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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神经外科医生协会*奖”获得者、斯坦福大学天才医生、作家保罗·卡拉尼什与癌症抗争的生命感悟，对人性、生死、医疗的深沉思索★授权英、美、法、德、意、西、葡、瑞典、捷克、希腊、丹麦、巴西、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印度、越南、泰国、日本、韩国等40个国家和地区，无数人为之动容
★Amazon畅销总榜第1名（超过4000名读者5星评价）
★英文版不到一年畅销近100万册
★精装双封，极具收藏阅读价值
★作者在文学、医学领域有杰出才华，文笔优美动人
★《*好的告别》《此生未完成》《向死而生:我修的死亡学分》读者不容错过的经典之作
【内容简介】
全世界只有百分之0.0012的人在36岁就患上肺癌，保罗·卡拉尼什（PaulKalanithi）是其中之一。当你读到这本书时，他已经不在人世。
本书是“美国神经外科医生协会*奖”获得者、斯坦福大学天才医生与癌症抗争的生命感悟。作者保罗·卡拉尼什（PaulKalanithi）获得美国斯坦福大学英语文学及人体生物学双料学位，并于英国剑桥大学获得科学史与哲学研究硕士学位，以优异成绩获得美国耶鲁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即将获得斯坦福医学院外科教授职位并主持自己的研究室。
2013年，即将抵达人生*的保罗，忽然被诊断出患有第四期肺癌。自此，他开始以医生和患者的双重身份，记录自己的余生，反思医疗与人性。他的文章刊登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媒体，获得了全球读者关注。本书文笔优美，诚挚感人，书里有着对人性、生死、医疗的深沉思索，让全球无数读者为之动容。
【作者简介】
保罗·卡拉尼什（PaulKalanithi），美国著名神经外科医生，作家。
1977年生于亚利桑那州，获得斯坦福大学英语文学及人体生物学双料学位，后于剑桥大学获得科学史与哲学研究硕士学位，并以优异成绩从耶鲁大学医学院毕业，即将获得斯坦福医学院外科教授职位并主持自己的研究室。在就任医生期间，保罗曾因其出色的研究成果，获得美国神经外科医生协会*奖。
2013年，即将抵达人生*的保罗，忽然被诊断出患有第四期肺癌。2015年3月，37岁的保罗告别妻子和女儿，离开人世。
【媒体评论】
这本书令人心碎，亦极致美好。英年早逝的卡拉尼什的这部回忆录告诉我们，关于如何“生存”，“死亡”是*好的老师。
——阿图·葛文德（《*好的告别》作者）
如果觉得活得轻飘飘的，没有什么意义，那么这本书会像一个镇纸，令我们想起生命的重量。——蔡康永（主持人，作家）
这本书令人敬畏且震撼人心，每个活着的人都应该一读。
——奈洁拉·劳森（美国主持人）
刻骨铭心、凄美动人的生命故事，卡拉尼什医师的故事将影响并改变无数的生命。
——黄达夫（台湾和信治癌中心医院院长）
这本书用它的美，剖开了我的脑袋。
——谢丽尔?斯特雷德（《走出荒野》作者）
保罗清晰、简练且毫不自怜地记录了他从懵懂的医学生，到为无助的病人进行专业的、高强度的手术，再到他直面死亡的过程。每个医生都应该读这本书，这是我们业内人士写的，这本书能帮我们理解并克服毕业后我们同病人间伫立的壁垒。
——亨利·马什（英国神经外科医生，作家）
这本书震撼且凄美，立志成为医生者，书里有关于生命意义的深沉思索。
——《星期日泰晤士报》
从这本书里那些震撼人心的内容，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才华横溢、博学多闻。书里记录了他的生活：激情工作，努力奋斗，毫不满足；等待生，学会死。这些文字里没有多愁善感，也没有任何夸张。
——《纽约时报》
