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散文探索丛书”是国内一套全面地探讨与梳理中国现当代散文理论体系、思潮脉络与文化话语的研究丛书，填补了国内现当代散文研究的空白。
丛书的作者阵容强大。孙绍振、陈剑晖、王兆胜、谢有顺、林非、范培松、吴周文、郑明娳均为国内知名且在散文领域卓有成就的著名学者。
丛书对鲁迅、胡适、梁实秋、沈从文、周作人、林语堂、钱钟书、莫言、余华、余秋雨、余光中、梁衡、王充闾、祝勇、筱敏、王鼎钧、高尔泰等多为国内一线名家散文作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解读。
百年散文探索丛书第二辑：
林非《散文的昨天和今天》
范培松《散文脉络的玄机》
吴周文《散文审美与学理性阐释》
郑明娳《现代散文理论垫脚石》
百年散文探索丛书辑：
孙绍振《审美、审丑与审智：百年散文理论探微与经典重读》
陈剑晖《诗性想象：百年散文理论体系与文化话语建构》
王兆胜《新时期散文的发展向度》
谢有顺《散文的常道》
【内容简介】
《散文脉络的玄机》共分三编，论及百年中国散文的脉络的问题、“桐城谬种”的辩难、论语派、海派、学者散文、工农兵散文、散文热等等，对近一百年的散文选择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从史的高度，进行解读和阐释，呈现其发展脉络的玄机，把散文史的勾勒和理论的建树融为一体，对百年散文的观念、流派、现象做了非常详尽的梳理和分析，观点新颖且具有突破性。书中提及沈从文、何其芳、林语堂、张爱玲、梁实秋、钱钟书等都是家喻户晓的作家，对他们的研究使一般读者能够更深入地了解散文的真谛和内涵。
【作者简介】
范培松，1943年7月生于江苏宜兴市，教授、博导，现为苏州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江苏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苏州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著有《中国散文批评史》《中国散文史》《散文天地》《散文写作教程》《报告文学春秋》《中国现代散文史》《范培松文集》（8卷）等。
【媒体评论】
“形散神散”的散文尽管予人一种有如家常闲谈的随意感，漫无边际、兴之所至，没有严密的思维脉络，但我们也如同听人谈话，能够从那生气灌注的材料选择与句式、语气、语势上辨别出一个活生生的人来。
——范培松
【目录】
论散文的三重境界(代序)
上编
章 百年中国散文脉络的玄机
节 “志”与“道”
第二节 “激进”与“中庸”
第三节 “乡”与“城”
第二章 “桐城谬种”之说的谬误与谬传
节 对桐城派批判的反思
第二节 桐城派的文学贡献和缺陷
第三节 “白马湖散文”是承接和延续桐城文脉的散文流派
第三章 “愤”：五四散文变革的驱动力
节 “愤”：五四散文家的破坏心态
第二节 五四散文蜕变的脉络
中编
第四章 京派散文的文化思乡梦
节 文化选择及其审美心理特征
第二节 沈从文
第三节 何其芳
第四节 其他京派散文作家
第五章 崇尚闲适格调的论语派散文
节 文化心理、理论资源和抒写策略
第二节 林语堂
第三节 其他论语派作家
第六章 注重圆通,追求流行色的海派散文
节 文化性格和审美特征
第二节 张爱玲 章衣萍 苏青
第七章 以文化自我为中心的学者散文
节 文化精神特征、渊源及影响
第二节 梁实秋
第三节 钱鍾书 王了一
下编
第八章 自我变形：“工农兵”代言人时代的散文
节 角色转换：“工农兵”代言人的提出和确立
第二节 “工农兵”代言人的首次集体亮相：军旅散文
第三节 “工农兵”代言人的变脸艺术：散文“当诗一样写”
第四节 与体制不和谐的声音
第九章 “散文热”：重塑“自我”灵魂的狂欢
节 “散文热”整体观
第二节 “散文热”中的散文嬗变脉络
第十章 “以文化自我为中心”的回归和确立
节 《随想录》的“我是我”的呐喊之后的孤独
第二节 从“静虚村”到“商州”：贾平凹的“自我”回归探索之艰难
第三节 文化散文：“以文化自我为中心”的实现
后记
【免费在线读】
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在近半个世纪中,中国大陆的散文进入了“工农兵”代言人的时代。诚然,它有前后期之分,可以70年代中期“文革”结束为前后期区分的标志,从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是后“工农兵”代言人时代。
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这是树立权威的时代。战争是权威,党派是权威,枪杆子是权威,权力是权威。当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整个中国处在国共对立的你死我活的战争状态中。阶级斗争以战争的形式出现,战争主宰了一切。散文家在这场你死我活的对抗中必须做出选择。其实在之前,这一选择就已经严峻地摆在面前,40年代初,发生在延安的文艺整风,就是要求散文家做出新的选择。
当时代车轮刚刚驶入40年代,就已意识到文化的重要。他在1940年1月延安创刊的《中国文化》上发表了长篇论文《新民主主义论》,用大量的篇幅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认识和立场,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尽管这种立场表述是纲要性质的蓝图描绘,但有一点是具体的、清晰的,而且是毫不动摇的,就是新文化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里的“无产阶级领导”是非常落实的、具体的,其含义应是管理、指挥、服从。坚持的是两条：一条是党指挥枪,另一条是党指挥文化。文化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文化必须服从党派和权力的权威,必须服从意识形态的权威,散文绝不能例外。
