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被遮蔽的文学大家
一位被鲁迅、朱自清、汪曾祺、司马长风等赞誉有加的
现代名士
《包法利夫人》的译者、《雨中登泰山》的作者
他就是李健吾
十余幅精美插图，四十余万字，
再现一位不世出的文学全才的丰富人生。
【内容简介】
本书是国内迄今为止*的一部李健吾传记作品，作者围绕李健吾丰富的一生，多方搜寻史料，尽可能客观完整地呈现了李健吾这一被遮蔽多时的文学全才。
李健吾以文学批评名世，但他的文学成就却不尽如此，他在散文、小说、戏剧、翻译、法国文学研究等领域也成绩斐然，鲁迅、朱自清、汪曾祺、司马长风等人都赞誉有加。他的翻译作品《包法利夫人》，二十九岁写成的《福楼拜评传》，均为传世之作。他的散文作品《雨中登泰山》入选中学语文课本，影响了一代人。
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参与者，他的长篇小说《心病》、中篇小说《终条山的传说》，他以笔名刘西渭写就的绚烂的批评文章《咀华集》《咀华二集》，他编导的话剧作品，均是现代文学大花园中的灿烂花朵，透过他与现代文人诸如郑振铎、蹇先艾、朱自清、周作人等人的交往，亦为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真实图景打开了一扇窗。【作者简介】
韩石山，1947年出生，当代作家，学者。山西临猗人。曾任《山西文学》主编、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徐志摩传》、《寻访林徽因》、《张颌传》、《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民国文人风骨》等三十余部著作。
【目录】
新版小记
章 少年时期（1906.8—1921.8）
一、 父亲的功业
二、 在村学念书
三、 在西安东木头市
四、 在马堪村
五、 在良王庄火车站
六、 父亲的再次入狱与被害
七、 初的戏剧活动
第二章 中学时期（1921.9—1925.8）
八、 文学三少年
九、 曦社与《爝火》
十、 请徐志摩演讲
十一、 “吃瘪蹇先艾”
十二、 多事的兄弟
十三、 那个“川针”
第三章 清华时期(1925.9—1931.7)
十四、 朱自清先生
十五、 王文显先生
十六、 戏剧社社长
十七、 清华园里的才子
十八、 驰骋在北平文坛上
十九、 情在师友间
二十、 还乡与大奠
二十一、 相恋与订婚
第四章 留法时期（1931.8—1933.8）
二十二、 赴法途中
二十三、 “火线之外”
二十四、 日夜研读福楼拜
二十五、 在鲁昂和克洼塞
二十六、 在意大利漫游
第五章 北平时期（1933.9—1935.7）
二十七、 双喜临门
二十八、 进入太太客厅
二十九、 批判的锋芒
三十、 《这不过是春天》
三十一、 心灵的探险
三十二、 艺术的良心
三十三、 删削的情书
三十四、 孤寂的心志
三十五、 《福拜楼评传》
第六章 暨大时期（1935.8—1937.11）
三十六、 初来乍到
三十七、 情谊与纠缠
三十八、 信任与驳难
三十九、 一场“滥”官司
四十、 《十三年》与《新学究》
四十一、 不可或缺的一员
四十二、 战乱中的情谊
第七章 孤岛时期（1937.12—1941.11）
四十三、 寂苦中的挣扎
四十四、 走出书斋
四十五、 悬念周作人
四十六、 舞台上下
四十七、 《黄花》和《草莽》
四十八、 剧坛盟主
四十九、 师生之间
五十、 学术研究
五十一、 艺术的囚徒
第八章 沦陷时期（1941.12—1945.8）
五十二、 做了李龟年
五十三、 独具特色的改编
五十四、 蛰伏中的译述
五十五、 毁誉难说的《青春》
五十六、 轰动一时的《金小玉》
五十七、 被捕与逃亡
第九章 复兴时期（1945.9—1949.5）
五十八、 当了编审科长
五十九、 在胜利的喜悦中
六十、 创办上海实验剧校
六十一、 编辑《文艺复兴》
六十二、 奔走呼号
六十三、 与石挥的争论
六十四、 与田汉的商讨
六十五、 旁敲侧击
六十六、 未酬的壮志
六十七、 《和平颂》引发的不和平
十一、退守书斋