保罗·卡拉尼什的这本回忆录，《当呼吸化为空气》，写于他接到癌症诊断书时，令人伤感。这本关于家庭、医学和文学的书，倾注了作者的心血，是一本感动人心和富于思考的传记。虽然读来悲痛，但会让人得到意外的启发。
——《华盛顿邮报》
这本书带有古希腊悲剧的智慧和吸引力……保罗用简朴、优美的文字记录了面对死亡时发生的故事。他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医生，深知等待他的结局，这让书里对道德的深思显得伤感。他的叙述坚定有力，让你期待他能幸存下来，继续讲述他逝去后那些亲友的故事。
——《波士顿环球报》
一部强大和惊人的作品……保罗是多么可爱，多么令人触动，多么谦虚，你会沉浸在他的世界里，忘记故事如何结束。
——《今日美国》
一位天才作家对人性的感人思考，他条理清晰地呈现了医生和病人的双重视角……写作和手术不同，鲜有人能如保罗这样同时精通二者。
——《科克斯评论》
一本感人、悲痛的传记……如何更好地度过生命，死亡逼近时如何选择，作者对此都有发自内心、令人信服的思考，这本书将促使读者深思自己生命里的价值和道德感。
——《书单》
【目录】
我虽死去——代译序
与保罗的无限对话
英文版序言
序幕
*部：当我身强体健时
第二部：至死方休
后记
致谢
【前言】
序言
亚伯拉罕·维基斯[亚伯拉罕·维基斯（AbrahamVerghese），埃塞俄比亚裔医学专家和作家，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教授、内科副主任。]
写下这些文字时，我突然想到，这本书的序言，其实*好作为后记来读，因为涉及保罗·卡拉尼什的一切，时间都是倒着来的。比如说，我是在保罗死后，才真正认识他的。（请宽恕我吧。）当他已经不在人世，才成为了我亲密的朋友。
2014年2月初，一个难忘的下午，我在斯坦福见到了他。他刚刚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特稿——《我还能活多久？》，这篇文章引起了强烈反响，众多读者纷纷回应。发表之后的几天内，传播速度极其迅猛。（我专攻传染病，所以原谅我没有用“病毒”来形容。）余波未了，他便与我联系，说要来聊聊，问问著作权代理、编辑和图书出版之类的问题。他想写一本书，就是这一本，这本你正在捧读的书。我还记得阳光透过我办公室窗外的玉兰树，照亮眼前的一幕：保罗和我面对面坐着，好看的双手稳稳地放在面前；脸上留着先知一样的络腮胡；深色的眼睛上下打量着我。在我的记忆中，这一幕有点像维米尔[约翰内斯·维米尔（JohannesVermeer，1632—1675），荷兰画家，代表作有《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的画，像针孔照相机呈现的作品。还记得当时我心想，你得记住这一幕。因为映在我视网膜上的一切都太珍贵了。还因为，由于保罗已经被诊断出了癌症，我想到他将死的命运，更意识到自己也是个必死的凡人。那天下午，我们聊了很多。他当时是神经外科的住院总医师。我们的工作大概曾经有过交集，但也没能想起有过哪位共同的病人。他告诉我，在斯坦福本科学的是英语和生物学，之后又继续留在本校，攻读了英语文学的硕士学位。
我们聊了他对写作和阅读与生俱来的热爱。我有点吃惊，他本来轻轻松松就可以成为一名英文教授，而且，曾经也好像要走这条路。然而，就像和他同名的保罗前往大马士革途中时一样，他也感觉到了冥冥中的召唤[这里指的是《圣经·新约·使徒行传》中的故事，保罗本来信仰犹太教，为了维护信仰而四处追捕刚刚兴起的基督徒，在一次前往大马士革追捕基督徒的行动中，保罗遇见了神迹，被复活的耶稣感动而成为基督徒，后来成为传播福音的门徒之一。]，成了一名医师。但他一直希望以某种形式实现自己的文学梦。也许有一天，写本书什么的。他本以为自己时间还多。本来就是嘛！然而，现在，时间，成为他*稀缺的东西。
