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私的基因》作者，全球首屈一指的科学家、伟大的演化论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由研究动物学改行专职从事科普工作，担任牛津大学“公众理解科学”教授以来的***科普佳作，赞美科学和诗（艺术）都是自然这块奖章上不可分离的同一面。
★《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伦敦时报》《时代周刊》《观察家》等多家权威媒体盛赞；
★道金斯以其科学家的修为和一流的文学笔法，打破科学的樊篱，诉说生活中、文化中的背景知识，写得生动具体而形象，充满诗意和美妙的韵律，是道金斯*富个人才华的佳作。
【内容简介】
全球极具影响力的科学家 当代知名进化论生物学家
《自私的基因》作者理查德•道金斯***科普作品
写给所有人的科普散文
牛顿用三棱镜把光线分解成光谱，揭开了彩虹的奥秘，但诗人济慈却批评牛顿，让彩虹诗意全无。我们不禁要问——科学与美，可以共存吗？
道金斯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不仅是彩虹的美，自然界中所有的美都不会因此而消失，而且科学像诗一样美；科学，令人感受到的惊人奇妙，是人类心灵能够胜任驾驭的*体验。他以一流科学家的修为、高超的文学笔法，写就了这部史诗般的科普佳作，呼吁人们理解科学的奇妙，打破科学的樊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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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道金斯作品系列：
01、自私的基因
02、盲眼钟表匠：生命自然选择的秘密
03、魔鬼的牧师：关于希望、谎言、科学和爱的思考
04、地球上*伟大的表演：进化的证据
05、解析彩虹：科学、虚妄和对奇观的嗜好
06、攀登不可能的山峰
07、祖先的故事：生命起源的朝圣之旅
【作者简介】
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1941— ），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首席西蒙尼“公众理解科学教授”，演化论生物学家。他是英国著名科学作家，几乎每本书都是畅销书，并经常在各大媒体引起轰动。2005年，英国《前景》杂志会同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评选出在世的全球100名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道金斯赫然在列。
1976年出版的《自私的基因》是道金斯重要的代表作，他的基因观念颠覆了我们对自身的幻觉，深刻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
本书《解析彩虹》是道金斯向公众普及科学的部作品，由此他迈上了促进“公众理解科学”的漫漫长路。其他作品有《盲眼钟表匠》《地球上伟大的表演》《魔鬼的牧师》《攀登不可能的山峰》《祖先的故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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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简介
李虎，河北邢台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科技信息中心工程师，厦门市科普作家协会副秘书长。从事海洋科学、生物多样性等科学普及翻译工作多年，主要译著有《解析彩虹》《地球上伟大的表演》《众病之王：癌症传》《物种起源》等。
【媒体评论】
★道金斯对于促进公众理解科学的贡献，无人能出其右，是他让演化走近普通读者的身边，并从中获益！
——演化博弈论之父、科学家约翰•博纳德•史密斯
★任何对科学心存疑惧的，认为科学枯燥无味的，或指责科学破坏了美和幻想的人，都应该来读一读这本《解析彩虹》。这是道金斯由研究动物学改行专职从事科普工作，担任牛津大学“公众理解科学”教授以来的*本著作。道金斯在本书中所要说明的，是科学和诗（艺术）都是自然这块奖章不可分离的同一面。牛顿分解阳光，一方面使我们开始了解光的性质，*终导致了量子力学的诞生，使我们得以一窥微观世界的奇妙；另一方面，使我们能够分析恒星的光谱研究其性质，催生了现代天文学和宇宙学。还有什么是比量子世界更为神奇、比宇宙大爆炸更为壮丽的诗篇吗？
——方舟子
★本书充满了才华与智慧！
——《纽约客》
★写得漂亮，充满乐趣，见解独到！***佳作！ ——《时代》
