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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科学作家协会社会新闻科学奖得主尼古拉斯·韦德关于人类进化三部曲之三

●《黎明之前:基因技术颠覆人类进化史》《天生的烦恼:基因、种族与人类历史》姐妹篇，欧美畅销书

●《华尔街日报》《科学美国人》《科尔库斯评论》《出版家周刊》《新标准月刊》等中外主流媒体深度报道

●杰克·迈尔斯、段永朝、詹姆斯·D.沃森、爱德华·O.威尔逊等诚恳推介

●网络智酷译介

推荐序

刻在骨子里的神灵

段永朝

2016/3/25

尼古拉斯·韦德的“人类进化三部曲”中文版，终于出齐了。它们是《黎明之前：基因技术颠覆人类进化史》《天生的烦恼：基因、种族与人类历史》和眼下您手里这本《信仰的本能：人类宗教进化史》。

基因、人类、进化与信仰，这几个词汇显然不是这几年才热起来的。比如基因这个词语首见于1909年，丹麦遗传学家约翰逊的《精密遗传学原理》一书；“人类”这一词语，如果从类型学角度看，应归功于瑞典博物学家林奈1735年提出的，关于植物、动物命名的“双名法”；进化，则因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而风行世界；信仰，这个词难以追溯词源学意义上的出处，但传说形成于公元前10世纪至前8世纪的荷马史诗，编撰于公元前1500年前后的《埃及亡灵》书中，已经或多或少可以感受到人类对冥冥之中神灵的敬畏、虔信和膜拜。

令人好奇的是，这些年——很难说从哪一年开始，悄然出现了这样一股思潮和冲动：重读、重思，乃至重新诠释这些耳熟能详、凝固在教科书中的语汇。

这背后渗透着什么样的觉醒，抑或忧虑？

一、基因

1987年1月，在英国《自然》杂志上有一篇重要的论文，作者是美国进化生物学家阿伦·威尔逊（Allan Wilson）和他的两个学生（Rebecca Cam , Mark Stoneking），论文的题目是“线粒体DNA和人类进化”。

这篇划时代的论文，彻底转变了人类学的研究方向。率先从古人类化石中提取出DNA的英国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Bryan Sykes，将依据这一方法做出的人类学研究成果，形象地称作“夏娃的七个女儿”。

在人类与他的灵长类远亲分道扬镳的旅途中，在寒冷的冰河期与温暖的间冰期，人类先祖穿越中非大峡谷抵达尼罗河三角洲平原，辗转来到两河流域、爱琴海周边，又长途跋涉远赴恒河、南亚，来到黄河岸边的一次又一次迁徙中，有太多的疑问需要回答，太多的谜底需要揭开。

考古学、地质学、人类学从此有了一个强有力的、精准度大大提高的工具：DNA。在《黎明之前》这部书中，韦德写道：有DNA这个工具在手，我们可以为达尔文所预见的框架添砖加瓦。

萦绕在人类脑海中数千年的问题，又一次涌上心头：传说中的伊甸园在非洲，还是在美索不达米亚？人的体毛是在什么情况下褪去的？意义何在？是什么催生了语言？拢篝火、爿篱笆墙，处村落如何形成？人类又如何走向定居生活？定居意味着什么？

原始部落中的财产、婚配、祭祀、舞蹈和音乐，是何种形态？它的生发机制和文化寓意是什么？群体如何形成？维系族群秩序的凝聚力，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抑或二者兼有？又如何发挥作用？发挥何种作用？基因，基因的遗传、突变、嫁接，如何扮演人类进化道路上那只神秘的“上帝之手”？

