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系“科学文化译丛”之一，主要探索科学、文化与政府之间的深远关系，是对欧洲现代文化的新见解。作者从17世纪罗伯特·玻意耳的实验科学说起，提出了“工程科学”这一概念，认为新兴的机械哲学的精髓是工程实践和技术，继而考察了工程科学被引进爱尔兰殖民地的历程，并通过剖析在爱尔兰开展的绘图法、统计学和地质史、公共卫生等工程，形象地展现了科学在现代国家形成中的作用。爱尔兰现代国家的形成过程表明，科学在政治中的中心地位越来越突出，这是科学-国家网络结构发展的必然结果。
【作者简介】
帕特里克•卡罗尔，加州大学社会学副教授，加州大学科技研究项目成员。著有《殖民地的纪律：爱尔兰徒刑制度形成》。
译者简介：
刘萱，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曾就读于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世界知名学府。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文化、公众理解科学、不同社会语境中的科学传播比较等。
王以芳，哲学博士，中国科协信息中心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传播、科学文化、科技社团等。
【目录】
致谢
引言
第1章 科学、文化与现代国家的形成
——理论与分析
第2章 了解工程科学
——罗伯特·玻意耳与新经验主义
第3章 工程文化和文明化使命
——威廉·配第与爱尔兰新科学
第4章 建构数字国家
——定界、测量与地图绘制
第5章 生命类群
——监督人与国家的科学
第6章 工程技术建构的爱尔兰
——现代国家治理的物质工程设计
结论
参考文献
索引
译后记
【媒体评论】
帕特里克·卡罗尔提供了一个关于现代国家哪里“现代”的新解释。他描述了植根于出现在17世纪的新“工程文化”里的一个现代国家的历史性发展的丰富细节，展示了现代国家起源与现代科学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我相信卡罗尔将会成为科学研究和国家理论两个领域的领军人物。
——杰克·戈德斯通，《早期现代世界的革命与反抗》作者
一本伟大的图书——记载认真，洞见深刻，而且用笔精妙。这是我*近几年读过的*激动人心的学术著作之一。除了是对从17世纪到19世纪英国在爱尔兰殖民计划的可读性极高的历史记录外，它对理解后殖民时代的职业和当代的国家建设冒险尝试也有启发意义。
——迈克尔·林奇，康奈尔大学科学技术研究所主任
【书摘与插画】
18世纪末期的法国大革命被认为是次完全推翻一个政治国家，然后根据一种全新、抽象的设计由下而上设计一个国家。他们的努力以失败告终，部分原因在于旧势力的存在要求使用恐怖手段，这一策略从一开始就背叛和破坏了革命者主张设法实现其设计的革命成果。英国人采用了稍微不同的方法。其中，强烈的传统地方观念、自治政府的意识形态、本国旧时代独特的现代崇拜以及比法国具有更多以经验为导向的科学观念，使其设法在已经存在的基础上建立和形成新文化，而不是以过于抽象的合理计划推翻旧形式。
爱尔兰在19世纪中期进行完整的地图绘制时，投入了巨大的努力，研究古老及“真实”的城市边界和地名，而且它们在新地图上的记录情况与过去完全一致。英国和法国的例子说明了如何在不同环境下努力建立现代国家，汲取了不同的设计观念，包括高度抽象和“理性”，以及一些类似于根据现有条件进行修改的工作。这些关于国家的观念可以归结为“内部”建构观念。还有其他人设法从“外部”和前景了解国家观念，特别是社会、政治和经济科学方面。所涉及的重心再次出现区别，但不是或明确的分离，而是区别点在于尽可能做出一个反思姿态，将国家的社会科学概念化与国家设计师的明确表述放在同一水平上。社会科学家的兴趣通常完全不同于国家设计师的兴趣，但并没有充足的理由将此视为两个不对称条件。实际上，与国家设计师的观念相比，作为推论形式的文化意义理论建设通常表现出更容易识别和交流。关于这一点，批判性反思姿态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将国家观念分析成一个“行为体”，霍布斯首次全面详细描述的这一观念仍对政府机关和议院内外表现出来的国家学说具有重要作用。
“国家行为体”观念的限制条件
虽然在一些语境中可以将国家视为一个行为体，但这一说法具有本身的局限性，原因正是我想要表明的： 国家是一个联合体，包括历史改变文化意义和制度的形态，机构、技术和实践，以及土地、建筑环境和人民。虽然主权政府以国家的名义参与行动，但是他们与国家并无关联。当然，将“国家”与“政府”或其官僚机构合并，实际上是在剥夺一个国家的人民权利，因为人民的实质存在是组成一个国家的重要部分；通常在一个特殊时刻赋予某一政府或政权代表国家作为行为者的象征，霍布斯在哲学上将这一行为称为“统治”。在社会科学家不加批判地采用“国家行为体”这一术语时，他们并未对一个政体成为霍布斯所述国家观念（国家元首行为、国家本身行为的观念）结构化和制度化的代表进行过多的描述。约翰·迈耶（John Meyer）已注意到这一问题，承认国家“绝不是实际的行为体”，尽管国家具有深入的制度化观念。
分析国家行为体的观念并不是一项无价值的学术活动。英国历史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菲利普·艾布拉姆斯（Philip Abrams）曾提出一个重要方法，通过该方法有效组织政治主体，在现代社会由某个独特的、感兴趣的政府将本身整体作为公正、无私的社会组织。一个特定的政治组织将本身作为一个单独个体，以整体方式和高度人格化的方式发表言行。艾布拉姆斯提醒社会学家注意这个支持论策略，从而减轻社会科学的学说可能无意识使用的情况。但他的补救（社会学家拒绝将国家作为一个“真实”人物的观念，而是专注于如何构建和合法化国家观念）直接面向意识形态的分析，而不是物质形态的分析。然而，不需要直接解决国家行为体观念人格化的问题，导致了唯心主义的分析。尽管接受这样一种国家观念对于宣布合法组织政治从属的意识形态项目极为重要，而不需要从物质性环境转换，是因为其本身构成了一个道德和政治统治的强制力量。与艾布拉姆斯的分析相类似，迈耶对国家的分析并未达到我们的目的，因为他将国家划分为“有倾向性的”文化，认为国家的实际基础是一系列不确实的“神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