★引人入胜，精彩至极！
——《纽约时报》
★精妙绝伦，充满刺激的乐趣。
——《观察家》
【目录】
自序
章 熟悉的麻木
第二章 伯爵们的客厅
第三章 恒星上的条形码
第四章 空中的条形码
第五章 法庭中的条形码
第六章 被童话哄骗
第七章 解析玄妙，见怪不怪
第八章 臆想的浪漫是虚幻的浮云
第九章 自私的合作者
第十章 逝者的遗传天书
第十一章 重织世界
第十二章 思维的气球
参考书目
译后记
【前言】
自序
出版我本书《自私的基因》的外国出版商坦承，他读了我的这本书之后，三个晚上没有睡着觉，从书中感受到的冷酷、凄凉让他心烦意乱。还有一些人问我——早晨怎么还能撑着起床？遥远国度的一位教师写信责备我说，他的一名学生读了这本书后，含着眼泪对他说，这本书令她相信生命空虚、了无意义；他只好劝这名学生不把这本书展示给别的朋友，害怕他们受到同样的虚无主义悲观思想的影响。类似地，人们经常指责科学内容贫乏荒凉，传播无聊无趣的信息，而科学家们也容易夸大其词地表达这一观点。我的同事彼得•阿特金斯（Peter Atkins）在其著作《热力学第二定律》（The Second Law，1984年）中，就表达了这类思想：
我们是混沌的产物，而变化的深层结构就是衰败。归根结底，只有腐败和不可遏制的混沌浪潮。目的已一去不返，留下来的只有方向。当我们不动感情地凝视宇宙的深处，就必须接受这样一种荒凉的图景。
但是，这样合理、正当地肃清甜蜜虚假的目的，高尚而坚强地揭穿对宇宙的多愁善感，一定不要混淆于“丧失个人希望”。宇宙的终极命运，想必的确没有什么目的，但是，真的有人将“人生的希望”绑定着“宇宙的终极命运”吗？当然不会，除非我们疯了。主宰我们生活的，是各种更贴近的、更温暖的以及更富人性的追求和感受。谴责科学剥夺了生活中温馨、宝贵的东西，实在是犯了不可思议的大错；这完全违背我本人以及大多数辛苦工作的科学家的切身感受，我们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但是，在本书中，我将尝试一种更加正面的回应——我要呼吁人们理解科学的奇妙，因为想到这些抱怨者和摇头客所错失的精彩，实在令人不胜感伤。已故的卡尔•萨根（Carl Sagan）曾如此出色地做到这一点，却怀才不遇，不被世人所理解。科学，令人感受到的惊人奇妙，是人类心灵能够胜任驾驭的体验之一。这种精致的美学激情，可以和音乐、诗歌传递的极致美感并驾齐驱、相提并论。它的确是使我们的生活具有意义的事物之一，而如果它能说服我们认识到“人生几何”，它就更加难能可贵、更加有效了。
我的书名来自济慈（John Keats，1795—1821）的诗句，济慈认为，牛顿把彩虹还原成三棱镜下的光谱，完全破坏彩虹的诗意。济慈实在是大错特错，而我的目的是拨乱反正，把被类似观点误导的人们带向相反的结论，即科学才是（或者说应该是）伟大诗歌的灵感源泉。但是，我没有通过演示来解决争端的才华，所以只能靠散文化的语言来表达我的观点。书中有几章的标题借用了济慈的诗句；读者还可以不时发现一些引证或典故性段落，出自济慈或其他文学家，我希望借此机会，来歌颂他敏感的天赋。济慈和牛顿相比，性格更加可爱；他的身影是我写作本书时假想的审稿人之一，他好像就站在我身后，看着我写作。
牛顿解析彩虹，由此建立的光谱学，成为我们理解宇宙的一把钥匙，我们对宇宙的认识，大多由此而来。任何不负浪漫之名的诗人，看到爱因斯坦、哈勃和霍金的宇宙，其诗人之心，必然雀跃不止。我们从“星球的条形码”（夫琅禾费谱线）里，以及它们在光谱上的偏移中，读出了宇宙的性质。而条形码的形象，又把我们带到非常不同的、但同样充满奥妙的声音王国（“空中的条形码”），然后是DNA指纹（“法庭中的条形码”），反映了科学在社会其他方面的作用。
本书中以“被童话哄骗”、“解析玄妙，见怪不怪”为标题的章节，是专门写给平常的迷信人士，他们没有诗人守护彩虹的雅兴，而是沉醉于玄妙神秘之中，一旦得到解释就会大感上当。他们喜欢可爱的鬼怪故事，在他们头脑中，只要稍微发生一点儿奇怪的事情，就马上会联想到是小鬼作怪，或其他奇妙神迹。他们从不放过任何机会，总是在引用哈姆雷特所说的“天上和地下有很多的东西，贺拉斯，其丰富多彩，远超过你们的哲学梦想”。科学家的反应（“是的，但是我们正在研究它们”）无法扣动他们的心弦、引起他们的共鸣。对于他们而言，解释清楚一件事情的奥妙，就是煮鹤焚琴、大煞风景，就像某些浪漫的诗人认为牛顿“解析了彩虹”令人扫兴一样。
《怀疑论者》（Skeptic）杂志的编辑迈克尔•舍默（Michael Shermer）给我讲过一则有益的故事。有一次，一位著名的电视通灵人用念咒的老把戏欺骗观众，说自己正在“对话亡灵”。迈克尔•舍默当众揭穿了这个装神弄鬼的神汉。但是，电视观众并没有指责这个被揭穿的大骗子，反而去指责揭露者，并且支持一名女子“指责揭露者行为不当，因为他破坏了观众的幻觉”。你原本以为，这名女子会感激有人揭开内幕，但结果并不是！这名女子显然宁愿继续被彻底地蒙蔽下去。我相信天行有常，宇宙是有秩序的，无感于人们的偏见，这其中，凡事都有解释（即使还需要长远探索才能找到这些解释）。这样的宇宙，才有大美、大奇妙，远远超过用怪力乱神粉饰出来的宇宙。
