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士人风骨凸显，工匠精神雕琢，民国大家遗风，台湾历史学者姚大中先生生平全力创作的恢弘巨著。
2.繁体版由台湾三民书局出版，被列入台湾大学参考丛书，首次在大陆推出简体字本。
3.汲取中国和日本欧美俄苏多地研究成果，突破了传统中国史由中原向外层层推演的藩篱；超越王朝循环体系，世界史视野展示大中华文明。
4.全景透视游牧中国和农业中国的竞争、共生与融合，在域外与中国的动态联系的环境中考察中国历史，当前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的历史渊源都可以从中观照。
5.引用资料宏富，文笔古雅，带有20世纪30年代钱穆《国史大纲》的叙事风格。
6.《芈月传》历史顾问、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王子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联袂推荐。
【内容简介】
《姚著中国史》是台湾著名历史学者姚大中先生毕生精力创作的著作。本书打破了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民族史的界线，以全新的架构叙述了从远古到清代的中国历史。作者具有罕见的理性概括能力，能从复杂的历史表象中找出脉动的主线，透彻、清晰、具体；引用资料宏富，文笔古雅，带有20世纪30年代钱穆《国史大纲》的叙事风格。一般的中国学者写的中国通史是将中原作为一个核心，一层一层向外看，而这部书则是从匈奴、月氏、日本、朝鲜等向内看，角度新颖，堪称世界史视野下的大历史。
《姚著中国史》的“汉族中国主声部”非常清晰，同时与之相配的其他“次级声部”的声音也相当丰富。它们大致可以按照地缘来划分，除了作为主声部的中原核心中国这一区域外，其他的次级声部大致有以下几种：西方声部、东亚声部、中国西部边疆声部、南海声部，所有这些主次声部都有自己的声音。作者对东亚声部中的越南、朝鲜、泰国，北西边疆中的匈奴（蒙古高原、甘肃、新疆）、氐羌、吐谷浑（青海、甘肃）、西藏、西夏（宁夏、甘肃）也被给予了细致入微的考察。
《姚著中国史》全书共5卷，全书汲取中国和日本欧美俄苏多地研究成果，用全新的架构、独特的视角叙述从远古到清代的中国历史。
《黄河文明之光》《黄河文明之光》爬梳了中国文明的起源，剖析了中华早期帝国秦汉的勃兴与崩解；
《古代北西中国》全景透视了“游牧中国”和“农业中国”的竞争、共生与融合；
《南方的奋起》描绘了历史的曲线——正统朝代南移与北方民族大融合，熔炼、孕育着一个新帝国；
《中国世界的全盛》诠释了隋唐帝国确立中国在东亚秩序的轴心地位的历程；
《近代中国的成立》展示了宋以后中华民族诸成员全部登上舞台的场景，及中国的重新整合。
【作者简介】
姚大中，台湾东吴大学教授，早年毕业于中央大学法商学院政经系，后在日本大东文化大学政治经济所专职研究中国古代史。
姚大中先生集传统士人风骨与匠人精神于一身，对中华文明饱含热情而又异常冷峻：“中国历史是伟大的，但没落的世家子而尽缅怀昔日荣华，表示的惟是懦弱。知耻庶近乎勇。忘怀历史的民族注定灭亡，顾影自怜或自怨自艾，又或只会自打嘴巴，同样为没出息”。
【媒体评论】
台湾东吴大学历史系教授姚大中的《姚著中国史》是一部超越汉族中心主义的中国通史。《姚著中国史》显示出作者学术创新的勇气。作者对大一统的偏爱，超越汉族中心主义的立场，显示出文化和情感上的民族主义。与钱穆相比，作者更为理性和冷静。我相信，这种健康的情感背后，浸润着作者对于中华文明的挚爱，它体现着一个知识人的社会关怀。
——凤凰网评论主笔张弘
台湾历史学者姚大中所著中国史五册，首次在大陆的简体字本。本书的一大特色是别开风气，独具一格。去除了经济史、政治史等研究的牢笼之界，于民族、边疆史着力颇多。文字古雅，尤能在大历史中突出传统文化紧要之处的细节，如论语的成书，魏晋的清谈等。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虽在字里行间充满对本国传统与文化的尊敬或自豪，不过却在*后提醒人们：“中国历史是伟大的，但没落的世家子而尽缅怀昔日荣华，表示的惟是懦弱。知耻庶近乎勇。忘怀历史的民族注定灭亡，顾影自怜或自怨自艾，又或只会自打嘴巴，同样为没出息”。
