一年的寻访，将研究与实践的结果汇集成此书，刻画出中国近代民营企业家的群像，将这些商业先驱的挣扎、反抗、坚持都呈现于字里行间。
2、现代工商业真正的本土源头在那些开创了各种新式工业的民营企业家身上，张謇、荣氏兄弟、穆藕初、范旭东、卢作孚和刘鸿生，正是他们代表了近代的方向。
3.何谓企业家？何谓企业家精神？何谓企业家的本土传统？
一、经济创造力，敢于冒险、勇于开创的创业精神；二、核心价值观，这是创立企业的根本；
三、社会责任感，以服务社会为*选择；四、管理制度化。
【内容简介】
掀开历史的一层层帷幕，这些曾叱咤风云大半生的企业家们，给我们留下的是一个个极富个性特征的传统。张謇创造的“南通模式”，造厂力求其快的“荣宗敬速度”，小鱼吃大鱼的“卢作孚神话”，“永久黄”的团队精神，穆藕初引入的科学管理法，刘鸿生用西方谚语概括的那些格言……这一切都是中国企业史上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永久的魅力，是后世企业家值得珍视的遗产。
【作者简介】
傅国涌，历史学者，独立作家，1967年1月生于浙江乐清，现在杭州家中读书写作，主要关注百年中国言论史、知识分子命运史、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和近代企业传统等。
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
《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
《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7月）
《追寻失去的传统》（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10月）
《笔底波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
《金庸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7月）
《叶公超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
《历史深处的误会》（东方出版社2006年10月）
《文人的底气》（云南人民出版所2007年1月）等。
《过去的中学》（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4月）
【媒体评论】
【目录】
前言 追寻企业家的本土传统 // 001
一、我的追寻之旅 // 001
二、近代企业家的五个来源 // 004
三、外在因素：制度的不可抗力 // 007
四、内部因素：企业家精神 // 012
五、重温企业家的本土传统 // 014
篇
天地之大德曰生
——张謇和大生集团
一、世界地图上的“唐家闸” // 003
二、“机枢之发动乎天地” // 008
三、大生成功的五大原因 // 010
四、大生元老和张三、张四兄弟 // 013
五、次大生股东会 // 015
六、江北“小上海” // 018
七、大生二厂、三厂和副厂 // 021
八、通海垦牧公司 // 025
九、“父教育”和“母实业” // 031
十、“得尺则尺，得寸则寸”：从立宪到共和 // 036
十一、“中国有力的实业家” // 039
十二、“张南通”名副其实 // 041
十三、“伶工学社”：五线谱上的毛笔和钢笔 // 046
十四、“南通模式”和王牌“千生” // 049
十五、黄金时代的消逝 // 053
十六、大生失败原因：“二无二差” // 057
十七、“一花一谢皆关心” // 061
十八、“即此粗完一生事” // 064
第二篇
衣食上拥有半个中国
——荣氏兄弟和茂新、福新、申新集团
一、申新搁浅 // 071
二、实业部乘人之危：“可怜大王几被一班小鬼扛到麦田里去” // 078
三、四台石磨起家 // 082
四、“面粉大王”：“兵船”走向世界 // 087
五、“纺织大王”：“从衣食上讲，我拥有半个中国” // 090
六、荣宗敬的四项原则 // 095
七、雪上加霜：申新七厂拍卖风波 // 103
八、落井下石：宋子文的如意算盘 // 106
九、“劳工自治区”和“大无锡”之梦 // 108
十、“爱国之心，未敢后人” // 113
十一、“一生知己是梅花” // 116
十二、“雄才创业”和“老成持守” // 120
十三、办厂解决社会就业是积极慈善 // 124
十四、“大迷”和“二迷” // 128
十五、“有力量要贡献社会” // 132
十六、三足鼎立 // 139
十七、宁可牺牲个人保全事业 // 143
十八、“我是事业家，不是资本家” // 147
第三篇
穆藕初：手散黄金培国士
一、外国人眼里的“中国人物” // 153
二、从德大、厚生到豫丰：佩六国相印 // 158
三、纱布交易所：没有股份的理事长 // 161
四、世界不问你是何人，只问你能做何事 // 165
五、手散黄金培国士 // 168
六、毕生得意之教育事业：中华职业学校和位育小学 // 175
七、昆曲未成广陵散 // 178
八、倡斗黄头鸟 // 181
九、从政非志趣所在 // 185
十、“新兴商人派”代表 // 189
十一、不知自己是延安统战对象 // 194
十二、苏州城外“穆家坟” // 196
第四篇
书生之见VS发财之念