我还记得他温柔又带点嘲弄意味的笑容，尽管已经枯瘦憔悴，脸上还是带着一丝顽皮。他已经和癌症过招许久，身心俱疲，但*近一次生物疗法起到了良好的效果，让他有时间考虑下接下来的事情。他说，学医的时候，一直觉得自己会成为精神科医生，没想到爱上了神经外科。他爱的不仅仅是大脑的错综复杂和经过训练可以做惊人手术的满足感，还有对于那些饱受痛苦的人深切的爱与同情。他们的遭遇，和他能够实现的可能，是他入行的主要原因。他给我讲的时候轻描淡写，相比之下，我有些曾经做过他助手的学生跟我谈得比较多，他们总是说起保罗这可贵的品质——他坚定地相信自己的工作有道德上的意义和价值。接着，我们又谈了他面临死亡的现实。
那次之后，我们通过电子邮件保持联系，但再也没见过面了。不仅是因为我被各种各样的工作淹没了，还因为我有种强烈的感觉，一定要尊重他的时间。见不见我，要让保罗来定。我觉得他现在*不需要的，就是来维持一段新的友谊。不过，我倒是常常想起他，也想起他的妻子。我想问他有没有在写东西。找到时间来写了吗？多年来，作为一个忙碌的医师，我很难找到时间写作。我想告诉他，一位著名作家曾经用同情的语气和我谈起这个永恒的难题：“如果我是个神经外科医生，说我必须撇下家里的客人，去做紧急开颅手术，没人会说什么。但如果我说，我得把客人撇在客厅，到楼上去写作……”我想知道，保罗会不会觉得这话很滑稽？毕竟，他还真的可以说自己要去做开颅手术！反正很合理！然后他就可以离开去写东西了。
写作这本书的同时，保罗在《斯坦福医学》上发表了一篇很出色的短文，主要探讨时间的问题。我也有篇相同主题的文章，就和他的并排在一起。不过，等杂志拿到手，我才看到保罗的文章。读着他的字字句句，我又产生了读《纽约时报》那篇文章时的感受：保罗写的东西，真是令人叫绝。他随便写点什么，都会充满冲击力。但他的选材可不是随随便便的，他专注于写时间，写生病之后时间对于他的意义。这样的主题，让他的文章变得那样尖锐深刻，令人沉痛。
不过，除了主题，我必须要说的是，他的文笔也令人难忘。他的笔尖仿佛有“点石成金”的魔力。
我一再捧读保罗这篇文章，努力去理解他想表达的东西。他的文章如同美妙的音乐，有点加尔威·金耐尔[加尔威·金耐尔（GalwayKinnell，1927—2014），美国诗人，普利策诗歌奖得主。]的感觉，几乎可以称之为散文诗了。（“如果有一天/你与爱人/在米拉波桥头/咖啡馆里/锌吧台上/向上的敞开的酒杯里盛着美酒……”这是金耐尔的一首诗，我曾在爱荷华的一家书店听他现场背诵过，全程没有低头看稿。）但保罗的的文字中还有别的东西，来自一片古老的土地，来自锌吧台的年代[此处指加尔威·金耐尔写作那首散文诗的年代。]之前。几天后，我再次捧读他的文章，终于想明白了：保罗的文字，颇得托马斯·布朗[托马斯·布朗（ThomasBrowne，1605—1682），十七世纪英国博识家。]的神韵，1642年，布朗写了《一个医生的信仰》，用的都是古英语的拼写和语法。还是个年轻医生时，我对那本书颇为着迷，总是一读再读，就像一个农民立志要抽干一个泥塘，以完成父辈未竟之事。尽管难于登天，我还是迫切地想探究书中的奥妙，有时沮丧地放到一边，接着又拿起来。我不知道自己能否从书中汲取到什么，但有时我会字字句句读出声，感觉里面的确有写给我的东西。我觉得自己似乎缺乏了什么关键的感官，让那些字母无法尽情歌唱，展露它们的意义。无论我多努力，仍然看不透书中的奥义。
那你一定会问了——为什么？为什么我这么不屈不挠？谁在乎《一个医生的信仰》？
嗯，我的偶像威廉·奥斯勒就在乎。奥斯勒是现代医学之父，于1919年逝世。他很钟爱这本书。总是放在床头柜上，还要求用这本书来陪葬。那时候，我没能从书中悟出奥斯勒悟出的东西。经过多次努力，经过几十年的岁月，这本书的真意终于展现在我眼前。（一个比较新的版本用了现代英语的行文方式，也有助于理解。）我发现，关键是要把内容大声读出来，那种抑扬顿挫的韵律也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身负奇迹而行，却在自身之外寻找奇迹：作为人类摇篮的非洲和她的奇观，都蕴含在我们身体里；我们是自然大胆冒险的造物，研究自然者，如若睿智，则提纲挈领，研究人类足矣，其他人则孜孜以求，埋首于分裂的碎片与浩繁的卷帙。