——知名评论家解玺璋、李礼新浪读书推介
【目录】
卷《黄河文明之光》
【黄河文明的诞生与展开】
中国文明的光源
人类的发生·文明的始源
北京原人/河套人/山顶洞人/札赉人
黄河—中国文明的中核
黄河文明的广域性
传说与历史
古代中国的成立
中国历史之曙光——夏朝
殷朝国家与其都市文明
卜辞的世界——信仰/历法/产业/社会
周革殷命与封建制
礼乐文化
时代的跃动——纪元前八至前三世纪
从都市国家到领土国家（春秋）
光与热的大奔放期
中央集权制萌芽与中国“国际” 统合的准备期（战国）
汉族的诞生
百家争鸣——中国思想史的黄金时代
【汉族中国统一后的中国世界】
秦汉大世纪
统一朝代的伟大继承
四百年汉朝盛衰
纪元前二百至后二百年间的科学与技术
汉朝人的生活·流行
思想·学问与独尊期儒家
汉朝社会·经济层面剖析——乡里与豪族
东洋—中国文明圈形成
南方的改造：百越/南蛮/西南夷
东方的黎明:东夷
主要参考书
第二卷《古代北西中国》
内容简介：
本书分两个线索来解明古代北西中国自身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诸形态，以及与汉族间的交涉和文化交流，实为一部古代蒙古、新疆史。
目录：
【北方游牧势力的冲击】
草原游牧社会与其独立文化的形成
游牧民族大跃动的历史意义
草原经济·游牧文化的特质
骑马·游牧民族的起源
北亚细亚青铜器时代与“胡人”
欧亚大陆游牧文化圈连锁
中国历史演进的双轨性
长城内外的对立
两个世界的分隔标志
长城的初性格——国境线
汉朝攻势长城与后代防御长城
游牧主动与其外向性
与耕地相斥的草原历史路线
匈奴—北亚细亚大风暴
匈奴雄长的世界意义与其汉族依附性
北亚细亚早的统一
婚姻·军事·经济·精神生活
游牧封建与单于继承法
匈奴联盟中的汉人集团
战争与和平
巨大游牧压力下的汉朝和亲政策
由和到战十年间九次大远征
从漠南无王庭到匈奴降伏
和平波折与北匈奴西迁
南匈奴进入长城后的质变
东胡·西羌·前期突厥诸民族
四至六世纪间新汉族诞生与草原新形势
东胡·乌桓·鲜卑
从鲜卑游牧帝国到投入长城后的北魏
戎、羌、氐、月氏
后汉政治痼疾——西羌问题
草原“朝代”嬗代中的柔然
丁零·高车·铁勒·突厥
【汉族中国以西的世界】
认识古代“西方”
二千年前汉族世界眼光的扩大
贵霜—大月氏与嚈哒
中亚细亚古代历史的基本认识
中国史料与所指“西域”范围
新疆与河西走廊
沃洲地理橱窗与人种博览会
经济繁荣面下“新疆”政治的向上
“新疆”历史命运
河西走廊—吐鲁番盆地
从“通西域”到“西域经营”
中国西方事业起点的“凿空”
汉朝的“新疆”—中亚细亚征服
区域性共同防卫与都护统制体系
“三通三绝”的后汉西域支配
长史统治与高昌国成立意义
考古—古代学上的“新疆”
历史壮观复原与敦煌学
汉朝西长城制度
埋没沙中的鄯善王国
南北道古代史闭幕
东—西方文化、商品交流的早期形态
中国对西方关系从混沌到开朗
外国通商·外国商人
世界性丝贸易与国际交通
古代世界东—西大动脉“丝道”
古代西方的“中国”认识
中国容纳外来文化的源泉与内容
中国文化传播西方
主要参考书
第三卷《南方的奋起》
内容简介：
自二世纪末到六世纪末的汉族中国四百年大分裂时期，中国在动荡纷乱之下的面貌并非全是破坏的，历史意义也非全是消极的，其间各存在其积极的一面。在积极的方面，即是迎接统一再现的准备诸分野，以及充满了新生命、新活力的新汉族孕育，江南文化的发达，与中国—东亚文明圈的坚实奠定。
目录：
历史曲线两次高峰间的低潮
汉朝崩坏与分裂局面的持续
外戚、宦官、党人
黄巾之乱与所开启的英雄时代
分而合·合而分
五胡十六国连锁反应建国运动
南方切离近三个世纪的南、北均衡形势
大分裂末期新时代的孕育
二至六世纪社会·经济问题总决算
古代乡制破坏后世族中心社会的成立与式微
世族门阀的历史评价
大流亡潮期间的户口问题
江南·南方开发与地方行政体系推移
分裂期产业·流通诸面貌
交通都市商税货币
土地国有制从试验到完成
农村社会生产秩序大变革与租税制度再编定
四百年转型过渡期文化
六朝文化根源的老庄思想与“清谈”
文学、艺术与相关联的学问
史地学、科学与技术
地下史料所见魏晋南北朝人的生活形态与风俗
宗教与宗教思想史展开
道教的起源与诞生
佛教传入中国固定化的轮廓
佛理·译经·中国佛教教义
佛教艺术与南北朝造像运动
乐浪时代结束前后远东新态势