——范旭东和“永久黄”团体
一、久大精盐公司 // 204
二、军阀绑票勒索 // 209
三、永利碱厂 // 213
四、纯碱价格战 // 218
五、“永利是高明的灯塔” // 222
六、“当了裤子也要办黄海” // 226
七、亚洲大厂 // 229
八、“新塘沽” // 235
九、“谁人肯向死前休” // 239
十、三条自我约束原则 // 243
十一、《海王万岁》 // 247
十二、社会的中流砥柱 // 251
十三、“三位一体”中的“李老太爷” // 256
十四、“三位一体”中的“国宝”侯德榜 // 259
十五、“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瑶” // 263
十六、搪瓷杯盛着塘沽海边的沙 // 266
第五篇
从一个变成两个、三个，越多越好
——刘鸿生和他的企业集团
一：“O. S. 的股票，如今不如草纸了！” // 273
二、“想利用口袋中的现钞做点事” // 276
三、“火柴大王” // 278
四、“象”、“马”、“龙”之争 // 286
五、“煤业大王” // 290
六、“我并没有让我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 294
七、“企业大王” // 299
八、六个保镖和七只生鸡蛋 // 303
九、点金石：经营之道与用人之道 // 306
十、“在日常工作中发挥个人的才能” // 310
十一、“在上海我是大老板，到重庆变成小伙计了” // 313
十二、日落西山 // 318
十三、“我总希望把我的企业从一个变成两个、三个，越多越好。” // 322
第六篇
谁创造了“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
——卢作孚和民生公司
一、宜昌大撤退 // 331
二、药王庙创世记 // 336
三、“卢作孚神话”：小鱼吃大鱼 // 339
四、大制度和小细节 // 343
五、“公司魂”：民生精神 // 348
六、朝会和《新世界》 // 353
七、影响和帮助卢作孚的人 // 357
八、“你的跟班比你穿得漂亮” // 361
九、没有私产的总经理 // 365
十、读书和看戏 // 368
十一、“我从来不想过官瘾” // 370
十二、“选卢作孚做行政院长吧” // 374
十三、“这东西不男不女” // 377
十四、“民生公司的股票交给国家” // 382
主要参考文献 // 388
后记 // 399
【前言】
DA SHANG REN 前言
追寻企业家的本土传统
一、我的追寻之旅
长期以来，中国是个典型的农业社会，以农为本，重农抑商，士农工商中商居末位，直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古老大陆才开始长出近代工商业的嫩芽，而真正深刻的变化还要等到19世纪末震动整个天朝大国的甲午战争之后，《马关条约》容许日本人在中国的通商口岸任意设厂，给当时具有忧患意识的中国人带来巨大的刺激，清政府也从那时开始允许民间办厂。[1]
“实业救国”、“兵战不如商战”，就是那个时代走在前面的中国人发出的沉痛呼声。
在读史过程中，我渐渐感到，以往我们几乎完全忽略了企业家对社会的贡献、他们的情怀和追求以及他们在历史中应有的位置，因此萌生出一个念头——追寻企业家的本土传统。我试图找回中国企业家真正的根，现代工商业真正的本土源头。如果从洋务运动算起，中国的企业史已有150多年，就算从1895年算起，也有120年了。中国企业家的根到底在哪里？
“当官要读《曾国藩》，经商要读《胡雪岩》。”据说这是现在办企业的人中很流行的一句话。胡雪岩为什么如此走红？因为他在经营中有这样几个特征：“利用官府资源的能力，和社会各阶层斡旋的能力，资本运营的能力。”“在当今中国，如何迅速聚集财富，从体制内寻求创业资源尤显关键。”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的回答一语中的，他在探访了杭州胡雪岩故居和胡庆余堂之后，对胡氏120年前提出的“戒欺”、“客户”、“采办务真，修制务精”等经营理念，对其信用和商德都表示肯定和佩服，并认为胡氏后虽败犹荣。但这位当代企业界的领军人物也清楚地指出，胡氏毕竟没有投资新式企业，没有在改良工艺、提高品质等方面做出新的努力，所以算不上是一个企业家，只是一个流通领域的商人。
我的追寻结果是，这个根不在“红顶商人”胡雪岩身上，不在曾经辉煌一时的晋商与徽商身上，他们都只是传统农业文明的产物，身上还没有笼罩上近代的曙光，简单地说，他们不过是旧式商人。这个根也不在洋务运动后期崛起的晚清中国盛名显赫的盛宣怀、唐廷枢等人身上，他们或是官商，或是买办，终未能超越身份的限制，踏入现代的门槛。这个根在那些开创了各种新式工业的民营企业家身上，张謇、荣氏兄弟、穆藕初、范旭东、卢作孚和刘鸿生等人，正是他们代表了近代企业的方向。
从张謇到卢作孚，从1895年到1952年，横跨近60年的时光，几代企业家筚路蓝缕、殚精竭虑、大刀阔斧、立志求新，他们到底留下了哪些值得珍视的传统？积累了哪些不能忽略的经验？即便他们当年失败的教训，也可以为后人提供很好的参照。还有，他们个人和企业命运的变迁轨迹，他们的“实业救国”抱负和时代的关系，我试图找到这些答案。