等你读到保罗这本书的*后一段，大声读出来吧，也会感受到同样的韵律节奏，可能让你情不自禁地跺起脚来打起拍子……但就像读布朗的作品一样，冲动之后，你会掩卷深思。在我看来，保罗，就是布朗的化身。（或者，按照我时间倒转的说法，布朗是保罗·卡拉尼什的化身。是啊，真是让人晕头转向。）
然后，保罗去世了。我去斯坦福的教堂参加了他的追悼会。那是个很华丽的地方，我经常在没人时跑去坐着，欣赏教堂里的光影，享受静谧的一刻，出来的时候总会觉得焕然一新。追悼会那天，教堂里人头攒动。我坐在一边，听保罗*亲密的朋友，他的牧师和他的弟弟讲述一个个关于他的故事，都很动人，也有一些很苦楚。是的，保罗已经去世了，但我有种奇怪的感觉，自己正在慢慢地了解他，这种了解超越了那次在我办公室的会面，超越了他写的那几篇文章。在斯坦福纪念教堂里，他活在这些故事中。高耸的圆顶很适合用来纪念这个男人，他的身体已经化归尘土，然而形象依然如此亲切鲜活。他活在美丽的妻子和可爱的小女儿身体里，活在悲痛的双亲与手足心中，活在这教堂里众多好友、同事和过去的病人的表情中。后来户外的招待会上，大家共聚一堂，他也在场。我看到人们脸上带着平静的微笑，仿佛刚刚在教堂中见证了极其优美而深远的事物。也许我脸上也带着同样的表情：在一场追悼仪式上，在一片颂扬称赞之声中，在一起流下的眼泪里，我们找到了生命的意义。而在招待会上，我们喝水解渴，进食果腹，和素未谋面的陌生人交谈，因为保罗，我们有了亲密的联系。这其中，也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
然而，一直等到保罗去世两个月后，我终于拿到你现在捧读的这本书时，才感觉自己终于进一步了解了他。能和他做朋友，真是我的福气。读完你即将开始读的这本书后，我坦白，自己实在甘拜下风：他的文字中，有种诚恳正直，让我惊羡不已。
做好准备，找个地方坐下，见证勇气的模样。看一看需要多么勇敢，才能如此剖析和袒露自己。但*重要的是，你会见证虽死犹生的奇迹，死去之后，仍然能用你的文字对他人的生命产生深远的影响。当今世界，信息爆炸，我们常常淹没在屏幕中，眼睛牢牢盯着手上那块嗡嗡响的长方形发光体，时时刻刻都在注意着那些碎片化的东西。现在，请你停一停，与我英年早逝的同事进行一次心灵的对话。他虽死去，却永远年轻，永远存在于回忆之中。倾听保罗吧。在他字里行间的沉默中，倾听你自己的回应。他要传递的信息就在书中。我已然明了。我希望你也一样去感受。这是一份礼物。我已经无须在保罗和你之间传话了。
【免费在线读】
我草草浏览着眼前这些CT片子，诊断结果显而易见：肺上布满了数不清的肿瘤，脊柱变形，一整片肺叶被侵蚀。这是癌症，而且已经扩散得很厉害了。我是一名神经外科住院医生，这是我接受培训的*后一年。过去六年来，我已经看过几十套这样的片子，每次都怀着微茫的希望，想帮患者找到某种可能有效的疗法。但眼前这套片子不同：患者是我自己。
我身上穿的不是防辐射的工作服，也不是手术服或白大褂。我穿着一身病服，和一根输液杆“血脉相连”。护士把电脑留在我病房里了。我和妻子露西一起看着上面的片子。她是一名内科医生，现在就守在我身边。我一个断层一个断层地又看了一遍：肺窗、骨窗、肝窗，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再从前到后，这是培训的“标准动作”，好像我能有什么意外发现，能改变诊断结果。
我和露西一起躺在病床上。
她轻声开了口，像是在念台词：“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是别的病？”
“没有。”我说。
我们紧紧拥抱着彼此，就像年轻的情侣。过去这一年，我俩都怀疑过我得了癌症，但一直拒绝相信，甚至都没聊过这件事。
