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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初，应刚成立不久的联合国的要求，一群杰出人士带着对于两次世界大战记忆犹新的恐惧，共同起草世界上份“国际权利法案”。美国战时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遗孀埃莉诺·罗斯福、中国外交家张彭春、法国法学家勒内·卡森、黎巴嫩哲学家查尔斯·马利克以及联合国人权司司长约翰·汉弗莱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引领各国代表群策群力，克服政治、文化、宗教与意识形态上的诸多差异，把握短暂的时代机遇，终制订出了一份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权标准。
【作者简介】
玛丽·安·葛兰顿（Mary Ann Glendon）
哈佛大学勒尼德·汉德（Learned Hand）法学讲席教授、美国前任驻梵蒂冈大使、著名比较法和人权法学者，著有比较法经典教科书《比较法传统》（Comparative Legal Traditions）、《论坛与象牙塔》（The Forum and the Tower）、《混乱的传统》（Traditions in Turmoil）、《法律人统治的国度》（A Nation under Lawyers）、《权利话语》（Rights Talk）、《家事法的转型》（The Transformation of Family Law）、《西方法律下的堕胎与离婚》（Abortion and Divorce in Western Law）以及本书。葛兰顿教授是美国人文与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成员，曾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的学术团体“法律科学国际联合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Legal Science）的主席。
刘轶圣 方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清华大学法学学士，哈佛大学法学硕士（LL.M.）。
【媒体评论】
葛兰顿教授这本著作对于罗斯福夫人在联合国创建初期中的作用有开创性的研究。同时，本书的一个重要“副产品”，是通过联合国档案发现了清华大学任教务长张彭春在“世界人权宣言”起草过程中的关键角色。“仁”被写入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终文本的事实，在今日的全球范围的思想论争中具有重要意义。
——崔之元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人权是弱者的武器，也是霸权和战争的借口。作者的困境即是她的贡献——她所不知，知道也不说的一切。
——冯象 清华大学法学院梅汝璈讲席教授
历经浩劫的人类，通过《世界人权宣言》传布了一个美丽新世界的蓝图。葛兰顿教授向我们揭开了这段充满激情和智慧、斗争和妥协的历史。全书叙述清晰，译笔流畅，可读性很强。
——何海波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本书讲述的是世界政治史上一次良心战胜权力的范例，即《世界人权宣言》诞生的故事，文笔生动优雅，立场公允厚道，可读性极高，对于深刻理解人的解放及个人在历史上的可能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值得每一个识字的人认真品读。
——於兴中 康奈尔大学法学院王氏中国法讲座教授
该书引人入胜地讲述了《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过程以及罗斯福夫人这位杰出女性先前未被充分认识到的成就。罗斯福夫人在这一事业中代表美国。这是一个与后冷战世界新近有关的故事。
——弗朗西斯·福山，斯坦福大学教授
借由20世纪灾难性的错误，历*为重要的一些权利得以浮现。玛丽·安·葛兰顿以她独有的方式，充满智慧、激情与优雅地为我们讲述了这一精彩故事。她让书中的人物变得鲜活，向这个星球上的每个人解释了普遍性权利的重要性。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也是一本重要的读物。
