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既然不存在无辜的阅读，那么我们就来谈一谈我们属于哪一种有罪的阅读。——《读〈资本论〉》，路易 ·阿尔都塞（ Louis Althusser, Reading Capital）
本书的错误在于从哲学的角度去解读马克思。但是在我解释这句话的意思之前，我会讲一讲为什么我认为在 21世纪初应该读一读马克思的著作。
马克思（ Marx）是研究 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的思想家，是资产阶级文化启蒙运动后期众多伟大白人男性中的一位巨人。他于 1818年出生在普鲁士王国莱茵省特里尔市，面临着后拿破仑时代的诸多不确定性。他死于 1883年，时值欧洲列强之间帝国主义对抗的早期阶段，这种对抗在次世界大战期间达到。从 19世纪 40年代初直到他逝世，马克思对欧洲及其以外的资本主义社会做了为深刻的分析，也受到了为尖刻的批评。用法国哲学家保罗 ·利科（ Paul Ricoeur）的话来说，马克思位列三大“怀疑大师”之中，其他两位是尼采（ Nietzsche）和弗洛伊德（ Freud）。马克思和恩格斯（ Engels）的《共产党宣言》（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1848年）可能是除世界各大宗教经典之外有史以来影响力的文字。
但是，马克思并不仅仅是只研究 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的思想家，他还是研究资本主义本质的思想家。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的基本要素——商品、货币、资本、劳动力、剩余价值、积累和危机——视为一个由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的发展模式组成的经济体制。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趋势是实现它的普遍化——传遍全球。他将经济“价值”视为一种神秘的、格格不入的、越来越盛行和吞噬一切的社会形态，他将社会劳动力视为人类生产力、创造性、可能性及自由的来源。
马克思的主要思想是：人是自然的、社会的、实践的和历史的存在，而历史就是从不间断的阶级斗争。他对资本主义的看法是：它一直在自己基本形式的限制之内发展，它终不过是人类生产的一个“短暂的历史阶段”。重要的是，马克思设想了一个不一样的未来，它在现有资本主义的框架之内，但又大大超越了现有的资本主义。他在《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1852）中写道： “19世纪的社会革命只能抒写关于未来、而不是过去的诗歌。”至少在这方面， 21世纪的社会革命不会有什么不同。
简而言之，在 20世纪的 60、70年代，“晚期资本主义”（Late Capitalism）是个非常时髦的词，就好像欧洲在 17、18世纪的农业及工业革命所开启的历史时代已经走向终结。这种说法在现在听起来就是一个辛辣的讽刺。随着当时所谓的“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actually existing socialism）或者现在所说的历史共产主义的低落，随着欧洲帝国的前殖民社会进入全球资本流动的链条（通过生成债务），随着国家资本主义在一些国家的快速发展，更加可能的情况是我们正处于“早期资本主义”的后期阶段。许多人认为国家共产主义阵营的解体使得马克思的著作仅仅具有档案价值。但是，马克思从来都不是信奉“现实存在的”国家社会主义或民族解放的理论家——那是列宁（ Lenin）、斯大林（ Stalin）和格瓦拉（ Guevara）的任务。马克思是当时率先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分析的人（现在仍然是），是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动态以及战胜资本主义所需条件的理论家。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以及它在曾经的“不发达”经济体（比如巴西和印度）的兴起，马克思的著作与现在更加相关，而不是变得更加无关紧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20世纪 90年代早期开始的“反全球化”（anti-globalization）运动越来越自然地倾向于反资本主义（至少在字面意思上是这样），了解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也就变得越发重要。资本主义的概念与“市场社会”（market society）的区别在哪里？受价值的制约是什么意思？在资本本身的社会形态中，固有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国家社会主义的阵营的解体预示着马克思的著作有可能在另一种意义上获得新生：对它的解读摆脱了正统观念的政治权威；在这种权威之下，马克思的著作被转变成了一种有利于政党政治目的的教育系统。这种正统观念源于马克思长达 40年的合作者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 Friedrich Engels，1820—1895）的后期著作，它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USSR，简称苏联）发展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Marxism-Leninism），并从那里在全球共产主义运动中散布开来。