我的追寻之旅始于2005年春天，那时我的《主角与配角》即将完稿，我把目光终转移到了包括“实业救国”群体在内的历史人物身上，这也是他们次引起我的强烈关注。当时，他们在我心目中的形象还是一片模糊，他们身上几乎都打上了形形色色的阶级烙印和政治标记，几十年来，包括我在内的多数国人对他们始终无法产生足够的敬意，反而更多的是鄙夷和忽视。从那个春天起，我把时间、精力乃至生命埋进了原本不熟悉、不够被关注的史料之中。读了将近两年的史料，我眼前的近代企业家群像才渐渐变得清晰起来，许多人的面容在我心中活了起来，他们的形象和我少年以来被动地建立起来的图谱大相径庭。
同时，我深刻地感受到仅仅阅读史料是不够的，我要走出去，到大江南北亲眼看一看近代企业家们在中国土地上留下的真实痕迹。从2007年2月到2008年1月，我的追寻之旅断断续续，历时一年。我去的个地方是无锡，主要是寻找荣氏兄弟当年在故乡留下的遗迹，在水西关、荣巷、梅园……我看到了曾经的繁华，曾经的追求。四台石磨开创的惊世事业，我相信至今仍能打动许多做着类似创业梦的人。在长江北岸的南通，我深切地体会到一个人和一个城市的关系。有张謇才有近代南通，大生集团的事业和南通文化的根基，靠一个人、一个办厂的状元郎而奠定，张謇已和南通融为一体，合二为一，他被称为“张南通”完全名副其实。尽管在我到过的所有地方中，张謇在南通留下的遗迹多，保存得也好，但仍有许多重要的旧建筑被无情地毁弃了。因为次来去匆匆，我又第二次去了南通，住了整整一个星期，甚至产生过为张謇写一本书的念头。
从武汉到成都再到重庆，然后从涪陵经万州，乘船下宜昌，我寻访卢作孚和民生公司的遗迹；从重庆朝天门码头附近的新民生大楼出发，我到了卢作孚的家乡合川，到了他苦心建设的北碚；从“温泉公园”到“作孚园”，我用心体会卢氏当年的万丈雄心和内心苦衷。在宜昌的长江码头，除了对岸的青山依旧，我没有找到宜昌大撤退时的任何痕迹，好在市区还有几个旧时民生分公司的仓库以及留下过卢氏背影的旧时报关行的那条台阶。
对范旭东和“永久黄”事业遗迹的寻访，我从遥远的川西五通桥开始。在岷江边，我好不容易找到了刻有“新塘沽”三个大字的那块石头，还有许多抗战期间建造的车间，那些高大的石头房子，以及厂门前当年挖的人工湖。铁骑烽火中，永利碱厂曾迁到那里。我的第二站是与南京隔江相望的卸甲甸，现在叫大厂区，范旭东在那里创办了当时亚洲流的大型企业——永利铔厂。直到2007年12月中旬，我北上天津，才看到了久大精盐公司驻津办事处的那幢西式大楼以及李烛尘当年的几个住处。在塘沽的永利碱厂，厂区里的老建筑只剩下一个“科学厅”，昔日的“东亚高楼”已消失于唐山大地震中，厂区外的“黄海化学工业社”旧址还在，但已成了厂史陈列室。现在叫作“天津碱厂”的这个厂区很快也将被放弃，搬到一个耗资几百亿的新厂区，当然这一切都已和范旭东他们无关。
后，我去了离我近的上海，寻找荣氏兄弟、穆藕初、刘鸿生等人在上海滩留下的痕迹。我的追寻之旅还未结束，在陕西宝鸡，荣家企业中被林语堂盛赞为“战时之花”的“窑洞工厂”，我也很想去看看，看它到底还保存了一些什么没有。
二、近代企业家的五个来源
中国的近代企业家群体大致上有五个不同类型，也就是五个来源：
一是绅商型，以张謇为代表，一般拥有科举功名、官场背景，属于地方上的头面士绅，所以张謇把大生纱厂的性质定为“绅领商办”，以区别于“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这是民营企业的早期形式。代绅商型企业家可以包括同属“状元办厂”的苏州人陆润庠，北方的周学熙，南方的孙家鼐、孙多森父子和严信厚、严子均父子等人。
二是商人型，以荣家兄弟为代表，他们从做钱庄学徒到自己开钱庄，在办厂之前只有纯粹的商人身份。叶澄衷、鲍咸昌、宋炜臣、曾铸等都属于这一类型。“五金王”叶澄衷，商务印书馆创始人鲍咸昌、夏瑞芳，也和荣家兄弟一样，在上海做学徒出身。
三是买办型，早期的朱葆三、虞洽卿和后来的刘鸿生为代表，他们虽然都是买办出身，但在掘得桶金并完成原始积累以后，就开始投资办企业，完成买办身份的转换。“买办”说到底是一个中性词，类似今天外资企业的高级白领或金领，并不是一个让人谈虎色变的政治符咒。这一类型早期的代表还包括朱志尧、王一亭及徐润、徐叔平父子等人。经济史学者严中平在《中国棉纺织史稿》中说：“买办不独拥有创办现代工厂所必需的大量资金，并且拥有创办现代工厂所必须具备的某些‘洋务’知识，而这却是一切官僚、地主、高利贷者等土财主纵使花费巨额资金也是无从购买的。”[2]
四是回本土创业的海外华侨，包括烟台张裕酿酒公司的张振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简照南、简玉阶兄弟，永安公司的郭乐、郭泉兄弟，以及先施公司的马应彪等人。
五是知识型，代表人物有范旭东、穆藕初、卢作孚，以及陈光甫、周作民这样的银行家，他们或是留学美、日的“海归”，或自学起家，共同之处就是创业之前没有官场背景，没有从商经历，没有雄厚资本，但他们有见地、有魄力、有能力，他们的企业不是家族企业，往往一开始就是股份制企业，在近代企业家阶层中他们创造性和现代精神。他们从来没有把利润化看作追求，而是有着更高的目标，他们中许多人甚至算不上是资本家。