高句丽的从中国史转移入韩国史
朝鲜半岛三国的南北朝文化浸润
魏志倭人传·宋书倭国传。
大和国家的形成与归化人
主要参考书
第四卷《中国世界的全盛》
内容简介：
汉族形成的充沛活力，带动了中国模式政治、文化为基底的东亚“中国世界”，自汉朝的时代塑定胚型。新汉族于隋唐时代再形成，又培育、提携“中国世界”成员，共同内耀博大而绚烂的中国文明之光。隋唐世界大帝国成立的意义，初非只中国史上的伟大朝代而已，也是关系东亚史全体的。这是本书叙述的主轴。
目录：
世界帝国的荣光
隋唐新汉族·大统一成立
从“贞观之治”到“开元之治”
“天可汗”国际秩序轴心
国家规模的超越·政治平等的复活
社会关系与均田法施行实况
大运河与产业·经济发展
开放性的生活、思想与文化
大唐的荣华
条条大道通长安
外来宗教与佛教思想的百花齐放
学问、科学与文学平民化
有容乃大·东西吞吐（一）天竺·大食·新罗
有容乃大·东西吞吐（二）日本
中天之日换入斜阳期
盛唐明暗面——八世纪前半
盛世倾斜起点的安史之乱
均田制堕坏期的变貌——八世纪后半
藩镇／宦官／朋党
九世纪社会·经济新境界
巨大帝国崩裂的震力与转运期开创
黄巢之乱前后的唐朝五十年暮运
新时代诞生的阵痛期——五代十国
八至十世纪的东方世界
主要参考书
第五卷《近代中国的成立》
内容简介：
十世纪中国，是个历史的大转捩时代。因此，横的方面，汉族朝代与征服朝代并行或交替存立；纵的方面，近代社会以宋朝建立为标志而设定。
欧洲曾经历漫长的中世时代，但短短约三个世纪的近代欧洲，十八世纪后半以来便以产业革命成功，快速转换现代社会。中国领先欧洲快速通过中世时代，近代中国的历史分期，时间却停滞十个世纪，清朝之末，才在痛苦的、被迫的形势下勉强向现代化举步。
本书便以如上诸课题为中心，说明“什么”以及探讨其“为什么”。
目录：
【中华民族大舞台全成员登场】
亚洲内陆世界霸权推移
北亚细亚突厥巨潮
苍狼的子孙——文字的后期游牧国家
突厥时代后荣光
回纥与游牧社会文明化
中亚细亚突厥化
大西南地区民族运动
吐谷浑三百五十年
吐蕃兴衰
西藏佛教与喇嘛法王支配
云南五个世纪独立时代——南诏、大理
模写汉族中国两范本
“海东盛国”渤海
西夏“君子”
征服朝代成立
契丹·辽朝——二元支配体制的创始
女真·金朝——中原化快速变容者
世界史的征服
从蒙古帝国到大元帝国
元朝身份制社会与蒙古至上主义
东西交通·文化交流盛期
北元以来草原封建制的成熟
十七世纪后的清朝蒙古
【汉族中国的近代化】
主义的时代
宋朝历史的近代要素
外侮剧的汉族朝代
文治主义与君主专制化
科举·学校·士大夫
汉族光辉的明暗
南方优位下的社会·经济
诸产业的分化开发
财政与社会结构再调整
商品·货币经济时代的都市
新文化的展开
士人·庶民文化结合
理学——儒家思想再出发
宗教思想·学问的进展与停滞
高峰科学·技术的终页
主要参考书
后语
【前言】
前言
历史，今日已系人文科学诸分野的共同基础。
我终觉得，传统中国历史的叙述方法与解明方式，对上项需要，尚存有其可待补充处——
其一，中国今日的人与地，须包含东北、蒙古、新疆、西藏，则其记录，应该突破传统“东部十八省”的汉族中国范畴。深一层说，中国在世界非为孤立，应该从叙述空间适度再扩大。传统的历史现象说明，于时间上是悬空的，应该拉下到今日人的立场！传统历史偏向于政治史的叙述，但人类活动非限于政治层面，则同时也应该注视当时人的社会、经济生活。还有，今日发达的考古学，应该可以加以利用，以改变传统专凭文献资料的习惯。同样，社会学、地理学等诸学问，又何妨与历史学结合，对历史解明，应该只有帮助，而不致拒斥。
其二，研究中国历史，今日已非限中国人自身。本国人笔下的本国史，容易主观而作身在其“内”的环顾，观察自有所局限。外国人置身事外，自上鸟瞰的客观性系其长处，但究竟非中国人，透视深度不够或只见屋顶未及屋内，又或存在先入为主偏见时，便非只遗憾而已。于适切今日时代的历史观点之下，调和中外双方的治学方法与态度，又非不可能办到。
基于如上两项构想，乃有这套中国史的撰写。每册分则各自独立，合则成套。
走一个新的方向，自不能必其成功与正确。然而，我的动机，原正不过“只开风气”。
后语
常言道，历史是一面镜子。然而，如果镜面模糊或破碎，反映的已是不明显或不周全的我；如果任令厚积尘埃不加拭抹，便任何面貌都不能反映；再如果镜面乃是变形的哈哈镜，则尤系歪曲历史。
于此，如下立场须得站稳：
