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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川端康成生平
川端康成，1899年6月14日出生，大阪人，是日本新感觉派作家。和很多名人一样，川端康成的人生也是多灾多难的。在他不到2岁时，父亲就去世了，第二年，他的母亲也永远地离开了他。父母双亡加上体弱多病，川端康成在上学时难免经常缺课，可令人欣慰的是，他的成绩还是很优秀的，尤其是作文，颇有小文人之风。
学业虽好，可悲剧依旧未了，在他9岁那年，姐姐也离他而去。命途多舛的他在14岁时便立志成为一名出色的小说家。为此他博览群书，并且开始尝试写一些东西。不过自古才子多风流，不到17岁，他就和一位室友展开了惊天动地的同性恋。1920年7月，川端康成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系学习。上学期间，他在《新思潮》上刊载了《招魂节一景》，获得好评。而与此同时，他也和一个女孩恋爱并订了婚，只可惜他们未能步入婚姻的殿堂。在他与这个女孩恋爱时他创作了《南方的火》、《篝火》、《非常》、《她的盛装》、《暴力团一夜》、《海的火祭》等作品。毕业后，川端康成想当兵可是体格检查不及格。之后他筹备创刊同人杂志，名为《文艺时代》，并与同事以《文艺时代》为阵地发起新感觉派运动。1926年，他成立了“新感觉派电影联盟”，拍摄电影《疯狂的一页》。1929年，他加入《近代生活》与《文学》杂志。1937年7月，他创作的《雪国》获得第三届文艺恳话会奖。1944年，他凭借《故园》、《夕阳》等，获得第六届菊池宽奖。1954年12月，他获得第七届野间文学奖。1958年3月，他获得第六届菊池宽奖。1959年，对于他而言是平凡而又特殊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他并未发表任何作品。
1961年11月，川端康成获得第21届文化勋章。然后，不幸再一次降临，1962年2月，他出现安眠药药物成瘾症状，连续10天昏迷不醒。不过，这并未影响其创作的灵感，他于同年发表了《落花流水》以及《秋雨》等长篇小说。1966年1月至3月，他因患肝炎住院。可能是疾病的原因，这一年他没有什么重要的新作发表。1968年10月17日，他获得了世界文学界重要的奖项——诺贝尔文学奖，而且他是个获得此奖的日本人。
1972年，或许是因为太过疲惫，川端康成于4月16日晚，在玛丽娜公寓含煤气管自杀身亡。
（2）大江健三郎生平
大江健三郎，1935年出生于日本四国岛的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1941年，开始在大濑国民学校读书。1944年，他的祖母和父亲相继离他而去，随后由于他的两个哥哥被迫参军，家里就只剩下了他一个男人。1947年4月，他开始到大濑中学读书。5月，日本的新宪法将中学原来的修身课改成了新宪法学习课，这一改变对大江健三郎今后形成自己的独特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1951年，16岁的大江健三郎转学到了爱媛县立松山东高中，并且编辑了学生文艺杂志《掌上》，而也就是自这一年开始，长达12年之久的寄宿生生活便拉开了序幕。1954年，大江健三郎考入东京大学文科。1955年，他的《火山》在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基础）学生杂志《学园》上发表，并且因此获得了银杏并木奖。
1956年，大江健三郎开始创作剧本《死人无口》、《野兽之声》。1957年，他在《东京大学新闻》上发表小说《奇妙的工作》，并荣获该报五月祭奖，以致著名文艺评论家平野谦开始关注他。这一年，他的小说《死者的奢华》发表在《文学界》杂志上，并因此成为日本文学界为推重的“芥川文学奖”候选作品，川端康成对这篇小说也是称赞有加，说这篇小说显示出了作者“异常的才能”。从此之后，“大江健三郎”这个名字便作为学生作家开始正式进入日本文学界。
1958年1月，大江健三郎的作品中篇小说《饲育》发表于《文学界》，并因此荣获当年第39届“芥川文学奖”。1959年，24岁的大江健三郎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法国文学专业。毕业之后，他开始专注于他深爱的文学创作，并于同年发表了《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性世界》等作品。