在他们之前，李鸿章、盛宣怀、张之洞等建立的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华盛纺织厂、中国通商银行以及汉冶萍煤铁企业，本质上都还是官办企业，所谓“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实际仍是官有。世人都说盛宣怀是官商，但他与“红顶商人”胡雪岩相比有很大不同，他首创并长期主持经营多家大型企业，在企业史上的贡献不容忽视，而就他的身份而言，官仍大于商，他的个人资本主要是投资到土地、房产、当铺等安全的传统行业，而不是带有一定冒险性的工业企业当中。因此，他所经手的那些官督商办企业，并不意味着中国向传统农业社会格局的告别。说到底，这些企业在他眼里仍不过是“用”，而不是“体”，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换句话说，作为“自强论者”，他所做的一切就是要使清政府具备更强大的经济能力，以适应时代的变化。[3]
新式企业对于中国完全是个新生事物，商办更是起步艰难，19世纪60年代早要求办企业的是上海的买办和与外国资本有联系的大商人，他们要办航运和纺织业，还拟定了招股、创办、经营管理的章程，向清政府呈递说帖，请求准予创设，但遭到拒绝。直到1870年以后，上海、汉口这些开风气之先的口岸才有了小规模的民营企业。据统计，从1872年到1894年的22年间，中国创办的企业累计不过72家，其中商办的有53家，官办或官督商办的只有19家，但在2000万两总投资额中商办的只占到22.4%，与盛宣怀的轮船招商局等企业不可同日而语。与此同时，外国在华企业的投资额实际上高于所有中国企业的资本，如果把它们也计算在内，民营企业所占份额不过是可怜的11%而已。
等到张謇办厂以后，情况才开始悄悄地发生变化，他与盛宣怀等人不同，盛宣怀一生主要还是追求当官，办企业仅仅是当官的一个阶梯，诚如美国汉学家费维恺教授指出的，盛是一个官僚，特别是1896年以后更是朝廷中经常参与财政事务的官员，“单纯地做一个工业巨头，即使达到了控制着数千万两资产的程度，中国社会也不会给他一个与高级官员相等的地位。因此，对他来说，即便从新式工商企业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仍然是达到取得政治权力和官职这种传统中国社会的目标的一种手段”。[4]
但是，假如没有盛宣怀迈出的这一步，我们很难设想在他后面的张謇等人能走得更远，所以这一步尽管只是在传统格局中打转，但意义非同小可，放在整个中国企业史上，盛宣怀和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的作为仍具有开拓性。毕竟在中国办企业的风气未开，1912年全国登记的工厂资本总额不足5500万元，而钱庄、典当业的资本达到了1亿6500万元，相当于工厂资本的三倍。[5]
从张謇筹办大生纱厂的1895年算起，到次世界大战之前的1913年，国内资本投资办的企业在1万元以上的一共549家，其中商办的463家，占投资总额的76.3%，与前一阶段相比，这和官办的份额正好倒了过来，民营企业有了空前的发展。虽然在这549家企业中，资本在100万以上的只有17家，大部分企业的规模都很小，但是，它们预告了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企业黄金时代的到来。
三、外在因素：制度的不可抗力
企业家在近代中国的起步，离不开当时具体的外部环境，包括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就国内因素来说，是从农业社会开始向工业社会转型，即从古代向近代转型这个重大的历史背景；从国际因素来说，是西方世界叩开中国的大门之后咄咄逼人的经济攻势，他们不仅要把本国的产品倾销到中国市场，而且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廉价原材料以及利用不平等条约赋予他们的一切特权，包括治外法权等居高临下的优势，在中国大办企业，就地消化，而中国当时民贫财穷，处于的竞争劣势。中国人从一开始投身办企业，就注定不仅仅是赚钱发财这么简单，而是有着迫在眉睫的救国压力。次世界大战给中国企业带来空前的发展机会，张謇、荣家兄弟的企业发展高潮都在这个时期，许多人的创业起点也在这个时期。从1904年到1909年，中国平均每年有50家工厂注册，而1914年到1919年间，每年注册的工厂达到90家。
另有一点，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从晚清到民国，中国主要还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在整个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未达到过1/5，据估计，1920年只有4.9%，到1936年才达到10.8%，1949年也只有17%，中国尚没有从农业社会全面进入工商业社会。[6]
外在制度环境是每个具体的个人参与经济创造的前提。从1898年开始，清政府出台了许多鼓励民间办企业的政策。1903年起，清政府成立商部，制定商律，开办实业学堂，设立劝工陈列所，举办劝业展览会等。截止到1907年，光是奖励工艺的章程就颁布了五种。投资办企业，可以按投资额得到顶戴花翎。我们看一下1907年的《改订奖励公司章程》：
集股2000万元以上可以成为商部头等顾问官，加头品顶戴，仿宝星式样特赐双龙金牌，子孙三代可以世袭四等顾问官。
集股800万元以上可以成为商部头等顾问官，加头品顶戴。
集股600万元以上可以成为商部二等顾问官，加二品顶戴。
集股400万元以上可以成为商部三等顾问官，加三品顶戴。
集股100万元以上可以成为商部头等议员，加五品顶戴。
集股20万元以上可以成为商部五等议员，加七品顶戴。