一大波又一大波问题袭来。

对今天的普通大众来说，对基因问题着迷，除了那些不断冒出来的好奇的问题之外，为基因问题所困还有一个因由，就是转基因，以及基因编辑。

2015年度诺贝尔“生命科学突破奖”颁发给了发现基因组编辑工具“CRISPR/Cas9”的两位女科学家——珍妮弗·杜德娜和艾曼纽·夏邦杰。传统的基因重组、嫁接技术，似乎开启了更加宽广的可能，有了更加精细的画面。基因敲除技术、特异突变引入工具、定点转基因理论，已经为人工合成生命展示了诱人的前景：新生命、新物种，乃至生命的永生，令人展开无限的遐想。

在人们依然被复杂、神秘的基因学搞得头晕眼花且心神不宁的时候，将这一术语与本能、进化和宗教联系在一起，将会引发怎样的嬗变？

二、本能

如果说，基因是从“科学”一侧看待人类本质的一个用语的话，“本能”则是从“人文”一侧看待人类本质的。

一次应激反应、一次脸红心跳，当我们说这是人的“本能”的时候，我们在说什么？

用韦德的《天生的烦恼》一书中的观点来说，本能即意味着“与生俱来”。但是，停留在承认某些特质与生俱来这个层面，远远不能解释人类个体与群体、历史与演进中的复杂性。需要面对的，恰恰是“本能何以在演化中铸就？以及如何铸就的？”这样的问题。

1960年，在康奈尔大学的实验室里，一项由吉布森和沃克(Gibson ＆ Walk)主持的实验正在进行。36名6~14个月大的婴儿，被放在一个铺着格子床单的床上，床上有一块透明玻璃，玻璃延伸出床边，与地面形成一个类似悬崖的落差。格子床单垂着铺到地面。

孩子的母亲在“悬崖”这边呼唤婴儿，看孩子能否顺利地爬过来。

实验的结果令人深思。只有3名孩子非常迟疑、犹豫地爬过了床沿，其余的孩子都以各种方式回避这个貌似“悬崖”的危险地带。

孩子是如何知道他即将面临深渊的危险的？难道“如临深渊”真的是一种刻写在记忆深处的本能反应？动物心理学家们按照同样的思路检验了小鸡、小山羊、小绵羊，结果证实了这样的猜测：避免失足落崖，真的是生命的本能。

对本能的研究，因为缺乏直接的证据，长期游离于机械论者的视野之外。在机械论者看来，这个世界总是可以拆解成说得清、道得明的零部件，按照一定的原理装配到一起。机械论者认为这个世界像钟表一样精确、可靠。直觉、本能、意识等，这些无法直接拿在手中的东西，完全不入他们的法眼。

更要命的是，曾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将这种精确、可拆分的机械论的世界图景，与物种演化联系在一起，断定物种的进化是按照这种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方式进行的。

韦德的“人类进化三部曲”反对的，恰恰是这种机械的、还原论的世界观。除了反对将本能与机械的世界观挂钩之外，韦德还有更大的抱负，他试图解释人类精神活动的核心地带：宗教的来源。

三、信仰

对于无神论者来说，理解宗教信仰是一件非常艰深的事情，或许因为缺乏直接的体验，又或许因为缺乏文化底层的纽带。即便有一些无法言说、无法解释的“灵异事件”，无神论者也只能将其归之于“人的认识的局限性”，甚至轻言迷信而不屑。当然，信仰与宗教也还是两回事情。

韦德的三部曲一路写下来，终触及这个“坚硬”的难题：将信仰与本能联系在一起，是否可能？他的回答是肯定的，能！用他自己的话说，这部书的意义就在于“证明本能的宗教行为的确是人类本质进化的一部分”（P6）。并且，这种行为至少在五万年之前就已经印刻在我们的神经线路之中。

这一“刻写”过程到底是如何发生的？

按照韦德的分析，对那些走出非洲、处于大迁徙中的氏族部落的人们来说，与超自然的神灵直接接触的方式，不外乎稀奇古怪的梦境、神情恍惚的嘶喊、癫狂的舞蹈，还有丝竹鼓器发出的音乐声。这注定是一个漫长的，以万年为尺度的艰难进程。这依然是宗教的胚芽，是野性的、初朴的宗教情感。

