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研究普知型读物，学术大咖奉献给大众读者的传世经典。 敦煌的全方位呈现，再现千年文明。
【内容简介】
塑造佛像有哪些规范？
敦煌彩塑如何制作？
北朝彩塑如何融汇中西？
隋代雕塑如何承前启后？
唐代彩塑为什么偏重写实？中唐之后的彩塑为什么渐入衰境？
《解读敦煌·敦煌彩塑》阐释了千余年间的石窟开凿史上，敦煌塑像的发展与演变，详细论述了敦煌莫高窟现保存有北凉等十个朝代的洞窟492个，彩塑2000余尊，浮塑1000余身，现保存基本完好的原作14000余身的发展演变。
【作者简介】
敦煌研究院：敦煌学研究的科研单位，也是保护敦煌石窟（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和其它文物的文博单位。
樊锦诗：原敦煌研究院院长，现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自1963年自北京大学毕业后已在敦煌研究所坚持工作40余年，被誉为“敦煌女儿”。主要致力石窟考古、石窟科学保护和管理。
刘永增，敦煌研究院考古所所长、研究员。主要从事敦煌佛教美术史研究，近年从事敦煌密教美术研究。独著或合著有《敦煌石窟艺术 莫高窟第158窟》、《敦煌石窟全集·雕塑卷》、《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文书》等，于中外杂志发表学术论文、译文八十余篇。
【目录】
前 言
章 中原与西域的艺术交汇
1.早出现在敦煌石窟的是哪位菩萨？
26
2.北魏敦煌塑像有来自中原的风格吗？
33
3.北魏石窟中为什么出现释迦苦修像？
40
4.为什么说释迦多宝诠释了《妙法莲华经》？
44
5.西魏彩塑出现了什么新风？
49
6.莫高窟中心塔柱窟具有哪些功用和特点？
55
第二章 承前启后的汉风胡韵
1.为什么说隋代雕塑承前启后？
66
2.隋代为什么塑造弥勒三会造像？
74
3.隋代怎样表现释迦牟尼与十大弟子？ 81
第三章 世俗形象感动世俗
1.为什么称莫高窟初唐时期的造像为贞观样式? 94
2.是谁塑造了莫高窟的南大像和北大像？
108
3.初盛唐时期美的群体圆塑在哪里？
113
4.为什么写实的盛唐造像动人心魄？
123
5.盛唐之盛的洞窟是哪座？
136
6.盛唐彩塑如何凸显富丽与华贵？
144
第四章 从清新的吐蕃造像到渐入衰境
1.为什么说吐蕃治下敦煌造像唐风依旧？
156
2.敦煌的释迦涅槃像美在哪里？
168
3.晚唐夕照留下多少余辉？
176
4.敦煌彩塑的绝响尚有几许余音？
182
附录 敦煌大事记
【前言】
前 言
佛教起源于古代印度，其地域包括印度河流域（今巴基斯坦）及恒河流域（今印度）。早期的佛教为无偶像崇拜，信奉者认为偶像是对圣人的不敬，因此仅以法轮、足迹、菩提树以及宝座来表示佛陀的存在。随着大乘佛教的兴起，公元1世纪统治印度的贵霜王朝早将佛陀的形象铸造在金币上。贵霜王朝是由从黄河西部地区西迁的大月氏人建立的。这一地区的雕塑称犍陀罗（Gandhara，今巴基斯坦北部及阿富汗东部一带）美术，受到了希腊艺术的影响，曾对中国的佛教造像产生了较多的影响。位于恒河以南的马图拉（Mathura，旧译秣菟罗，今印度北方邦马图拉地区）地区也开始用石材雕刻，称为马图拉美术。其佛陀造像虽受到北方影响，但基本是出自印度本土的艺术，特别是药叉女造像，极具地域特征。
