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推荐
1.《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畅销三十万册，特别推出精装纪念版回馈读者！
2.柴静作序、刘瑜作跋、罗振宇 老六 余世存联名推荐！
3. 曾国藩是正直、清廉、智慧的正人君子，又是深嵌体制核心的职业官员
这是一部中国政治教科书，通过本书所描绘的曾国藩，可窥见中国传统官场微妙而复杂的“潜规则”
4.从愤青到*成功的官员，经历五次耻辱，如何“脱胎换骨”。30岁前后截然不同的曾国藩为广大的青年展示了一个年轻人是如何从理想走向现实的，极具现实指导意义。
【内容简介】
《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讲述了曾国藩跌宕起伏的一生，揭露了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一生遭遇过的五次重大挫折；与左宗棠的纠结和情谊；一生收入与支出；如何看待风水、相面、算卦和天命等。作者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正直、清廉、智慧的“圣人”形象的曾国藩，一个矛盾、挣扎的深嵌体制核心的职业官员。透过曾国藩，读者可窥见中国传统官场微妙而复杂的“潜规则”与中国特色体制的独特生存哲学。
【作者简介】
张宏杰，蒙古族，1972年生于辽宁。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就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著有《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坐天下》《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给曾国藩算算账》等。曾在《百家讲坛》主讲《成败论乾隆》，大型纪录片《孔子》《楚国八百年》《戊戌变法》总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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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出版作品目录：
《千年悖论》
《坐天下》（版名为《坐天下很累》）
《中国人的性格历程》
《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饥饿的盛世》（版名为《乾隆皇帝的十张面孔》）
《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
《给曾国藩算算账》（京官时期）
《给曾国藩算算账》（湘军及总督时期）
《张宏杰讲乾隆成败》
《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媒体评论】
这个深嵌在体制核心中的职业官员，要以一种穷根究底的笨拙憨态，扎硬寨，打死仗，从皇家文化中解放出来，从道德诫命中解放出来，开始松绑挣脱，使这一阶层开始拥有自己的独立身份。曾国藩能成为曾国藩，靠的不是道德勇气，而是精神上不断地自我更新，“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
——柴静
曾国藩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出身卑微，资质平平，刚出道时是个见到啥不平事都要叽歪两句的“小愤青”；30岁时立志做圣人，跟朋友喝酒要反省，见到美色要反省，梦到发财要反省。中年之后创立湘军，只手挽救了大清王朝，却落下了“汉奸”“曾剃头”的骂名。这就是张宏杰给我们呈现的曾国藩：一生都活在矛盾与冲突中，一个有灵魂有体温有意思的“圣人”。
——罗振宇
张宏杰是真喜爱曾国藩。在新书《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中，他把曾国藩刻画成一个正直又不乏圆通、清廉却也有挣扎、智慧但又有点笨拙的学习型人才。正直、清廉、智慧固然是正人君子的题中之义，但是圆通、挣扎、笨拙则给他增添人性的质感——高大全这款男人早就out了，据说现在流行的是“缺陷美”。
——刘瑜
【目录】
序 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 / 柴静
自序 从细节中发现的曾国藩
编 正面：从“愤青”到“老奸巨猾”
章 曾国藩一生的五次耻辱
一、秀才考试被考官公开批责
二、“画图甚陋”遭同事讥笑
三、批评皇帝与被“京师权贵唾骂”
四、在长沙“打脱牙和血吞”
五、曾国藩的江西之困
第二章 既生左何生曾：曾左一生恩怨考
一、“笨鸟”与天才
二、次断交
三、“涤帅与我，情意郛洽之至”
四、“绝无良心科第二名”
五、后的交集
第三章 曾国藩是如何“脱胎换骨”的
一、三十岁前是庸人
二、“脱胎换骨”
第二编 左侧面：曾国藩的收入和支出
第四章 京官曾国藩的经济生活
一、一中进士，身价百倍
二、翰林曾国藩的“窘”生活
第五章 “不要钱”的“大帅”
一、清廉的统帅
二、曾国荃到底赚了多少钱
第六章 既清又浊的总督生涯
一、总督的“养廉银”与“陋规”
二、大清二百年无此总督衙门
三、曾国藩的遗产
第三编 右侧面：迷信和天命