——艾伦·德肖维茨，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
【目录】
1张彭春与那伟大的一代人(中文版序)
6致 谢
8序 言
章渴望自由
第二章主席夫人
第三章万事开头难
第四章穷尽所有权利
第五章哲学观调查
第六章通宵达旦日内瓦
第七章风暴眼
第八章巴黎之秋
第九章各国都有话说
第十章不容断章取义
第十一章坚 冰
第十二章围绕“普遍性”的论争
尾 声《宣言》今日
附 录
1 1947年6月秘书处草案（汉弗莱草案） /
2 1947年6月经卡森修订的草案（卡森草案） /
3 1947年6月经人权委员会全体代表修订的草案 /
4 1947年12月人权委员会草案（日内瓦草案） /
5 1948年6月人权委员会草案（成功湖草案） /
6 1948年12月第三委员会草案（第三委员会草案） /
7 1948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宣言》 /
注 释
索 引《雅理译丛》编后记
【前言】
虽然今日世界有关人类自由与尊严的跨国界讨论都会提到联合国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但是围绕其三十个条款的解释、范围与限制，争议始终在继续。
正是这些争论的持续促使我展开了研究，并终写成了《美丽新世界》一书。我很好奇，对于回答诸如《世界人权宣言》是否只是一项“西方”发明这样的问题，这一划时代文件的起草历史是否能提供任何启示？对于参与创作这一文件的人们，我也想了解更多：我想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认为《宣言》大胆断言其内容具有普遍性是正确的，也想知道他们如何思考“政治与公民权利”以及“社会、经济与文化权利”两部分内容之间的关系。
因此，我前往哈佛法学院图书馆，计划读上一两本关于这一文件起源的书。出乎我意料的是，几乎没有这方面主题的书。即便是创作者的身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谜：一些美国人说，这是埃莉诺·罗斯福起草的，她担任主席的委员会负责主持这一文件的准备工作；一些法国作家声称，这一荣誉归于杰出的法学家勒内·卡森；还有一些加拿大人则坚持认为，文件是联合国首任人权司司长约翰·汉弗莱脑中的产物。然而，我所发现的事实真相远比这有趣得多：我的研究显示，这一文件其实是多种文化交融的独特成果。
我要特别感谢刘轶圣律师，他将创作《世界人权宣言》的精彩历史呈现在了中文读者面前。我也感到很荣幸，杰出中国外交家张彭春的成就现在可以在他的祖国为更多人所知。张彭春不仅是《世界人权宣言》起草工作的关键参与者，还在促使这一文件被联合国大会接受的团队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时代，尽管生活在暴政下的经历已经提供了太多对人间产生绝望的理由，但是具有远见的人们仍决心帮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更安全，而张彭春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那个时期曾与张彭春一起紧密工作的人们对于他的能力印象深刻，特别是他能消除误解、减缓焦虑。起草过程中时常会发生分歧，他也有能力促进共识。约翰·汉弗莱在他的回忆录中将张彭春描述为人权委员会令人尊敬的代表之一，是一位“妥协艺术大师”，也是一位务实的思想家，他“表面上是在引用儒家格言，实际却经常提出可能让委员会走出僵局的方式” John P Humphrey, Human Rights & The United Nations:A Great Adventure (Dobbs Ferry, NY:Transnational Publishing, 1984), 17 。
张彭春作为“妥协艺术大师”的能力毫无疑问要归功于他对多元文化的广博学识。自成年后，他的多数时间均致力于让西方更了解中国，同时让中国人熟悉其他传统的理念。张彭春于1940年至1942年担任中国驻土耳其大使，1942年至1945年担任驻智利大使。在此期间，他对伊斯兰文化产生了兴趣，并系统地认识了南美国家存在的问题。作为中国高雅文化的爱好者，他还曾倡导将中国戏剧、戏曲和文学的财富呈现给西方观众。