，历史的立脚点是今日，须以今日立场说明历史（什么?）与解释历史（为什么?）换言之，今日为枢纽而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否则历史悬空的，不切实际的——有现实的我，才反映镜中的我。
第二，相对方面，不能以今日基准批判历史，或以今日教条规范历史，否则将全无是处。时代永远在进步，过去毕竟非由今日复制，今日也必不能比拟未来——现实的我，究与镜中的我有别。
人不能十全十美为众所周知，事也兼具其正面、负面因子，历史事件与措置必有需要才存立。只是，任何主义不随时代修正，定必僵化；任何良法美意不能适应时潮，抑且阻挡时潮，定必被淘汰或倒转形成反动。人类历史之初，如无阶级成立，由胼手胝足的劳力者饲养坐享其成的劳心者，文明决无由提升。科举以钻八股死胡同终幕，揭幕时却是敞开平民参与政治大门的高姿态，象征开明与前进。帮会是近代史一大社会力量，不能以今日已代表罪恶与黑暗而抹杀其历史贡献，反过来说，也不能因之曲予原宥而任凭存在，倒退回旧日道路。同一事件的“是”与“非”，必须分别辨明与衡量，混淆与偏颇都是不公平的，犹如镜面的被污损或扭曲，不论有意或无意。
中国历史是伟大的，但没落的世家子而尽缅怀昔日荣华，表示的惟是懦弱。知耻庶近乎勇。忘怀历史的民族注定灭亡，顾影自怜或自怨自艾，又或只会自打嘴巴，同样为没出息。这又是后语的赘言。
【免费在线读】
长城的初性格— — —国境线
长城工程的艰巨为可想而知， 问题是： 为什么要兴筑这道城墙？ 对于这个问题， 很多人都会提出公式化的一个答案： “ 秦始皇造长城以防胡。” 外国学者的看法也相同， 他们接受了古代罗马人为防御北方蛮族而自纪元八三年以后， 陆续建筑从梅因兹 沿莱茵河至多瑙河上游的长城系统 ， 而以中国大长城与之相比拟。
然而， 这 个 答 案 与 中 外 学 者 的 另 一 个 共 同 的 问 题： 长 城 非 秦 始 皇 所“ 造” ， 不过他在统一中国之后， 以战国北方诸国原已分段建筑的城墙连贯起来而已。 长城既非秦朝始建， 则长城作用如解释为防胡， 时间上也应往前溯向分段建筑的战国， 而非秦朝。
战国列国间普遍流行系列性筑城运动， 系在纪元前四世纪前后， 当时这项运动的突然兴起， 各国都显得特别热心， 而且时间上也正随着北方胡人开始出现之后。 但是， 胡人出现地区限于北方， 战国时代的筑城运动， 却须注意非北方汉族国家特有地方现象， 此其一； 其二， 北方国家且非率先领导， 反而还是追随了内地国家才筑城。
在如上情形之下， 只有一种解释为合理， 便是说： 长城系战国列国出于相互间对抗需要而构筑的大规模防御工事。 这些防御工事存在于北方的， 对象便非汉族国家而转向为胡人。 依此了解， 可明了当初建筑长城， 本质上并不含有偏重防胡的意义。 而且恰恰相反， 长城还是汉族自身间基于相互对抗需要的产物。
北方长城较内地长城开始构筑年代要晚到一个世纪之久的事实， 史学界往往容易忽略， 事实上， 这却是交代史实的关键， 至少说明了当时汉族眼中的敌人， 主要还是汉人自己。 尽管早在纪元前五世纪北方已有足使汉人惊讶的胡人出现， 也逼迫汉人放弃一部分传统文化而非学习胡化不可。 但是， 胡人压迫的危机， 却未令汉人恐惧到必须建筑一道坚固防御工事抗拒的程度， 相反， 这个时期所见的胡汉斗争， 胡人侵略汉人， 还不如汉人侵略胡人严重， “ 胡化” 热心的赵国， 大将李牧便曾制造一次战役杀戮胡人骑兵十余万人的惨烈场面，北方诸国于战国后半期开拓的新领土， 也全夺自北方胡人。 赵国取得阴山—黄河间走廊地带的 “ 北河” 之地， 以后于秦国进行 “ 中国” 统一战争期间虽回复胡人支配， 但待统一成功而秦朝大帝国建立时， 这一地区不但立即再被收复， 更在卓越军事家蒙恬指挥之下， 连同夺取了胡人发源地的整个鄂尔多斯或当时所谓 “ 河南” 与今日的河套。 这种汉族对胡人当时压倒性的军事攻击力，乃是必须注意的事实之一。
之二， 又须注意北方列国北长城的兴筑， 都是合并夺自胡人新领土的直接后果。
北方长城， 作用自始非只消极面的防御， 而另有其更主要的积极原因才兴建。 这个原因， 须从长城为什么构成为北方新领土， 以及新领土为什么开辟和为什么建设而得知。 那便是汉族势力继续膨胀之下， 汉式农耕环境扩大与净化趋向的再延长。 汉族从游牧胡人手中夺取土地， 是为了这片土地适合于农耕， 这片土地既加入农耕中国， 便拒绝胡人再予游牧化， 拒绝部分必须有个标志， 这个标志， 便是长城。 长城在一系列建设新领土措置中担当的任务， 也即在此， 而代表了汉族巨大的压制和吓阻力量， 一种向胡人警告止步的指示。