第七章 曾国藩的风水、相面、算卦和天命
一、从信风水到信天命
二、精通相面，粗通算卦
三、曾国藩从神秘文化中得到了什么
第八章 曾国藩的笨拙与精明
一、智商不过中等
二、与众不同的“笨拙”，成就非同一般的精明
跋 成圣又如何 / 刘瑜
【前言】
序 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 / 柴静
一
我认识宏杰，是他写《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写朱元璋，将中国封建专制根源写得剥皮见骨，看得我心里悚然。
后来他说要写曾国藩，我曾经问他："为什么要写这人？有多少人多少书都写过了呀。"
宏杰说："我没想这么多，我只是对他感兴趣，想通过写来了解他。"
当时我正写顾准，对他这话觉得相当亲切。
两个人互相往来稿子，才发现彼此动笔的出发点很有相近处。顾与曾这两个人都是体制中人，都并非天才，受尽困厄，回到平实，都经历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痛苦转变。
老曾说，"其苟且者，知将来之必敝；其知当者，知将来之必因。所谓虽百世可知也"；而顾准说，"我信任人类的不断进步，我注目现世，不信有什么地上王国，对于未来的瞻望，必肇始于前，没有未来会出现的东西，而现在没有萌芽的。因此我注意经验的归纳，不信从经验方面无根据地对未来的预言"。
经验主义的特点就是虚而能受，不然就容易走上武断专制的道路，像顾准所说"专制就是坚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想法"。
曾国藩一生思想轨迹多变而复杂，有人讥笑他无一专长，但他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所以，他不讲过高之理，只以"实事求是"为宗旨。这其实是一个解缚的过程。解除思想上的威权主义，兼容并包，这样的思维方式，用老曾的话说是"内持定见而六辔在手"，用顾准的话说："能够继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东西，能够雄辩地批判一切不正确的东西。"
他俩思想的横剖面都通过日记与文章记录下来，可以看到这样的心灵里，没有飞跃，没有灵光乍现，立地顿悟，每一步都是困而求知，而勉而行，但坚韧之感，就像一把刀不假思索深深扎入，直没刀柄。
这个路径意味着以中人之姿，人人可为。
二
道光三十年三月，老曾是礼部侍郎。四十岁了，还是一个愤怒青年，其时官场已经是熟透的昏黄，他声色俱厉地评论"诸老"："恶其不黑不白，不痛不痒，假颟顸为浑厚，冒乡愿为中庸，一遇真伪交争之际，辄先倡为游言，导为邪论，以阴排善类，而自居老成持平之列。"
他连皇帝也骂，上书说咸丰本人对国事"不暇深求""徒尚文饰"，表面说言者无罪却"疏之万里之外"，或者"斥为乱道之流"。所以大臣们再不敢就人事、吏制发言，碰到什么事情，只有"相与袖手，一筹莫展"。
句句见血。
咸丰帝看完全文，当场大怒，"掷其折于地"，虽然被人劝住了，怕也是动过杀机。
三年后，曾国藩开始操办水师。还不到一个月，皇帝就催他"着即赶办船只炮位"，"自洞庭湖驶入大江，顺流东下，直赴安徽江面"。当时，湘军水师一切条件还不具备，老曾只能扛着不去。
咸丰憋了几年的火，这时一发而泄--"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言既出诸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
这话说得挺狠，你不是天天骂这个骂那个，觉得你自己了不起，比谁都强吗？行，"办与朕看"。
都能听到辞章后的冷笑。
三
我看宏杰写晚清的军营，瞠目结舌，可以腐败枯烂到这样的程度。几年在军中待下来，老曾算是知道了，调兵，拨饷，察吏，选将，全靠应酬人情，完全不问情势危急，有谕旨也没用，"苟无人情，百求罔应"。
学会应酬交际，算是老曾的成年礼。
应酬周到，这四个字看上去庸常，但愤青做起来，是很不容易的，哪个血气方刚、黑白分明的人，能够放下身段，与自己痛恨的"软熟和同"之人把臂周旋？
复出之后，他说："志在平贼，尚不如前次之坚。至于应酬周到，有信必复，公牍必于本日办毕，则远胜于前。"
可以想象"诸老"背后怎么捻着胡子冷笑："小曾吃了亏，现在知道点轻重了。"胡林翼也说他再出之后，"渐趋圆熟之风，无复刚方之气"。
但这样的后果必有损失，老曾自己也承认："仪文弥加检点，而真意反逊于前。"要维持住表面和平，句句都说得要得体，但本来对事物的看法不免就要打折扣，自我的真质也必有损伤。
曾国藩深知自己已经在悬崖的边上，再进一步是深渊，但是退？后面是个大斜坡，出溜是世界上容易的事，不知不觉中，一日千里，可以迅速滑落成自己曾经反对的人。
他自己也说，想找条中间道路，可哪有那么容易呢？
所以常看老曾在日记里自己折腾："今夜醒后，心境不甚恬适，于爱憎恩怨，未能悉化，不如昨夜之清白坦荡远甚。"
四
这种心态，常被误解。
很多人以为他从此黄老之学，变成实用的犬儒主义，一个团团脸胁肩谄笑处处作揖的人。常看书店架子上大字写着"面厚心黑曾国藩"。
中国人到中年确实常成为道家信徒，曾国藩也一再说老子的话"柔弱胜刚强"，但是什么是柔弱，什么是刚强，对这一点到底了悟到什么程度，往往是人后半生的区分。
曾国荃是其中一种，他是丛林法则的信徒，劝他哥，今日之世界是"势利之天下，强凌弱之天下"。