可以说，灵异之说滥用了合理的诗性惊奇，而这些诗性惊奇本应滋养真正的科学。另一种威胁的来源可以称为“臆想的歪诗”。在“臆想的浪漫是虚幻的浮云”一章中，我反对用臆想的“歪诗科学”来勾引读者。为了举出一些事例，我找出了一位跟我专业领域相同的作家，他那富有想象力的文笔，不成比例地对美国人理解进化产生了巨大影响（我认为这很不幸）。但是，本书的主要着力点是：赞美优秀的诗性科学。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用诗歌来写的科学，而是被诗性之好奇所激发的科学。
后四章，力图涉及四个不同的、但又互相联系的方面，以便提示那些比我更有才华的科学家，在诗性的激发下，能够做些什么。在亚当•斯密学派的意义上，基因不管多么“自私”，也必须是“合作的”（这就是我为什么在“自私的合作者”一章的开篇引用亚当•斯密，尽管那里讨论的并不是这个话题，而是关于奇妙本身）。一个物种的基因们，可以被认为是对其祖先所生存之世界的描述，是一本“逝者的基因之书”。大脑以相似的方式“重织世界”，构建一种“虚拟现实”并且不断地在头脑中更新。在“思维的气球”一章中，我思索了我们这一物种本身的独特之特征的起源，并终回到惊叹诗性冲动本身，以及它在我们的进化历程中可能扮演的角色。
电脑软件正驱动着一场新的文艺复兴，这浩荡的潮流中有一些富有创造性的天才，既是赞助的金主，同时本身也是“文艺复兴式的人”。1995年，微软公司的查尔斯•西蒙尼（Charles Simonyi）在牛津大学捐资设立一个新的教授席位——公众理解科学教授席位，我有幸成为这一席位的首任教授。我感谢西蒙尼博士，明显的是感谢他高瞻远瞩，慷慨捐赠、资助这所从前未曾有过联系的大学；另外，我还感谢他对“科学”以及“应该如何传播科学”的富有想象力的认识。这一点精彩地体现在西蒙尼博士写给牛津大学的对于未来的声明中（他的捐赠是永久的，而且独具个性地避开了律师语言中的那种谨慎的小家子气）。我获得任命之后，就和他成了朋友，不时探讨这些问题。《解析彩虹》可以看作是我对这些谈话的贡献，也可以作为我当选“西蒙尼教授”后的就职演说。当然，在就职两年之后再谈“就职演说”似乎已不合时宜，那就允许我再次引用济慈的一段话吧：
查尔斯吾友，通过这个，你就可以完全清楚地看到，为什么我从未写下一行诗句赠你：因为我的思想从来没有自由和清晰，我的话不适合一对听惯经典声音的耳朵。
尽管如此，一本书的性质就意味着它的写作时间要长于准备一篇报刊文章或一次讲座。在孕育本书的过程中，我也收录了不少我发表的报刊文章、讲座稿，以及广播稿。我必须现在就声明这些，以免以后有读者奇怪地在各处发现同样的段落。我次公开使用“解析彩虹”这个标题以及“济慈对牛顿言辞不敬”这一主题，是我应邀在剑桥大学基督学院（即斯诺的母校）做1997年度斯诺讲座（C. P. Snow Lecture）的时候。
虽然当时我没有明确地高举他的“两种文化”的主题，但明显地与此相关。约翰•布罗克曼（John Brockman）的“第三种文化”更是如此。他作为我的文稿代理人，以一种大不相同的方式，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帮助。副标题“科学、虚妄和对奇观的嗜好”是我1996年做“理查德•迪布拜（Richard Dimbleby）讲座”时用过的标题。本书的早期书稿的某些段落曾出现在某些BBC（英国广播公司）电视讲座中。1998年，我还在第四频道播放了一个小时的电视纪录片《打破科学的樊篱》，其主题是文化中的科学，而其中的某些背景思想，来自笔者同制片人约翰•高（John Gau）和导演西蒙•雷克斯（Simon Raikes）的谈话，这些影响了本书的构成。1998年，我在“世纪之声”节目中采用了本书的部分内容，这是给设于伦敦伊丽莎白女王厅的BBC第三广播电台制作的一档系列节目。我的演讲标题“科学与情感”要感谢我的妻子，她发现偏偏那一次演讲起码已经被一家超市杂志剽窃了，而我不知道如何面对这一事实。本书的一些段落也曾作为约稿文章发表在《独立报》（Independent）、《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和《观察家》（Observer）等报刊。1997年，我被授予国际宇宙奖时，选了“自私的合作者”这个题目在东京和大阪两地做获奖演说。演说的某些部分后来收入本书第九章，标题未变，但内容有所改动和扩充。