佛教东传的过程也是一个佛教艺术于流传各地逐渐本土化的过程。在一些无法采集到适宜雕刻的石材的地区，人们因地制宜地采用了金铜、泥塑、木雕、陶塑等方法来塑造佛像。如巴米扬（Bamiyan，今阿富汗喀布尔市西北230公里）石窟即为泥塑，具有印度笈多王朝时代的特点，壁画则受波斯文化的影响。而哈达（Hadda，今阿富汗贾拉拉巴德南10公里）地区的造像则多为模制，模制塑像上还施以彩绘，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彩塑。哈达的造像，将冷峻的犍陀罗雕刻和浑厚的印度造像融为一体，以全新的造型方法、写实的技法，创造出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佛教造像。
敦煌有着深厚的中原文化根基，造型艺术也有着自己的传统。汉代的敦煌，在生活用具上已经制作出相当精美的雕塑作品。西凉时，国君李暠曾在敦煌建造宗庙以祭祀先祖。公元4世纪，敦煌已发展为“村坞相属，多有寺塔”的佛教圣地，敦煌石窟就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敦煌地处边陲，社会相对稳定。在地方豪门权贵和百姓累世开凿下，敦煌石窟逐渐发展成了规模宏大的佛教胜地。加之来自中原各地的西行僧侣和躲避战乱的富有之家、被贬的儒雅之士不断聚集敦煌，他们的智慧与财力，无疑也推动了石窟的创造和保护。相反，中原由于战火频仍、政治动荡，随着一个个王朝的湮灭、一座座寺庙的焚毁，唐代以前的佛教彩塑几于荡尽，现存的仅有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山西五台山大佛光寺、南禅寺等处。从这个意义上讲，敦煌石窟是中国重要的彩塑艺术宝库。
敦煌莫高窟开凿在敦煌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东麓断崖上，建筑规模多属中小型，也有一些大型的洞窟。从形制上讲，石窟可分为禅窟、中心塔柱窟、覆斗顶窟、大像窟和背屏窟五种形式。由于石窟坐西向东，西壁则是洞窟的中心所在，无论是哪种形式的洞窟，大都在西壁的中央塑造佛像。石窟内塑有佛像并绘有壁画。据唐代碑文记载，莫高窟初创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为沙门乐僔开凿。其后法良禅师亦从东届此，于僔师窟侧相继营建，伽蓝之起，滥觞于二僧。此后，笃信佛教的瓜州刺史东阳王元荣与建平公于义亦大兴佛教，莫高窟的开窟造像由此兴盛起来。然而，由于历史久远和自然的损坏，初创期的石窟已不可考，现存早的石窟开凿于公元5世纪上半叶的北凉时期。
莫高窟现保存有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代等十个朝代的洞窟492个，彩塑两千余尊，浮塑一千余身，现保存基本完好的原作一千四百余身。在千余年间的石窟开凿史上，敦煌塑像的发展和演变大致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
早期，即发展期，包括北魏、西魏、北周三个历史时期，历时一百八十年。洞窟多为中心塔柱窟，西魏以后出现了覆斗顶窟。塑像主要有主体性雕塑，也有一些附属的影塑。主体性的雕塑多指塑造于中心柱四面或西壁的佛、菩萨像，是人们礼拜的对象，如弥勒像、释迦像和释迦多宝并坐像。以造像题材分，有说法像、禅定像、思惟像、苦修像等。主尊两侧多侍有菩萨，北周时出现了弟子造像。附属的影塑有飞天、供养菩萨，以及龛楣上装饰的交龙和神王、龙头等柱头装饰。
中期为繁盛期，包括隋、唐两个时代，历时三百余年。洞窟形制多为覆斗顶窟。一般在窟室正面开凿大龛，列置以佛为中心的群像，少者三五身，多的达到二十八身。佛像有释迦牟尼、弥勒、阿弥陀和释迦多宝并坐像，同时出现了三世佛和弥勒三会说法像，两侧侍立弟子、菩萨、天王、力士以及供养菩萨。有些洞窟的窟室中央还设立须弥坛，坛上列置佛、弟子、菩萨群像。除此之外，唐代石窟中还出现了以特定主题为内容的大像窟和涅槃窟，这两类洞窟，无论在塑像的规模还是塑造的技法上，都反映了唐代在政治上的强盛和经济上的繁荣。