有这样价值观的人，强时容易鲁莽、操切，弱时便一变而为圆滑、退缩。像宏杰写的从当初那个闯进瓷器店的公牛，变成一个不思进取、明哲保身老官僚，成天求神问卜，不干正事。他晚年任两江总督，以清静无为为旨，对外自称"卧治"，人称"国荃晚任江督，软滑不治事，诚无足称"。
走上晚清官场常见的"多磕头，少说话"的路子。
老曾对刚柔的理解是不同的，他从没走到"真伪不辨"的乡愿上去。
他终生喜爱雄壮之力。人到中年，虽然磨砺性情，"知自己处处不如人"，换一副柔和面貌待人，不肯轻议人非，但一直到他入世极深，劝勉子弟也一直说："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过时不试为之，则从此弥不肯为矣。"
不过，人到中年，他对"刚"这个概念也拆碎重组--去忿欲而存倔强，是为刚，"刚非暴戾之谓也，强矫而已……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他在道德经的扉页写"至刚无刚，至柔不柔"，是说柔的意思不是柔婉取媚。只是"君子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斯为泰而不骄"。
胡适思想上的一次大变化，也因对柔软与刚强的理解而起。他曾有一段时间深信老子说，"至柔可以克万物"。后来他在美国之后，有次他去大峡谷，看到很大的瀑布，就对韦莲司说，你看，水的力量多大啊，因为水在我们中国人心中是特别柔弱的东西。韦莲司就以典型的美国人精神告诉他，你错了，水不会因为柔弱才有力量，水的力量是因为有势能。
老曾不会这么表达，不过，他也并不以为柔弱本身可以制胜，必须饱含雄奇之力。他形容自己的作书之道时，写过一句话："寓深雄于静穆之中。"
雄字须有长剑快戟，龙拿虎踞之象，锋芒森森，不可逼视者为正宗，不得以剑拔弩张四字相鄙，作一种乡愿字，名为含蓄深厚，非之无举，刺之无刺，终身无入处也。
五
美国传教士亚瑟o史密斯与曾国藩在同一时期的中国生活，他写过一本书叫《中国人的弱点》，写到他对当时中国人的观察，其中一个强烈的特点是缺乏精确性，中国的"一串钱"永远不可能是预想的一百文，陕西省是八十三文，直隶是三十三文。"这给诚实的人带来无穷的烦恼"；"分布在城市边的几个村子，跟城相距一到六里，但每个村子都叫三里屯"。
史密斯叹息这背后不求甚解的智力混沌，"你问一个中国厨师，面包里为什么不放盐？"答案就一个，"我们在面包里就不放"；问："你们这个城市有这么多好的冰制食品，为什么不留一点过冬？"答案也只有一个："不，我们这儿冬天从来没有冰制食品。"
这位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多年的传教士写道，"一个拉丁诗人信奉一句格言：一个了解事物原由的人，才是幸福的"，如果他住在中国，会把这格言改成"试图寻找事物原由的人，是要倒霉的"。
这种缺乏科学精神的文化渗透在整个老大帝国，士大夫阶层一样陈腐混沌。胡适批评他们："宋儒虽然说'今日格一事，明日格一事'，但他们的目的并不在今日明日格的一事，他们所希望的是那'一旦豁然贯通'的的智慧，这是科学的反面，科学所求的知识正是这物那物的道理，并不妄想那后的无上智慧。"
晚清困局，十分被动，华洋冲突不断。越是这样的朝廷中，说性理者风头越足，好空谈，好讲华夷之辩，好讲血性，好以道德和口号救中国。一被动就激进，一保守就顽固。倭仁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家，他说："孔门大路，……惟有敛心逊志，亦趋亦步去，知一字行一字，知一理行一理，是要务。"
蔡元培评论过这些掌握着大权的腐儒："自汉以后，虽亦思想家辈出……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之范围，惟用哲学以推测一切事物，往往各家悬想独断……我国的哲学，没有科学作前提，永远以'圣言量'为标准，而不能出烦琐哲学的范围。……整整四千年的中国教育，除了有过科学的萌芽以及玄学曾成功地站住脚以外，可以说，在实际上丝毫没有受到外来影响，它仅仅发生了由简单到复杂的变化。"
一直到老曾与李鸿章这一代，闭着眼睛过不去了，他们身在一线，战争是真刀实枪，割地是真金白银，切肤之痛，知道靠"圣言"救不了世。李鸿章的一句话，足以把儒学从底部掀翻："孔子不会打洋枪。"
打枪不分君子小人，只靠详尽"这物那物"的道理。
六
有了求实一念，人才会从道德制高点上下来，脚踏实地，不激不随。
咸丰皇帝即位之初，曾让大家就"用人行政"发表意见，倭仁与曾国藩都上书。倭仁大谈"君子小人之辨"，咸丰倒也不糊涂，批了一个"名虽甚善，而实有难行"。
老曾比较实，写得很具体，认为用人之事大抵"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咸丰批"剀切明辩，切中情事"。
老曾也是理学之徒，理学好以道德分善恶，但他说他看人并不以君子、小人为分，强调他的标准是"晓事"，也就是明白事理。
"不晓事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小人固谬，君子亦谬；乡愿固谬，狂狷亦谬。"
他这话说得挺狠，有破瓜之快。
我们做记者的，几年下来，有个变化，以前采访时总觉得对面是好人坏人，现在觉得只有好事坏事，像老曾说的"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无一成不变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则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则为君子；卯刻偏私晻暧，则为小人"。
