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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宣言》是在多轮讨论之中诞生的，讨论的议题包括史学的未来、长时段的回归以及史学在公共文化中的作用等。乔•古尔迪认为，是杰里米•D. 亚当斯（Jeremy DuQuesnay Adams）和大卫•尼伦伯格（David Nirenberg）为本书的撰写播下了思想的种子；大卫•阿米蒂奇也主张，是与艾莉森•巴斯福德（Alison Bashford）和达林·麦克马洪（Darrin McMahon）的交流催生了自己的想法。交谈导致了合作，一篇研讨会提交的发言稿很快演变成一篇论文，论文再经拓展就成了眼前的这本书。本书能够终成型得益于其他许多人的关爱，既有私人生活的，也有专业学术的。乔•古尔迪在此要特别感谢扎切里·盖茨（Zachary Gates），大卫•阿米蒂奇则要向哈佛大学历史系的工作人员特别致意，感谢他（她）们的耐心和支持。同时，我们两个人都特别感激扎切里·戴维斯（Zachary Davis），其助研之功即高效又富有想象力。
本书的部分内容曾在耶鲁大学法学院和位于巴黎的瑞德学院宣读过，我们对听众的评判和鼓励表述感谢，同时要感谢以下学者对本书内容的反馈，他（她）们是：詹妮•安德森（Jenny Andersson）、马吉•阿弗里（Margy Avery）、欧默尔•巴托夫（Omer Bartov）、彼特•伯克（Peter Burke）、詹妮弗•伯恩斯（Jennifer Burns）、哈罗德•库克（Harold Cook）、西蒙•德迪欧（Simon DeDeo）、马特•戴斯蒙德（Matt Desmond）、保罗•弗里德曼（Paul Freedman）、斯特拉•格瓦斯（Stella Ghervas）、约翰•吉利斯（John Gillis）、汤姆•格里弗斯（Tom Griffiths）、琳恩·亨特（Lynn Hunt）、丹尼尔•居特（Daniel Jütte）、杰里米•凯斯勒（Jeremy Kessler）、丹•斯梅尔（Dan Smail）、安娜•苏（Anna Su）、约翰•威特（John Witt）和丹尼尔•沃尔夫（Daniel Woolf）。我们还要感谢《年鉴》（Annales）杂志的编辑们，尤其是艾蒂安•安海姆（Etienne Anheim）和安托因•里尔蒂（Antoine Lilti），因为该刊登载的一篇论文其部分内容就来自本书的前两章。
《历史学宣言》在多重意义上是携手合作的产物，不止作者两个人的合作，还有作者和剑桥大学出版社和合作。理查德•费舍尔（Richard Fisher）可谓独具慧眼，从一开始便从出版社高层管理者的角度竭力支持本书的撰写。没有利兹•弗里恩德-史密斯（Liz Friend-Smith）编辑的执着、干劲和热情，这本书可能根本还未动笔，更别提如期完成了。克里斯蒂娜•萨里吉安尼多（Christina Sarigiannidou）和罗萨琳•斯科特（Rosalyn Scott）在时间紧、任务急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从容淡定并如期完工着实令人钦佩。芭芭拉·多赫蒂（Barbara Docherty）堪称一位模范的技术编辑，自始至终都高效敬业，而卡洛琳·狄培文（Caroline Diepeveen）也在时限之内赶出了一份出色的文献索引。出版社从一开始便坚持《历史学宣言》一书要采取免费公开网上发布的形式出版，可谓别具一格且令人振奋。我们期待着这一实验性的做法会引发更多的学术讨论。凡有兴趣的读者都可登陆网站historymanifesto.cambridge.org加入讨论。
乔•古尔迪，于罗德岛州普罗维登斯
大卫•阿米蒂奇，于悉尼
2014年7月
【编辑推荐】
历史学家该如何向当权者讲述真理？这一点为何至关重要？就规划未来而言，为什么500年的视野要优于5个月或者5年？为何历史——尤其是长时段的历史——对理解造成当今社会种种矛盾的多重过去如此不可或缺？撰写《历史学宣言》一书的目的就是向历史学家及任何有感历史在当今社会该如何发挥作用的读者吹响战斗的号角。著名史学家乔•古尔迪和大卫•阿米蒂奇在经历了数十载术有专攻的专业发展之后，深刻洞悉了历史学近年来出现的向长时段叙事回归的大趋势。在著者看来，这种大趋势对未来的史学学术及史学向公众的传播而言至关重要。本书观点鲜明、论证缜密，对人们论辩和思考数字化时代历史学及众多人文学科所能发挥的作用颇有裨益，这其中包括决策者、社会活动家、企业家，以及普通听众、观众、读者、学生和教师等。
【内容简介】
作者乔•古尔迪和大卫•阿米蒂奇在本书中呼吁，历史研究应该放眼全球、回归长时段，同时呼吁史学家要善用大数据统计工具和可视化工具。作者认为，微观史只着眼于短期历史，缺乏长时段思维，有其局限性。因此，当今的史学研究应采用大图景、大历史的研究维度，同时结合微观史精于处理文献的优势，这样才能更好地研究历史，让史学与其他学科融会贯通，并使历史服务于现实政治及社会，让普罗大众都能阅读历史、读懂历史，实现其作为人文学科的现实意义和价值。在实证案例方面，作者主要探讨了气候变迁、社会不平等及资本主义未来等问题，以此启迪历史学家和学生如何运用长时段历史的思维去思考、分析问题。