换言之， 站在汉族片面与主观立场， 用人力划出与强制对方接受的一道汉胡国界或国境线， 而非纯粹的国防工事或国防线。 国境线虽非不能兼为国防线， 长城的本身也不可否认必带军事色彩， 但至少当时长城的要塞性国防线意义， 已隐蔽在国境线性格背后。 前引 《 史记》 匈奴列传两见 “ 拒胡” 字句， “ 拒胡”（ 拒绝胡人） 迥非后世所谓 “ 防胡” “ 御胡” 的示弱性可比拟， 这是个充满了骄傲与自尊的字样， 与秦始皇本纪中 “ 斥” “ 逐” 相呼应。 初的长城， 便这样拒绝和阻断了胡人— — —军事的， 也是政治的。
长城国境线性格， 战国时代后半列国分段建筑的北方长城已经具备， 到秦朝汉族大帝国建立而愈突出与明朗。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革命、 毅力、 效率和进取的代表性朝代之一， 也是充分表现汉族诞生期勃发朝气的伟大时代， 非常重视国境观念， 是其特征。 秦始皇五次巡行全国， 刻石讴歌皇帝丰功伟业时， 国界四至往往陪伴镌以明文， 如：“ 皇帝之往， 存定四极” ， 以及 “ 六合之内， 皇帝之土。 西涉流沙， 南尽北户，东有东海， 北过大夏” 。 意思是说： 一统的完成， 国家东、 南、 西、 北四个方向， 都已到达了 “ 极” 。 四极之中， 两个方向有海洋作为自然界限， 另两个方向， 便以长城— — —人为的国界线为界。
秦朝大长城， 这条略呈弧形而划定当时汉族意识中 “ 中国” 与 “ 非中国”界限的大工程， 主持者便是蒙恬， 他是攻占鄂尔多斯草原的统帅， 以及郡县与移民政策的执行人。
雄伟的秦朝大长城， 乃是汉族人定胜天的战斗精神结晶， 凭双手与决心，创造并达成了 “ 极” 的构想。 大长城的所以为 “ 极” ， 正因为国界恰恰符合自然地理。 从大体而言， 汉式农耕事业已到达很难利用的真正草原为止。 长城以外， 断然放弃， 长城以内， 便是被圈定可供农业发展的所有土地， 这些土地，秦始皇和他的政治家们确认必须统一划归 “ 中国” 。 全面隔断草原—耕地的万里长城， 也便代表了农业汉族限度利用空间的界线。
长城的建造， 既表示那些土地应该保持在汉族所认定的 “ 中国” 以内，以供汉族利用， 则相对而言， 也便具有其他土地汉族不该涉足的意义。 事实上， 长城之为 “ 极” ， “ 极” 的本身意义， 便代表了限制。 所以， 长城的作用是双重的， 非只对外， 同时也具有对内性。 关于后者， 便是设定了一道汉化极限， 一方面， 限定农业社会限度的活动范围， 凡汉族一律必须居住长城以内， 私越长城线， 罪名等于叛离中国， 惩罚可能非仅仅判处徒刑； 另一方面，也为汉族定型后所建立的统一农业社会新秩序， 设定一个界限。 四 “ 极” 观念所以被秦朝重视， 长城所以必须陪伴新领土扩大而立即重建， 与统一政治的建设都有关系， 四极以内， 必须车同轨、 书同文， 相反， 这些也以至于 “ 极”
为限。 秦朝长城国界线意义， 从这方面而强烈表现。
后代人所以相信秦朝长城防胡， 原因可能受了见到如今日真正 “ 防胡” 作用的长城影响。 事实上， 古今长城， 不但位置不同， 性格也在变迁。长城防胡这一答案， 如果用来说明后代长城的效用， 可谓正确， 但如用以解释长城的起源， 以及建筑长城初的用意， 那便不恰当了。 换言之， 长城 “ 防胡” 的作用是以后才转变而成的， 当初并非如此— — —秦朝与秦朝以前不是，汉朝也不是。
汉朝攻势长城与后代防御长城
长城之作为国界线， 其性格至汉朝仍然明朗， 这从汉朝政府与匈奴间往复公文的内容可明示。 文帝对老上单于的复文： “ 先帝制， 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 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 （ 《 汉书》 匈奴传上） ， 便确切说明了两国间系以长城为国界。 一直到匈奴已经服从汉朝的纪元前后， 乌珠留单于致平帝的文书中， 仍还重申这层意义： “ 孝宣、 孝元皇帝哀怜， 为作约束， 自长城以南天子有之， 长城以北单于有之。” （ 《 汉书》 匈奴传下） 所以， 无论秦、汉， 长城的国界观念同样发达， 汉朝长城也便直接继承自秦朝。