对于所承担任务的难度以及该任务未来将要面临的挑战，张彭春与他的同事们并非不清楚。是否存在着地球上每个人只要“生而为人”就应当拥有的权利？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些权利又都是什么？这些问题从一开始就困扰着这一雄心勃勃的后二战时代人权项目。新创立的联合国刚宣布计划制订一部“国际权利法案”不久，怀疑者们便提出疑问：协议的内容是否有可能在联合国多元化的会员国中得到实施？
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以无反对票的形式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对《宣言》的制订者们而言，这是令人鼓舞的。但是，8张弃权票（分别由沙特阿拉伯、南非和6个苏联阵营国家投出）的存在也是一个警告信号，预示了前方道路不会平坦。即便在投赞成票的国家中，很快就能明显地看出，正式批准一份不具有拘束力的文件和完全接受其内容还是两回事。鉴于各国、各民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和政治差异，是否存在可以普遍适用的国际标准？这一问题的答案自始并且持续存在着分歧。
在这一点上，回顾张彭春促进普遍性原则达成的方式是有益的。他的观点早显现于人权委员会的一次早期辩论中。辩论的主题是《宣言》的条是否应有如下表述，即所有人都被“上帝”或生而赋有理性和良心。张彭春反对上述提法。他提醒每个人，《宣言》的设计应旨在使其适用于世界各地UN Third Committee, Ninety-eighth Meeting, October 9, 1948, 114 。他指出，他的国家拥有占到整个人类相当大比例的人口，他的人民拥有不同于基督教西方的理念与传统。然而，作为委员会中的中国代表，他却并没有提议将这些都包括在《宣言》中。他说，他希望他的同事们也能有类似的考虑。
作为《宣言》经济与社会条款的坚定支持者，张彭春总是支持《世界人权宣言》应当与盎格鲁—美利坚传统国家更具有个人主义色彩的权利文件有所区别。在一次调停中，他强调，要理解权利就必须将其与义务相联系。一个人只有意识到他的义务，他的道德水平才会进步。而联合国的目的应是增加人们的道德高度，不是促进自私的个人主义UN Third Committee, Ninety-fifth Meeting, October 6, 1948, SR, 87 。以上对于权利与义务之间关系的强调终被体现在《世界人权宣言》第29条中。在另一个场合，当讨论到是否要删去《世界人权宣言》第1条中“亲如兄弟”般对待他人的表述时，张彭春又成功地说服大家接受将这一表述置于文件开头，避免让《宣言》中的权利看上去显得具有个人主义色彩UN Third Committee, Ninety-sixth Meeting, October 7, 1948, 98 。
尤其与今日争议相关的，是张彭春对基本人权普遍性的精细理解。在有关普遍性的论争中，批评者与支持者中间都广泛存在着这样的假定，即接受特定基本权利的普遍性就意味着要接受以单一方式将这些基本权利引入生活。上述假定产生了不必要的困惑，持续性地困扰着论争。作为一名教育家和作家，张彭春凭直觉抓住了《宣言》各部分文本之间的关系。而作为一名老师，他又很享受向他人解释文本的含义。这就使他能够成功地消除上述困惑。张彭春与《世界人权宣言》其他主要制订者的看法是明确的。他们一致认为，普遍性并不意味着同一性。在《宣言》的“宣示性条款”中，他们清晰地指出，这一文件将是一份“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各个国家及其人民可以将之视为标杆，衡量其迈向一系列理念的进展程度，但是这些理念还未曾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得到全面实现。
起草者们从未预期这一“共同标准”能够以相同的方式在世界各地适用，也从未指望其产生完全统一的实践。1948年12月9日，在呼吁联合国大会通过《宣言》的发言中，张彭春就谴责了那些认为可以强迫人们采用标准化思维或者单一生活方式的观点。他说，那是殖民者用的办法。那种统一只能通过武力实现，或者以牺牲真理为代价，是不会长久的Summary Records, UN General Assembly, 182nd Plenary Session, 895 。
张彭春以及与他一同参与起草工作的同事们确实预见到了《世界人权宣言》丰富的原则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合法方式被赋予生命。正如法国哲学家马其詹曾经指出的，这一文件的三十根弦可以演奏出许多不同的音乐。起草者们认为，当各个地方的传统将这些原则运用于实际时，地方传统将更加丰富，而所有国家都能从这些不断积累的经验中获益。