【作者简介】
乔•古尔迪（Jo Guldi），美国布朗大学历史学助理教授，著有《通往权力之路：英国的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史》（2012）。
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著有《英帝国的意识形态根源》（2000）、《现代国际思想的根基》（2013）等。
【目录】
前言
导论 人文学科的篝火
章 后顾前瞻：长时段的兴起
第二章 有一阵子，长时段消退了
第三章 长短论衡：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气候变迁、公共治理和社会不平等问题
第四章 大问题、大数据
结论 史学的大众前景
注释
索引
【媒体评论】
“这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让人耳目一新。很久以来，历史研究呈现愈来愈专业化的趋势，与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不相往来。阿米蒂奇和古尔迪呼吁回归长时段，这是非常正确的思路。在书中，他们呼吁史学家放眼全球、拥抱长时段、勇于跨学科、触碰大问题，包括气候变迁、社会不平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未来，堪称史学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非常值得一读。”
——巴黎经济学院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
“这是一部好书，构思奇妙、思想深刻、涉猎广博，对当代史学发出了令人振奋的挑战。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史学逐渐丧失了长时段和序列意识，而代之以短期主义的微观史研究。作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并提出：这样只能让历史失去其对公众的价值和有用性。大卫•阿米蒂奇和乔·古尔迪深入挖掘了历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并以此为基，呼吁史学加大对公民生活的介入，要敢于触碰大问题，以书写出更多更好的历史。”
——纽约大学托马斯•本德（Thomas Bender）
“古尔迪和阿米蒂奇强烈主张历史当与时代挂钩，并将此视为克服短期思维和缺少或缺失证据的未来预测的一剂良药。在简短清晰的篇幅中，作者呼吁史学家提高处理多种文献数据的能力，巧妙设计、精心构思，争取为从经济失灵到气候变迁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公共决策和民主辩论提供的知识证据和思维框架。作者还对学术史家提出了挑战，鼓励他们摆脱甚至打碎近一个世纪以来束缚史学发展的种种心灵枷锁。”
——女王大学丹尼尔•沃尔夫（Daniel Woolf）
“如果所有人的思维框架都不超过几年的规模，那么还有谁会严肃认真地思考孙辈子女的未来呢？乔•古尔迪和大卫•阿米蒂奇的贡献在于他们在书中讲述了一个史学如何回归大图景思维的颇有力度的故事，他们要求史学家结合微观史的洞见和大数据的兼容优势。作者提出，在人类世时代，我们非常有必要了解历史，而且是多层次的大历史。”
——麦考瑞大学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
“历史这行当总有多家作坊在完善其不同的传统和技艺，因此历史学这门技艺会一直延续下去。但这本节奏明快的小书宣布：历史仍需关注长时段的大问题，仍肩负着道德责任，尤其是为当今时代人类面临的困境提供亟需的洞察视野。近年来，英美史学为各种短期主义的叙事所困扰。因此，该书作者呼吁：历史当为建设美好社会描绘多种可能的路径，要有多方参与，要展开课堂辩论，所以历史课堂一下子活跃起来，就好像打了一剂强心针。”
——剑桥大学、《简明历史指南》主编乌林卡•鲁布莱克（Ulinka Rublack）
“该书力图让历史与广大公众发生关系，摆脱长久统治专业史学的狭隘的专业化取向，转而以长时段的视角把历史、当前与未来连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作者特别凸显了对全球生态危机和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史学关注，并同时考虑到数字化对史学研究可能造成的影响。”
——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Georg G. Iggers）