晚期为衰落期，包括五代、宋、西夏、元四个时期，历时460余年。五代承袭了晚唐时出现的背屏窟，这类洞窟规模宏大，多开凿在莫高窟的下层，因此塑像多遭破坏。宋代55窟，保存有较为完整的弥勒三会说法像，除倚坐的弥勒佛像外，塑有弟子、菩萨、天王和金刚力士，数量也多至十余身，是了解莫高窟晚期雕塑不可多得的作品。西夏时期大多是重修前代洞窟，保存完好的仅有491窟出土的供养天女像。元代洞窟的内容为汉密（汉地佛教与藏密）并重，壁画不乏佳作，遗憾的是却没有留下任何雕塑作品。
0-1 公元1至2世纪的犍陀罗造像
0-2 公元2世纪的印度马图拉造像
0-3 公元2世纪的印度马图药叉女
0-4 北朝中心塔柱窟
0-5 隋代覆斗顶三龛殿堂窟
0-6 唐代中心佛坛窟
中唐 榆林窟25窟
0-7 晚唐背屏佛坛窟
敦煌彩塑是怎样制作的？
敦煌石窟的岩体构造属于酒泉系砾石岩层，是由细沙和砾石沉积粘结而成，因此不能像印度的犍陀罗或马图拉那样进行雕刻，只能采用泥塑装彩的工艺进行造像，后世称作“彩塑”。其实泥塑装彩的彩塑与石雕是相同的，石雕也需要装彩。犍陀罗的造像看上去好像是素面石雕，但是在很多造像上可以明显地观察到使用色彩的痕迹。
作为石雕，不但是造像的前面，包括头顶、身后，甚至是足底都进行完全雕刻的被称之为圆雕。因此，敦煌彩塑大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圆雕，或称之为圆塑，而是接近圆塑的高浮塑。高浮塑一类的造像主要塑在佛龛内部，因有龛壁的遮挡，礼拜者无法观察到塑像的侧面，塑像的身体厚度被轻度地压缩。此外还有少量的圆塑和影塑。圆塑主要塑于中心佛坛和龛沿两侧，如205窟和196窟的中心佛坛，384窟的供养菩萨都属于圆塑。影塑有人字坡上的椽枋，龛梁、龛楣上的装饰以及模制的影塑飞天等。
敦煌塑像的制作材料都是就地取材，以本地生长的红柳、杨柳为塑像的中心骨架，骨架上捆敷的芦苇或芨芨草采自大泉河上游或敦煌周遍的农村。塑泥则更容易采集，为窟前大泉河岸上沉淀的澄板土和细沙。以高浮塑为例，敦煌彩塑的制作工艺大致为：
1、先在墙壁上横向楔入木楔，将木楔和埋入地下的中心骨架捆扎在一起，再敷以苇草或芨芨草制成塑像的形体骨架。
2、以较粗的塑泥塑出大形，再敷以中泥和较细的表泥。在塑造面部、衣纹、手足时，通常以捏、塑、贴、压、削、刻等手法塑出塑像的细部，待干燥后再装饰色彩。
3、装彩用点、染、刷、涂、描、贴等绘制技法表现，即使用绘塑结合的手法来表现肌肤、须发、服饰、台座，使完成后的塑像富有神韵和质感。
由于这些塑像大多是以树木的枝条为骨架，再在木骨上敷以草泥，后妆彩完成的，学者们又称之为木骨泥塑。除木骨泥塑外，还有石胎泥塑，如通高34.5米的第96窟和27米的第130窟的弥勒佛倚坐像，第158窟和第148窟的释迦涅槃像都属于石胎泥塑。石胎泥塑大多用在巨型雕塑上，是在崖壁上直接凿出造像的大形，再敷以草泥塑造而成的。
影塑是一种模制技法，是在一个事先制作好的阴模上填充塑泥，然后干燥而成的一种造型手段。敦煌早期石窟中造像的面部、手足、冠饰以及龛楣装饰、菩萨冠饰等许多造像的部件都采用模制。此外模制还用于伎乐天、千佛的塑造，如早期石窟中心柱上的伎乐天，第428窟四壁上层的千佛都属于影塑。影塑或者说以模制塑像，产生在佛教造像活动有了一定规模后。模制塑像可以在短时间内复制出大量的造像部件，只要这些部件上施以不同的色彩，再进行组合整形就可以达到不同的艺术效果。在阿富汗的哈达、迦拉拉巴德，我国新疆的和田、库车地区，甘肃省的敦煌、酒泉、张掖等一些以泥塑为造型手段的地区都发现过大量的模制塑像。因此可以说，模制塑像是佛教造像活动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造型手段。