有这样的立场，才能以事实与证据为准绳，不轻取人，不轻毁人，独立无惧，确乎不拔。
他说："故群誉群毁之所在，下走常穆然深念，不敢附和。"
老曾常被人批评"儒缓"，同时期任职的英国人赫德认为他虚得大名，"优柔寡断"，他也自承"愚"。其实他的本来性情并非如此，是一个"好下断语"的人。由此及彼，是自我修正的结果。虽然愚也有弱点，左思量，右考虑，甚至有时错过决断的好时机，但自认"愚"也就意味着知道认识事物并不容易，不会对自己不全然了解的事轻易判断。他看书常常有疑义，写在卷首页边，日久甚至成书。加上他带兵治事，他看兵书与历史时，常与现实对应质疑，不拘古人，不泥成法。
加上年事渐长，挺身入局之后，渐渐看到事物本身的复杂性，他曾痛恨"不黑不白"之风气，强分善恶。但此时就像王小波嘲讽"明是非"者一样讽刺自己身上的文人习气，"强分黑白、遇事激扬者，文人轻薄之习、优伶风切之态也。而吾辈不察而效之，动辄区别善恶，品第高下，使优者未必加劝，而劣者几无以自处"。
七
曾国藩在旧有体系中成长，但他能够赞赏西方文明优异之处，"所以卓越古今者，由其每治一事，处心积虑，不达目的决不止"。
他平生以不懂天文算学为三耻之一，不过他有朴素而近科学的"晓事"方式，"一是剖析，二是简要，三是综核"。
剖析者，如治骨角者之切，如治玉石者之琢。每一事来，先须剖成两片，由两片而剖成四片，四片而剖成八片，愈剖愈悬绝，愈剖愈细密，如纪昌之视虱如轮，如庖丁之批隙导窾，总不使有一处之颟顸，一丝之含混。
这就是他"试图寻找事物原由"的推理线索，事物的认识越细密，拆解得越精微，精确就是除邪，这也是科学精神的源头。
这种精神本来就是一种不安的精神，它并不确信现有的答案，不服从于表面的统一，在同质的体系中，一旦遇到障碍，就会迅速提出问题，并且试图得到更新的答案。
老曾没有推翻旧有体系的愿望，只是从内部硬硬地另生一枝，让新的力量尽快生长起来。他在义理、考据、辞章的孔学三门之外，又加上了"经济"一门："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昏（婚）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
这些多是现实政治的治理科学。
可以看到，这个深嵌在体制核心中的职业官员，要以一种穷根究底的笨拙憨态，扎硬寨，打死仗，从皇家文化中解放出来，从道德诫命中解放出来，开始松绑挣脱，使这一阶层开始拥有自己的独立身份。
曾国藩能成为曾国藩，靠的不是道德勇气，而是精神上不断地自我更新，"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
八
宏杰写曾国藩的笨，他确实不算天分多高明，但也是少年成名，雄心很大，这样的心志，往往难以耐住琐屑，做事不能精细如发。
他转学朱子，"立乎其大者，若不辅以朱子'铢积寸累'工夫，则下梢全无把握"。
对朱子，胡适有过一个评价，说朱子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十五六岁时就研究禅学，中年以后才改邪归正。他说的改邪归正，是从追求灵光乍现的智慧，转向"宁详毋略，宁近毋远，宁下毋高，宁拙毋巧"的世俗学问。
这就是胡说的"有绝顶聪明而肯做笨功夫的人才有大成就"。
老曾对"笨"字有种言若有憾、实则喜之的看法："吾辈读书人大约失之笨拙，即当自安于拙，而以勤补之，以慎出之，不可弄巧卖智，而所误更甚。"
他一辈子强调勤与恒。说天下事，无论什么，要做成样子，必须有两样，一是规模，一是精熟，两样都从勤与恒中来。
这两个字我小时候一听就要打瞌睡，上学后天天都得抄类似的格言交作业，到后来很多年都讨厌别人的道德教训，觉得头巾气重。
因为在我当时的理解里，勤与恒无非是一种外界加之于身的教训，要磨掉一个人所有趣味的规范。
后来才理解没有什么灵心一动、当下了悟的真理，甚至在艺术上，也是费里尼所说，"为了逾越常规，才需要严格的秩序"。
这个秩序都从勤与恒中来。
但我一开始看老曾给的通道，实在是觉得没劲。他说，过高的道理都近于矫或伪。所以要想勤与恒，就从两点做起，"不讥笑人，不晚起"，这两点真是平实近于迂。
他说，一辈子从这两句中受益良多，可去一切骄慢虚妄。这话谁都懂，觉得也不怎么高明，后来才觉得，他的厉害之处在于践行终身。
学英文时，老师说过一句话，什么是天才，天才就是持久不断地忍耐。当时大家笑。看老曾谈他运笔之道，才理解人的心性必须这样如磋如磨，像粗糙之米，再舂则粗糠全去，三舂四舂则精白绝伦。
往年苦思力索，几于困心横虑，但胸中有字，手下无字。近岁在军，不甚思索，但每日笔不停挥，除写字及办公事外，尚写字一张，不甚间断，专从间架上用心，而笔意笔力，与之俱进，十年前胸中之字，今竟能达之腕下。
我和宏杰两年间也常常以"恒"相勉，一起学这个学那个，想着能像老曾说的，朋友之间互相箴规彼此挟持，甚至开个专门的学习博客相互监督，一上来都很兴奋，恨不得大步往前，到现在相当一部分都放弃了，这个字是真难。难怪老曾说："用功所以无恒者，皆助长之念害之也……此事万非疲软人所能胜，须是刚猛，用血战功夫，断不可弱。"
没有这个，靠强烈的目的性，靠一时兴起，很快就放弃了。
惭愧中理解老曾说的，决定成败的，不在高处，在平处，不在隆处，在污处。全看人能不能在棘手之处，耐得住烦。
除此无它途。
九
看完宏杰的书稿，我问他："你想过吗？为什么你从朱元璋写到了曾国藩？"
他想想说："没有。"
我说："也许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