宗教得以成形，有赖于祭祀、占卜的仪式化，有赖于祭司阶层的出现。韦德认为，狩猎采集时期的平权结构，在定居之后出现劳动分工，这种情况下，需要建立威权体系了，祭司出现了。祭祀代替了舞蹈，大祭司垄断了与神灵晤谈的通道。

伴随祭司阶层的，是占卜体系的出现——“在狩猎采集者中，宗教行为要求群体的所有成员全副身心投入，参与整夜激昂的仪式。定居社会的宗教则冷静得多，注重牧师所叙述的交易，经常对异议者或异教者施以高压。牧师们还试图压制宗教狂野的一面，认识到它们对现存体制的威胁。”（P15）

韦德认为，宗教思想是进化来的。宗教思想有其生物学基础，韦德列举的证据包括梦境、恐惧、恍惚的心智状态、原始舞蹈和音乐，等等。这些初朴的意向，终与作为人的道德感纠缠在一起。韦德强调，“宗教和道德共享同一个来源于进化行为的共同特征：两者都植根于情感。”（P17）

宗教之所以成为一种文化情感的“强势纽带”，在于其以仪式感、神秘感、崇高感，霸占了“道德情操”。“一种新型的行为进化而来，它促使个人把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这种新的行为即是宗教本能，它把道德直觉强加于人，使得他们对违反直觉的后果深感恐惧。”（P38）

在这一点上，韦德的观点与十九世纪德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类似。涂尔干认为，宗教是针对神灵的实践和行为的统一系统。换句话说，信仰和行为统一成一个道德群体，这就是大家共同服从的教会。

不过，与涂尔干略显空泛的、思辨色彩浓厚的论证相比，韦德充分借助了现代生物学、考古学、人类学的新近成果。他花费大量笔墨，讨论了道德的生理学基础，以期将“信仰植根于本能”这一观点，建立在坚实的实证基础之上。

不管韦德是否达成了这一宏愿，仅仅提出这个问题，就足以显示其学术探究的可嘉勇气了。

四、进化

为了寻求宗教进化的生物学证据，韦德可谓下足了功夫。但是，要圆满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同时接受这一种局面：善恶本能在生物基因中同时并存。宗教情感结合道德情操的演化，似乎在暗示从本能、天性来说，善的力量本能地压倒了恶的力量，哪怕只有一点点。生物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们，为此争吵了数百年。祭司、国王、修士、教皇、占卜者、游吟诗人们，为此争吵了数千年。

在启蒙运动高扬理性之光的旗帜下，1776年出版《国富论》的亚当·斯密断言，“我们的晚饭不是来自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赐，而是来自他们的私利。”这一断言为私利正名、为财富壮胆，信奉勤勉、辛劳的清教徒们，获得了理论的强力支撑。然而，以今天的观点看，韦德在面对“自私的基因”时，也不免左右为难。

按韦德的断言，“因遗传形成的神经线路是宗教行为的基础，这在狩猎采集时期以来一直保持不变。”（P58），然而，宗教如何在适应这种漫长生物演化的进程中，保持其内在的“本能”呢？美国心理学家史蒂夫·平克和英国演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都认为宗教不具有这种内在的适应性。

韦德不同意这一点。他在书中写道，“比起不信超自然力量的人和群体，愿意相信这种力量的人民就会形成更为和谐的社会，留下更多的后代。对超自然信仰的倾向就会为自然选择所偏爱。”（P76）韦德进而问道，如果宗教具有适应性，那么它是如何进化的呢？达尔文的自然选择不但出现在个体层面，也可以出现在群体层面。这一结论得到美国社会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的支持。

韦德断言，“5万年前人类离开非洲的时候，所有宗教元素已经存在，被古人类的所有后代所继承。”（P7

控制生育力

在原始社会中生育率是其生存的关键指标。宗教是控制生育的强有力的工具。宗教习俗通常会有助于增进生育。一个势单力薄的群体容易受到人多势众群体的攻击，所以保持高生育率至关重要，有助于自身生存，对邻居群体发号施令，施以威胁。但如果人口超过自然资源所能承受的时候，宗教也能用于减低生育率。