但是， 秦汉间长城继承， 并非一成不变， 须注意还是经过修正了的。 为什么修正？ 关系到纪元前二〇二年汉朝建国前后国际局势的推移。
秦朝二世而亡， 锋芒和强盛有如彗星般一掠即逝。 相对的草原方面， 匈奴却正如旭日升空， 在秦朝过渡到汉朝的汉族中国动乱期间， 所有丧失的游牧土地， 所谓 “ 新秦” ， 迅速回到匈奴人手中。 加以汉朝初年北方汉族将领频频叛变倒向匈奴， 局势严重到汉人连企图退缩维持战国赵、 燕北长城一线都不容易， 所以 《 史记》 匈奴列传有 “ （ 单于冒顿） 南并楼烦、 白羊河南王， 悉复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 与汉关故河南塞， 至朝那、 肤施， 遂侵燕、 代” 的叙述。 匈奴优势逆转的关键年代是汉武帝元朔二年 （ 纪元前 １２７ 年） 。 这一年， 汉朝反攻再夺下河南地， 才使长城线恢复推展到秦朝原址， 便是 《 史记》 匈奴列传所说 “ 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 。 然而， 如果注意匈奴列传的另一段记载： “ 汉亦弃上谷之什辟县造阳地以予胡” ， 可知即使至此阶段， 秦始皇事业的中段长城还是变了形， 造阳以北地区已被放弃， 由今日多伦地方退到赤城县。 换言之， 改依了原先燕长城的界线。 这是汉朝长城比较秦朝长城不同的处— — —这一段长城， 便是热河赤峰长城考古所引述张家口的一线， 张家口即与赤城县相近。 同时， 也是现在长城与古长城线符合之处， 所经过赤城县北方的独石口， 成为现在长城全线北方突出部分。
汉朝较秦朝长城位置不同的第二处为东端起点。 当武帝一代， 汉朝势力续向鸭绿江以南伸展而完成半岛北、 中部统一支配时， 乐浪等四郡开辟， 汉朝领土于是东向面临了日本海。 这个形势， 使当初圈划半岛西北一部分领土的秦朝长城， 失却了国境线意义。 所以， 汉朝半岛势力的跃进， 相对现象， 反而是长城线的撤出半岛。 自纪元前二世纪末以后， 汉朝长城的东方起点或终点， 已从原先秦朝长城线缩回鸭绿江以北， 自今日辽北省昌图县到吉林省桦甸县的一段， 也便是后来半岛四郡之一玄菟郡转移到今日安东省境后所见的 “ 玄菟长城” 。 如 《 三国志》 魏志东夷传所记： “ 夫余在长城之北， 去玄菟千里” ， 此即改与东夷诸族分界出汉朝长城新起点。
秦汉长城线的第三处不同， 也是的不同处， 在于西方。 汉武帝规复河南地后， 对匈奴次一步制裁行动是占领河西， 以及控制西域各国。 因此一道完全脱离秦朝长城范畴而以全新姿态出现的西长城被兴筑。 纪元前二世纪末与前一世纪初之间， 随 军 事 行 动 开 展 而 这 一 系 列 长 城 工 程， 自 金 城 （ 今 甘 肃 兰州） 、 令居 （ 今甘肃永登） 方面向西延伸， 横贯今日甘肃全域与新疆东部， 历史上有名的玉门关和阳关出现， 便是此期间的成果。 现在长城大体沿袭其原线， 只是西端以敦煌为中心的东、 西部分， 已被切废。 被切废的这段 “ 敦煌长城” ， 以及自敦煌向罗布大道延长入新疆的亭、 障系统， 均有遗址、 遗迹发现。
汉朝西长城的增筑， 对长城意义转变的关系至为重大， 自此而长城显著增大其国防线效用。 敦煌长城或汉朝西长城， 本质上便是军事开展的产物。 掩护行军、 切断匈奴—羌族间联系、 控制新疆和保护中国—西域间交通安全， 主要作用全在于战略性， 此其一。 其二， 长城工事的非限于主线， 由线而推展到面， 这一特色也以这一段战略长城为明显。 驻防部队瞭望哨性质的 “ 亭” ，更多和更远脱离主工程， 被广泛分布到长城线左、 右、 内、 外。 《 史记》 匈奴列传有段说明： “ （ 太初三年） 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 远者千余里，筑城障列亭至庐朐， 而使游击将军韩说、 长平侯卫伉屯其旁， 使强驽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 这一类部署， 分明已造成长城即要塞的格局。