一旦走上这条道路，路就永远没有尽头。在这条路上，种下的每一棵树，也许深深植下，却被连根拔起，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就像老曾一直说人想要有所树立，必须从不妄求人知开始，"但问耕耘，莫问收获"。至于结果如何，他写信给好友郭嵩焘，说：我曾经把功业之成败，名誉之优劣，文章之工拙，都放在"运气"这一囊之中，久而弥信。
这也算是命吧，以至于他半玩笑半认真地让人在他死后，在墓前刻上"不信书，信运气"。
这话里有无限心酸。
老曾当年是好名之人，把自己的清誉放在性命之上，爱惜至极，后来明白"大抵任事之人，断不能有毁而无誉，有恩而无怨"。
体制内的改良者，大都经历过这样的处境，像蔡元培说的锅里的小鱼，"两边煎"。政府觉得你不忠诚，老百姓觉得你是走狗，保守者觉得你动摇根基，激进者觉得你迟滞迂缓。总是两边都骂你，什么好也落不着。
临终前两年，处理天津教案，原本以他为荣的湖南同乡，视他为奇耻大辱。在北京的湖南会馆，不仅他的"官爵匾额……悉被击毁"，就连他的名籍也被削去。一个举子写了一副对联："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和戎罪大，三年早死是完人。"
老曾只能横下一条心："但令大局不致从此决裂，即为厚幸；一身丛毁，实由智浅不能两全，亦遂不复置辩。"
百年来，对他的毁誉都很。他被认为是完人，也被认为是卖国贼，被认为是圣徒，也被认为是刽子手。
真与伪是大敌，真却永远两拳空空，无所依恃。
但这个湖南人明知不可，仍以一身霸蛮之气而为之，"吾辈自信之道，则当与彼赌乾坤于俄顷，较殿于锱铢，终不令囊独胜而吾独败"。
老头儿长相朴拙如农夫，一辈子俭苦无已，随手一只青藤箱子，身上的长袍上有油渍，没有任何精英面目，视之甚至让时人轻贱。但就靠一根穷骨头，养活的这一点春意思，却能在中国大地上渐流渐广，代代都有中国人，如梁启超那样，从他身上得到建设之力，"为之不已，将有可时，若其不为，则天下事固无一可也"。
曾国藩形容过这种力量，"风之为物"，试图把握它时，像是空无一物，试图钳制它时，像是很容易衰落，但是"及其既成，发大木，拔大屋，一动而万里应，穷天人之力而莫之能御"。
【书摘与插画】
章 曾国藩一生的五次耻辱
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五十五岁的曾国藩在家书中对曾国荃回顾了他一生的三次"为众人所唾骂"及三次军事大失败：
余庚戌、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江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
第二年，他又在家信中对曾国荃回顾了平生"四大堑"：
余生平吃数大堑，而癸丑六月（咸丰三年即一八五三年六月被赶出长沙）不与焉。次壬辰年（道光十二年即一八三二年）发佾生，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第二庚戌年（道光三十年即一八五〇年）上日讲疏内，画一图甚陋，九卿中无人不冷笑而薄之；第三甲寅年（咸丰四年即一八五四年）岳州、靖港败后栖于高峰寺，为通省官绅所鄙夷；第四乙卯年（咸丰五年即一八五五年）九江败后赧颜走入江西，又参抚、臬；丙辰被困南昌，官绅人人目笑存之。
综合这两封信，让我们来历数一下曾国藩平生的五大耻辱。
一、秀才考试被考官公开批责
次是"壬辰年发佾生，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
壬辰年是道光十二年，这一年二十一岁的曾国藩又一次参加秀才考试。也许是天资确实钝拙，也许是父亲兼老师曾麟书的教育方法有问题，曾国藩此前五次考秀才，都名落孙山。道光十二年这一次，曾国藩考前下了苦功准备，考后也自觉发挥不错。结果发榜之日，却被学台（即湖南省学政，相当今天的省教育厅长）悬牌（发布公告），责其"文理太浅"，以佾生注册（"佾生"是指考秀才虽未入围但成绩尚好者，选取充任孔庙中祭礼乐舞的人员。获"佾生"资格则下次考试可免县试、府试，只参加院试即可，故称"半个秀才"）。
在一般人看来，获得"佾生"资格也算是小有收获，值得祝贺。曾国藩却视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悬牌批责为奇耻大辱。回到家塾"利见斋"，他闭门不出，咬牙发愤。没想到这一次"悬牌批责"，居然如当头棒喝、醍醐灌顶，学了十六年也没有学通的曾国藩有如桶底脱落，豁然贯通，突破了父亲刻板教育下形成的僵化文笔思路，文理大进。转过年来，第七次参加考试，终于中了秀才。这平生大辱居然成了曾国藩一生功名的开场锣。又一年，他就中了举人；又四年，中进士，点翰林，从此飞黄腾达。
二、"画图甚陋"遭同事讥笑
｜一｜
第二次大辱，曾国藩的说法有两种，一种是"余初为京师权贵所唾骂"，一种是"庚戌年上日讲疏内，画一图甚陋，九卿中无人不冷笑而薄之"。这讲起来就要费些笔墨了。
曾国藩的京官生涯，仅从升迁角度看，是一帆风顺的。在京期间，他十年七迁，傲视群曹，从一个普通进士迅速成为副部级官员，这在道光年间是极为罕见的。
传统时代，人生的全部价值似乎都浓缩在升官发财四字之中。刚刚步入政治高层之际，曾国藩是十分兴奋的。他写家信说，"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如此顺利，连他自己都感到很意外。他不无自负地说："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未敢为此不近情之称许。" 也就是说，不但我当初没想到自己会升得这样快，就是那些非常推重我的好朋友，也没有人敢做这样大胆的预期。得意之态，溢于言表。