阅读是质疑正统观念的常用方法。法典的编纂需要的是这样的解读，从知识的角度永远不足以理解它借以树立权威的文字之中的微妙及矛盾之处。在针对教育改革的启蒙运动中，阅读（作为解读方式的阅读、批判正统观念的阅读）发挥了重要作用，至少从马丁 ·路德（ Martin Luther）开始是这样。经典作品为不同时代人之间的矛盾冲突提供了一个舞台。就这一点来说，从 20世纪 60年代的自由主义运动开始，阅读在人文领域的理论学科中享有特殊的地位，马克思的作品也不例外；事实上，它们堪称典范。
在西方传统中，对马克思成效的阅读来自 20世纪 20、30年代的卢卡奇 ·捷尔吉（Lukács Gy.rgy）、安东尼奥 ·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和瓦尔特 ·本雅明（Walter Benjamin），20世纪 40年代麦克斯 ·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特奥多尔 ·W.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以及 20世纪 60年代的路易 ·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
他们的解读都是异端式的，利用马克思著作的字面意思挣扎着摆脱了那些正统解读的束缚。他们都利用了马克思著作的知识深度与丰富性反对既存正统观念——已经变得想当然的解读。然而，他们并不仅仅满足于指出它的多重含义，不仅仅满足于发表不同意见；他们每一个都基于其历史状况和一系列具体问题来实现新的统一，对整体进行新的阅读，提出新的想法。
本书效仿这些解读来阅读马克思。同它们一样，本书从哲学及其历史现在时（ historical present）来解读马克思。这种说法可能会被误解。我所说的哲学解读远不是在英语世界中流行的“哲学”，后者是大学里的一门学科，有着自己的规范、逻辑及语言体系。从学术及学科的角度而言，马克思本人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哲学批评家。他在《论费尔巴哈》（On Feuerbach，1845）的后一篇文章中指出哲学家是那些当“重要的是改变世界”的时候却“仅仅解读世界”的人。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The German Ideology，1845—1846）中告诉我们“有关现实世界的哲学与研究之间的关系就是自慰与性爱之间的关系”。在这一著作中，令人震惊的可能是这句话（因为它还原性）：“每一个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一种经验事实。”
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修辞策略例子，列宁称之为朝相反的方向“将棍子折弯”，才能把棍子弄直。马克思在这些文章中所说的“哲学”是一种据称合理的“自给自足”的论述或探究方式，因为它假定理性可以单独存在，这样的论述在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但是，一旦自给自足的假象消失，马克思认为这块领地就迎来了另一种非孤立的哲学思想，他从“总结”的角度对其做了描述。所谓“总结”，就是基于经验和观察的探究得出的“笼统结果”的整体化。他承认“困难正是从这里开始”。从难度更大、更具依赖性的角度来看，哲学论述是跨学科、在它们根本的相互关系的层面上进行的。它在那些显而易见的“非哲学”领域——比如政治和经济——当中找寻普遍意义。它提出了新的跨学科概念，比如商品拜物、实践、生产方式和异化（将在到第四章中分别讨论）。哲学可以被广义地理解为一种重要的跨学科知识实践（源于马克思著作），我在这里正是利用它去解读马克思本人。
马克思在自己的作品中试图将理论抽象同经验联系起来，因为抽象作为经验的要素获知了真相。概念抽象改变了它们所关联的经验，就像小说和视觉艺术作品改变了读者和观众的经验。这些就是马克思思想“现象学”及“存在主义”的一面。马克思通过世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方式去吸引他们，然后将这些现象追溯到人类存在的基本特征，从而揭示它们根本的现实意义。要从哲学的角度去解读马克思，就要回复这个层面的意思，并将它同个人自身的经验（作为现实的社会存在）关联起来。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马克思文中惊人的意象（有些是出自他的翻译者）才如此重要：马克思著作的文学形式与哲学诉求密切相关。
我在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摘章引句时遵循的是以下原则：展现马克思思想的独特性和深度；聚焦那些需要精读而且读者能够从精读中获益的篇章，还有那些重要但是不大好懂的篇章；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视为他哲学思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放在他更具政治性的作品之前，后者当前已不再那么重要；将马克思的观点视为从不间断的持续调查研究，而不是教条；凸显马克思作品的乐趣及力量所在，即使经过翻译之后也不会失去这种乐趣和力量。