章的部分内容，曾出现在我的皇家学院圣诞讲座中。本书成稿还大大地得益于迈克尔•罗杰斯（Michael Rodgers）、约翰•卡塔拉诺（John Catalano）、迈克尔•伯基特（Michael Birkett）勋爵等人的建设性批评。伯基特先生是理想而智慧的普通读者，他学识聪慧，其批判性评论令人百看不厌。罗杰斯先生是我早三本书的编辑，因为我的愿望和他的慷慨相助，所以他在我近出版的三本书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我还要感谢卡塔拉诺，不仅仅感谢他的批评意见，更重要的是感谢他那对我很有帮助的优秀网页（http：//wwwspacelabnet/~catalj/homehtml）能够让所有到此的网友驻足流连，而我本人对这个网页未着一字。企鹅（Penguin）出版集团和霍顿•米夫林（Houghton Mifflin）出版公司的编辑斯特凡•麦格拉思（Stefan Mcgrath）和约翰•拉杰维奇（John Radziewicz）都曾耐心地鼓励笔者、给出很好的建议，令我获益匪浅。不知疲倦的萨莉•霍洛韦（Sally Holloway）欣然为拙著做了后的文字润色。此外，我还要衷心感谢帮助我的英格丽德•托马斯（Ingrid Thomas）、布里奇特•马克科特（Bridget Muskett）、詹姆斯•兰迪（James Randi）、尼古拉斯•戴维斯（Nicholas Davies）、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马可•里德利（Mark Ridley）、艾伦•格拉芬（Alan Grafen）、朱丽叶•道金斯（Juliet Dawkins）、安东尼•纳托尔（Anthony Nuttall）以及约翰•巴彻勒（John Batchelor）。
吾妻拉拉•沃德（Lalla Ward）对每一稿的每一章都不厌其烦地提出过详尽的批评意见。她那演员的耳朵对语言及其节奏十分敏感，我的每一次朗读，都能从她的聆听中受益无穷。每当我心生困惑或疑虑时，她都对本书充满信心，她的愿景拢起了这本书。没有她的帮助和鼓励，本书不可能完成，所以，我要将这本书献给我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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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熟悉的麻木
人固有一死，但正因为此，我们才是幸运儿。大多数人根本就不会死去，因为他们压根就没有诞生。这些潜在的、没有出生的人，数量超过了阿拉伯大沙漠中的沙粒；他们本来可能活着与我们同列，但事实上却永远也没有机会见到一丝阳光。显然，在那些没有诞生的生灵中，会有比济慈更伟大的诗人、比牛顿更伟大的科学家。我们知道这些，是因为我们的DNA所允许的“可能存在的人”的数量，大大超过有机会出生的人。拥有这些罕见机会的幸运儿，就是你和我，就是生活在这世上的平淡无奇的人们。
伦理学家和神学家极其重视受孕的时刻，将此看作灵魂成为存在的时刻。如果你像我一样，不认可这种言论，你仍然必须将（你出生之前九个月的）某一特定的时刻，作为你个人命运中决定意义的时刻。在这一时刻，你的意识突然比一刹那之前具有了上万亿倍的可预知性。可以肯定，胚胎状态的你还需要克服许多困难。许多胎儿在母亲还没有意识到其存在时，就流产夭折了，而我们却有幸逃离了这种厄运。有些个体则更加幸运，比如同卵双胞胎（它们在受精之后就分离开了）。无论如何，在你个人回顾的时候，某一个特定精子穿过某一特定卵子膜的一瞬间，构成了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奇迹时刻。曾阻止你降生为人的天文数字般的重重危机，在这一瞬间，降为了个位数字。
这种生命的彩票开始于我们受孕之前。你的父母需要相遇，在他们背后，还有四位祖父母和八位曾祖父母需要相遇，还有更多的曾曾曾祖父母——不知该追溯到哪里为止。戴斯蒙德•莫里斯（Desmond Morris）在其自传《陪伴动物的日子》（Animal Days，1979年）的开篇，这样引人入胜地追溯：
一切都始于拿破仑！如果不是拿破仑，我可能就不会坐在这里写这些文字了……是拿破仑在半岛战争中发射的一颗炮弹，轰掉了我的曾曾祖父詹姆斯•莫里斯的胳臂，从而改变了我们家族的整个历史进程。
莫里斯说他祖先被迫改变职业，对他产生了一系列连带影响，臻于的是莫里斯对博物学产生了兴趣。但莫里斯真的没有必要为此烦恼。这里面不只是“可能”而已。千真万确，他当然要把自己的存在归功于拿破仑——我和你也都是如此。拿破仑也没有必要非得轰掉詹姆斯•莫里斯的胳臂，才能决定小德斯蒙德的命运（以及你的和我的命运）。不仅是拿破仑，就是中世纪卑微的农夫打一个喷嚏，也会影响某些事物，接着影响另一些事物，经过长长的链式传递，结果到达了你一个可能的祖先那里，使他终没有成为你的祖先，而是成了另外一个人的祖先。我并没有在谈论“混沌理论”或“复杂性理论”，我只是在谈论因果关系的普通统计学。事实上，我们之存在所系的历史诸事件构成的细线，极其脆弱，吹弹可断。
哦，我王，同那些我们不知道的荏苒时光相比，人们目前在大地上的生活，就好比过堂之雀。冬天，万岁爷和将帅公卿端坐于殿堂。麻雀从一扇门飞进来，又从另一扇门飞出去，虽然鸟儿在殿堂之中的时候完全不接触冰雪风暴，但这样短暂的、平静的时刻转瞬即逝，鸟儿来自寒冬，又返回寒冬，消失在我王的视线中。人之生命与此仿佛，前不知古人，后不知来者。
——“可敬的”比德，《英吉利教会史》，731年