但这一切并没有引起当时延安作家的足够重视。从延安作家队伍的结构来看,大部分是从国统区和沦陷区投奔而来的,跟随武装部队从江西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来的极少,这一结构决定了他们对延安的认识心态上的差异。作为当时共产党的军事人员和领导者来说,他们是九死一生,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后终于在延安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延安是命根子,他们已无路可走。而且延安处在日军和国民党围困之中,在战时特定环境下,延安是一个封闭的社会。再从权力管理系统来看,从中央到地方,体系非常严密,形成一种国中之国的割据局面。这种割据,决定了延安的共产党领导人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并理所当然地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审视延安发生的一切,以确保政权的巩固。延安的安全和稳定高于一切。对于从国统区和沦陷区投奔而来的大批作家来说,他们的心态不同。他们是满怀激情,为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来到延安,他们把延安视为理想的王国和完美的圣地。作家们又非常敏感,他们在延安的现实生活中看到了另一面,那就是等级制度、干部庸俗的心态以及享乐主义等等。作家们把理想和完美视为高于一切,这样冲突就不可避免。王实味在《政治家·艺术家》中就用文学的手法描述了这两种不同心态的冲突：“有些以政治家自傲的人,望到艺术家便嘴角浮漾着冷讽的微笑；另有些人以艺术家自高的人,提到政治家也要耸耸肩膀。其实,客观反映总都有些真理,好是彼此都把对方当作是镜子照一照自己。不要忘记：彼此同是带着肮脏黑暗的旧中国的儿女呀!” 倘若冲突双方仅仅是“冷讽的微笑”和“耸耸肩膀”,事情就简单多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其严重和残酷远比人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在近半个世纪里酿造了许多冤案。而发生在40年代初批判王实味的这场冲突,竟成为20世纪中国散文史上的一个沉重话题。
冲突经历了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
事情的缘起是在1942年春天,当时丁玲主编的《解放日报》副刊上发表了王实味、萧军、丁玲、艾青和罗烽等的杂文。王实味(1906—1947),河南潢川人。1922年入北京大学,同时从事文学创作和马列主义著作的翻译。抗战前夕去延安,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他在1942年3月13日、23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杂文《野百合花》,在1942年3月17日《谷雨》上发表了杂文《政治家·艺术家》。萧军(1908—1987),辽宁义县人。早年就读于东北陆军讲武堂,曾在东北宪兵教练处任少尉军事及武术助教。“九一八”事变后,拟组织抗日义勇军,失败后逃赴哈尔滨,在哈尔滨与萧红出版短篇小说合集《跋涉》。1933年他和萧红逃到上海。他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由鲁迅亲自撰序推荐出版,声名大振。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到武汉参加《七月》刊物编辑工作。次年去延安,后辗转到四川,从事工人业余文艺教学工作和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40年再赴延安,主编《文艺日报》。他在1942年4月8日《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杂文《论同志之“爱”与“耐”》。丁玲(1904—1986),湖南临澧人。1921年到上海入平民学校,次年入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读了一年左右到北京。1927年发表处女作《梦珂》,接着发表《莎菲女士的日记》等,影响颇大。1936年逃离南京到达延安,曾任中央红军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1941年主编《解放日报》文艺副刊。1942年3月9日在《解放日报》副刊《文艺》第98期上发表杂文《三八节有感》。艾青(1910—1996),浙江金华人。早年曾赴巴黎习画,后来开始写诗,1936年出版的诗集《大堰河》奠定了他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地位,1941年辗转到了延安,一度任教于鲁迅艺术学院,主编诗刊。1942年3月11日,他在《解放日报》副刊《文艺》第100期上发表了杂文《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1909—1991),辽宁沈阳人。1928年毕业于哈尔滨呼海铁路练习所。192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在杨靖宇领导下担任哈尔滨东区区委宣委,创办《文艺》《夜哨》周刊。抗战爆发后去武汉,参与编辑半月刊《哨岗》。武汉沦陷后他去了重庆,继续从事革命文学活动。1941年赴延安,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主席。1942年3月12日在《解放日报》副刊《文艺》第101期上发表了杂文《还是杂文的时代》。