普通读者在阅读科学及哲学文献时，专业术语通常是的障碍。就像恩格斯在为英文版《资本论》（Capital，1888）写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我们无法为读者消除这种困难”，因为“科学每一个新的方面都涉及该科学专业术语的一次变革”。马克思在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时创造了自己的专业术语，同时还使用了德国唯心主义的一些哲学词汇。该传统有一个突出的特征——从具有日常含义的词语中构建专业术语。在欧洲社会，语言的双重解读——专业的和日常的——对这些的文化功用至关重要，在学术界的专业化语言和公共话语之间进行调节。在很大程度上，要在这样的传统里理解一位思想家，就要理解语言的双重含义。马克思就属于这种传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公开发表的作品中，他也为工人运动摇旗呐喊。因此，马克思的文风就是将理论与隐喻、专业上的晦涩与政治上的直接完美地融为一体。要以有成效的方式阅读马克思，就要同时从所有这些层面上去阅读他。【编辑推荐】
当代哲学先锋西蒙•克里奇利主编齐泽克参与撰写
“大师读经典”系列，每本一堂大师阅读课，导读迄今人类*伟大的思想
卡尔•马克思完成了对形而上学的颠倒，从而使哲学达到了**的可能性，进入了其终结阶段。——海德格尔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内容简介】
从19世纪40年代初直到逝世，马克思对欧洲及其以外的资本主义社会做了为深刻的分析。他不仅仅是只研究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的思想家，更是研究资本主义本质的思想家。重要的是，他设想了一个不一样的未来，它在现有资本主义的框架之内，但又大大超越了现有的资本主义。
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以及它在曾经的“不发达”经济体的兴起，马克思的思想与现在的联系更加紧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的“反全球化运动越来越自然地倾向于反资本主义，在21世纪阅读马克思的著作、了解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也就因此变得愈发必要。
马克思的文风就是将理论与隐喻、专业上的晦涩与政治上的直接完美地融为一体。要以有成效的方式阅读马克思，就要同时从所有这些层面上去阅读他。本书聚焦于马克思在政治、哲学等方面的经典篇章，将他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放在他更具政治性的作品之前，将他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视为其哲学思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展现马克思思想的独特性和深度，凸显其作品的乐趣及力量所在。
【作者简介】
彼得•奥斯本（Peter Osborne），伦敦密德萨斯大学现代欧洲哲学教授，同时还是期刊《激进哲学》（Radical Philosophy）的编辑。
他的著作包括The Politics of Time、Philosophy in Cultura Theory和Conceptual Art。
他还是三卷本Walter Benjamin: Critica Evaluations in Cultural Theory）的编辑。
【目录】
丛书编者前言
导言
章商品：拜物教和象形文字
第二章新的唯物主义（1）：实践
第三章新的唯物主义（2）：历史
第四章政治经济学批判：异化
第五章哲学的狂欢节
第六章共产主义
第七章作为现代性的资本主义
第八章工人的抗辩
第九章“所谓原始积累”
第十章殖民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可怕的异教神怪”
注释
年表
致谢
【免费在线读】
政治经济学批判：异化
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但是，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又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也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国民经济学没有给我们提供一把理解劳动和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根源的钥匙……
我们现在必须弄清楚私有制，贪欲同劳动、资本、地产三者的分离之间的本质联系，以及交换和竞争之间、人的价值和人的贬值之间、垄断和竞争等等之间、这全部异化和货币制度之间的本质联系……
我们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吧。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