这是另一个我们幸运的方面。宇宙的古老超过一百亿年，在一个可与之相比的时间内，太阳将膨胀成一颗红巨星并且吞噬地球，而这百亿年中的每一个世纪，都已经担当过“当前的世纪”，或者将担当“当前的世纪”。
有趣的是，一些物理学家不喜欢“移动的现在”这一理念，他们视其为一种主观现象，在他们的方程式中找不到位置。但是，我现在要做一项主观论证。就我的感觉而言，现在，是在从过去移向未来，就像一盏聚光灯，正沿着一把巨大的时间标尺向前缓慢移动。我猜你的感觉也是这样。在聚光灯的后面是黑暗，是死亡的过去的黑暗，而前面又是不可预知的未来的黑暗。你所在的世纪，位于聚光灯下的概率，就好比你随手抛起一枚硬币，落地时恰好砸中了一只在从纽约到旧金山的路上爬行的蚂蚁一样——极其偶然。换句话说，你大有可能不是活在这个世纪。
尽管命途多舛，但你还是会注意到——事实上，你是活着的。已经被聚光灯光临过的人们，以及还没有被照到的人们，都不能阅读我的这一本书。而我能坐在这里写这本书，是同等幸运的。当你读到这本书的时候，也许我已经不在人世。事实上，我非常希望当你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已经死了——请不要误解我，我热爱生命，希望活得越久越好。但是，每一位作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拥有尽可能多的读者，而又因为将来的人口非常有可能超过今天的人口，所以我才希望你看我的书的时候，我已经死了。幽默地看，我只是在希望自己的书不要很快绝版。但是，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看到的是：我幸运地活着，你也幸运地活着。
我们生活的这颗行星，极其适合我们这种生物的生存：地球不冷、不热，沐浴着和煦的阳光，轻柔的流水；这颗行星温柔地自转，由青葱色和金黄色构成了一场丰收的节日盛宴。是的，地球上也有沙漠和贫民窟，也能找到饥饿、痛苦和不幸。但是，看一看地球的竞争者们！和大多数行星相比，我们的地球就是天堂！而且不管按照什么高标准，有些地方仍是天堂乐园。随机挑选一颗行星，能具有如此温柔的性情，其概率为几何？即使采用乐观的计算，我们也是中了百万分之一的大奖！
设想：一艘遨游太空的飞船，里面装满了冷冻起来的沉睡旅客——他们远赴某一遥远星球，要做星际移民。飞船在执行一项拯救人类的凄凉使命，因为一颗彗星，就像引起恐龙灭绝的那颗彗星一样，正在不可阻挡地撞向地球。乘客们进入深度冷冻状态时，心知自己很难找到另外一颗宜生的行星。机会微乎其微，多只有百万分之一，而且从一颗恒星飞往另一颗恒星需要几百年，这艘飞船凶多吉少，能找到一颗其乘客可以忍受的星球，就已经非常难得，更遑论安全的天上人间。
但是，请设想：自动驾驶飞船的这一趟漫漫旅程，运气好得简直不可思议。几百万年之后，飞船的确找到了一颗适合人类生存的星球——温度和地球相近，也沐浴着温暖的阳光，有新鲜的氧气和水。这些星际乘客——李伯们，跌跌撞撞地走进这光亮之中。经过一百万年的沉睡，他们来到了这样一颗全新的富饶星球，这葱翠的世界，气候温润、牧草繁茂、溪流潺潺、瀑布飞流，还满是各种各样的动物，突然飞奔冲入这片奇异的绿色乐园。我们的乘客心怀狂喜，目瞪口呆，蹒跚而行，几乎不敢相信这些不同寻常的感觉，或他们的好运气。
正如我说过的，这个故事需要太多的幸运，也许永远也不会发生。可是，这样的好运，难道不曾降临到你、我头上吗？我们不都是顶住了天文数字的重重逆境，从亿年沉睡中苏醒过来的吗？只不过，我们不是乘飞船来的，而是被生出来的。我们也不是突然地感知到这个世界，而是通过童年，逐渐熟悉了这一切。我们是缓慢地理解了我们的世界，而不是突然地发现了这颗星球，但这一事实并不应该减损它的奇妙性。
当然，我是在耍弄幸运的理念，把马车放到了马的前方。我们这类生命，生存在一颗温度、降水等等一切恰到好处的行星上，这并非偶然。如果这颗行星适合另外一类生物，那么进化到今天的生物，就不会是我们，而是它们。但是，我们作为人类中的一名名个体，仍然是洪福齐天、幸运之至！我们不仅仅乐享我们的这一颗行星，而且更加幸运的是，我们被恩赐了机会，在永闭双眼之前的短暂一生中，能去理解我们的眼睛为什么是睁开的、明亮的，以及它们为什么会看到这些。
我认为，这里有一句话，绝妙地回答了那些总是问“科学有什么用？”的小气鬼。据某一作者不明的“妙答”轶事，有人问迈克尔•法拉第：科学有什么用？法拉第回答：“先生，刚出生的婴儿有什么用？”法拉第（或本杰明•富兰克林，或其他科学家）认为：很明显，婴儿现在当然什么也干不了，但他未来的潜力无限。而我现在考虑，法拉第还另有弦外之音：如果生存的目标就是——不断地工作，以便能继续活着，那么把孩子生到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意义？如果判断每一件事的标准都是“有用”——对活着有用，那么我们的生存，就面对着一个了无意义的循环。生活一定还另有价值。至少，生命中的一部分应该致力于那样一种有价值的生活，而不是不断地工作，以求不死而已。所以，我们才把纳税人的钱用于奖掖艺术，用于保护稀有动植物和精美的建筑。我们用这一条，就能回答一些鄙夫所说的“只有当野生大象和历史遗迹‘有利可图’时，才应该去保护它们”。而科学也是同样的。科学当然是有利可图的，也是有用的，但它还远远不止这些。
