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这是反映一个民族历史记忆的文本，一部见证之书。——汪兆骞 那些撬动中国的洋人，无论心存善心还是恶意，也确实给了中国的变革一个原始推力，但真正要改变中国政治、社会与文化，还是要靠中国人自己。——杨早
【内容简介】
近代中国历史，特别是外交与海关，一直笼罩在世界列强欺凌的屈辱而漫长的黑夜里：风雨如磐、波谲云诡、苦难重重。本书在反映这段苦难历程时，没有宏大的历史叙事，而是捕捉大量经过考证的有血有肉的历史细节，将世纪风云尽收笔底，构成有声有色、有筋有骨、有温度的历史现场。在这种历史话语的悲壮洞烛之下，展示出洋人撬动的中国的沉重、沧桑和悲怆的历史画卷。其间，洋溢着作家的爱国情怀与尖锐的追问冲动。这是反映一个民族历史记忆的文本，一部见证文书。
【作者简介】
吴煮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六十年代末出生，八十年代末入伍，九十年代末解甲，本世纪初从中原到南国深圳。著有长篇纪实文学《帝国海关》《遗忘的历史》《江汉关史话》《反走私前沿地带》《历史的痕迹》，长篇小说《江城潜哨》《人面桃花》及数十部中短篇小说。
【目录】
章 鸦片惹的祸
西方商人海上初来乍到
葡萄牙人早向中国走私鸦片
英国人后来居上
道光皇帝说“大快人心”
对付英国人，琦善有两下子
谈判大臣“无知无畏”
家欢乐一家愁
第二章 倒霉的上海道台
英国人开始没看上香港
英国人在租界里设海关
与众不同的吴健彰
因“洋祸”得福
上海流行广东话
两个广东人的恩怨
才出虎口又掉入狼穴
被推上风口浪尖
第三章 洋人“到”大清国做官
广州人痛恨英国人
英国人忍不住了
两广总督成了俘虏
李泰国跑官要官
洋人要权
大清国没有贪污的部门
第四章 外交、外交，还是外交
清政府没有外交，只有“剿夷”与“抚夷”
中国有了“外交部”
美国人任团长的中国使团
各国公使终于见了同治皇帝一面
中国人在外国“起义”了
和李鸿章一起战斗（一）
和李鸿章一起战斗（二）
和李鸿章一起战斗（三）
帮总理衙门摆平法、德、俄
美国的政策，在华英国人的主意
和李鸿章一起战斗（四）
“东南互保”保住了大清国的大好河山
第五章 洋人的中国海军梦
洋人中国海军梦的缘起
在英国采购军舰并不顺利
总理衙门“雄起”了
海军梦实现了又破灭了
第六章 洋人与“洋务运动”
上海“洋”起来了
1865 年的“改革”和“开放”
中国早的西式学堂
中国菜从此名扬天下
李鸿章请旨嘉奖
中国也有了气象站
“大龙邮票”一印出来就珍贵
能让马拉火车已是进步
“洋务”随老李而去
第七章 洋人与辛亥革命
武昌城头的一声枪响之后
蔡锷将军先硬后软
中国的钱被洋人掌管了
孙中山也无可奈何
第八章 几个重要的外国人
近代中国海关任首脑—李泰国
当了半个世纪中国海关首脑的赫德
北洋政府的太上皇—安格联
从功臣到罪人—德璀琳
【前言】
中国何时撬动世界？
杨早
与吴煮冰先生素未谋面，只是看了《洋人撬动的中国》的书稿，觉得很有意思，所以愿意写几句话。
这部书洋洋廿万言，从鸦片战争写到辛亥革命，中间有无数有趣的细节，围绕着书名提出问题：洋人如何撬动东方的老大帝国。
洋人撬动中国的过程，与中国认识西方的进程，其实是同步的。从初的坚船利炮，到洋务运动的工业革新，到人才输入与派出，再到各项制度乃至国体的变革……老大帝国不情不愿、半推半就地变成了“世界”的一员。洋人撬动中国，撬动的就是古老中国自己的规则。而中国近代史，可以被看作一段被撬动、摇晃又尽力保持平衡或寻求新的平衡的历史。
撬动中国，首先要撬动的是中国政府，而政府中有改革派，也有保守派。前者如郭嵩焘、李鸿章，可以说是“洋人撬动中国”的支点与抓手，后者如奕譞、倭仁，则是阻力与障碍。
撬动中国的洋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代表洋人国家利益的政府与商人，一类是受雇于中国政府的洋人（其实还有一类—传教士，不过书中主要关注政商领域，文化教育方面涉及不多）。这两类洋人，在撬动中国的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在近代洋人与中国政府的屡次交涉中，基本规律是：如果由通晓夷情或愿意通晓的人来主持，谈判就不至于吃大亏，因为中国的市场庞大，西洋列国皆欲得之而甘心，以利诱之，以利乱之，中国可以取得主动权。然而一旦中国政府以保住面子为要，而西洋列国又联合起来，离中国政府丧权辱国的结果就不远了。