这一事实不过表明：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就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物化为对象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实现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被国民经济学作为前提的那种状态下，劳动的这种实现表现为工人的失去现实性，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
国民经济学以不考察工人（即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来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但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如果工人不是在生产行为本身中使自身异化，那么工人怎么会同自己活动的产品像同某种异己的东西那样相对立呢？产品不过是活动、生产的总结。因此，如果劳动的产品是外化，那么生产本身就必然是能动的外化，或活动的外化，外化的活动。在劳动对象的异化中不过总结了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外化……
我们现在还要根据异化劳动的已有的两个规定推出它的第三个规定。
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件事情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
异化劳动造成如下的结果：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的能力——变成人的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以及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
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一个人同他人相异化，以及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政治经济学（或者叫“国民经济学”——这是当时普鲁士流行的说法）是马克思所处时代的经济科学。如今我们所普遍接受的经济学实际上是自19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变体。新古典经济学侧重于个体的市场行为；上述市场行为处于一系列被严密设定的前提要件当中——这些要件确保经济活动独立于政治制度，也即确立了所谓的“自由市场”。与此相对应，政治经济学具有更为广阔的视角，它包含对财富的哲学解释、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的积累和分配、促进积累所需的政治安排，以及关于历史进程的经济学解释。1843年底，为了批判黑格尔的政治哲学及其在发展激进民主主义政治方面的缺憾（激进民主主义是马克思这一时期的关注重点），马克思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这些批判使马克思得出了一个著名的结论，它被记录在马克思1859年创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Contribution to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的序言中：
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9卷第262页）
政治经济学成为马克思解开政治奥秘的关键。
然而，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旧有的经济形式（也即“私人财产的真相”）上的，新的以交易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在16和17世纪才出现在欧洲，并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得到显著发展。确实，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展示整体的社会利益从而证明这种经济制度是合理的。政治经济学认为工人除了自己的劳动之外不拥有其他的生产资料，这与马克思主张人人平等的政治目标是冲突的。因此，马克思在利用政治经济学来分析市民社会的时候，不仅需要研究它，还要批判它。
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初步研究是占有和批判的双管齐下。恩格斯在1843年秋撰写了一篇文章《政治经济学批判纲领》（Outlines of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并交由马克思，准备发表在他当时在巴黎创办的刊物《德法年鉴》（German-French Yearbook）上。马克思从这篇文章中找到了批判的灵感。恩格斯的批判几乎只是从政治的角度出发——他将政治经济学描述为“积累财富的全部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8页），在文体上和提纲差不多。马克思像恩格斯一样，将重点放在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位置上，但他从劳动广泛的人性意义的角度重新思考了这个概念，让这种方法具备了哲学深度。马克思在这里应用了政治经济学的术语，从而在雇佣劳动的基础之上对经济产生的异化进行批判性阐述——将资本主义经济描述为“全部异化”。
