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研究红军长征主题收藏数十年，收集国共双方当年发行的报刊资料四千余件、美英日俄德等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反应长征实况书刊二百多部，并参考20世纪60年代以来老一辈革命家，及曾经参加围追堵截红军长征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撰写的回忆文章，编写本书，内容翔实，资料丰富，图文并茂，好读耐读。
【内容简介】
《长征记忆》从四个方面反映了红军长征的实况：*方面，以作者多年珍藏的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等当时形成的历史文献，构成全书的基本框架，并以当年出版发行的报刊资料和20世纪80年代内部发行的《中共党史研究资料》为主要依据，采取链接方式重点介绍与红军长征有直接关联的人物生平、历史事件；第二方面， 1959年*批特赦释放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撰写的有关红军长征期间如何围追堵截红军的回忆文章。这些文章以亲历者身份比较真实地见证了伟大的长征；第三方面，利用民国当时新闻媒体出版发行的老报刊，从中摘选有关国民党军对红军长征围追堵截的报道资料，从一个重要侧面反映了人类历史上的真实长征；第四方面，外国记者来华采访和情报机构在华密探撰写的外文书刊资料等。
本书充分发掘红军长征精神所蕴涵的历史价值和时代价值，多侧面反映红军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以全新视角展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风貌，使波澜壮阔的长征精神生动化、形象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
李润波 著名报刊收藏研究专家，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收藏家协会常务理事兼书报刊委员会主任、全国纸品收藏联盟副主席。已出版《老报刊说党史》（中央文献出版社建党90周年重点书目）等著作。
【目录】
章 红军长征的有关背景
节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
第二节 遭受排挤
第三节 李德来苏区
第四节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第二章 红一方面军长征
节 决策西征
第二节 突破封锁线
第三节 血染湘江
第四节 黎平改道
第五节 飞渡天险乌江
第六节 遵义会议
第七节 四渡赤水
第八节 渡过险关
第九节 几张报纸定乾坤
第十节 吴起镇
第十一节 直罗镇战役
第三章 红二方面军长征
节 红二方面军的组建
第二节 英勇的红六军团
第三节 红二方面军的发展
第四节 孤军奋战突重围
第五节 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北上
第四章 红四方面军长征
节 红四方面军的创建
第二节 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
第三节 强渡嘉陵江
第四节 张国焘分裂中央
第五节 会师陕甘苏区
第五章 红二十五军长征
节 出师北上
第二节 粉碎次“围剿”，创建陕南根据地
第三节 智取紫荆关，粉碎第二次“围剿”
第四节 到达永坪镇，胜利完成长征
第五节 红七十四师归队
第六章 大会师
节 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第二节 中共中央立足陕北
第七章 有关长征的珍贵文献
附 录
后 记
序言
【前言】
值此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著名收藏家李润波同志的《长征记忆》就要与广大读者见面了。李润波同志邀我为该书作序。作为长期研究红军长征历史的工作者，打开该书，倍感震撼，深深地被这部书所吸引，欣然同意写几句话，权且作为序。
三十多年来，李润波同志不仅收藏了清代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老报刊5000多种、10万余件，而且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在报刊和专业报刊上发表众多学术探讨、收藏鉴赏、党史研究等方面的文章。
报刊是记录历史的重要工具。李润波同志利用自己30多年来收藏的老报刊编辑出版《长征记忆》一书，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是个创造，可喜可贺。他利用自己多年来收藏的老报刊和当年国内外出版发行的有关书籍，并参考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老一辈革命家，以及曾经参加围追堵截红军长征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撰写的回忆文章，编著本书，以全新的视角向读者展示了红军长征的风貌，很有创意。特别是该书收集了红军长征期间国民党新闻报刊的报道资料，美、英、日、俄等国家出版的专题，反映中国红军长征方面的书籍，是目前不多见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长征记忆》一书，从四个方面反映了红军长征的实况：