1960年2月，大江健三郎与著名电影导演伊丹万作的女儿伊丹缘喜结连理。同年他创作了电视歌剧《昏暗的镜子》。作家是离不开生活、离不开对现实问题的积极关注的，也是在这一年他参加了“安保批判之会”、“青年日本之会”，并做出明确表态，反对日本与美国缔结安全保障条约。可以说，他是一个敢于说话的作家。
1961年，大江健三郎创作并发表了《政治少年之死》等作品，反映的是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遭右翼青年刺杀这一骇人事件，他也因此遭到了右派势力的恐吓威胁。
1963年，大江健三郎发表中篇小说《性的人》。1964年8月，他的长篇小说《个人的体验》正式出版发行，并因此荣获了新潮文学奖。1967年获得第三届谷崎润一郎奖。
1970年7月，新潮社出版了大江健三郎的讲演集《核时代的想象力》。他针对三岛由纪夫剖腹自杀这一事件多次发表个人意见。1971年，他参与创办并编辑季刊《冲绳经验》。同年7月，出版与重藤文夫的对谈录《遭受原子弹爆炸之后的人》。1973年，他的长篇小说《洪水涌上我的灵魂》由新潮社出版。同年12月获野间文艺奖。1974年2月，在日本作家要求释放索尔仁尼琴的声明上署名。同年11月出版《文学笔记》，其中详细记录了《洪水涌上我的灵魂》的推敲修改过程。
1975年5月，大江健三郎参加了一些关于抗议韩国当时的政府镇压诗人金芝河的活动。大学时代的恩师、东京大学教授渡边一夫在这一年去世，山口昌男在这一年著《文化的两义性》，并由岩波书店出版。大江健三郎把这两件事称为“两个重大事件”，并说这两个事件在他的内心是紧密联结在一起的。他把渡边一夫视为终生的老师，而他开始关注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文化人类学，则是受了山口昌男的影响。
1978年5月，大江健三郎的作品《小说的方法》由岩波书店出版。在这部小说中，形式主义、新批评以及结构主义理论对其作品的影响可见一斑。1981年，他先后参加陀斯妥耶夫斯基逝世百年祭、正冈子规纪念馆开馆等活动并发表演讲。1983年他获得第34届读卖文学奖。1984年1月，他与作家堀田善卫通信，并在《朝日新闻》上发表《核时代的乌托邦》；5月，他参加国际笔会东京大会，做了题为《核状况下的文学——我们为什么写作》的演讲；9月，他辞去芥川文学奖评委职务。
1988年，大江健三郎的理论著作《为了新的文学》由岩波书店出版。在该书的结尾部分，他提到了自己“后的小说”。他说，关于广岛，关于核笼罩的当今世界的问题，将构成这部作品的核心。1989年，他获得欧洲共同体设立的犹罗帕利文学奖。评奖委员会认为，他对欧洲文学的影响是极其深远、不容忽视的。他的创作风格不仅表现了个人体验，同时也具有普遍性经验，二者巧妙地结合，独具一格。
1992年4月，大江健三郎担任《朝日新闻》“文艺时评”专栏作家，直到1994年3月离职。1993年，他创作长篇三部曲《燃烧的绿树》，获得意大利蒙特罗文学奖。
1994年10月13日，瑞典科学院宣布大江健三郎为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12月，他赴斯德哥尔摩参加授奖仪式，并发表受奖纪念演讲《我在暧昧的日本》。同年，他表示拒绝接受日本政府拟议颁发的文化勋章。
川端康成的授奖词是：“川端先生明显地受到欧洲近代现实主义的影响，但是，川端先生也明确地显示出这种倾向：他忠实地立足于日本的古典文学，维护并继承了纯粹的日本传统的文学模式。在川端先生的叙事技巧里，可以发现一种具有纤细韵味的诗意。”而大江健三郎的授奖词则是：“诗的力量创造了一个想象的世界，并在这个想象的世界中将生命和神话凝聚在一起，刻画了当代人的困惑和不安，深受以但丁、巴尔扎克、艾略特和萨特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影响，开拓了战后日本小说的新领域，并以撞击的手法，勾勒出了当代人生百味。”

玛德琳蛋糕与《追忆似水年华》有何渊源？

《读品》第57辑有一篇关于世界名著《追忆似水年华》的文章，叫《家常年华》，作者马凌在其中写了这样一句话：“……大部分伪知青只知道个‘小玛德莱娜点心’而不知道‘高低不平的两块石板’‘亲王夫人图书馆里的毛巾’……”虽然这里不乏夸张与戏谑的成分，但也很好地诠释了经典名著的传承困境。
当然，这不是我们此处引用的重点，这里的重点在于，其中提到的“小玛德莱娜点心”，便是如今在法国乃至世界各地都十分流行的贝壳状甜点——玛德琳蛋糕。
可以说，这种其貌不扬的、叫作玛德琳蛋糕的糕点，与法国大文豪普鲁斯特，以及他的意识流名著《追忆似水年华》，有着不解的渊源。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据说普鲁斯特因一次偶然的机会，吃到了这种点心，熟悉的味道唤醒了沉睡在心底的所有回忆，他开始回想自己的一生，《追忆似水年华》由此才得以诞生。