这批性质相似的杂文在同一期间出现,显示了这样五个共同特点：,这批杂文作家都是抗战前后从国统区和沦陷区进入延安的,在到达延安之前,他们已有了较大的文名和声望,不是一般作家。第二,这批杂文都发表在延安权威的刊物《解放日报》上,影响很大。第三,时间集中,都发表在1942年春天。第四,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延安现实中的阴暗面进行揭露和批判。第五,在文体上均是杂文,对问题的揭露和批判是以直截了当、一针见血的方式呈现的。它们成了批公开发表的批评延安的意见书。散文的文体特征,决定了它在这场冲突中充当了出头鸟的角色。
这批杂文集中揭露和批判了延安的阴暗面和黑暗面,揭露是无情的。以《野百合花》为例,它的要害是“野”。“野”在于它认为延安有“黑暗”,有些人“在那儿间接助长黑暗,甚至直接制造黑暗”!尤其对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在这一点上,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也做了同样的揭露。另外,《野百合花》还对延安缺乏“爱”,对一些干部只顾自身享乐,只顾自己的一点利益等庸俗丑陋现象也提出了批判。艾青、萧军、罗烽等的杂文也基本上是对这些现象进行揭露和批判的,尤其是罗烽提出的“还是杂文的时代”成了这批杂文的理论依据和口号、旗帜。
如果客观来看这些揭露和批判,应该是可以容忍和允许的。但问题在于,它们的集中出现,在延安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人还把王实味捧为“延安的鲁迅”。由于延安的政权和体制,是从江西根据地延续而来,是以军事手段建立起来的,战争环境中凭借军事手段建立起来的政权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从江西到延安,从来没有任何人(包括作家)对这一权威发动批判和挑战，而且这种权威在战时环境中保持高度警惕。罗烽在《还是杂文的时代》中说道,“延安是政治警觉性表现的的地方”。因此,对延安政权的阴暗面的揭露和批判,尤其是它在群众中引起的轰动效应,不能不引起的警觉和注意。后来在中共七大期间,对这一局面曾做了这样的评价：“1942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我们承认打了败仗,于是好好整风。”文学问题一下就转化成政治问题。1942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从5月27日开始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对王实味、丁玲、萧军、艾青、罗烽等进行批判,中国共产党次用政治手段,动用权力来解决文学问题,开创了把文学问题和政治问题混为一谈的先河。批判者成了被批判者,成了敌人。丁玲做了自我批判。王实味后以“反党五人集团”和托派问题被捕,并于1947年被错误地处决。
这里特别要提一提,在对王实味等人的批判上,运用了群众批判的手段,它不同程度地动员广大群众参加,以会议的形式展开。如对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的批判,当时中央研究院开始以座谈会形式进行批判。座谈会从1942年5月27日开始,到6月11日结束,共开了十六天,其间开了十四次大会。当时会议参加者对6月8日的座谈会做了这样的记述：“从早晨七点起,就不断地像潮水一样涌来了一千多个旁听者,他们来自七十几个机关(学校在内)。”一千多个人对一个人批判,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鲁迅曾说：“牺牲为群众祈福,祀了神道后,群众就分了他的肉,散胙。”不幸,鲁迅的话成了王实味等的谶语,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中国大陆文坛上对作家和作品时常运用群众批判的手段。当群众在一种权威体制运作下变成一种专制、一种暴力时,它就可能成为一种可怕的力量。王实味等在群众批判下,完全失去了语言的感觉,因为群众批判重复着战斗的刺激的语言,形成一种声势、一种压迫、一种结论。王实味们终于败下阵来。
《野百合花》等杂文的出现,使等人认识到,除了政治权威、军事权威以外,还要建立文化权威,而且建立文化权威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于是,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中的“无产阶级领导”的蓝图开始了全面具体的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