另外的奖励还包括子爵、男爵这样的爵位。当然，正如《东方杂志》1905年期一篇文章指出的，中国并不需要这些荣爵虚衔，而是需要政府真正有效的保护措施。
《改订奖励公司章程》后一条说，向来官场中出资经商的不乏其人，只是碍于旧习惯，往往耻言贸易，或改换姓名，或托他人代为经理，官商之间多有隔阂，现在朝廷重商，希望能尽快破除成见，官、商合力倡导，才能广开风气。
在清政府的允许和鼓励下，各地商会纷纷成立。以商人为重要成员的立宪派团体诞生于1906年，在三次国会请愿运动中，他们曾发挥重要影响。
辛亥革命中，张謇、汤寿潜等代表的立宪派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上海独立时，李平书、王一亭、沈缦云等人都有功劳，比穆藕初大两岁的哥哥穆湘瑶出身于武举人，曾参与攻打江南制造总局。从晚清进入民国，商会日益成为重要的社会力量，对公共事务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民国初年，上海、南京、苏州等地纷纷创办《中华实业丛报》《劝业日报》《实业公报》和《中华实业界》这种类型的实业报刊，并译介了许多关于工业、农业、金融和商业理论的文章。大生集团掌舵人张謇先后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实业总长、农商总长，主持并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包括《公司条例》《公司保息条例》《商人通例》《矿业条例》《证券交易所法》《公司注册规则》等。
布衣出身的荣家兄弟在商言商，但自1912年以来，他们不断就发展工商业等重要问题公开提出见解，有的建议也得到政府的重视。
1928年，棉纱大王穆藕初在企业失败之后，受邀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工商次长，经手制定了四十多部法律或法规，都是保护并有利于民营企业成长的。
这就是张謇到卢作孚几代企业家创业的外部环境，每个人物的崛起都有特定时代的原因，离开这个背景，一切都无从谈起。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自身的素质、他们的追求不重要，这些恰恰构成了他们的内在动力，促使他们终站到了时代的前面，而没有被时代的浪头卷走。
我曾一直有个疑问，近代民营企业在做大、做强之后，首要共同面临的难题是什么？一般都说这个威胁来自外资企业和外国产品的竞争。这里我只想简略地指出一点，对于近代中国的企业家来说，事实上，、致命的威胁还是来自官资和官企兼并的威胁。中国近代新式企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障碍来自五个方面，包括外国的竞争、政府的软弱、资本的不足、技术的落后和动力的缺乏。[7]这几点大致上可以概括1927年以前清政府和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情况，当时，包括张謇、穆藕初等企业家在内都感叹政府的软弱无力，没能给企业提供有力帮助。民国时期风气渐开，《公司法》也有了，许多企业为什么还要选择建在租界或租界附近？甚至连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部、几个大银行的真正首脑部门，抗战前也一直都在上海，而不是南京。缪云台感叹租界力量之大，其中奥秘不难琢磨。[8]
据荣德生的大女婿李国伟回忆，北洋军阀比较容易应付。他们的办法也简单，一般是把各银行、各厂的主持人请去开会，关上门“讲斤头”，不满足他们的胃口，就不让出来。但是，如果你事先看出苗头，可以托故不去，也可以硬挺软磨，讨价还价。到了国民党时期就不行了，蒋介石控制长三角不久，荣宗敬不愿全额接受摊派的库券，就横遭通缉，无锡家产被封。
自1927年到1949年，以宋子文、孔祥熙为代表的豪门资本力量，包括资源委员会掌握的官营资本力量，处于强势地位，荣家企业、刘鸿生企业、民生公司和永利公司，几乎所有成熟的大型民营企业，都处在他们的虎视眈眈之下，多次面临被吃掉的危险。这些企业家寻求国外贷款时不仅得不到官方支持，反而常常是遭到要挟。
1944年，眼看抗日战争即将胜利，刘国钧的大成公司与美国签订价值270万美金的订货合同，他自己只有100多万，美方同意交货后三年内付清，但需要中国银行担保。宋子文提出的担保条件是：中国银行要投资大成，把大成变成官商合办企业。刘国钧担心企业被吃掉，于是婉言谢绝，新机器订单就这样成了水月镜花。本书在叙述类似个案时将提供大量事实，来证明这一点。1943年，卢作孚写过一篇《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他的孙女卢晓蓉对《中国企业家》的记者说，1999年出版的《卢作孚文集》收入此文时，有一句话被删，大意是“我自从事这桩事业以来，时时感觉痛苦，做得越大越成功便越痛苦”。我认为，“做得越大越成功便越痛苦”与豪门资本对民生公司一而再地觊觎有很深关系。
凭着企业家们坚定的个性以及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智慧，并充分利用官僚资本集团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相互角逐，他们的企业才有了一个脆弱的生存空间，一次次侥幸逃过劫难，得以幸存下来。