大概六个月前，我的体重开始下降，背上疼痛难忍。早上穿裤子的时候，皮带先是紧了一个扣，接着紧了两个。我去找我的初级保健医生，也是我在斯坦福的老同学。她的哥哥是在神经外科住院医生岗位上猝死的，就因为没在意一些病毒感染的征兆，所以她特别关注我的健康状况，像我妈似的。不过，等我到了她的诊室，却发现里面坐着另一个医生。我同学休产假去了，真的要做妈妈了。
我穿了一件薄薄的蓝色体检服，躺在冰冷的检查台上，向这位新医生描述我的症状。“当然，”我说，“如果这是医生资格考试中的问题，三十五岁，体重莫名其妙地下降，初发性背痛，那明显该选C——癌症。但也说不定只是我工作太拼命了。我也不知道。想做个核磁共振确定一下。”
“我觉得还是先照X光吧，”她说。背痛要做的核磁共振价格不菲，而且*近全国上下都在不断强调，为了节省医疗成本，不要做这种不必要的检查。但医学扫描的价值，要看你找的是什么：X光基本上是查不出癌症的。不过，很多医生还是觉得，这么早就做核磁共振简直有愧医者之心。她说，“X光是没有那么敏感，但也是个合理的开始。”
“那我们做个屈伸X光，看看更现实的诊断是不是狭部脊椎滑脱？”
墙上有面镜子，我能看到她正在谷歌上搜索我说的术语。
“一种椎弓骨折，发病率大概是5%，年轻人背痛经常是这个原因。”
“好，那我就约你说的那个X光。”
“谢谢。”我说。
为什么我穿着白大褂，就说话自带权威，穿着体检服，就这么温良恭俭让了？说实在地，在背痛这件事上，我可比她在行。接受神经外科医生培训时，有一半内容都涉及脊椎的病。不过，也许真的更有可能是脊柱炎。年轻成年人得这种病的概率是挺高的。而三十多岁脊柱就生了癌？这种概率简直不会超过万分之一。就算这概率再高一百倍，还是高不过脊椎滑脱。搞不好我真的是在自己吓自己。
X光检查的结果没啥问题。我们把所有症状都归咎于工作太累和身体机能老化，约好了下次治疗的日程安排后，我回去处理了当天的*后一个病例。体重下降得没那么厉害了，后背的疼痛也可以忍受了。每天适量来点布洛芬止痛，也能撑过去了。还有，这种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的艰难日子也快要到头了。我马上就要从医学生变成神经外科教授了：十年无情残酷的训练都过来了，我下定决心，要把接下来的十五个月熬过去，圆满结束住院医生的生涯。我已经赢得了前辈的尊重，获得了极富盛名的全国性医学奖项，几所著名大学纷纷向我抛出橄榄枝。*近，我在斯坦福的课程主管找我谈了一次，他说：“保罗，我觉得，你不管申请什么工作，肯定都是*秀的候选人。我就跟你说一声，我们准备找个人加入教职团队，像你这样的。当然，在这儿不能给你什么承诺。不过你应该考虑考虑。”
三十六岁的我已经走上了人生*。眼前就是一片辽阔的“应许之地”，从基列到杰利科，一直延伸到浩瀚的地中海[应许之地：《圣经·旧约》中耶和华上帝应许给犹太人的“流奶与蜜之地”。]。海上有一艘漂亮的游艇，周末的时候，我、露西，还有假想中的孩子们，驾船出海，共享天伦。可以预见，等工作强度降低，生活稍微轻松些，我的背痛也会减缓。可以预见，我终于能像之前许诺的那样，做个好丈夫了。
接着，几个星期以后，我开始感觉到间歇性发作的严重胸痛。是不是工作的时候撞到什么，肋骨骨折了？偶尔我会在夜里惊醒，大汗淋漓，床单都被浸湿了。体重又开始迅速下降，而且速度更快了，从175磅[1磅约等于0.454公斤。]急剧跌落到145磅，还不停地咳嗽。我对自己的病情已经不做他想了。一个周六的午后，露西和我躺在旧金山多洛雷斯公园的阳光下，等着见她的妹妹。她看了一眼我的手机屏幕，上面是医学数据库的搜索结果：“三十到四十岁人群癌症发病率。”
“啊？”她说，“我没想到你真的在担心这个。”
我没有回答，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想跟我聊聊吗？”她问道。
她生气，是因为她也有过这样的担心；她生气，是因为我都没跟她提过只言片语；她生气，是因为我向她许诺的生活是一回事，给她的，又是另一回事。
“求求你告诉我，为什么不愿意对我说真心话？”她问道。
我关掉手机。“咱们去买点冰激凌吧。”我说。
＊＊＊＊＊＊＊＊＊