起草者们希望他们塑造的结构具有足够的弹性，可以允许实施这一文件的侧重点与方式有所不同，但又不至于软弱到允许任何基本权利被全面侵蚀，或者使得某项权利不必要地从属于其他权利。1993年的《维也纳人权宣言》明确重申了上述对于多元主义的承诺，宣告“必须考虑到国家、地区的独特性，以及多样的历史、文化与宗教背景”。
不幸的是，随着时光流逝，《世界人权宣言》起草者们的上述理解已然时常被忽略或遗忘，而许多带有机会主义色彩的解释已经产生。尽管《维也纳宣言》重申了《世界人权宣言》中的基本权利具有“普遍性、不容剥夺性和不可分割性”，但如今多数人都采用了“择其所需”的“自助餐”方式，选择性地运用《宣言》三十个条款中包含的原则。
鉴于此，我希望本书呈现的历史可以丰富其读者的视野，让他们，以及我们这个世界，从那伟大的一代人的智慧中有所受益。
玛丽·安·葛兰顿（刘轶圣 译）
致 谢
致 谢
衷心感谢我的出版代理人朱琳（Lynn Chu）和格伦·哈特利（Glen Hartley），在这项目初始的阶段,他们就投入了热情；感谢乔安·戴曼尼尔（Joy de Menil），她是我梦想的编辑；感谢罗伯特·克拉克（Robert Clark）院长给予我的长期支持和鼓励。在一路上给予我帮助的人们中，我要特别感谢哈比比·马利克（Habib Malik），他让我阅览了他父亲的私人日记和文章；感谢历史学家约翰·霍宾思（John Hobbins）以及布莱恩·辛普森（A W Brian Simpson），他们基于同行的慷慨点评我的文稿，并与我分享他们自己的研究；感谢玛格丽特·布鲁斯（Margaret Bruce），她是此书所记录的诸多事件的亲眼见证者；感谢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卡尔人权政策中心的格里高利·卡尔（Gregory Carr），他使我希望获得苏联档案馆材料的愿望成为可能。我的文稿也在多个场合的评论中获益良多，这些评论来自于：保罗·卡罗萨（Paolo G Carozza）、道格拉斯·卡塞尔（Douglas Cassel）、安东尼·达玛多（Anthony D Amato）、艾弗里·杜勒斯（Avery Dulles）、乔治·菲力白克（Giorgio Filibeck）、杰克·戈德史密斯（Jack Goldsmith）、托马斯·科勒（Thomas Kohler）、唐纳德·寇莫斯（Donald P Kommers）、丹尼尔·列夫（Daniel S Lev）、爱德华·列夫（Edward Lev）、迪尔米德·马丁（Diarmuid Martin）、保罗·麦克尼尔斯（Paul McNellis）、迈克·诺瓦克（Michael Novak）、萨曼塔·鲍尔（Samantha Power）、亨利·斯坦纳（Henry Steiner）以及我在哈佛法学院开设的人权法课程上的学生们。能拥有以下这些青年才俊作为研究助理是我的巨大财富，他们是：托马斯·科顿（Thomas Cotton）、玛丽·爱莲·葛兰顿（Mary Eileen Glendon）、哈里·坎普（Harry Kemp）、尼基塔·洛曼琴（Nikita Lomagin）、大卫·马萨卡里（David Mascari）、苏珊·诺顿（Susan Norton）、迈克·欧诗雅（Michael Oshea）、里根·拉斐尔（Reeghan Raffals）、巴拉克·理查曼（Barak Richman）和林恩·罗宾斯（Lynee Robbins）。我也获得了来自以下人士极有价值的帮助，他们是：哈佛法学院东亚法律学术项目（East Asian Legal Studies Program）主任安守廉（William Alford）、来自智利圣地亚哥的伊斯米尼·安娜斯塔希亚·戴沙里（Ismini Anastassiou de Shali）和玛利亚·萨拉·罗德里格斯·品托（Maria Sara Rodriguez Pinto）、国会图书馆的玛格丽特·麦卡利尔（Margaret H McAleer）、联合国视频部的维多利亚·舒尔茨（Victoria Schultz）、哥伦比亚法学院2003届学生希林·辛纳尔（Shirin Sinnar）以及布朗大学的萨默·特维斯（Summer Twiss）。后，我深深感谢约翰·欧林基金会（John M Olin Foundation）和约翰·坦普顿基金会（John Templeton Foundation）对于本项目的慷慨支持。
【免费在线读】
章
渴望自由