经过百亿年的沉睡，我们终于在这样一颗欣欣向荣的行星睁开了眼睛，置身色彩闪烁、生机勃勃的人间。但人生苦短，仅仅几十年之后，我们又要闭上眼睛。我们在阳光下度过的短短的一生中，如果能致力于了解宇宙的奥秘，知道我们为什么睁开眼睛，难道不是一种高贵的、开明的生活方式吗？当别人（经常！）问我“早晨何必还要起床？”的时候，我就是这样回答的。而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从生到死，都没有想过自己为什么要降生到这个世界，岂不惜哉痛哉？这样一想，难道你不会从床上蹦起来，迫不及待地重新开始认识世界，并乐于成为世界的一部分？
女诗人凯瑟琳•雷恩（Kathleen Raine）在剑桥大学学习自然科学，专攻生物学，当时她很年轻，爱情失意，肝肠寸断，于是便写诗安慰自己破碎的心：
天空对心灵那么熟悉，对爱那么接近。
他用明晰的语言，告诉我的灵魂：你所要的都已具备！
天上的云彩、风、涌动不息的大海和森林里的生灵，
和你同时诞生，这才是你的自然本性。
振奋精神，不要担忧，
要么在坟墓中沉睡，要么呼吸生命的空气，
和花朵和老虎一起尽情地享受世界。
——《激情》，1943年
生命中有一种习以为常的麻木、对平淡的冷漠以对，它迟钝了我们的感官，掩盖了生命的不可思议。对于我们这些略输文采、颇逊风骚的普通人，至少还是值得经常花费些时间，费力地摆脱这种麻木的。但是，怎样才能有效地改掉童年起就逐渐养成的懒散习惯呢？我们不能真的飞到另外一颗行星上去，但是，如果我们换一种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就能享受恍然降临另一颗星球的感觉。有时候，我禁不住要利用玫瑰或蝴蝶这些简单的例子，但是，这一次，还是让我们直接降临陌生世界的深处，去切身体验吧。记得多年以前，我参加一位研究章鱼（及其近缘的鱿鱼和乌贼）的生物学家举办的讲座。他开始解释他对这些动物的迷恋。他说：“你看，它们是‘火星人’。你曾经观察过鱿鱼改变颜色吗？”
电视图像有时候被投影在发光二极管（LED）构成的巨型屏幕上。不同于荧光屏通过电子枪从荧屏的一端扫向另一端，LED屏幕是由一盏盏独自控制的小灯排列而成的阵列，每一盏小灯都能够独立地闪亮或关闭。从远处看，整个巨大方阵的变化，就形成了活动的图像。鱿鱼皮肤的结构就像LED屏幕，但它用的不是小灯，而是成千上万充满墨汁的小囊。每个墨囊都由纤细的肌肉控制，而神经系统又像牵木偶的线一样，连接着每一丝独立的肌肉。这样，鱿鱼的神经系统就可以控制每一个小墨囊的形状，从而让小墨囊或隐或现。
从理论上讲，如果你连线监控小墨囊的每个神经细胞，并通过电脑来实施电刺激，那么你就可以让鱿鱼的皮肤演出像查理•卓别林一样的电影！当然，鱿鱼不会干“放映电影”这种事，但它的大脑却能精确、快速地控制所有的神经，因此，鱿鱼的裸体表演依旧相当迷人：一波一波的色彩逐个滑过它的皮肤表面，好像快放影片中的云彩、旋涡和涟漪，在活的屏幕上你追我赶。鱿鱼迅速地用信号表达着自己变幻的情绪：一秒钟前还是深棕色，转眼就变得像幽灵一般苍白，迅速地变幻交织各种点、线构成的图案。和鱿鱼的变色相比，变色龙的把戏只是业余水平。
美国神经生物学家威廉•卡尔文（William Calvin)是一位当下仍在努力思考“思考本身究竟是什么”的专家。他像许多前人一样，强调这样一种理念：思维活动的发生，并非局限在大脑中某一个固定的位置，而是来自大脑皮层上不断变幻的活动模式，大脑单元不断地征募邻近的单元，形成群落，构成同样的想法；它们同进行其他思考的争鸣群落，开展达尔文式的竞争。我们看不到这些变幻的模式，但是假如神经元活跃的时候会亮起小灯的话，我们大约就会看到这些模式。我意识到，大脑皮层的变化可能会像鱿鱼的表皮一样变化。鱿鱼是用皮肤来思考的吗？当一只鱿鱼突然改变其颜色模式的时候，我们认为鱿鱼是在演示一种情绪变化，向另一只鱿鱼发出信号。例如，颜色变化可能宣告一只鱿鱼从攻击性情绪转为畏惧情绪。
当然，我们很自然地设想：情绪变化发生在鱿鱼的大脑中，然后导致皮肤色彩的变化，对外可见地播放其内心思想，以服务于沟通的目的。我要追加的幻想是：鱿鱼的思想如果只能驻留在皮肤上。如果鱿鱼用皮肤来思考，那就会比我的同行认识到的更像“火星人”。即便这样的假设太过牵强（的确），但鱿鱼皮肤表面涟漪般的色彩变幻，仍然让我们感到真是匪夷所思，从而将我们从习以为常的麻木中惊醒！
实际上，鱿鱼并不是我们经常见到的一种“火星人”。请想一想那些面貌古怪的深海鱼类，想一想尘螨，如果它们不是那样微小的话，模样一定更加吓人；再想一想姥鲨，更吓人。的确，再想一想变色龙，它们的舌头可以弹出来、眼睛可以上下左右转动、身体冰冷、步态缓慢。或者，我们观察自己的体内、观察构成我们自己身体的细胞们，也同样能够有效地领会“另一世界的奇异”。细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液囊，它其中充满了固体结构，是一个由复杂的、折叠膜包裹构成的迷宫。一个人的身体内大约有一百万亿个细胞，这些细胞中的膜结构铺展开来，可以覆盖80多公顷的土地，相当于一片颇具规模的农场。