方面，李润波同志利用自己多年珍藏的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等当时形成的历史文献，构成全书的基本框架，并以当年出版发行的报刊资料和20世纪80年代内部发行的《中共党史研究资料》为主要依据，并采取链接的方式，重点介绍与红军长征有直接关联的人物生平、历史事件，生动形象地反映了红军长征是20世纪30年代震撼世界的伟大历史事件；
第二方面，利用国民党当年出版发行的报刊资料，特别是1959年批特赦释放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受周恩来总理的嘱托，在“文化大革命”前撰写的有关红军长征期间如何围追堵截红军的回忆文章。这些文章大都在“文化大革命”前，发表在全国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或地方省市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选编》等，以亲历者身份比较真实地见证了伟大的长征；
第三方面，利用民国当时新闻媒体出版发行的老报刊，诸如：《大公报》、《时事新报》、《国闻周报》、《亚洲民报》、《世界日报》、《世界晚报》、上海《晨报》、《北平晨报》、《申报年鉴》等，从中摘选有关国民党军对红军长征围追堵截的报道资料，从一个重要侧面反映了人类历史上的真实长征；
第四方面，李润波同志利用自己馆藏的自1936年到1941年间，外国记者来华采访和情报机构在华密探撰写的外文书刊资料，诸如：美国在1935年出版的《剿共前线》、1936年出版的《中国红军在前进》、1937年出版的《生活》周刊、《亚洲》周刊、《西行漫记》，苏联在1938年出版的《红军长征记》、《中国苏维埃》，日本在1937年出版的《中国的红色星星》、《赤色支那》、1941年出版的《赤色支那内幕》等，从多视角、多侧面反映红军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
由此可见，李润波同志新作《长征记忆》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书。值此机会，我愿意向大家推荐，也相信大家会从中获益匪浅。
【免费在线读】
李德来苏区
1933年9月，一份密电从中共上海局传到瑞金，机要科译电员译毕电文，迅即送给博古。博古看完电报，马上找来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告诉他有重要人物由上海前来中央苏区，务必做好接护工作，做到万无一失！
来者一男一女。男的是共产国际派出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来到中国化名李德；女的是博古夫人刘群先。博古从上海来瑞金时，刘群先正怀孕，无法同行。此时，刘群先在上海已生了孩子，她把孩子寄养在无锡老家，陪同李德一起动身，一路经过秘密交通线护送，终于辗转来到了瑞金。
在博古看来，李德是上级机关共产国际派来的要员，因而博古为李德配备了两名翻译，一位叫伍修权，一位叫王智涛。他们两人与李德同住。就在李德到达瑞金的当天晚上，博古和张闻天便来与他作了长谈。博古、张闻天都能操熟练的俄语，张闻天还会讲英语，因此他们跟李德交谈，不用翻译。
博古说李德的到来是“及时雨”，因为蒋介石请来了德国顾问赛克特，正在挥师南下，进行第五次“围剿”，而李德的到来，给博古撑了腰。博古不懂军事，正需要这样一位来自德国的红色顾问，跟赛克特对抗。
其实博古很清楚，共产国际对于李德的职权作过明确指示。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军事总顾问是曼弗雷德·施特恩将军，李德只是总顾问领导下的一位军事顾问。施特恩将军因故不能前往中央苏区，他便把李德派去。李德刚到瑞金，博古、张闻天跟他几次长谈，他们觉得这个顾问很了不起，于是把共产国际的指示放在一边，让李德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等重大事项。
跟国民政府聘请的德国军事顾问赛克特相比，李德在军事上的资历要浅薄很多。1914年，次世界大战爆发时，14岁的李德是奥匈帝国军队中一名小兵，而当时的赛克特已成为德国陆军总参谋长。两年后，李德在作战中被俄国军队俘虏，送往西伯利亚。不久，“十月革命”爆发，李德加入苏俄红军，开始他的革命生涯。在鏖战中，李德作战勇敢，成为骑兵团的参谋长。1919年，李德成为德国共产党党员，在慕尼黑进行过街垒战。他曾两度被捕。1924年，他在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从事情报工作。一年后，他跟奥尔加·贝纳里奥结婚。1926年9月20日，他和妻子双双被捕。其妻三个月后获释，而李德被摩托囚车送入莫阿比特监狱之后，受到了严密的监视。一年半后，他居然成功地越狱。德国警察到处张贴悬赏5000马克缉拿李德的布告，但他已秘密地逃往苏联。1929年春，李德进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三年后毕业。就在这时，他接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通知，得知自己要被派往中国，在军事总顾问施特恩手下担任一名顾问。于是，他带了一份奥地利护照，登上火车横穿西伯利亚，经东北来到上海。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面对苏区和红军不断扩大，国民党政府深感恐慌，于是决定下力量消灭之。自1930年起到1933年间，他们先后组织了五次大规模“围剿”。
