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作者杰克.斯奈德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他是目前美国*有影响力的国际关系研究学者之一，并长期为《外交事务》《纽约时报》《经济学人》等媒体撰稿，曾担任《美国政治学评论》和《国际安全》杂志编委。斯奈德的著作甫一出版，往往成为该领域的重要研究著作。如2005年他与爱德华•曼斯菲尔德合著的《选举战争：为何新兴民主国家走向战争》曾入选利奥波德奖年度国际关系著作（这一奖项是国际关系学界*有分量的学术奖项之一，约翰•米尔斯海默也曾获此殊荣）。
二、本书可视为斯奈德在民主化与民族主义理论领域中的奠基之作，本书英文版出版时，正值全球民主化浪潮达到*，人们普遍认为促进民主的传播可以带来和平与稳定，但本书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见解。随着“9•11”事件的爆发及后恐怖主义时代来临，如今我们再来读这本经典著作，书中一针见血的观点可以为我们思考频繁发生的局部冲突和民族主义沉疴提供思想资源。
三、作者在本书开篇提出了乐观的民主思潮与90年代以来的民族主义复苏之间产生的对抗，包括卢旺达大屠杀、科索沃战争、后冷战时期在东欧及东南亚地区的局部冲突等。作者为认为，学界传统的“古老仇恨”观点并不能解释民主化与民族主义冲突的现象，他继以通过对历史和当代案例的研究，提出新的解释体系。
当所有国家都转化为成熟的民主国家时，世界就会和平吗？从20世纪*后十年以来不断爆发的局部冲突来看，答案没有那么简单：民主化有时会导致民族主义冲突，有时却不会。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杰克·斯奈德在本书中通过对18-19世纪的英国、二战前的德国、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及一战前的塞尔维亚等历史案例的比较研究，撇除历史的泡沫，重新追溯民族主义狂热和族群暴力频发的源头。
本书表明，未经深思熟路而仓促地向民主社会过渡，可能引起一系列民族主义灾难。在完善的法律制度、社会共识、成熟的社会团体等制度化要素稳固加强之后，我们才可能开辟一条通往自由的大众政治道路。
【内容简介】
“冷战”结束后，人们信心满满地宣称促进民主的传播能带来稳定与和平，然而战火和冲突、流血和屠戮依然持续不断。卢旺达大屠杀、科索沃战争、频繁发生在印度和高加索地区的族群冲突始终刺痛着我们的神经。
为什么民主化常常导致民族主义冲突？为什么有时冲突又没有发生？为什么国际社会的介入反而使冲突不断升级？本书以这三个问题为核心，深入研究了民族主义的四个经典案例：曾处于历史转折点上的德国、英国、法国和塞尔维亚。通过大量的文献资料考证，作者指出，民族主义狂热和族群暴力并非源于敌意文化间的“古老仇恨”，而是由于精英阶层为维持现有统治秩序所做出的冒险决定。
如今，诸多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相似困境。本书的现实意义在于，作者评估了避免民族冲突的不同方案，继以提出有效的针对性政策，防止历史悲剧再次上演。【作者简介】
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美国有影响力的国际关系研究学者之一，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他长期为《外交事务》《纽约时报》《经济学人》等媒体撰稿，曾担任《美国政治学评论》和《国际安全》杂志编委。
1981年，斯奈德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现为该校政治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民主化与民族主义、帝国扩张、后“9•11”时代的国际关系理论等。其他主要著作有：《权力与进步：转型中的国际政治》、《选举战争：为何新兴民主国家走向战争》（合著）、《帝国的迷思：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进攻的意识：军事决策与1914年的灾难》等。