0-8 细砂岩彩绘佛像
唐
现藏敦煌研究院
这尊细砂岩石像雕刻精美，表面敷彩装饰。出自莫高窟前的遗址中，但不知当时供奉在何处，窟室内至今没发现有石质佛像。该石材的开采地点应在莫高窟不远处五个墩下的采石场中。
0-9 模塑成型的塑像面部
盛唐
现藏敦煌研究院
这是模塑成型的塑像面部，厚约1.5厘米，后面内凹，出土于第450窟。从丰满的面部形象看，应为唐代制作。模塑的作用是可以加快制作塑像的进度，先作好头部的大型，然后将预制好的脸模贴上，很快就可以成型。
0-10 捆扎芦苇的木骨架
0-11 塑像腿部残件
盛唐
现藏敦煌研究院
这件塑像残件的断裂处，可以清楚的看到敦煌泥塑的制作过程，中心用木骨架，周围用麻绳缠芦苇，外层再敷泥上彩，成为精美的彩塑艺术品。
制作佛像有哪些规矩？
公元1世纪中叶，佛教经丝绸之路传入我国。初传期的佛教活动主要以经典的翻译为主，所以才有了老子化胡、伊存口授浮屠经等传说。同时，佛教造像也传入了我国，于是又有了明帝夜梦金人，蔡愔于月氏得佛像经卷，以白马驮回洛阳，即白马负书等传说。这些传说虽多属文献记载，难免有一些夸大或附会的成分，但却客观地反映了佛教初传我国时的一些情况。
佛教造像起源于公元前2～1世纪的印度，是亚历山大东征后希腊文明和印度文明相结合的产物。佛教考古学的调查证明，成规模的佛像制作起源于印度的犍陀罗和马图拉地区。一般说来，犍陀罗的雕刻有明显的希腊、罗马文化特征，马图拉的雕刻是基于印度传统文化的产物。但是，既然是宗教雕刻，就必须遵循这一宗教所特有的规范，在佛教世界里，将这种规范和标准称之为相好标准。
“相好”一词指的是在雕刻或绘制佛像时必须遵循的造像规则。所谓“相”有三十二相，“好”有八十种好。佛经上说，释迦牟尼生来就和常人有着许多不同。他出生时，是从母亲摩耶夫人的右肋生出，生下来就能行走。孩童之时，兵戎杂术、咒语书论无所不能。不仅如此，他还具备与常人不同的三十二相和八十种好。若治国，可作转轮圣王圣贤明君；若出家，可为觉者教化众生。总之，他是释迦族的圣人，是伟大的觉者。
佛经上讲，三十二相就是大丈夫之相，是三十二种常人无法具备的异人之相，如指间缦网相、两手过膝相、眼目绀青相、眉间白毫相、顶上肉髻相等。八十种好和三十二相大致相同，无非是说释迦牟尼的行止坐卧身形音色有别于常人。那么，佛教的这些相好标准是怎样产生的呢？佛教造像又为什么要遵循这些相好标准呢？
三十二相和八十种好见于《阿含经》等各类经典。佛教史学家们认为，《大正藏》阿含部类的经典是早期的佛教经典，但这只能说明它是接近释迦牟尼的学说和思想，而不能确定都是释迦牟尼亲口所说的。从佛教诞生和发展的历程上看，三十二相和八十种好之类的相好标准，应该是佛教造像活动有了一定发展之后的产物。在印度，无论犍陀罗还是马图拉，造像的主要原料都是石材。在石头上雕刻手指等细小部位时，不但在雕刻时容易发生断裂，而且在日后也难以维护，如果将五个指头连在一起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这里的指间缦网相也许就是在这样的造像实践活动中总结出来的。两手过膝相、眼目绀青相、身黄金色相等无非都是一些异人之相。在莫高窟，北朝至初唐时代造像的眼目中镶嵌的绿色铜片，也许就表示眼目绀青相。眉间白毫相，可能源于面部的装饰。在犍陀罗的雕刻中，有的是在眉间刻出（或画出）右旋白毫，有的却在眉间镶嵌宝石。顶上肉髻相实际上就是一种发髻，在马图拉雕刻中，有些如来像的头顶并不作剃发形，而是刻有细密的发丝，有的干脆就将肉髻雕成发髻。在犍陀罗，如来肉髻多呈波状发，与其说表现的是顶骨，倒不如说是经过梳理后的发髻。这些从实践中总结出的相好标准，到了后来就成了人们造像时必须遵循的规范。