同时， 汉朝西方新领土越出长城线以外的现象， 也与国境线长城大相异趣。 国境线长城的位置必须在领土边缘而非领土以内， 换言之， 长城线与国境线相符合， 附带的意义， 又是长城以外无汉人。 而敦煌长城， 北则居延亭障的配列， 以及居延有名的受降城建筑， 可以使汉族部队由甘肃通过宁夏， 沿额济纳河一直推展到漠北， 西则自玉门关顺着世界史上著名的丝道北线至于天山，所在皆布防驻屯， 国土边界已遥遥超越于长城线以外。 这种情形， 与秦朝长城， 区别极大。
然而， 尽管汉朝西长城与秦朝长城间已有区别， 尽管西长城已非国境线性质， 却仍然不能与 “ 长城防胡” 这个论调混为一谈。 因为， 这一段长城所代表的精神是积极的、 进取的， 非只不是防御， 相反还是执行前进政策的工具，是战略性的攻势长城。
长城何时成为一道如今所见似全然防御性质的工事？ 答案是至四世纪末南北朝形成前夕、 北魏建国时才有迹象。 距离二世纪末汉朝统治开始崩溃， 中间相隔整整两百年。
这中间两百年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长时间大分裂和大动乱时代。 一世纪以后， 因汉朝对匈奴斗争获得全面性胜利， 而后汉—魏—晋政府采取了长城开放政策， 允许服从与愿意接受保护的游牧民族移居到长城以内。 这个事实使长城原系代表国境而非后此心目中的国防线的观点更获得支持， 否则， 开放长城，引进外人来到国防工事背后， 将无法解释其理由。 到 “ 五胡乱华” ， 也便由这些因移住长城以内而转变了生活习惯的原先异族而后来又是被同化者， 领导割裂北方中国， 在黄河流域分别建国， 其时长城在中国史料中未再被重视。 待长城历史中断两个世纪而再被重视， 便已是大动乱近尾声， 四分五裂局面初步被合并为南北对立的两个政权时代。 再出现的长城， 材料已改用砖， 所扮演的角
色， 也全然成为 “ 防胡” 了。
汉族大熔炉的衰变与中国国家性格的明暗变化
以郑和下西洋为标志，明朝国威四播，但这并非唐朝以前世界帝国的复活， 汉族于民族主义本位下也再无凭藉回复旧观。
海禁断行， 私的国际交通全面关闭， 公式朝贡又固定在天朝声威的敬畏基点， 乃是国家闭锁性较之宋朝犹烈的直接说明。郑和下西洋终结的同期，政治指导力松弛， 鼓舞汉族奋起的活力激素立形消失，封闭性格限制国力的弱点也立刻暴露，乃为必然， 伟大的永乐时代由宣德时代接替时，衰兆由是初见。
征候之一， 越南回复汉族中国领土统治后二十年的宣德二年 （公元 １４２７ 年） ， 废交阯布政司， 承认越南民族运动领袖黎利政权，重建宗主、 属国秩序。
之二， 太祖以来收为内地的开平卫，原设于今内蒙古多伦， 宣德五年以唇齿相依的大宁卫废弃，战略形势上太过突出的理由， 而也南移独石口 （ 今河北省沽源） ， 并与原正北边所有同由后军都督府直辖的实土卫所，改隶同年新设置于宣府卫的万令都司。
再次代英宗正统年间，隶山西行都司 （ 治大同府） 的东胜卫 （ 今内蒙古黄河外侧东端托克托县）， 继永乐时废弃复置又确定废弃。
经过土木之变， 明朝对外已不得不改采消极政策。所以， 土木之变以前， 河套北、 东的明朝内蒙古直属领土， 几乎已全行放弃。土木之变， 表象是英宗急躁行军的结果， 实质已是汉族元末以来回升的冲力退潮，前进高姿态重向保守化逆转时， 弱势于外力考验下的明显表现。
自此， 太祖、 成祖时代意气高扬的蒙古高原进出断念， 从现实变化为政策上的守势，以及事象上的步步后退， 如一部教科书的简约说明： “ 大宁废 （ 成祖分与兀良哈部） 、开平弃 （ 宣宗时） 而辽东、 蓟州、 宣府之备多， 河套失 （ 世宗时） 而太原、大同、 榆林、 固原、 宁夏之患急， 哈密弃 （ 亦世宗时） 而甘肃、 西宁、 洮河、松茂之寇滋”， 汉族已以北方全边境线处处挨打为结局。
正面北方局势的变化， 连锁反应带动汉族势力从四面八方退却。宣德时尚系直接支配体制的东北奴儿干方面， 正统以后已放弃，奴儿干都指挥使司废止。
汉族势力着着向辽河下流域后退，明朝后期的国防线已置诸开原、 沈阳。接替明朝的清朝始祖努儿哈赤， 便于此一情势形成之际，由沈阳以东佟佳江方面女真人建州三卫中的建州左卫崛起。
而大长城以山海关为起点或终点，吸收州县制机能的辽东都司辖区孤立于关外的形势，以及沈阳被建设为关外时期清朝国都盛京的原因， 清朝入关，辽东汉族聚居地因而被列东北龙兴之地，单独划出于汉族中国的本部十八省之外。