然而，翻检曾国藩在京期间的诗文，我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一路飞黄腾达之时，曾国藩的许多诗文中却充满了失望、不满和颓丧之语。
比如这一首：
我虽置身霄汉上，器小仅济瓶与罍。
立朝本非汲黯节，媚世又无张禹才。
似驴非驴马非马，自增形影良可咍。
…………
这是写给好友刘蓉的。意思是说，别看我现在身居庙堂之高，其实只是庙堂之上一个没用的小摆设。我既无法像汉代大臣汲黯那样不顾性命直言进谏，也无法像张禹那样，甘言媚世，谋取高位。天天这样不上不下、非驴非马地混日子，只觉得自己面目可憎而已。
再看另一首：
微官冷似支床石，去国情如失乳儿。
…………
径求名酒一千斛，轰醉王城百不知。
…………
这是写给弟弟们的。意思是说，我现在做这么一个小官，每天的工作如同支床石一样，疲倦麻木。我天天想念家乡，如同离了娘的小孩。愁闷极了，不如干脆找几瓶好酒，喝得大醉，什么都不知道好了。
有时候，他居然后悔进入仕途，梦想过上野人生活：
憾我不学山中人，少小从耕拾束薪。
…………
世事痴聋百不识，笑置诗书如埃尘。
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年）十月初四，也就是他升位实职副部长后十个月，他在家信中竟然做了这样的表示："吾近于宦场，颇厌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惟势之所处，求退不能。但愿得诸弟稍有进步，家中略有仰事之资，即思决志归养，以行吾素。"
也就是说，他这个副部长感觉自己的所作所为于国计民生无补。如果几个弟弟有谁能够出来做官，家里生计不至于困窘，他就打算辞官回家，侍奉堂上老人，不再混迹于官场了。
这样的文字还有许多。在写给陈源兖的信中，他说自己"时时有归家奉养之志"。咸丰元年（一八五一年）在写给欧阳兆熊的信中说自己近年来因"官牵私系，遂成废物"，"本欲移疾归去，不复尸素此间，重乖高堂之望，又逋责稍多，贾竖未能贳我，以是濡滞计期。岁以内，终当蝉蜕，不顾从子于万山中耳。" 也就是说，本想回家奉养父母，但是欠债太多，筹不到路费。不过不久之后，总会克服困难，返回家乡。在复江忠源信中也说："计期岁内外，亦且移疾归去，闭关养疴，娱奉双亲。自审精神魄力，诚不足任天下之重，无为久虱此间，赧然人上也。"
是什么让他如此郁郁寡欢呢？
｜二｜
是道光晚年的政治低气压使曾国藩喘不过气来。
道光年间的大清王朝是一个病势危急、行将就木的病人。外部，鸦片战争让中华帝国臣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颠覆性的打击。内部，腐败已经渗透了帝国机体的每一个细胞，四肢五脏，无不腐烂，一场翻天覆地的大起义正在酝酿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大清朝的政治家们却燕巢幕上，安之若素。
道光皇帝在历史上以俭朴闻名，据故宫现存的画像看，道光皇帝确实节俭到了"骨瘦如柴"的地步。然而，他的能力也就到此为止了。道光皇帝的政治性格是因循疲沓，苟且偷安。道光朝先后出任首辅的曹振镛、穆彰阿、潘世恩等人，也都是"多磕头，少说话"的角色。他们谨遵道光"修修抹抹"、敷衍度日的政治方针，山雨欲来风满楼，满朝却昏睡如醉，大家如同坐在一辆老旧破车里的乘客，眼看着它奔向深渊，却都噤口不言，如同不涉己事。
只有曾国藩郁怀如焚。早在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年），太平天国起义六年多前，曾国藩就敏锐地预感到，一场席卷全国的大动乱正在隐隐酝酿之中。那一年，他结识了后来的名将江忠源。在送江氏出京时，他对朋友说："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时承平日久，闻者或骇之" 。可见，他已知大乱之不可避免。
身居翰林之时，他只能读书养望，对国家政治没有发言权。及至位列卿贰，他以为自己终于可以一展身手了，却发现正如同王蒙的那句话一样："当了部长，才知道官小。"很多看上去很崇高的职位，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可以呼风唤雨。曾国藩发现，在因循懈怠的政治气氛下，他虽然身为副部长，但想要登高一呼，推动大清王朝进行根本改革，没有任何可能。他在礼部副部长任上，一天到晚虽然没有片刻休息，但忙的都是些"等因奉此"之类的公事，对国家大政丝毫无补。偶尔提一些革新主张，也都被部长大学士们弃置一旁，根本不予考虑。
这种污浊混沌的官场风气，让曾国藩感觉喘不过气来。他的书信文章中，充满了牢骚、愤懑和无奈。曾国藩对大部分同僚是十分看不起的："国藩从宦有年，饱阅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象，盖已稔知之。" 也就是说，他做官有年，饱知官场习态。在上者但知做出一副宽大优容的样子，来培养自己的人气。在下者办事一味软媚求同，打圆场，做老好人。他后来对刘蓉说："国藩入世已深，厌阅一种宽厚论说，模棱气象，养成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世界，误人家国，已非一日。偶有所触，则输囷肝胆，又与掀振一番。"
｜三｜