马克思在阐述异化时，将对有偿工作的异化特征的直观诉求（有谁没在某种程度上感觉到被工作异化？）同源于黑格尔的复杂的哲学分析与极其难懂的词汇结合在一起。更具体而言，马克思从四个方面描述了疏离和缺失的存在主义意义，在解释的时候引用了生产资料中的“私有财产的真相”。这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现在，我们远离了它的知识背景以及马克思所用的术语，要理解它更是难上加难。要理解它的英语版本尤为困难，因为对于英语中“异化”（alienation）这个单词，在18世纪对应着两个德语单词，分别描述了其意义的不同方面。为了解读马克思的这一段引文，我们有必要先考察一下异化这个概念的发展史以及它在黑格尔哲学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英语中，异化的基本意思是“导致疏离或成为其他”（源自拉丁语“alius”——其他；“alienus”——属于另一个人或地方）。例如，在近代早期主要用于权利转让。在格劳秀斯（Grotius，1583—1645）的自然法契约理论中，它指的是一个人将对自己的主权让渡给其他人，以换取稳定的社会秩序——将主权让渡给君主。后来，它指将财产从一个人手里转让到另一个人手里，主要（并非全部）通过买卖来完成。这两种情况的差异导致了它意义上的差异，通过两个不同的德语单词来表示。在自然法理论中，异化有着消极的含义，它是一种损失——放弃或离开初的自由。在德语中，“Entfremdung”（源于“fremd”——外来的）用来表达这一层意思。“Entfremdung”初指的是盗窃和在昏迷或不省人事等情况下心智能力的丧失，但逐渐被用来描述一种更普遍的情况——人与人之间的疏离。现在，它在英语中通常被翻译为“estrangement”。另一方面，在政治经济学中（其中，商品交换被认为是等价物交换，因此没有损失），异化变得更加中性，指某样东西因为被剥夺或售卖从而在它的拥有者“之外”。因此，这里使用的德语单词是“Entäusserung”，相当于英文中的“externalization”（源于“ausser”——外在的或外部的）。
黑格尔接手了这个语义学上的遗留问题，将其纳入自己的思想，用来描述我们仅仅通过自己在对象物体中的外化或自我异化来认识自身的过程，从而将它重新统一起来。你可以将外化解读为“客体化”：在这个过程中，主体以客体的形式来展现自我，这是它活动的结果。用马克思的话来讲，“产品只是这种活动的总结，是生产的总结”，我们还可以说生产从来就是主体的表现，马克思后来将劳动分工前提下的集体主体称为“总体工人”。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人类活动都是客体化的过程：客体是这些活动的一部分，因而被赋予了意义。
对黑格尔而言，意识（对黑格尔来说，意识是一种精神活动）只能认知以客体形式呈现的自己，这种外化就是一种疏离。但是，在黑格尔看来，这种疏离只是更长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意识通过这个阶段逐渐在它的客体的他在性中将自己视为一个主体。黑格尔将这个时刻称为“他在性中的自我认知”，这是他思想的。我们在这里没必要关注它，当我们在第六章中讨论共产主义时会谈到这个后的回复时刻。
马克思的创新之处在于在黑格尔客体化概念的基础之上将异化的规范性定义——疏离和缺失——搬到政治经济学的语境中，在此之前异化在政治经济学中更偏向于中性意义。在黑格尔看来，工人们在他们劳动的产品中将自己客体化。工人作为工人而存在，他们处于劳动活动当中，可能是农业劳动、工厂工作、办公室工作或者是在商店或呼叫中心工作。不管我们个人有多不关心这些工作的产品或感觉与它们无甚关联，它们都代表着我们主要的生命活动。马克思宣称这些客体化作为不同于自己的东西，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与我们是“对立的”，这是因为私有财产的真相导致我们在社会上是与它们分离开的：在有偿劳动的条件下（生产条件为其他人私人所有，因为工人与生产条件是分离开的），工人对于他们生产出来的东西并没有所有权。这些产品以价值的形式体现了生产它们的生产力，因而具有一种力量。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价值是衡量社会力量的尺度。因此，马克思写道：“劳动的实现表现为工人的失去现实性。”对于生产产品的工人而言，产品没有现实性，因为产品一旦生产出来，工人就与它再无任何关系。
马克思列出了异化劳动的四个方面或者说是特征，这是其中的个——产品的异化，所有这四个方面都源自有偿劳动的事实。马克思的批判以产品的异化开始，因为它在表面上与私有财产关系为紧密——工人并不拥有他们生产的产品。此外，它也以直接的方式呼应着黑格尔客体化阐述的结构。但是，不过是从存在主义或理论的角度，它都不是重要的。异化劳动的第二个特征就是活动的异化，它比产品的异化更基本：毕竟，“产品不过是这种活动的总结”。我们在不同的时间段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从而放弃了在那段时间决定我们活动的目标或目的的权利。在一定范围内，你无法自由地决定在工作的时候做什么。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手段都是由外部加诸其上的，比如说经理、领导或工头，他们代表着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利益。这是存在主义式的异化形式：失去对劳动活动本身的控制权。这种异化形式有可能导致工人的反抗，有可能导致他们组织起来进行抗争。因此，工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结构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工会是我们“不自由”程度的谈判代表。