制度变迁是决定企业命运的根本原因，左右着企业的生存、发展和死亡，这几乎是一种不可抗力。制度是刚性的，与此相比，其他的障碍都显得微不足道，那些障碍总有办法克服和超越，因此，企业的发展有赖于环境的不断改善，特别是制度的保障。企业家虽然在商言商，却不能不关心国家命运，包括上海总商会在内的许多工商业团体为此做过长期努力，从张謇到穆藕初都始终热切地关怀时局。
1944年12月26日，中华全国工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国货厂商联合会、中国西南实业协会、中国战时生产促进会五个工业团体联合发表时局声明，提出十项政治主张，包括组织各党派参加联合政府等，在山城重庆引起轰动。
抗战八年，西迁企业历尽艰辛，胜利之时，大后方的各民营企业却遭遇停工减产的危机，陷入困境。1945年9月12日，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发表《对时局的严正宣言》，提出“立即废止管制政策，取缔官僚资本，以舒解工商业八年来的痛苦，并使民间企业得以自由发展”等九条主张。10月4日，胡厥文、胡西园、李烛尘等代表企业界向国民政府提出挽救工业危机、工业建国的计划。10月31日，中华全国工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和重庆工业协会分会通过《后方工业界对目前紧急形势宣言》，106位厂长、经理在上清寺集会，前往行政院请愿，公推新民机器厂总经理胡厥文、亚浦耳电灯泡厂总经理胡西园、中国标准铅笔厂总经理吴羹梅为代表。宋子文答复：“你们来个三吓头，吓不住我。你们的情况我都不知，你们对我讲，真是对牛弹琴。”随后把他们推到经济部部长翁文灏那里去。当时的重庆英文报纸《自由西报》报道这次企业界请愿时，加了一个按语：“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行政机关行政院，被资本家所包围，一个国家行政长官、行政院长为群众所窘，弄得被迫屈服，这真是一桩世界新闻。”
11月5日，胡厥文、胡西园等企业界代表当面向蒋介石陈述困难，要求贷款，并提出九条解决工业危机的建议，然而这些请愿终并未取得有效的结果，令企业界深感失望，这也成为许多人抛弃国民党政权的重要原因。
四、内部因素：企业家精神
张謇说：“勤勉、节俭、任劳耐苦诸美德是大生成功之不二法门。”[9]
荣德生在73岁时说过一番话：“回想四十五年前，筚路蓝缕，创业伊始，由小做大，以至今日，自思亦甚可笑。有此成就，殊出意外，深愧既非实学，又无财力，事业但凭诚心，稳步前进，虽屡遭困厄艰难，均想尽方法应付，终告化险为夷。”荣氏兄弟既无显赫家世，又无科举功名，更无雄厚资本，先天条件并无优势，外在的环境因素则和同时代人一致。荣德生总结自己创业成功的经验也概括为勤、俭二字，他喜欢说“勤劳耐苦”。1919年他亲自给无锡公益工商中学题写了“和平耐劳”的校训。我觉得，还应该加上识、能、德几个字，如果没有过人的见识，没有高超的管理能力，没有对兴学等公益事业的热诚，很难想象他们能成为那个时代享有盛誉的企业巨子。我很赞同“天道酬德”这个说法，因为成功背后一定有相通的因素，包括天道酬勤，天道酬俭，天道酬德。如果不是这样，则一定是这个社会出了问题。
荣氏兄弟和刘鸿生既是企业家，也是资本家，他们拥有巨额的个人财富，在自己创办的大多数企业中享有控股权。但企业家并不等同于资本家，包括张謇、范旭东、穆藕初、卢作孚，他们自身都不是资本家，并无什么资本，他们也不是职业经理人，而是企业创办人，他们和自己的企业血脉相连，是企业的灵魂、核心，是企业的精神领袖，甚至是企业生命的源泉，他们给企业提供的是头脑，是动力，企业已和他们的生命合为一体。
何谓企业家？从张謇到卢作孚，我们可以给企业家这个特定角色一个清晰的定位，企业家与资本家不同，企业家与富人、有钱人不同。1946年，享有“面粉大王”、“纺织大王”称誉的荣德生在上海被绑票，绑匪开价勒索百万美金，他说自己是事业家，而不是资本家，因为自己的钱全投资在事业上面，而资本家可以将钱放在家里，不信你们可以去调查。绑匪把价码降到了50万美金，他也没有打算给，他立下的四条遗嘱中有一条说到，如果拿出这笔赎金将影响企业生产，就宁可牺牲个人来保全事业。这就是企业家与资本家的不同，企业家关键时刻看得重的还是事业。企业家这个概念本身有着特定的内涵，我个人觉得，至少可以包括四个特征：
一是经济创造力，就是敢于挑战风险、勇于掌握新事业机会的创业精神，这是企业家的内在驱动力。中国传统文化中往往缺少类似的冒险、开拓、创新等因素。
二是核心价值观，实业救国、工业救国、民生救国、棉铁救国等理念曾风行中国。胡厥文中学毕业就决心走实业救国之路，1914年考入北京高等工业专门学校时，他认为机械是工业之本，选择了机械系，1918年毕业后他抱定一不做官，二不从教，终身以实业救国为己任。企业的凝聚力往往建立在企业家引导的核心价值之上，并非完全依赖外在规章制度的约束。
三是社会责任感，不以赢利为目标，重视社会信誉，以服务社会为自己的选择。“永久黄”团体制定的“四大信条”，民生公司在抗日战争特别是宜昌大撤退中的巨大牺牲和出色表现，都是好的证据。“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故踊跃从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这是张謇的名言。荣德生的座右铭是“立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卢作孚信奉的是“忠实地做事，诚恳地对人”。