次“围剿”。1930年11月，国民党调集12个师，10万大军由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率领，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进行次大规模“围剿”。中国共产党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在查明敌情后，采纳了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歼灭国民党军1.2万多人，活捉敌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红军次反“围剿”宣告胜利。
次“围剿”失败后，国民党政府立即组织新一轮“围剿”，于1931年2月，派军政部长何应钦代行总司令职权兼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调集20万人的兵力，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积极部署对中央红军的“围剿”。中央红军则继续按照提出的“诱敌深入”战略方针，连打5个胜仗，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痛快淋漓地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两次“围剿”失败，蒋介石恼羞成怒，于1931年6月21日亲自带着德、日、英等国军事顾问赶到南昌，就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调集23个师另3个旅，约30万人的兵力，发动第三次“围剿”。这次“围剿”，敌人采取长驱直入的作战方针，企图先击破红军主力，捣毁苏区根据地，然后深入清剿。红军总前委以不变应万变，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一个月时间毙伤俘敌3万，彻底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这时的中央苏区拥有21座县城，占地5万平方公里，人口达250万。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苏区在全国发展到231个县、1910万人口，苏区建设进入全盛时期。
1932年5月，国民党又对各根据地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这次“围剿”，敌人借鉴以往失败教训，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方针，逐次转移重点，实行各个击破。面对国民党军来势汹汹的进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仍沿用的战略战术，沉着应战，黄陂、草台冈两仗，歼敌近3个师，俘敌万余，缴枪万支，基本上打破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
1933年初，日军大举入侵华北，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然而蒋介石却置民族危亡于不顾，仍坚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决心组织第五次“围剿”，妄图彻底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这次蒋介石整体部署调集了百万大军，其中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达50万人。
蒋介石部署第五次“围剿”不同既往，首先从训练军官入手，他当过黄埔军校校长，深知训练的重要，于是他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一期接一期地办，集中培训中下级官员。军官训练团以半个月为一期，学员为上校以下、少尉以上的中下级军官，也有少数高级军官参加受训。共计办了三期军官训练团，受训军官达7598人。这些军官，成了第五次“围剿”的骨干。
同时蒋介石还采纳了杨永泰提出的“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方针，对苏区实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的总体战。为筹划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蒋介石还花重金从德国聘请赛克特为总顾问。
67岁的赛克特在次世界大战时就出任德军驻土耳其统帅部参谋长、德国陆军总参谋长；战后任巴黎和会德国代表团军事代表，1920年至1926年，担任德国国防军总司令，在德国军界，堪称德高望重。赛克特为蒋介石制定了“堡垒战术”，主张用密集的碉堡群，对中央苏区进行包围，然后缓缓推进。一边推进，一边筑碉堡。赛克特指着江西地图说：“共产党的统治区不过五万平方公里，只要保持每天前进二里的速度，不出一年，就可以全部吃掉！”蒋介石深以为然。在赛克特的参谋之下，蒋介石制定了第五次“围剿”的新策略：战术上要取守势，即以守为攻，战略上要取攻势，即以攻为守；军行所至，立建碉堡，逐步推进，稳扎稳打，三里五里一进，十里八里一推；进得一步，即守一步，逐渐前进，缩小共区。