相反，根据这些相好标准制作的佛像也成了人们礼拜的对象。《观佛三昧海经》等一些禅观类经典中说，无论是坐禅还是在礼佛时都应该观像，所谓观像主要是观察和体味佛像的三十二像和八十种好。还说观像有顺观和逆观两种方法，从顶骨相开始向下逐次观察直至足下千辐轮相者为顺观，反之则为逆观。这些从佛教造像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相好标准，后来又成了人们礼拜佛像时的一种程序和方法。因此可以说，三十二相和八十种好这些相好标准产生在佛教的造像活动中，从而又指导了佛像的制作和佛教的信仰活动。
0-12 壁画中的释迦造像
壁画中的释迦造像清晰地诠释了“相好”，如顶上肉髻相、眼目绀青相、眉间白毫相、指间缦网相、两手过膝相，并留下释迦造像的比例线。
北魏 莫高窟251窟
0-13 释迦造像
释迦牟尼头顶生髻，长耳双垂，手指间生缦网，施无畏印和与愿印，结跏趺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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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寄语
众所周知，中国的佛教与儒家和道教曾经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中国佛教美术艺术与佛教相生相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中国佛教美术艺术应佛教需要而成长，应佛教发展而发展，对弘扬佛教教义和佛教思想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佛教美术艺术也是中国古代美术艺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了中国古代美术的发展。
中国佛教美术留下了无数的遗迹、遗存和遗物，但历史上诸多古刹名寺因战火、天灾、人祸而灰飞烟灭，寺庙建筑中的佛教艺术也随之消失殆尽。唯开凿于山崖的佛教石窟寺虽历经沧桑，仍大多得以保存。敦煌曾经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交通枢纽，商业贸易的集散之地，是世界上四大文化、六大宗教、十余个民族文化的融汇之处，在敦煌适宜的土壤上，辉煌的敦煌莫高窟及其佛教艺术应运而生。敦煌莫高窟迄今保存了735个洞窟、45000平方米壁画、2000多身彩塑、5座唐宋窟檐。敦煌莫高窟是中国现存规模的佛教石窟寺遗址，是世界上历史延续悠久、保存完整、内容丰富、艺术精美的佛教艺术遗存，代表了公元3至14世纪中国佛教美术艺术的高度成就。
然而，敦煌莫高窟这处千年佛教圣地，由于历史原因，公元16世纪以后，竟成为被历史遗忘的角落，它的丰富内涵和珍贵价值长期鲜为人知。
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发现的藏经洞，出土了公元4至10世纪的文书、刺绣、绢画、纸画等文物5万余件。其中文书，大部分是汉文写本，少量为刻印本。汉文写本中佛教经典占90%以上，还有传统的经史子集和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官私文书”等。除汉文外，还有古藏文、范文、回鹘文、粟特文、于阗文、龟兹文等多种少数民族文字。