译者简介
吴强，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政治学博士，社会运动理论家。
【媒体评论】
在本书中，斯奈德提出成熟的民主国家间倾向于避免动武，而正在向民主化转型中的国家在民族主义狂热面前异常脆弱。本书重新审视了人们普遍接受的观念，在政策制定方面具有深远意义。
——弗朗西斯·福山（著名政治学家）在这本重要的著作中，斯奈德很好地融合了理论洞见与历史研究，这是近年来在国际政治领域中*出色的著作之一。
——法里德·扎卡利亚（著名记者、《时代》杂志特约编辑）
在这个对全球民主浪潮欣喜期待的时代，本书是一剂使人清醒的良药。
——《纽约时报书评》
本书结构井然有序，行文清晰，因其与学界传统著述截然不同而备受关注，作者没有把“古老仇恨”视为民族主义冲突的源头，其关于民主启蒙和民族主义后果的分析非常令人信服。
——《出版人周刊》
【目录】
地图列表
致谢
章 民主转型和民族主义冲突的兴起
- 当自由乐观主义遭遇90年代民族主义复苏
- 什么是民族主义和民主化
- 民主化和民族冲突的关联：一些证据
- 为什么民主化增加了民族冲突的风险
- 在今天的世界做出选择
- 本书计划
第二章 民主化国家的民族主义精英说服
- 精英说服：增进大众的民族忠诚
- 何时及为什么民族主义精英有说服力
- 民族主义说服如何导致暴力冲突
- 四种民族主义：起因和结果
- 对民主化和民族冲突之间联系的其他解释
- 因果关系溯源和选择案例
第三章 民主化如何点燃现代德国民族主义
- 德国的战争和民族主义，1864-1945
- 关于德国战争和民族主义的其他解释
- 德国民主化打的民族主义牌
- 在魏玛德国推销民族主义第四章 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
公民的英国、革命的法国，族裔的塞尔维亚
- 英国的公民民族主义
- 法国革命民族主义
- 塞尔维亚的族裔民族主义，1840-1914
- 比较、相反和原因
第五章 在共产主义废墟中的民族主义
- 后共产主义民族暴力的竞争性解释
- 民族主义迷思制造和南斯拉夫解体
- 大众政治和高加索战争
- 后共产主义俄罗斯的媒体战
- 后共产主义民族主义的比较
- 公民民族主义对族裔民族主义以及后共产主义转型暴力
第六章 发展中世界的民族主义和民主
- 发展中世界的民主化和民族主义轨迹
- 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相反的双子
- 印度：公民制度化和族群动员之间的赛跑
- 卢旺达和布隆迪：多元主义和权力分享的危险
- 减缓发展中世界民族冲突的条件
- 结论
第七章 民主化时代如何避免民族冲突
- 为民主转型编织一个深厚的安全网
- 避免民族主义冲突的策略
- 对民主化和民族主义动员的国际影响
- 种族民主：一种对民主和平的威胁
附录
索引
人名索引【前言】
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公民的英国
英国的民族主义，形成于 18和 19世纪，公民效忠这个国家的形式是效忠个人自由和言论自由传统以及国家的代议制度。源于这些自由主义传统和实践的同时，英国的认同充满了血腥的民族主义，而非简单抽象的哲学。英国公众为民族的频繁战争志愿付出牺牲，陶醉在不凡的民族特质中，为英雄而骄傲，也当然地认同所谓统治合法性是为大众民族利益服务。然后，英国的民主化和帝国民族主义的崛起齐头并进。英国的公民民族主义还避免了由妄想的迷思制造所孕育的其他类型民族主义，这一情形往往发生在叫嚣抵御强敌而发动并无必要的自卫战争时。
如此，英国的公民民族主义传递了双重信息。一方面，它表明了一个普遍规律，即民主化和出版自由的增加常常刺激好战的民族主义。即使在相对自由的条件下，非特权的阶级仍可利用民族主义诉求打开政治过程的大门，并建立与精英相互协调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然后专为己用。某种战争风险的升高就是这种态势的副产品。