不妨让我们看看，这“小玛德莱娜”点心在书中次出场时，带给“我”怎样的震动吧：“母亲着人拿来一块点心，是那种又矮又胖名叫‘小玛德莱娜’的点心，看来像是用扇贝壳那样的点心模子做的。那天天色阴沉，而且第二天也不见得会晴朗，我的心情很压抑，无意中舀了一勺茶送到嘴边。起先我已掰了一块‘小玛德莱娜’放进茶水准备泡软后食用。带着点心渣的那一勺茶碰到我的腭，顿时使我浑身一震，我注意到我身上发生了非同小可的变化。一种舒坦的快感传遍全身，我感到超尘脱俗，却不知出自何因。我只觉得人生一世，荣辱得失都清淡如水，背时遭劫亦无甚大碍，所谓人生短促，不过是一时幻觉；那情形好比恋爱发生的作用，它以一种可贵的精神充实了我。也许，这感觉并非来自外界，它本来就是我自己。我不再感到平庸、猥琐、凡俗。”
或许，书中描述的那种令“我”浑身一震、使“我”身上“发生了非同小可”变化的感觉，正是普鲁斯特当年偶尔吃到“小玛德莱娜”点心时的感觉吧。
当然，玛德琳蛋糕在成为普鲁斯特写作《追忆似水年华》的因由的同时，《追忆似水年华》亦成就了玛德琳蛋糕。随着这部小说获得举世的赞誉，玛德琳蛋糕这种原本作为家常甜点而存在的点心，几乎成了回忆与旧时光的代名词。如今，它已名列全世界蛋糕里登堂入室的级别，从而受到人们的追捧。


什么是“反乌托邦三部曲”？

所谓的“反乌托邦”，即反对“理想”社会，当然，这里的理想是加了引号的——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反乌托邦主义的作品通常是通过刻画一个物质凌驾于精神之上、人的思考力和创造力为机械完全取代、民主遭到完全破坏、人性遭到彻底压抑的社会，以唤醒人们对于自由、民主的追求。
“反乌托邦三部曲”分别是苏联作家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扎米亚京（1884—1937年）的《我们》、英国作家阿道司?赫胥黎（1894—1963年）的《美丽新世界》以及乔治?奥威尔（1903—1950年）的《1984》。
《我们》是扎米亚京于1920年完成的，描述了一个由大恩主领导的“大一统”王国。在这个王国里，人们高度一律，没有名字，而代之以一个号码；没有隐私，连卧室都是四下透明的；没有爱情，需要性生活的时候，需要打一个报告申请。在整个王国里有一个严格的时间表，吃饭、睡觉都按这个表进行。
号码为“D-503”的“我”，是所有号码里稍微具有一点叛逆的号码，因为“我”会偷偷地看禁书。而这些禁书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读到这里，对于《我们》的读者来说，不难想象那是怎样一个全新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便遵循着我们现在的秩序：可以自由恋爱，并无须遵守时间表。可是终，“我”因为体内的欲望复苏而被大一统王国处死；临死前，“我”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扎米亚京给了《我们》一个力道十足的反讽结尾：“40号横街上已经筑起了一堵临时高压大墙。我希望胜利会属于我们。我不只是希望，我确信，胜利属于我们。因为理性必胜。”
当《我们》创作完成之时，在苏联却无法出版，直至1924年以英文在国外出版，这直接导致扎米亚京离开作协，流亡至法国，终客死巴黎。在“反乌托邦三部曲”中，《我们》因为苏联当局的压制而名气小，但却是后来两部作品的直接灵感来源。
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描写的是以“福帝”纪元的世界。美国汽车大亨亨利?福特因为发明了汽车生产流水线而终强大，直至统治了世界。其时的社会，分为五个阶层，分别是：“阿尔法(α)”“贝塔(β)”“伽玛(γ)”“德尔塔(δ)”“厄普西隆(ε)”；人经基因控制孵化而出，属于哪个阶层早就已经写在基因上，并且从生到死都受着严格的控制。这个世界里的人们，同样有着别样的幸福观：超强的劳动负荷是幸福，恶劣的生存环境是幸福，他们不知痛苦为何物，不知爱为何物。因而，人们是快乐的，着实是个“美丽的新世界”。《美丽新世界》的矛头直指科学主义的乌托邦。
奥威尔的《1984》刻画了一个极权主义社会。故事的背景是这样的：1984年的世界，处于大洋国、欧亚国和东亚国分而治之的状态，这三个大国相互之间屡屡攻城略地。三个国家内部也实行高度集中的极权主义统治。在整个故事中，大洋国“真理部”的温斯顿?史密斯因为怀疑自己所在的社会、并与裘利亚相爱而沦为思想犯，终为“友爱部”进行改造而重归“纯洁”。故事的结局有点像《我们》，同样带着“谢主隆恩”的调调，其实都是对“理想社会”的莫大反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