明朝暮运， 与南宋十分相似。 军事上回复仰仗募兵， 重文轻武社会意识却愈益根深柢固，一方面是军人的士气低落而军纪废弛， 一方面士大夫相互间激烈党争倾轧，文臣不度时势， 徒逞意见。 情况的与南宋如出一辙， 《 廿二史劄记》 明末书生误国篇曾慨乎言之。
抑且， 失败因素还较南宋复杂， 君主专制政治的君主个人明断， 重要性也为，南宋只多庸君， 明朝多的却是武宗以来昏君，世宗、 神宗且均二十余年不视事的隔绝臣僚。
昏君在位， 诱发的各地民变， 明朝中期以来几乎未间断， 内部疾恙并发症的外部打击，北虏、 南倭之患幸得平息， 而万历三大征接踵。 政治瘫痪， 又加兵力、 财力大量消耗，人民负担极度沉重的结局，十七世纪三十年代激起根据地流动不固定的盗贼集团， 所谓流寇的波，自陕西北部而长江流域以北全域蔓延。 流寇群中与张献忠分系声势特盛两主流的李自成陷北京，毅宗自缢， 明朝灭亡 （ 崇祯十七年， 纪元 １６４４ 年） 。
清军趁此汉族中国大变乱， 长驱进山海关， 占领北京， 消灭流寇与转辗流亡的南明抵抗势力，汉族中国全土征服。 于此， 明朝后命运又是南宋重演， 差异是从逻辑上说， 明朝正统命脉的斩绝系由流寇， 以及清朝君临汉族中国，天下乃得自流寇之手， 汉族自身内溃时外来的得利者。
由此上溯，十世纪中国， 是个历史的大转折时代。 一方面， 中国历早的征服朝代出现， 自此，汉族朝代与征服朝代并行或交替存立， 一方面，中国近代社会以宋朝建立为标志而设定，以迄十九世纪清朝末年的迎接现代化。
近代中国的成立， 同时也是汉族民族国家形态的明显转变完成期，中世以前汉族中国世界帝国的时代终结， 国家性格以宋朝为断，前后时代的对比分明。 而国家性格转换， 又以历史主役者汉族性格的变化为背景。
汉族的形成，开放性原系其特质，恃此特质而吸收、 混合异民族成分， 一方面是推滚雪球似不断扩大汉族范畴， 另一方面，阶段式更新血统， 注入新的活力， 而持续保持其旺盛的创造力与生命力， 朝代的世界帝国性格乃陪伴汉族此一开放性而铸定。
宋朝立国期间， 辽、 金、 元征服朝代相续登场， 压力愈施加愈沉重， 外在形势已逼迫国家性格转向内缩，宋儒强调大义名分而明华夷之别， 强烈的汉族民族意识激发。汉族民族性格的前、 后期区分由是渐渐明显， 固有的前期汉族开放性丧失， 转向排外的、 封闭的后期汉族变化。
宋朝终于被元朝灭亡， 元朝乃是个支配汉族中国全域的征服朝代，其蒙古人至上主义， 悲愤的被压迫者汉族惟有愈强固其自身族性，明朝推翻元朝所凭恃便是汉族民族主义大纛。 却是，宋朝对外关闭尚只正面敌人的北方陆上， 南方盛大海外贸易倒反建立其中国历史上特殊的朝代地位，明朝则是对外的全面关闭。
后期汉族拘谨的、 保守的民族性愈凝固一层， 汉族再无机会回复前期原形象，也确定中止其再成长与再壮大， 接续又正是第二个全面征服汉族朝代清朝君临。
后期汉族仍然是个大熔炉， 征服朝代统治者除了蒙古人例外，也仍然都以熔入汉族为结局， 历史路线的外貌似乎与前期汉族时代无异，实质则全非。
后期汉族代表的已是守旧与衰退，征服者便以向汉族学习腐化面的享受主义而不自觉同化， 熔入汉族，转变汉族的意义， 只是加深汉族暮气， 迥非前期似的增大汉族朝气与进取精神。
简言之，扩大汉族的现象相同， 对汉族素质变换的正、 负面已全行倒易， 辽朝契丹人， 金朝女真人、 清朝满洲人的轨迹， 如出一辙。 特别关于后全面征服汉族的满清征服朝代，加诸汉族的高压统治与弱化、 奴化政策的双重打击， 于自身无力拒绝汉式社会生活诱惑， 终也变化汉族的命运，毋宁为一大讽刺。
辛亥革命成功是振颓起衰， 汉族回复活力与再强壮一新起点，旧中国也由是向新中国脱胎换骨， 则中国历史的再创新，也有待对应中华民国国号而成立的中华民族， 完成实质的、单一的民族内涵， 而非形式的汉、 满、 蒙、 回、 藏“ 五族共和” 复合体。
于此， 重要的是：
——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期有意分割中国领土， 切断 “ 内地” 或 “ 本部”所制造而仍残留迄今的“ 边疆” 意识， 必须清除。 中国便是中国， 可以区分东、 南、 西、 北、 中部方位别， 领土性质却是统一的。
——汉族本位的历史叙述传统必须修正， 中华民族内诸分子民族站立的地位是平等的， 各别存立于中国历史的位置因之也是同等的。历史活动遗留资料的丰瘠固影响记录分量， 尊重的态度则须同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