另一方面，公民民族主义，不管有什么缺点，都比其他民族主义模式要谨慎得多。英国的例子即此，公民民族主义的原则创造了一个以武力对付自由人民的意识形态约束，这种民族主义也对侵略性政策的成本高度敏感。英国的例子也支持如下假说：公民民族主义带来的好处可能在两个条件下出现，一是领导民族形成的精英，其利益具足够的流动性，不致被民主化威胁；二是言论自由和代议制度在大众民主时代之前就已经建立起来。
大不列颠的战争和民族主义
就像所有强权国家，英国在 18和 19世纪期间，不断地发动战争，并利用其军力扩大其经济和政治影响范围。特别是，英国在“七年战争”（1756—1763）中夺得法属加拿大，未能使用武力阻止北美殖民地的独立（1776—1783），在几次反对革命法国的联盟中扮演领导角色并终在 1815年打败了拿破仑，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与法国联合击败了俄国（1853—1856）。就在这些主要冲突的回合间隙，英国还征服了印度、威吓了中国，不断地使用军力把它的政治和经济影响施诸地球上几乎每一个角落。因此，没有人敢于声称公民民族主义将英国变成了一个和平国家。
不过，与德国、法国和日本这些鲁莽的强权相反，英国的战略选择132 要谨慎得多，更注重成本考量。除了北美独立战争，在一系列主要战争中，英国总是处在战胜方。它从来避免掉进对抗某个强权的超级联盟的陷阱里，也避免为维持一支庞大的和平军队而付出的沉重支出。除了那些偏远的殖民属地，英国通常以让殖民地自我负担防卫费用的方式避免战略扩张。如果遇到失算而进入战略绝境，就像北美殖民地的战争，英国会采取止损手段，展开撤退。
对英国来说，战争是昂贵的，但大部分都是值得的审慎投资。尽管评论家们都为“七年战争”的巨额债务的规模而颤抖，但是，例如对法属加拿大和热带地区的成功征服所取得的贸易和海关收益，在战争期间以及战后都得到了快速扩张。一个可靠的金融系统意味着英国总是能够在战争时期以较低利率借到款项。只有一次当信用耗尽（在对付北美殖民者的战争中），英国小心地将其看作应该寻求和平的信号。在了解其帝国政策中避免财政扩张的重要性后，英国政府仍然迟至 1792年才开始消减军事支出，尽管当时正面临革命法国的危险阴云。简言之，跟那些革命或者反革命的民族主义的强权不同，英国在崛起的时候避免了难以弥补的过度扩张，就好像英国相对娴熟地处理它在 20世纪的持续、渐次的衰落。
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是英国在 18、19世纪中叶采取帝国主义扩张政策的主要推动力。反映在 18世纪兴起的自由媒体中的中产阶级的观点，对英国通过运用武力寻求海外商业利益来说，是一个强力支持者。
威廉•皮特（William Pitt），“七年战争”期间的英国首相，就是城市的商业阶级们的宠儿。一个世纪后，城市中产阶级在议会的代表开始增加，一个相似的中产阶级的选民群体密切支持帕默斯顿（Palmerston）首相在与俄国的克里米亚战争中所采取的强硬对峙政策。好战的公共舆论迫使英国政府发动进攻，尽管俄国的让步已经令大多数内阁成员觉得并无战争必要。
然而，公共舆论在某种方式上也缓和了扩张的程度和目标。民主化的英国，越来越不愿意对其他自由国家以武力相向。甚至在北美独立战争初期，那些强烈拥护政府的公民主义原则的中产阶级不列颠人，快就指出对殖民地自由的镇压终将对国内的自由带来危险。19世纪后期和 20世纪初期，英国精明地接受了自由美国的崛起并取代自己成为世界超强。英国的纳税人，虽然都为帝国而骄傲，却也运用他们手中的选票影响力迫使帝国的代言人努力保持成本意识。1880年，也是次基于在公众面前进行巡回演讲的现代选战中，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和自由党的胜利，就是通过抨击保守党政府近乎败家的殖民战争、造成财政负担日益增加而获得的。尽管很多英国帝国主义的受害者可能并不愿意承认英国民族主义的总体特征是良性的，但它的帝国政策，如果从英国民族主义利益的视角来看，基本上还算是审慎、节制的。
......
【书摘与插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