对人类生殖的方方面面，神灵无所不及。根据巴比伦犹太法典，“在律法中所描述的履行婚姻责任的次数是：独立男子，每天一次；劳工，一周两次；赶驴者，一周一次；赶骆驼者，三十天一次；航海者，六个月一次。这些都是埃利泽拉比的训令。”

许多宗教规定了性交的时辰，有些在受孕的时刻，即使政策制定者并不清楚其中的生理学道理。根据犹太法和习俗，从月经初启到停经之后七天之内，那时的性交是不道德的。之后女性就会去参加仪式性的洁身浴，当她回家时，她的丈夫有责任与她做爱。这个规定保证了次性交发生在怀孕率的三天之内。

正像天主教教会那样，宗教禁止避孕，这应该也会增加生育。摩门教直到20世纪中还在禁止避孕，他们有着非同寻常的高生育率。

穆斯林社区也是如此。在624年拜德尔战役牺牲众多军队之后，穆罕默德把一夫多妻制合法化。在女性过剩的社会中，一夫多妻确实可以提高生育率。在男女平衡的社会中，它只会降低生育率，能够娶得起众多妻子的富人一般比较年长，生育率较低。未婚男子过剩有助于军事目的。

伊斯兰教和天主教会对流产的禁令有助于提高生育。允许不育的妻子或丈夫离婚，允许寡妇再婚等安排也具有同样的目的。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谴责同性恋。这些禁令也许是基于同一信念，即同性恋会降低一个社会的总体生育力。

一些宗教规则旨在提高生育力，另一些则会降低。一些基督教会禁止在某些情况下性交，如在星期天和天斋节期间。在中世纪，每年有三个40天中，重大节日期间，以及在圣餐之前三天中，夫妻不得同房。有了这些规定，信徒在一年365天中，只有160天可以有性事，这显然会减少生育。

在美国受人尊敬的震教会把节欲做到极致。震教会把男女分开，禁止生育。想要孩子的人只能通过收养。这个教派的信徒数量只能靠改变其他信仰的人来增长，但信徒周转率很高。尽管他们对文化的许多卓越贡献，震教会始终不能发展壮大，他们的后一个社区现在几乎灭绝。

宗教习俗还会在其他方面降低生育力，如通过提高结婚年龄，允许流产，增加孩子之间的年龄差别，迫使妻子为丈夫陪葬（在印度教中称为殉节），以及禁止无法生育的夫妻离婚。

一些宗教鼓励杀死弃婴。在印度和其他国家中，儿子比女儿更珍贵，允许用不同方法杀死女婴。在秘鲁的印加和莫切文化，墨西哥的阿芝特克，以及克里特文化中，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祭供婴儿的证据。为臭名昭著的例子发生在古代迦太基，那里贵族和他人家庭必须贡献出个孩子，用来祭供巴力神。孩子们被安放在一个铜像的胳膊上，当铜像被加热后，它的胳膊张开，把牺牲品投入火中。历史学家费洛认为，祭供孩子的目的是为了取悦上帝，以保证远航船只的安全到达。

令人吃惊的是，人们在历史上自始至终地接受这样一个宗教信念，即神灵会去关注他们私人生活中为隐秘的细节。即使是神灵的要求与人类本质大相径庭，比如婴儿祭供，它们的旨意也要服从。由此可以想象，社会为了控制其人口，可能把宗教的铁律扩展到生育行为上。

• 书名 信仰的本能：人类宗教进化史
• ISBN 9787121317187
• 作者 （美）Nicholas Wade（尼古拉斯·韦德）　著，陈华　译
• 出版社 电子工业出版社
• 出版时间 2017-06-01
• 开本 16开
• 纸张 胶版纸
• 包装 平装-胶订
• 是否套装 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