四是管理制度化，现代企业不是旧式作坊，不是手工生产，而是组织起来的大规模机器生产，从生产到经营，如果没有制度规范，一切无从谈起。大生纱厂创办之前，张謇即手订《厂约》和一系列章程，早期得到了较好的执行。穆藕初率先引入美国的科学管理法，并使之本土化。各企业先后引入以严格核算为基础的理性化的簿记制度，包括会计成本核算制度。他们相信专家的作用，对新机器、新技术、新人才有了相当的认识，以工程师制代替了初的工头制。尽管他们的企业在管理上仍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在抗战之前，荣家企业、刘鸿生的一系列企业、卢作孚的民生公司、范旭东的“永久黄”团体等，都已经往制度化轨道上走去。
这四条缺一不可，它们成为衡量一个企业家的基本条件，共同构成了我们通常所说的企业家精神。对于一个真正的企业家来说，这种精神要比一切计算更具有根本性。荣德生在他哥哥荣宗敬60岁生日时说，“精神才是立业之本，家兄一生事业靠的就是充实的精神”。这个“精神”无疑就是企业家精神。
五、重温企业家的本土传统
和盛宣怀等主持的轮船招商局等企业不同，从张謇到卢作孚，他们经办的企业已具有明显的现代特征，从企业取名即可看出一些端倪：“大生”源自《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茂新”、“福新”、“申新”都有一个“新”字，“民生”本身就是宗旨，胡厥文办机器厂叫“新民”，“久大”、“永利”、“德大”、“厚生”、“大中华”……也都寄托了创办人的怀抱。
再看商标，大生的“魁星”、“寿星”等棉纱，荣家企业中“兵船”面粉、“人钟”等棉纱，德大的“宝塔”棉纱，久大的“海王星”精盐，永利的“红三角”纯碱，大中华的“美丽”牌火柴，唐山启新的“龙”牌水泥，上海的“象”牌水泥，章华的“九一八”哔叽细呢，天津东亚公司的“抵羊”（即“抵制洋货”）牌毛线等都是当年著名的商标，有的曾打入国际市场，风靡一时。大生二厂和三厂同属一个集团，还为相似的商标发生过争执。可以肯定，那个时代站在前面、领导风气的企业家已具备强烈的商标意识和品牌意识，他们把产品的质量和信誉看作是企业的生命。二十来岁就做了老板的古耕虞说：“信用是买卖人的无价之宝，是不能以数字来衡量的。”他百分之百地信守合同，一向保持AAA的银行信誉纪录。这位爱穿中国长袍的“猪鬃大王”还将自己一贯遵守约会时间，一丝不苟的行为，称作是“企业家风度”。
他们对企业性质的探索和实践，已经积累了许多可贵的经验。大生从创办之初就是股份制，民生公司为防止大资本控股而分散股份，天津东亚公司提出“国人资本，国人制造”、“不怕股东小，就怕股东少”等口号，多时公司的股东有上万人。荣家企业热衷的无限公司形式——肉烂在锅里，已成为资本积累与扩大生产的一个重要保证。
对新机器的追求，不仅“机器力求其新”的荣宗敬如此，从张謇到卢作孚无不如此，民生公司船上的设备包括无线电台等都是当时领先的。1921年至1931年的《海关十年报告》中说：“中国的实业家们渴望获得工艺技术，这可从多数工厂采用国外机器设备一事得到佐证。”[10]
无论大生企业集团、荣家企业集团，还是刘鸿生的企业系统，都不是靠创办者单枪匹马或者一个家族就能发展起来的，关键是用人、凝聚人。民生公司和“永久黄”团体更具有强烈的团队意识，他们成为中国企业史上超强的两个团队并不偶然，因为范旭东和卢作孚特殊的个人魅力，感召并集中了一大批从管理层到技术层的各个层面的精英，否则，要成就这些事业是难以想象的。当然，仅有中、上层的结合还不足以造成一个稳健、可持续的大
企业。
企业文化就是为了凝聚整个企业上下。申新三厂推行“劳工自治区”是个很好的试验，可惜被抗战的烽火打断。各具特色的企业文化几乎都围绕着企业家的核心价值，如“民生精神”、“久大精神”、“永利精神”。刘国钧总结经营经验，在大成纺织染公司提出三个“一点点”口号：“货色要比别人好一点点，成本要比别人轻一点点，价钱要比别人高一点点。”他将口号烧成蓝底白字的搪瓷标牌，悬挂在车间、走廊、餐厅、写字间等处，办厂刊、编格言，人手一册。从1930年到1937年，在国内纺织厂纷纷倒闭的大环境里，大成却从一到四，从常州发展到上海，从10000纱锭到78863纱锭，从200台织机发展到2707台织机，从0到拥有日产5000匹布的全套漂染设备，从50万元到400万元注册资本，八年里翻了八番，经济学家马寅初称之为“罕见的奇迹”。宋棐卿1932年开办天津东亚公司，提出“东亚精神”，制定《东亚铭》，编印《东亚精神》小册子，公司有职工青年会、学术研究会、职工夜校、基督教团契，还有国剧社、合唱团、球队、国术学社。许多企业都办有连续性内刊，“永久黄”团体有《海王》，民生公司有《新世界》，荣家企业有《人钟》，天津东亚公司有《东亚声》，还有教各种生活常识特别是教妇女织毛衣的《方舟月刊》，每月销行1.2万册，直接订户就有七八千册。
简单地说，企业家在20世纪前50年留下的本土传统，无非是品牌、责任、管理、团队、企业文化这些人所共知的关键词，而真正的生命力在于那些历史的细节，那些具体的故事，那些曾被掩埋在地底的音容笑貌。
另有不可忽略的一点，爱国是那个时代大多数企业家的共性。1926年，吴百亨在温州开办百好炼乳厂，他的“白日擒雕”牌在温州主要与英国的“鹰”牌竞争。1931年，对方出10万元购买他的商标，他回答：“我办‘百好’，是为了兴办国货，抵制洋货，不单是为了金钱，‘擒雕牌’的商标权我决不出卖。”他反而劝说前来洽谈的买办离开英国公司，自办实业或经营本国产品。