十二、惶惑中的期待
第十章 剧专时期（1949.6—1954.6）
六十八、 小心翼翼地步入新社会
六十九、 学会了自我批评
七十、 在抗美援朝的热潮中
七十一、 平明出版社
七十二、 黯然离去
第十一章 北京时期（1954.7—1966.6）
一、“来了，回来了”
二、拔了这面白旗
三、下乡接受社会主义教育
四、沉浸在看戏与评戏中
五、雨中登泰山
七十三、 西北之行
七十四、 在“整风”与“四清”中
第十二章 文革时期（1966.7—1976.9）
一、 被揪出来
二、 “送饭的人也去了”
三、 黄金般的心
第十三章 晚年时期（1976.10—1982.11）
一、 重新握笔
二、 “风过去了，脚印消失了”
三、 老而弥深的情感
四、 东南之行
五、 故乡之行
六、 西南之行
七、 倒在书桌旁
附录
初版后记
二版序
【免费在线读】
进入太太客厅
经过一段紧张的筹备，1934年1月1日，《文学季刊》创刊号出版，郑振铎、章靳以主编，冰心、朱自清、沉樱、吴晗、李长之、林庚、李健吾等为编辑人，特邀卞之琳等一百零八人为撰稿人。这是三十年代中期北方有影响的大型文学专刊，十六开本，平均每期三百五十多页。
创刊号的作者，如同一个强大的方阵。除鲁迅、郑振铎、老舍、巴金等当时已饮誉文坛者外，其余作者，大都是崭露头角的新秀，不几年便声名远播了。
众多的作品中，李健吾的论文《包法利夫人》尤为引人注目。此系正在整理中的《福楼拜评传》中的一章，后来出书时为第二章。名气归名气，作品归作品，或许是熟悉，那些名家的篇章，并未获得多大的反响。反倒是李健吾，这暌违两载，显得有些生疏了的名字，因了这篇确实令人钦佩的论文，引起文化界一些知名人士的注意。
当年的北平，有一个著名的文学沙龙，便是一代才女、风韵动人的林徽音（徽因）女士那雅致的梁家客厅。冰心曾有小说，名曰《我们太太的客厅》，虽不无调侃，对林徽音的这个文学沙龙，有如实的描述。非是因了冰心的这篇小说，而是当年的风气，文化圈里，好些人都称梁家客厅为“太太客厅”。对于任何一个文学青年来说，能蒙林女士召见，进入太太客厅叙谈，亚似金榜题名。论文《包法利夫人》发表后，从未谋面的林徽音，给李健吾写来一封长信，约他到梁家会面叙谈。李健吾自然是奉命惟谨地去了。
有了初的邀约，也就预定了以后的来往。此后一年多，直至去上海前，李健吾免不了常去太太客厅叙谈请教——
对我生活有影响的是我在创刊号上发表的论文《包法利夫人》。这篇论文引起一些文化界知名人士的注意。从未谋面的林徽音女士看后，给我写过一封长信，约我到林家见见面。我的老师金岳霖住在她家的后院。我每次去，总到他老人家房间坐坐，房间似乎有些发黯。常去（林家）的客人仅仅记得有张奚若、杨振声；我偶尔也遇到沈从文。她那封长信我一直保留着，后来日本宪兵队逮捕我的时候，可能在骚乱中丢失了。
进入太太客厅，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标志，标志着一个青年文学家进入了当时主流派文学的中心。
对这篇文章激赏的，还有郑振铎。转年夏天，郑出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后，就是因了这篇文章，毫不犹豫地聘任年方二十九岁的李健吾为法国文学专任教授。
如今来看这篇文章，林徽音、郑振铎诸人如此赞赏，与其说是为文中艺术分析的精辟所折服，还不如说为作者行文的大气磅礴而又机警诡谲所倾倒。这样的文风，在当年的中国文坛上，确也前所未见。且看对福楼拜由浪漫主义的泥淖中挣脱出来，悟出为文之道，终显示出一个强大自身的过程，李健吾是怎样叙述的——
在这一群浪漫主义者之中，有一位生性浪漫，而且加甚的青年，却是福氏自己。他和他们一样的热狂，一样的沉醉，一样写了许多过分感伤的自叙的作品；他感到他们的痛苦，他们的欢悦；他陪他们呻吟，陪他们流泪，陪他们狂笑。这是一个心志未定的青年，在滚滚而下的时代的潮流中，随浪起伏；他飘浮着，然而他感觉着、体验着、摸索着，后在一块屹然不动的崖石上站住，晓得再这样流卷下去，他会毁灭，会化成水花一样的东西，归于消蚀。他开始回忆、思索、无微不入；他悟出一个道理来，这道理是：从文章中把自我删出，无论意境上，无论措词上，如果他不能连根拔起他的天性，至少他可以剪去稠枝密叶，裸露出主干来，多加接近阳光，多加饱经风霜。