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皇帝去世，年方二十、血气方刚的咸丰登基，罢黜穆彰阿，下诏"求言"。一时"天下称快"，朝野上下，为之一振。
曾国藩心情激奋，上了一道《应诏陈言疏》，痛斥当时的"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的官场作风，曲尽当时官场的丑恶形态：
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
曾国藩建议皇帝举行"日讲"，即加强学习，以本身的振作之气，扭转官场的泄沓之风，同时改革官员选拔办法，使进取之员有机会脱颖而出。
这道奏折得到了良好的反应。皇帝对他大为赞赏："礼部侍郎曾国藩奏陈用人三策，朕详加披览，剀切明辩，切中情事，深堪嘉纳。"皇帝对他提出的"日讲"建议感兴趣，命令他详细解释。于是曾国藩精心准备讲稿，并且画了一张解释讲堂布局的图表。不过他本不擅画，这张图画得相当难看。
讲稿在九卿中传阅之后，曾国藩成了北京官场议论的中心。大家议论的不是他的赤心血诚，而是讥笑他"画图太陋"。就这个水平，还充什么圣人门徒！
这固然是曾国藩准备不充分导致的自取其辱，其实又何尝不是北京官场当中看他风头太盛、锋芒太露而引发的自然反应。官场当中，对曾国藩这个憨头憨脑坐直升机飞上来的湖南愣头青早就憋了一肚子气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锋芒毕露，人必非之。众人皆醉，我也只好喝上几杯。天塌大家死，中国的事，急不得。激动、愤怒、抨击、更张，都是不成熟的表现。因此，要成熟，要心胸开阔，要辩证地、全面地看问题。天塌大家死，我何必独着急？
看到他的奏折中把京官描写得如此不堪，官员们气不打一处来。好嘛，满朝皆醉你独醒，满朝皆浊你独清？就你对大清朝忠心耿耿，我们都是废物？皇帝下了一个求言诏，你就真的独抒己见，把大家一竿子全打倒？
因此，曾国藩的这个"笑话"很快腾于众口，风传全城。人们见了他，都"目笑存之"，令曾国藩无地自容，寒了一辈子。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平生第二大堑"。
三、批评皇帝与被"京师权贵唾骂"
｜一｜
这"第二大堑"并没有使曾国藩沮丧消沉，反而更加激起了他和这个官僚体系战斗的决心，坚定了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意志。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满怀赤诚，尽忠竭智，先后上了《应诏陈言疏》《条陈日讲事宜疏》《议汰兵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等多道奏疏，全面深入地指出了大清面临的种种危机、官僚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呼吁皇帝大刀阔斧，加以彻底改革。
这些折子是曾国藩披肝沥胆殚精竭虑的产物。他以为，新皇帝既然振作有为，肯定会采纳他的建议。然而，事实证明，他太过天真了。咸丰皇帝并没有这个魄力。咸丰心胸狭窄，气质庸弱，完全谈不上雄才大略。他对如何驾驭大清政治心无定见，曾国藩上的这些折子，他草草读了一遍，随口夸奖几句，事后却扔进废纸篓，没了下文。
曾国藩大失所望，郁闷不已，给友人写信说：
自客春求言以来，在廷献纳，不下数百余章，其中岂乏嘉谟至计？或下所司核议，辄以"毋庸议"三字了之。或通谕直省，则奉行一文之后，已复高阁束置，若风马牛之不相与。……而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每念及兹，可为愤懑。
也就是说，自从皇帝发下求言诏书以来，上书言事的，有一百多人。其中有许多有见地的奏章，发到有关部门讨论的时候，得到的只是"没什么价值，不必讨论"这几个字的答复。或者发到各省执行，但是一通上谕之后，各地没有反应，朝廷也很快忘了这件事。读书人掏心掏肝的血诚，只变成了办事员纸篓中的废纸。每想及此，心中怎不愤懑。
曾国藩的心情越来越焦急。因为天下大乱已经从可能变成了现实。咸丰元年，太平军起，很快席卷广西。对于这场大乱，咸丰皇帝毫无准备。他就像一只没头的苍蝇一样，指挥混乱，布置失措。曾国藩的内心被焦灼得日夜不安："内度身世，郎署浮沈（沉），既茫乎未有畔岸；外观乡里，饥溺满眼，又汲汲乎有生涯日蹙之势。进不能以自效，退不能以自存，则吾子之迫切而思以吁于九阍者，实仁人君子之至不得已也。"也就是说，自度身世，在各部之间俯仰升沉，不知道终是个什么结果。再观天下，到处是贫不聊生之人。向前无法贡献自己的才智于国家，退后无法很好地营谋自己的出路，除了直接向皇帝上书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
曾国藩认为，要想挽救大清帝国，只有敲打醒这个糊涂皇帝才行。在强烈的责任感支配下，以谨慎闻名的曾国藩做出了一个晚清官场极为罕见的举动：直言批评皇帝。他上了《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锋芒直指咸丰皇帝的三个缺点：
一是见小不见大，小事精明，大事糊涂。他批评皇帝有"琐碎"之风，"谨于小而反忽于大"，成天把精力用于挑大臣们的礼仪疏漏之类的小毛病，苛于小节，疏于大计，对派往广西镇压起义的人员安排不当。