“该书预见到人类的数字化和全球化未来，主张史学在此间应扮演富于批判性的问题解决者角色，令人振奋。为此，古尔迪和阿米蒂奇提出，史学家应当恢复自身的长时段视野和能力，大胆地将历史的多元因果理论注入到支配当今学界、维务当前的各种讨论之中。”
——罗汉普顿大学约翰•托什（John Tosh）
“这本书来得非常及时、非常有用。阿米蒂奇和古尔迪呼吁史学家行动起来，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去思考大问题、拥抱长时段思维、挖掘数字技术的多种可能性。更重要的是，他们希望目前呈碎片化的史学及时转向，积极承担自身的公共责任，甚至以某种富有道德的乌托邦境界去应对困扰当今时代的重大问题，如社会不平等和气候变化问题。作者真诚地呼吁那些潜心过去的史学家抬起头来，为人类思考、建设未来做出应有的重要贡献。这部历史学宣言对整个社会科学给予了批判，颇发人深省，对那些已经接受史学当具公共关怀和尚待拥抱这一宽广视野的学者均有裨益。”
——杜伦大学卢德米拉•乔丹诺娃（Ludmilla Jordanova）
“当今时代的公共政策和公众辩论有很多缺失，但其中重要的要算是缺少必要的历史维度。在《历史学宣言》一书中，大卫·阿米蒂奇和乔•古尔迪发出了一声呐喊，呼吁史学家不止要积累更多有关过去的知识，还要在历史的广度和深度上大胆开拓，因为这一点是史学知识化作公共知识的核心枢纽。”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克雷格•卡尔霍恩（Craig Calhoun）
“大问题遇到了大数据，共同为公域的长时段思考助力，使得该书的论证颇为有力。古尔迪和阿米蒂奇不止为历史学科的未来发展开辟了的新的路径，还为多个学科应用历史研究的成果指明了方向。我相信：回归长时段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在政治上更是势在必行。”
——弗吉尼亚大学贝塔尼•诺薇斯基（Bethany Nowviskie）
“近年来，大历史和深度史被认为是史学家回应大众对未来关切的方法和理路。在这部涉猎广泛、神采飞扬的著作中，作者对相关问题给予了迄今较为全面的探讨。古尔迪和阿米蒂奇主张：史学的未来在于史学家是否有能力塑造和引导公众话语，这无异于对同行史学家发出一声令人振奋的出征号令。言尽其宜、恰逢其时。”
——芝加哥大学迪佩什•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
【免费在线读】
回望历史，是为了塑造未来，这是对历史学家、历史社会学家、历史地理学家，尤其是信息科学家发出的共同召唤。这一观念同时为前瞻未来机构的改革提供了路标，例凡政府、金融业、保险业、非正式组织、自发群众组织、公民科学团体等等都莫不如是，这一观念将指引我们踏上通向更美好未来的道路。寻求这条道路的人们尽可以传统为参照，所有传统也都有自身的历史轨迹可循。我们坚信，历史和传统是未来行为精准的指示器。“历史研究当然不能只在四壁围墙的花园书斋里就完成”，费尔南·布罗代尔曾有如此感言，“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历史岂不荒废了自己的现世使命，从此再无力回应现实中的苦痛、再无法与人文科学保持关联，后者虽还年轻却已显现出一股咄咄逼人的锐气。如若缺少雄心勃勃的历史叙事，如若历史不能自觉到自身的职守和强大的力量，那么当今时代能否容得下人文主义的存在呢……”虽然布罗代尔说此话是在1946年，但时至今日，他的话语却依然还是那样的及时和紧迫。
史学的大众前景依然把握在史学家的手中，但前提是“我们须有眺望窗外的欲望，须认识到史学绝不止是少数几位专家独享的财产，而理应成为千百万人能够合法继承的财富”。这是美国史学家富兰克林·詹姆森在1912年12月发出的感悟，但如同布罗代尔的话语一样，至今听起来还是那样紧迫、与时代相关。在过去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史学专业经历了前文曾剖析过的多种转向，如社会转向、文化转向、性别转向、帝国转向、后殖民转向、全球转向、跨国转向等不一而足。而今，史学又具备了富于批判性的跨国家、甚至跨时间的宏大视野，所以史学家理当成为避免全社会陷入狭隘偏激和地区短期主义的忠实护卫。可一旦受邀为政治发展、土地改革、福利国家建设及后冲突解决方案献计献策之时，史学家们，连同其他众多人文学者，便马上将这块公共领地——有时是国内的，有时是全球的——拱手交与了经济学家，有时候还有律师和政治学家。（试想一下：上一次置身学界的史学家步入唐宁街或白宫参与决策还是什么时候？更不要提为世界银行做顾问或为联合国秘书长提供咨询了。）因此，也难怪当今世界面临全球治理危机了。当下，我们饱受管理不善的金融市场之苦，必须承受由人类活动引发的气候变化的恶果，后者危及到政治稳定甚至整个人类的生存。统而观之，要认清这些挑战的本质，要克服当今时代的短期主义，我们亟需拓宽视野、拥抱长时段，而这些只有史学家能够提供。
全世界的史学家，团结起来！你们会赢得一个世界，现在还为时不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