多么酣畅，又多么警策。写下这样文句的作者，怎能不让爱才若己的林徽音急欲一见？
李健吾还和林徽音等人一起参与了《委曲求全》一剧的演出。这个剧本是王文显先生用英文写的。出国前，李健吾将它译出，交给内弟尤炳圻经营的人文书店出版。1934年春天，北平东城青年会的赵希孟、舒又谦等人，深感当时文化界的沉闷，想演一出喜剧活跃一下气氛。经魏照风提议，一致同意演出王文显的三幕喜剧《委曲求全》。遂以青年会的名义排演。李健吾担任导演，司徒乔、林徽音和刚从法国回来的秦宣夫担任舞台美术设计。演员全部穿中装，以体现民族风格。
不光导演，李健吾还在剧中扮演董事长。那时他比较胖，很适合演这个角色。赵希孟饰顾校长，魏照风饰丁秘书，舒又谦饰关教授，马静蕴饰王会计之妻，马肇延饰王会计，周礼饰宋注册员，辛志超饰大学生，刘果航饰校役陆海。全剧三幕一景，共排练了三个月。1935年3月11日起在协和礼堂公演，立即轰动了文化界。李健吾的动作很夸张，语言很够味，成为一个被鞭挞被嘲笑的丑八怪。这也是他次扮演男角。后来还去清华大学演过一次。
或许正是进入太太客厅的缘故，这一时期，李健吾还参与了“新月派”后期刊物《学文》的活动，为其同人之一。
《学文》的主编是叶公超，从1934年5月到同年8月，共出了四期。参与者除《新月》的原班人马胡适、梁实秋、闻一多、林徽音、余上沅等人外，新人有朱光潜、杨联陞、李健吾、赵萝蕤、季羡林、何其芳、常风等。叶公超1929年秋季开学后来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李健吾1930年由外文系毕业，是否听过课不得而知，是老师该是不成问题的。
为什么要办这么个刊物呢？
据叶公超说，当初一起办《新月》的一伙朋友，如胡适、饶孟侃、闻一多等人，由于《新月》杂志和新月书店因种种原因已告停办，彼此都觉得非常可惜；1933年年底，大伙在胡适家聚会聊天，谈到《新月》时期合作无间的朋友，为什么不能继续同心协力创办一份新杂志的问题。讨论到后，达成一个协议，由大家凑钱，视将来的钱多少做决定，能出多少期就出多少期。当时一起办《新月》的一群朋友，都还很年轻，写作和办杂志，谈不上有任何政治作用；但是，这些人受的是英美教育，对于苏俄共产主义文艺政策，本无好感，对上海一些左翼作家走上共产党路线，更是激烈反对，一致认为对中国未来新文艺发展具有不良影响。要对抗他们，挽救新文艺的命运，似乎不能没有一份杂志。《学文》的创刊，可以说是继《新月》之后，代表了这些人对文艺的主张和希望。
这样明确的政治目的，怕只有主要参与者叶公超诸人心里清楚，像李健吾、季羡林、何其芳、常风诸人，怕就未必有这样清醒的意识了。
台湾学者秦贤次，曾对《学文》的情况做过总括性介绍：在《新月》停刊一阵后，叶公超又鼓其余勇，与同在清华的闻一多，以及林徽音女士等《新月》同人，创刊《学文》月刊，自任主编，由余上沅担任发行人，自1934年5月起到8月止，共出版四期。停刊原因，系主编叶公超在清华任教满五年，依例可到国外休假一年，因编务乏人主持而停刊。《学文》可说是《新月》的后身，《学文》同人除了《新月》的原班人马外，多了一些新人，他们大抵都是清华及北大的高才生，由于这些生力军的加入，确实使《学文》生色不少。他们之中，肄业清华者，如季羡林在外文系，杨联陞 （莲生）在经济系，赵萝蕤（陈梦家夫人）在外文研究所。肄业北大者，如包乾元在外文系法文组，何其芳在哲学系，徐芳（女）在中文系。又闻家驷系闻一多之弟，法国格林诺伯文科毕业，为研究波德莱尔专家；又李健吾（笔名刘西渭），1930年清华外文系毕业，后留法，为研究福楼拜的专家。
正是因了这个原因，台湾出版的《叶公超传》，说李健吾是“新月”后期人员之一。不足为奇。毕业于清华，又留学欧洲，个人性情与艺术主张的相近，李健吾在二三十年代，与徐志摩、林徽音、余上沅等“新月派”人士的交往是密切的。再说，“新月”并不是什么严密的组织，只是个松散的结合，指其为派，乃是后人的简便。“学文”时期，更是缺少凝聚力。说李健吾是“新月”后期成员之一，无褒无贬，不过是说他与“新月”前期人士的交往延续下来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