那所有这些膜是干什么的呢？——它们看起来好像是细胞的填充物，但它们并不只起这种作用。这些折叠起来的膜，大部分是化学物质的“生产线”，由移动的传送带构成了成百上千个级联，每一个级联间用精确的生产顺序，通向下一个级联工序，整个过程被快速转动的化学齿轮所驱动。一种有9个齿的化学齿轮，称为三羧酸循环，主要作用就是为我们的身体制造能量。它的运转速度达到每秒100转，每个细胞中都存在上千个这种化学齿轮。这种特殊的化学齿轮住在线粒体中。微小的线粒体，像细菌一样在我们的细胞中独立繁殖。我们将看到，现在已经公认，线粒体，以及细胞中生命所必需的其他结构，不仅类似于细菌，而且直接演化自祖先细菌；它们在十亿年前放弃自由，进入原始细胞内。我们的身体相当于一座由细胞构成的城市，而每一颗细胞是一座由细菌构成的小镇，所以你就是一个由细菌构成的超级大都市。我不知道这是否会把你从麻木中惊醒？
显微镜帮助我们的头脑窥探细胞膜中那些奇异的通道，就如同望远镜带我们降临遥远的星系。但是，另一种摆脱麻木的方法，那就是追溯既往，用地质学家的时间概念，去考察远在人类诞生之前的地质时代。我们捡起一块三叶虫化石，课本告诉我们，它至少已有5亿年的历史。我们不能理解这样漫长的时间，但是，我们好奇若渴，愉快地渴望尝试理解这些。我们的大脑虽然已经进化得能够理解我们一生中的时间尺度：秒、分、时、天、年，甚至还有世纪等，可是对于一千年以上的时间，我们就感到脊柱发凉了。荷马神话史诗，希腊诸神宙斯、阿波罗、狞猎女神阿尔特弥斯的事迹，犹太英雄亚伯拉罕、摩西和大卫，还有他们令人敬畏的神耶和华，古埃及人和他们的太阳神拉（Ra）：这些启示了诗人的灵感，带给我们思接千载、悄然动容的心颤感受。我们好像透过奇异的迷雾，看到了陌生古代回荡的形象。但是，在我们的三叶虫化石的时间尺度上，这些自诩为远古的存在，充其量宛如昨天。
关于深邃的时间，人们曾经发明过很多戏剧性的表达形式，我在这里将尝试另一种形式。让我们在一张纸上写下一年的历史。这不可能写得十分详细，只能像每年12月31日报纸上的“年度大事回顾”那样写一个轮廓，每个月只有几行字。再用另一张纸写前一年，只记录那一年所发生的主要事情，每年写一张纸，以此类推一直写下去，然后把这些纸装订成书，标上数字。就如吉本（Edward Gibbon）在1776—1788年间所著的《罗马帝国衰亡史》（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内容跨越了约一千三百年，共6卷，每卷约500页。吉本的编史，就和我们谈论的回溯步伐差不多。
又一本讨厌的、厚重的大部头，您总是草草成文、草草成文、草草成文吗，吉本先生？
——威廉•亨利（William Henry），格鲁塞斯特一世公爵，1829年
这句话我摘自精美的《牛津引语大辞典》(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Quotations，1992年）。这部辞典本身就是一本可恶的大部头，像一块顶门用的四方砖头，其厚度大约能把我们带回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的时代。我们有一把近似的衡量时间的标尺——10厘米厚的书籍可以记录一千年的历史。建立自己的衡量标准之后，我们再返回地质学深邃时间的陌生世界。我们先把记录着近历史的那本书平放到地上，然后在上面叠上更早时代的一本书，以此类推。站在这一堆书的前面，我们本身就可以作一把活标尺。如果我们要读到耶稣的话，我们就得定位在地面以上20厘米的高度，也就是我们脚踝略上的位置。
一位著名考古学家挖掘出一位青铜时代的武士，头戴的面罩保存完好。考古学家狂喜地惊呼：“我正在凝视阿伽门农的脸庞！”他的眼光穿透传说中的古代，语调中充满了对古代的诗性敬畏。而要想在我们的书梯上寻找阿伽门农，你就得俯身搜寻小腿一半的高度。离那里不远，还可以找到佩特拉（玫瑰色的古城Petra，犹如半阙的时光一样古老）、万王之王奥西曼提斯（“且看朕之功业，天公敢不惧乎？”，以及古代世界谜一样的奇迹：巴比伦空中花园。而迦勒底人（Chaldees）的吾珥城（Ur）、传奇英雄吉尔加美什（Gilgamesh）的乌鲁克城（Uruk），时间还要稍早一些，所以你得在略高于你的膝盖的地方，才能找到他们建国的历史。按照17世纪大主教詹姆斯•乌舍（James Ussher）的说法，这前后是古老的日期——因为这位主教计算出公元前4004年是创造亚当和夏娃的时间。