有言道：“政治是良知与权力的交锋。岁月未尽，交锋不止。”1良知在此类会晤中常常处于下风，因而只要权力偶尔向良知脱帽致敬，我们都会庆祝。1945年4月，50个国家的代表在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制宪会议，权力由此粉墨登场。当时，满载人员与物资的战舰还在驶离太平洋的港口，冷酷地提醒着人们与日本的作战仍在进行中。但是，欧洲战场的局势已转向有利于同盟国。为掌握世界新秩序，“三大国”（英国、苏联和美国）已经开始频出花招。作为其战后计划的一部分，同盟国邀请了1945年3月1日前所有对德国和日本宣战的国家来到旧金山参会。为避免将来的冲突、确保边境的稳定，同时也为解决国家间的争端提供一种方式，同盟国的领袖们原则上都同意建立一个国际组织。这一理念坚定的支持者是富兰克林·罗斯福。世界上个类似的国际组织是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而罗斯福总统对于它的失败始终耿耿于怀。在他看来，这一组织失败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无力说服参议院批准建立它的条约。作为一战后推动建立国际联盟的主要力量，威尔逊总统当初感到了苦涩的失望。为了避免重蹈覆辙，罗斯福总统在战争期间就已开始向美国人民宣扬他希望建立一个新国际组织的想法。他强调：“国家之间应该学会合作——真正意义上的合作。”2在1943年的圣诞夜广播讲话中，他强调了该国际组织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平。他说，作为同盟国之一，美国虽然领导着其他国家，但美国的领导没有任何利益：“我们拒绝所谓强者统治弱者的说法，我们与这种说法势不两立。”33
现在，怀揣着胜利临近所带来的信心，罗斯福总统相信，时间已着手改正上次和平留下的错误。在1945年1月宣誓就职之后不久，他就告诉国会，希望用“一个所有热爱和平的国家终都有机会加入的普遍性组织”取代“只有盟友和势力范围存在”的国际旧体制。4罗斯福夫人一直也有这样的想法。她的丈夫希望她能陪同其参加当年四月召开的联合国制宪大会的开幕式，并于五月访问英国和欧洲大陆。对此她感到很高兴，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丈夫的热情缓解了她对罗斯福健康状况与日俱增的忧虑。劳工部长弗朗西斯·帕金斯（Frances Perkins）却反对总统夫妇前往战区，认为行程过于危险。但总统回复说，他希望战争那时已经结束了。他展望着未来，对帕金斯说，他要携手夫人展开一次胜利之旅：“埃莉诺战时［对英国］的访问获得了巨大成功。无论对于她还是我，我认为都是成功的，因为我们对于他们的问题有了更多的理解……我已让埃莉诺准备好衣服，戴上些漂亮的首饰，她一定会光彩照人的。”5随着春天的花儿盛开，战争结束已近在眼前。精力充沛的总统开始筹备旧金山会议。关于未来的联合国，大国们感兴趣的是其定位问题，这在两次闭门会议中已经得到了解决。1944年的夏天和秋天，英国、中国、美国和苏联的代表在敦巴顿橡树园会面，准备好了日后成为《联合国宪章》的文件。而在一个月前，同盟国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建立了维护战后经济秩序的主要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国际重建和发展银行（世界银行）。4罗斯福总统也决心避免重蹈威尔逊总统的覆辙，于是他积极寻求共和党人对于联合国的支持。在挑选旧金山会议的代表时，他特意加入了几位主要的共和党领袖：前明尼苏达州州长哈罗德·斯塔森（Harold Stassen）、未来的国务卿约翰·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以及国会参议员、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少数党领袖阿瑟·范登伯格（Arthur Vandenberg）。苏联人也支持这一计划，但没有太大的热情。他们主要关切的是如何在战后短时间内保护好祖国边境免遭新的侵犯。据南斯拉夫共产党官员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 Djilas）所说，在诺曼底登陆前夕，斯大林曾告诉吉拉斯：“也许你认为英国人是我们的盟友，所以我们会忘了他们是谁、丘吉尔是谁。其实他们乐意做的事就是调戏他们的盟友……只要你一刻没看好丘吉尔，他就会从你的口袋里偷出一个戈比苏联的货币单位。 来……罗斯福倒不是那种人，他只会为了更大点的铜板才伸手。”
【书摘与插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