我们本来安排下周去度假的，到纽约去找几个大学的老朋友。也许一起好好睡一觉，再喝上几杯鸡尾酒，能帮我们俩恢复一下感情，让婚姻的“高压锅”降降压。
但露西别有计划。“我不跟你一起去纽约。”出发几天前，她宣布。她要搬出去住一个星期，想趁这个时间思考一下我们的婚姻状况。她这番话说得很平静，却让我更加头昏脑涨了。
“你说什么？”我说，“不行。”
“我很爱你，所以才感到很困惑，”她说，“但我担心，我俩想从这段关系中得到的东西不一样。我们俩好像没那么心意相通了。我不想无意中发现你担心的事情。我跟你说我自己觉得很孤单，你好像也不当一回事。我得做点不一样的事。”
“一切都会好的，”我说，“都是因为我在做住院医生。”
事情真的这么糟糕了吗？在全世界*为严格和高要求的医学专家门下接受神经外科的训练，的确让我们的婚姻亮起了红灯。多少个夜晚，我很晚才回家，露西已经睡了，而我筋疲力尽地倒在客厅的地上。多少个清晨，天还没亮我就离家去上班了，她却还没睡醒。但现在我俩的事业都正处在高峰期，大多数大学都希望我俩一起去：我进神经外科，露西进内科。这人生之路*艰难的一段我们都熬过来了。这事儿我们不是讨论过很多次了吗？她难道不知道现在闹情绪是*不明智的吗？她难道不知道，我住院医师的生涯只剩*后一年了，她难道不知道我爱她，她难道不知道我们马上就要共同奔赴理想的生活了吗？
“如果只是因为住院医师，我没问题，”她说，“我们都走到这一步了。但问题是，如果不仅仅是因为住院医师呢？你真的觉得，等你成了神经外科主治医师和教授，一切就会好起来吗？”
我提出不去纽约了，大家都用开放的心态，去看看几个月前露西提议的婚姻咨询师。但她坚持说，她需要时间，要一个人待着。当时，我头脑里那种混乱迷惑的嗡嗡声已经消失了，只剩下冰冷坚硬的现实。行，我对自己说，要是她决定离开，那我就认为这段关系应该结束了。如果*后真的诊断出癌症，我也不会告诉她。她可以自由自在地去过自己选择的生活。
动身去纽约之前，我偷偷去看了几次医生，排除了一些年轻人常见的癌症。（睾丸癌？不是。黑色素瘤？不是。白血病？不是。）神经外科一如既往地忙碌。周四晚上到周五早上我一直连轴转，在手术室整整待了三十六个小时，处理一系列非常复杂的病例：巨大的动脉瘤、颅内动脉搭桥、动静脉畸形。主治医生进来的时候我满怀感激地默默舒了口气，至少能靠在墙上松动松动背部的筋骨了。*能去照个胸片的时间是离开医院后回家的路上，还有去飞机场之前。我心想，如果我得了癌症，那这就是*后一次见那些朋友了；如果没得，那更没理由取消这次行程了。
我急匆匆地回家拿了行李。露西开车送我去了机场，告诉我她安排了婚姻咨询师。
在登机口，我给她发了条短信：“真希望有你和我一起。”
几分钟后，她回了短信：“我爱你。你回来的时候，我会在这里。”
飞行途中，我的背部感觉非常僵硬。等我终于来到纽约中央车站，赶火车去北部我朋友家时，全身都已经痛得不行了。过去几个月，我有过不同程度的背部痉挛，从可以忽略的小疼痛，到痛得我咬着牙说不出话来，再到痛得蜷缩在地上尖叫。这次的痛比较接近*痛的那种。我躺在候车室一张硬邦邦的长椅上，感觉背部肌肉全都扭曲了。我开始深呼吸，试图控制疼痛，反正现在布洛芬也救不了我了。然后每感觉到一块肌肉抽搐，我就背出它的名字，好把眼泪忍回去：竖脊肌、菱形肌、背阔肌、梨状肌……
车站保安走到我身边：“先生，您不能躺在这儿。”
“抱歉，”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吐出几个字，“后……背……抽……痛。”
“你还是不能躺在这儿。”
真的很抱歉，但我得了癌症，要死了。
这些话都到嘴边了，但万一我没得呢？也许那些经常背痛的人就是这样的遭遇。我算是很了解背痛了：解剖学原理、生理学原理，还有病人们用来描述不同痛感的不同词汇。但我从不知道背痛的感觉，也许就是这样的，也许。又或许，我不想给自己添霉运，也许我就是不想把“癌症”这两个字说出口。
我努力站起来，蹒跚着走向月台。
【书摘与插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