近代中国“被撬动”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平衡政治效率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有许多时候，按洋人的法子办，中国吃的亏反而小。但是按洋人的法子，中国政府的尊严何在？书中没有写到的1912年，就有这么一件事：新成立的民国政府想向四国外交团借款，用于遣散内战军队。四国外交团提出两个条件：一是要求每月开出预算，经外国顾问官核准，方可开支；第二，中国政府不是说借款主要用于遣散军队吗？那不管在南京还是在武昌遣散军队，一定要有外国武官在场监督，“每一兵缴械之后，即发支票一纸，自往银行收款”。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监督条款”。
其实当时就有人指出，如果是经济团体之间的纯经济行为，这些条件不一定无理。它建立在四国银行团对于中国政府财政监管能力的极度不信任之上。但是中国政府无法接受这样的条款，因为关系到国家财政主权，那么，去找不附加这些条款的国家借钱，但联合起来的外交团又不允许。事实上，没有监管的中国近代政府，借款用于贪污挥霍的事例不在少数。
要维护主权，又要改良技术与制度，“雇用洋员”就变成“师夷长技”的必由之路。近代中国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在华任职洋人的本国利益与其职业操守之间的矛盾。任用洋人经管中国海关、税务，本是不得已之举，这帮洋人办事又确实更有效率。怎么看待这一点，也是很挠头的事。中国有句古话叫“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虽然有金日磾、折家军这种忠诚的反例，但大多数人还是相信，一旦本国利益与职业操守相冲突，这些洋人很难说会站在哪一边。在华任职的洋人里，有李泰国这样的飞扬跋扈者，也有赫德这样的兢兢业业者。而像薛福成，名列“曾门四子”，也是有名的洋务派，其对赫德始终饱含戒心。赫德在任总税务司的数十年中，为中国出谋划策不可谓不尽力，但也同样有他的私心。这并不是一个过时的问题，相反，到现在这仍是一个不断在现实中浮现的困境。
近代，洋人的确撬动了中国。那些撬动中国的洋人，无论存有善心还是恶意，也确实给了中国的变革一个原始推力，但真正要改变中国政治、社会与文化，还是要靠中国人自己。我们老家有句话叫“船上人不使力，岸上人累断腰”。
有来有去，当洋人不再把持中国的经济命脉，不再是中国改革的设计师与推动者，中国要思考的第三个问题，或许是：洋人撬动了中国，那么中国何时撬动世界？
我一直说，我心目中的中国近代史是从1872年开始的，这一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申报》的创办。《申报》虽然是洋人创立，但中文大众日报的出现，让信息的传播远非从前可比，标志着公众知情权质的变化。另一件是留美幼童开始派出，开启了中国绵延百余年的留学大潮。
留学潮的意义无论如何估量都不过分，但正如洋人到中国任职，也会习得中国官场的各种弊端，留学归国，并不保证能出污泥而不染。两大文明“结婚”，并不见得就“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梁启超，1902）。与更晚起步的日本相比，中国架子大，包袱重，难于摆脱天朝上国的心态，很多人不愿意接受这样一条定律：
先行者制定规则，后来者只有比先行者更好地运用规则，才有可能打破规则。
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铁律。中国从不得不融入“世界”的那天起，就注定只能是一个追赶者。在没有全面赶超西方之前，中国很难有资格制定规则，即使制定了也无法获得别人的认可。
所以一百年来，一百年后，中国的首要任务还是改变自己，让自己融入规则，善用规则，才能指望有朝一日确立自己的规则。
【书摘与插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