红军在这时期，一方面按照李德的作战指导，采取堡垒对堡垒战术，拒敌于国门之外，和敌人硬拼，结果吃了大亏。特别是广昌战役惨遭失败，使红军的阵脚彻底被打乱。
当然，李德作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专家，也不是一般读者所理解的那样，什么都不懂，他也是经过多次大战役锤炼的，有一套自己的军事指挥理念，也想在新到的国家露一手。只不过他对中国国情并不太清楚，也不调查，不研究，盲目照搬西方打法指挥，因而很快失败。当然，反第五次“围剿”实际难度也确实很大。国民党军在连续四次“围剿”失利之后，彻底改变了打法，而且其军事力量远比红军强大，即使还让指挥，原来的“诱敌深入”“击其薄弱”之办法，也很难奏效，必须改变策略才有可能胜利。因为敌军采取的战术是经过缜密研究确定的，专门应对红军的惯用之策，采取不急于求胜的堡垒战术，建成一个，巩固一个，步步推进，逐渐压缩围困圈，封锁苏区经济流通。红军打，敌人就躲进碉堡，避开和红军硬拼；红军撤离，敌人就继续推进，建设新碉堡群。在这种态势下，李德采取短促出击，以小股红军出击，诱敌出来后再设伏围歼，有一定合理性。只是这种办法很快被敌识破，难以发挥。尤其红军采取建碉堡办法与之对垒，是失策的。因为双方武器装备相差很大，国民党军队有200多门远程大炮，红军刚建起碉堡，就被敌军炮火摧毁，而红军只有几十门缴获来的一般火炮，对敌碉堡威胁很小。博古、李德此际失误是刚愎自用，如果虚心听取、朱德、刘伯承等长期和国民党军作战，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军事指挥员的意见，共同认真研讨对策，结果一定要好得多。
1934年4月10日，国民党军发起进攻。国民党军河东纵队向大罗山、延福嶂的红军阵地发起猛攻。中共中革军委令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第十三师等部顽强抗击，使敌进攻受挫。而国民党河西纵队则乘红军主力集中于盱河东岸作战之机，突破红九军团和第二十三师阵地，于4月14日占领甘竹，实现其期进攻计划。
4月19日，国民党军河东纵队攻占了红军大罗山、延福嶂阵地。当日黄昏，红军以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主力向进占大罗山之敌发起反击，但经多次冲杀，未能阻止敌人的进攻，被迫撤退。20日，国民党军河西纵队由甘竹向长生桥进攻，河东纵队由大罗山、延福嶂向高州塅推进。当日黄昏，红一、红三军团再次在盱河东岸向饶家堡、苦竹坑之敌发起反击。红三军团6次与敌争夺饶家堡阵地，但终因缺乏火力，得而复失，被迫撤出战斗，结果未能歼灭敌人。至23日，国民党军河东、河西两路纵队相继占领香炉峰、高州塅、长生桥、伞盖尖等阵地，逼近广昌城，完成了第二期进攻计划。4月27日，国民党军河东、河西纵队同时向广昌城发起总攻。中共中革军委以红九军团第三师和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在盱河东岸牵制敌人，以红九军团第十四师扼守广昌，集中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和第二十三师，又一次向广昌西北之敌反击，仍未奏效。与此同时，国民党军河东纵队接连突破红九军团等的防御，并与河西纵队取得联系。这时广昌城已处于国民党军东、北、西三面包围之中。红军被迫于当晚撤出广昌城，向广昌以西以南转移。至此，广昌战役结束。
广昌战役是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进行的一次防御战。中央红军采取处处设防、节节抵御的战法，硬是以较弱小的力量同优势的国民党军在固定的阵地上拼消耗，结果，虽然在历时18天的作战中毙伤俘敌共2626人，但是自身却伤亡了5093人，约占参战总人数的五分之一。其中红三军团伤亡2705人，占全军团总人数四分之一。这是红军历典型也是失败的阵地战、消耗战。它给红军尔后的作战带来了极为有害的影响。
在敌军大兵压境之际，中央仍采取大范围“扩红”办法壮大声势，甚至提出不切合实际的打造“百万红军”的理念。这时期瑞金创刊的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按照“左”倾路线代表的要求，渲染“扩红”成果，夸大战绩。
在那一时期，社会媒体对共产党和红军了解都很少，因而大都采用国民党政府方面发布的信息，只有极少数媒体亲自到苏区采访，将红军内部的部分真相披露给一般读者。其中报道客观的是《时代》杂志。1934年1月，这份刊物派遣三名记者随同著名女作家谢冰莹前往闽西苏区，深入人民群众和红军队伍中去，做专题采访，并很快用很大篇幅将他们所看到的苏区景象介绍给读者，客观地为苏区保留了一段极其宝贵的镜头。
第五次反“围剿”时，红军在广昌战役中遭到失败，全军怨声载道，为振作士气，红军的报纸根据上级指示，大量报道各地“胜利”消息。
同一时期的《红星报》也报道红军在东线的作战消息，言辞间充满必胜信心。
事实上，红军处境已是黑云压城，非常艰难，国民党各路大军正步步向苏区压迫，从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可以明显看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