“九一八”事变后，由胡厥文主持的上海铜铁机器同业公会在《申报》上发表《铜铁机器业抗日救国决议》，提出组织义勇军，各厂准许职工加入，用短的时间赶制迫击炮、、手榴弹、机枪等主张。“一·二八”事变时，他亲自参与用水雷炸日本旗舰出云号的行动，并在一枚弹头写上“抗日必胜”四字。1937年，他的新民机器厂和上海146家民营工厂不畏艰危西迁入川。
“八·一三”战事发生时，正在德国洽谈人造石油厂的“味精大王”吴蕴初匆忙回国，他说：“做一个中国人，总要对得起自己的国家。”
1949年，吴蕴初、荣德生、胡西园、古耕虞……那么多在各自领域称“王”的企业家选择了留下，卢作孚、刘鸿生从香港返回来，其中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对这块土地的热爱，对这个国家、民族刻骨铭心的情感，他们不愿放弃自己的国家，去做“白华”。
掀开历史的一层层帷幕，这些曾叱咤风云大半生的企业家们，给我们留下的是一个个极富个性特征的传统。张謇创造的“南通模式”，造厂力求其快的“荣宗敬速度”，小鱼吃大鱼的“卢作孚神话”，“永久黄”的团队精神，穆藕初引入的科学管理法，刘鸿生用西方谚语概括的那些格言……这一切都是中国企业史上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永久的魅力，是值得后世企业家珍视的遗产。
我们讲的企业家精神在西方的含义上是十分明确的，就是建立在经济合理主义基础之上勇于挑战一切风险，把握一切机会的创业精神，这是一个企业发展的强大的内在驱动力。在荣宗敬、刘鸿生他们身上，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种冒险和开创精神，他们内心对于求新、求多、求大的不可遏止的强烈冲动。
但是，冒险、开拓、创新这些价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向来比较匮乏，因此中国的企业家精神从开始就和西方有所不同。在张謇代表的代企业家身上，尤其可以看到儒家对他们的深刻影响，他们有经世济民的入世情怀，笼罩着一层浓厚的实用理性色彩，他们对于冒险、开拓的兴趣并不很浓。到了受过新式教育、接受了全新西方思想资源的范旭东、卢作孚这些人那里，则有了现代化的自觉追求。在他们之间，相通的是“实业救国”的紧迫感、危机感，卢作孚直截了当地提出现代化的目标，荣德生到晚年仍耿耿在念“中国要富强，非急速变成一个工业化国家不可”。法国学者白吉尔在《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中有个论断，与西方17世纪的新教徒企业家不同，20世纪中国的企业家把自己的成功看作是拯救国家命运的希望之举。“地方精英阶层之所以承担起社会公益事务的责任，是出于社会开放和现代化的强烈愿望”。[11]这就可以理解穆藕初一掷万金去助学的义举，理解张謇在南通的作为，以及企业家群体在推动工业化过程中为促进城市化所做的一切努力。
他们对公益事业的关心，已不是造桥修路、做善事那么简单，而是具有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深刻内涵。张謇是个例子，他是中国企业家的标杆、榜样、楷模。他生在一个大转型的时代，以三十年的时间致力于实业、教育、自治和宪政。如果说梁启超是以文字来革新，那么张謇就是在实践上开风气之先。古老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在他的脚下伸展，实业、教育、宪政（以地方自治为基础）正是现代化的三个支点，在他之前的洋务运动中，李鸿章、张之洞这些人意识到了强国，但没有意识到富民和开启民智才是根本，更没有想到在政治制度上的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说，张謇称得上是中国的现代化之父。他在南通大办公益事业，致力于地方自治，由南通师范学校开始的一系列学校，从师范、专门技术学校、普通中小学、幼儿园直到大学、盲哑学校，从南通博物苑、南通图书馆、更俗剧场到公共体育场、军山气象台，从南通育婴堂、养老院、济良所、残废院到医院、公园等，简直是以企业办社会，不仅奠定了南通一地的现代化基础，而且他创造的“南通模式”直接影响了荣氏兄弟、范旭东、卢作孚、穆藕初等人，间接影响的人更是不计其数。
荣家兄弟在无锡创办的一系列小学、中学、大学、公园、图书馆，修建的桥梁、公路等，对无锡这所城市的贡献也不可小看。范旭东在塘沽办化工企业，把一个荒凉的渔村变成繁华的工业重镇，卢作孚建设重庆北碚与他的民生公司发展几乎同步。值得注意的还有，许多地方的因厂成镇，比如大生一厂所在的南通唐闸镇，大生二厂所在的启东九隆镇，大生三厂所在的海门三厂镇，永利南京铔厂所在的大厂镇，都是一个个工业化推动城市化的生动范例。他们办企业的行为因而成为现代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要说企业家留下的本土传统，没有比这些更重要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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