藏经洞及其文物的发现，引起了学界的震惊，中外学者以藏经洞文献研究为发端，开始关注敦煌莫高窟，从而引发了对敦煌莫高窟和敦煌地区石窟佛教艺术研究的热潮。在这个敦煌研究的热潮中，1944年，一个保管和研究敦煌石窟（包括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东千佛洞、肃北五个庙石窟）的机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在大漠戈壁的敦煌莫高窟中诞生了。
六十多年来，一批又一批有志青年离开了繁华的都市，来到了西部边陲的敦煌莫高窟安家创业。他们住土房、喝咸水、点油灯，严寒酷暑，大漠风沙，孤独寂寞，磨灭不了他们心中神圣的追求，为了保护敦煌石窟，为了研究和解读敦煌石窟艺术，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敦煌人”默默地奉献着青春、智慧、家庭，乃至人生。
经过几代敦煌学者对敦煌石窟长期深入细致的调查、整理、考证、研究，敦煌石窟壁画的尊像画（指大彻大悟、大智大勇的佛、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的菩萨，虔诚修行、以求自我解脱的弟子、威武勇猛、守护佛法的天王、力士，轻歌曼舞的伎乐飞天等等佛教众神），释迦牟尼故事画（指佛教教主释迦牟尼生前救度众生的种种善行故事，今生诞生宫廷、犬马声色的太子生活、出家修行、降魔成道、教化众生的传奇故事）、经变画（指隋唐时期中国艺术家根据大乘佛教经典创作绘制的大幅壁画）、佛教东传故事画（指宣扬佛教东传、佛法威力、佛迹灵验等等神奇故事）、神怪画（指佛教接纳的中原汉地流行的传统神话和神怪形象）、供养人画像（指为祈福禳灾而出资开窟造像的功德主及其眷属的礼佛画像）、图案纹样（指装饰各洞窟建筑、彩塑和壁画的图案纹样）等七类专题性如同天书般的内容逐渐得以认识、揭示和解读。
通过研究，学者们不仅解读了作为敦煌石窟主体的佛教的题材内容、思想、教义及其演变发展，而且还揭示出壁画表现的人间所没有的佛教众神和他们所居住的佛国世界，其素材无不取自于现实人间世界。揭开佛教教义的神秘面纱后，可以看到，敦煌壁画中名目繁多的佛国世界是现实世界的反射。展示在人们眼前的不只是虚幻的佛国世界，而且是
一千年敦煌和河西的形象历史，是一千年丰富多彩的古代社会生活，是一千年内涵博大的文化，是一千年壁画和彩塑艺术的发展史。因此，敦煌石窟被誉为“佛教艺术宝库”和“中世纪的百科全书”。今天，当历史图像资料已经成为凤毛麟角的时候，通过博大精深的敦煌壁画认识中国古代历史和社会，显得尤为重要。
此次出版的“解读敦煌”系列丛书，是由敦煌研究院的资深专家和摄影师共同完成的一套内容详备、体例新颖、面向广大读者的通俗读物。本系列丛书具有三大优势：
一、全面涵括了敦煌石窟的建筑、壁画、彩塑以及出土文书的内容，体系浩大、内涵丰富；
二、由敦煌研究院资深专家组成的作者队伍，将他们数十年的研究成果，以佛教、艺术、社会三大类多专题的形式，深入浅出地向读者解析敦煌石窟的奥秘；
三、由敦煌研究院资深摄影师拍摄的两千副精美照片，向读者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多姿多彩的敦煌石窟艺术。
本丛书将向全世界展示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创造的杰出艺术成就和东方古代文化的辉煌，向全世界讲述历史留在敦煌的繁华和一个个悠远的故事。
好，我们通过出版“解读敦煌”系列丛书，以纪念藏经洞发现110周年，敦煌研究院建院66周年，敦煌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4周年。
樊锦诗
2010年6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