马克思提出的异化劳动的第三个特征将异化与自由之间的关系展现得为明确：工人不能成为人类“类存在性”的一部分。费尔巴哈将人类视为类存在物的观念是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第二大哲学来源。就像马克思改变了黑格尔的客体化概念，将其搬至私有财产的上下文中，他也改变了费尔巴哈将人类视为类存在物的观点，而是从劳动的角度来看待它。
在费尔巴哈看来，人在本质上是自然和感性的（而非观念和精神的）存在。但是，他坚持黑格尔理性主义的信念——人类有着特殊的力量，有着思想这一普遍的力量。费尔巴哈只希望从自然主义而非精神的角度看待这种力量。因此，他将此视为这一物种与众不同的特性。对费尔巴哈而言，人类是“类存在物”，因为它是一类特殊的自然存在物，将它的类——以及它自己的物种特征——视为自己思想和活动的客体。这使得费尔巴哈从自然主义的角度将宗教解读为精神异化的一种形式。对他而言，宗教是人类物种的普遍力量在虚构的、超自然的存在物上的虚幻映射。
我们从上一章了解到，对马克思而言，劳动是独特的人类活动。因此，马克思并没有从自然主义的角度对待费尔巴哈所说的“类的存在物”，而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它，将其视为人类同自然其余部分之间的交换的结果和手段。（这里暗含着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人类普遍性的实际源头：“这种普遍性把整个自然界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从两个方面来看，劳动是普遍性的一种形式。首先，它将自然——原则上讲是整个自然——视为“人的直接生活资料”。至于人类要依靠自然界的哪些部分维持生存，这并没有限制。第二，在劳动中，人类将自然视为自己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科学是这种生命活动的知识形态，是人类“精神”类力量的发展场所。）马克思认为人类与自然之间存在着类似新陈代谢的相互作用。他们的普遍性并非出现在这种相互作用之前，而是它的结果。因此，人类像它活动的对象一样普遍。人类普遍性是一个基于人类实践的历史过程，人始终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变得跟之前不一样。在有关人类的观念中，这一点被总结为“有生命的类”。
此外，它与自然的相互作用是如此密切，以至于自然变成了人身体的一种“无机的”的延伸。在劳动中，自然是人的假体。在这个观点中，马克思预见到近来有关人使用技术变成半机器人的争论。我们通过机器同自然界关联起来，它们就像血肉一样成为我们身体的一个部分，而血肉之躯实际上就是一种“湿件”（wetware）。将劳动定义为社会生产，这导致人这一概念的彻底扩展：将整个自然界当作人的“无机的身体”纳入其中。我们同自己的活动疏离开来，因而也就同我们的工作所涉及的人类这些更多的扩展形式疏离开来。
后，马克思阐述了工人同他们的产品相异化、同他们生命活动相异化以及同他们类本质相异化之间的关系，指出我们因而同时也彼此相异化。这是我们（作为工人）同自己活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因为这种活动就是社会生产的活动。我们同自己的活动相异化，因而也就同我们的社会性相异化，也就是说同那些因为加入劳动集体而同其他人在一起的所有可能的方式相异化。我们变得只是独立的个体，对社会生产的贡献仅仅被视为“个人存在的手段”。社会生活的私人化在资本主义社会非常常见，在这里可以追溯到私有财产本身。
马克思向我们展现了四种异化形式，它们之间存在内在联系，均源于有偿劳动基本的特性。四种异化形式直到今天依然盛行，事实上比马克思那个时代更盛行。马克思大师般的理论能力令人震惊，它既是诊断性的，也是批判性和解释性的。马克思接下来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正是以此为基础，他批判的理论形式也是如此，尤其是在《资本论》中，在提出“价值”概念的过程当中。但是，马克思从来没有彻底抛弃他初批判的哲学形式，他正是以这种形式阐述了人的新概念。就此而言，马克思理论工作（更不要说“经济学”）的推动力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是“政治经济学的批判”。1859年，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本书问世，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A Contribution to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资本论》的副标题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就这一点看来，对马克思而言，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只有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