二是"徒尚文饰"，不求实际。鼓励大家进言，大家提了不少意见，其中怎么也会有几条有见解的吧？结果却都是批了"无庸议"三字而已，没有一项落实。"闲有特被奖许者，手诏以褒倭仁，未几而疏之万里之外。优旨以答苏廷魁，未几而斥为乱道之流，是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偶尔有几个被肯定的，也没有好结果。刚刚亲书手谕表彰倭仁，不久就驱之于万里之外。刚刚发布肯定苏廷魁的圣旨，不久又批评他是离经叛道。看来您所谓求言，并无诚意，只不过是想获得肯于纳谏之虚名而已。
三是刚愎自用，饰非拒谏，出尔反尔，自食其言。一开始说听取大家意见，现在却动不动就说大权"朕自持之""岂容臣下更参末议"。
曾国藩希望自己的这道奏折，能起到当头棒喝的作用，使皇帝幡然猛醒，改弦易辙。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在朝廷中引发直言的风潮："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大臣）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之余意也。"这个想法显然是相当天真。明代大臣以冒着生命危险批评皇帝为荣，对皇帝嘻怒笑骂者本多，但清代体制威严，君臣之分，凛若天渊，大臣们给皇帝的文字，字斟句酌，务为恭顺，极少谏诤之语。自从乾隆初年孙嘉淦的《三习一弊疏》之后，大清王朝一百多年间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直接坦率地批评皇帝的奏折。年轻气盛而又自尊心特别脆弱敏感的咸丰皇帝的反应可想而知。史载："疏上，帝览奏大怒，摔诸地，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把奏折摔到地上，立刻想把曾国藩抓起来。幸亏祁寯藻、季芝昌等大学士为之苦苦求情，才使曾国藩免于获罪。在大臣们的劝谏下，咸丰皇帝转而假惺惺地夸奖了曾氏几句，但又下了长篇上谕，细细为自己一一辩解，针锋相对地驳回了曾国藩的主要指责。
皇帝大发雷霆，曾国藩并不感觉意外。但皇帝的哓哓置辩让他认识到，通过苦口直谏使皇帝猛然惊醒、洗心革面是不可能的。在此之后，他还是不断地上建议改革的奏折，不过多是就事论事，不再有类似的戆直之言了。
｜二｜
那么，"为京师权贵所唾骂"又是怎么回事呢？
曾国藩晚年回忆："昔余往年在京，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亦未始无挺然特立不畏强御之意。"
大名大位者之一，就是那位因鸦片战争而出名的琦善。琦善出身贵族，声名早达，三十岁就当了河南巡抚，一度位极人臣，在朝廷中根深蒂固。虽因鸦片战争而被道光"革职锁拿，查抄家产"，但不久就获重新起用，任陕甘总督。咸丰即位后，有人参奏他在陕甘总督任内"妄加诛戮"，"将雍沙番族刑求逼供，杀毙多名"。皇帝命革职交刑部审讯。
虽然两度获罪，琦善在京中人缘却一直很好。回到北京后，会审人员只寻"微琐细事"令琦善回答，实际是为他开脱罪责。刑部尚书恒春甚至要将举报人萨迎阿的四名下属当作罪犯抓来，与琦善一同审讯。这明显是违反大清律的。然而对这个建议，满朝无人反对。只有当时兼属刑部侍郎的曾国藩挺身而出，拍案而起，说："琦善虽位至将相，然既奉旨查办，则研鞫乃其职分；司员职位虽卑，无有传入廷尉与犯官对质之理。若因此得罚，将来大员有罪，谁敢过问者？且谕旨但令会审琦善，未闻讯及司员，必欲传讯，当奏请奉旨，然后可。"
就是说，琦善虽然权高位重，但既然奉旨查办他的罪行，则自然应该以罪犯待之。举报他的那几个司员官位虽低，现在也仍然是朝廷命官，怎么能像罪犯一样抓来当堂对质？如果举报者被这样对待，将来再有大员犯罪，谁敢过问？况且皇帝只命会审琦善，并没有命令兼审其司员。如果一定要传讯司员，那必须先请旨。
曾国藩"词气抗厉"，"四坐为之悚动"，刑部尚书恒春不得不取消了这个动议。慑于曾国藩的刚直，咸丰二年（一八五二年）四月，琦善被革职，发往吉林效力赎罪。
另一个"大名大位"者是赛尚阿。咸丰二年初，赛尚阿等因为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的过程中调度不力，日久无功而"交部议处"。朝中众人多力图为之宽减，只有曾国藩"以军务关系重大，议处罪名，宜从重者，不当比照成例"。
但会议还是决定从宽处罚。曾国藩不服，"会议罢后，公专折奏请从严议处"。 赛尚阿因此终被革职。
本来，曾国藩在京官中人缘颇好。然而，这两次挑战"大名大位"者，让他的人际关系网出现巨大破洞。因为琦善门生故旧遍天下，与穆彰阿关系也颇深。曾国藩打破了"官官相护"的潜规则，成为官场上的异类。案子审完之后，许多人与曾国藩拉开距离，甚至不再往来。他在官场上的处境愈益孤立。"诸公贵人见之或引避，至不与同席。"在背后当然更是遭到无数诋毁之词。弹劾赛尚阿又得罪了一大批人。因此，曾国藩在咸丰二年几乎成了京师人人唾骂的人物。
在北京的后一段日子，曾国藩动辄得咎，精神十分痛苦，越来越想念家乡了。国事颓唐，他百计奋斗，却丝毫无补，不免又一次萌生了退志："粤西事用银已及千万两而尚无确耗，户部日见支绌，内库亦仅余六百万。时事多艰，无策以补救万一，实为可愧！明年拟告归，以避尸位素餐之咎。"在给罗泽南的信中亦云："计稍迟岁时，即当解组归养，从吾子与孟容（指罗泽南与刘蓉）于万山恬寂中耳。"
咸丰二年六月，曾国藩终于得到了江西乡试正考官的外差。他兴冲冲地逃离这个让他失望而厌恶的京城，准备从此引退归山。不料刚走到安徽太和县，接到了母亲去世的讣闻，当即换装回乡奔丧，至此正式结束了他十四年的京宦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