驯服火是我们人类历史上极其重大的进展，技术大多从其中衍生而出。那么，记录这一史诗性发现的那一页，位于我们这摞书中的什么位置呢？如果你记得包含全部有记载之历史的书堆，正好可以让你舒服地坐下，那么，驯服火的年代会让你大吃一惊。考古踪迹告诉我们，火是由我们的直立人祖先发现的；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自己生的火，还是将火种带回来使用的，但至少在50万年前，他们就已经开始用火。所以要在我们的类比书梯中寻找“用火”的记录，你至少得攀登到超过自由女神的高度。这个高度令人晕眩，而人们早提到传说中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却不过是在稍低于我们的膝盖的地方。如果你要读到露西和我们在非洲更新纪的灵长动物远祖，你攀爬的高度，势必超过任何一座芝加哥市的高楼！至于我们和黑猩猩之共同祖先的传记，可能又比这个高度还高两倍。
然而，我们刚刚开始追溯到三叶虫的探险。那么，这些书究竟要摞多么高，才能找到记载着（尽管相当不精确）这一只三叶虫在寒武纪浅海里诞生和死亡的那一页呢？答案是——56千米。我们不习惯和这样的高度打交道，因为珠穆朗玛峰的海拔也不到9千米。如果放倒那堆书架起的天梯，铺在地上，或许可以帮我们感受到三叶虫年代的久远。请设想一条书籍构成的天路，长度三倍于纽约曼哈顿岛的长度，而且塞满了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那样的大部头，每页纸只记录一年的历史。要读到三叶虫时代，真要比读完国会图书馆的1400万册藏书还要辛苦。即便如此，和地球生命本身的年纪相比，三叶虫还算是很年轻的。个生命（也就是三叶虫、细菌和我们人类的共同祖先）的古老的化学生活，记录在我们想象的史诗的卷，也就是我们的这条马拉松一般的书架的尽头。整条书架的长度将从伦敦延伸到苏格兰边界，或者从亚得里亚海穿过希腊，到达爱琴海。
或许，这样的距离感仍然不够真实。我们用类推思维的艺术处理庞大数字时，应该注意不能超过一般人领会的限度。如果超过，那么类比本身也就像真实情况一样，令人难以领会了。如果去史书中追溯你的由来，但这条“书籍构成的天路”却是从罗马到威尼斯那么长，这就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很难理解了，就好比让人面对一个“40亿年”的单调数字一样。于是，前人还曾使用过另外一种方法：尽量张开双臂，用左手指尖表示生命的起源，用右手指尖表示今天。那么从左手指尖经过身体、再到达右边的肩膀，生命形式都停留在细菌阶段。多细胞无脊椎动物在你的右手肘部繁荣起来，恐龙在掌心位置出现，在手指末端关节处灭绝。智人（Homo sapiens）和我们的前辈直立人（Homo erectus）的历史，位于指甲刀能剪到的深处。至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至于苏美尔人、巴比伦人、犹太人的老祖、法老的王朝、罗马军团、基督教的教父、米提亚人和波斯人永恒的律法，至于特洛伊人和希腊人、海伦和阿喀琉斯、阿伽门农之死，至于拿破仑和希特勒、甲壳虫乐队和比尔•克林顿，他们和所有知道他们的人——只要用指甲锉轻轻一锉，就会飞付尘灰。
穷人们很快被忘记
他们数量多过活人，但他们在哪里埋骨？
每个活人的背后，都有一百万死者。
没有人看到他们撒落在大地上的骨灰。
那层骨灰是如此的厚重，连空气也无法通过，
没有缝隙，风也通不过，雨也没法落。
地球就是一片灰尘的云，是骨头构成的土壤，
连我们的遗骸，都无法容着。
——撒切尔雷•西特薇儿，《阿伽门农之墓》，1933年
虽然不太重要，但西特薇儿的第三行诗不够准确。据估计，在所有曾经活过的人中，现在活着的人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反映出了指数增长的力量）。如果我们按传代数，而不是按个体数来考虑，特别是当我们超越人类，追溯生命的肇始，西特薇儿的感情就有了一种新的力量。假设从5亿多年前个多细胞生命绽放开始，我们母系祖先的每一只个体，都倒下来死在其母亲的坟墓上，终变成化石，就像特洛伊城一样被层层掩埋。再假设每一块化石在这一系列地层中都被压制成1厘米厚的饼，那么，为了容纳不断步其后尘的化石，我们需要这岩层有多厚呢？答案是需要有大约1000千米厚的岩石——这大概是地壳厚度的10倍。
美国大峡谷的岩层，从深处到浅处，基本覆盖了我们现在谈论的历史，然而，其厚度只有约16千米。如果构成大峡谷地层的都是化石，而不是化石们之间的岩石，这么厚的空间也只够容纳全部列祖列宗的化石的1/600。这个计算将帮助我们正确地应对原教旨主义者主张的找到化石渐变的“连续”系列，才会接受进化的事实这种观点。很简单，地球上的岩石没有地方去容纳这么多的遗骸，降低几个数量级也不行。不管你从哪个方面来看，都只有极少部分的生物能够有幸成为化石。正如我以前说过的，我认为那是一种荣耀。
逝去的生命数量，大大超过能活下来的生命的数量。黑夜的时间，大大超过白昼的长度，而谁知道哪里是等分点？每个小时加合起来组成当前的时代，一刻也不停留。我们搞不清楚，人中翘楚是否都为人所知？或者说除了在已知时光中被记住的一时豪杰，是否曾经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托马斯•布朗，《瓮葬》，165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