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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正在经历“一带一路”建设所开启的三大文明转型：从农业文明向工业—信息文明转型；从内陆文明向陆海兼备文明转型；从地域性文明向全球性文明转型。
现代中国，正在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消解“西方中心论”，打造东西互济、海路联通的新中国、新世界，开创包容性全球化。
全球中国，因“一带一路”的建设而逐渐形成，是一个跨越复兴与崛起、时间与空间，着眼于文明的生命力即自身演绎的全新身份。
再造中国，树立“传统中国”、“现代中国”、“全球中国” 三位一体式国家身份，走出近代而告别西方，助推中国成为新的世界领导型国家。【内容简介】
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面临五千年未有之情势，五百年未有之变局，五十年未有之困境，中国模式，如何做到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中国故事，如何做到基于历史而引领未来？中国外交，如何做到影响自己而改变世界？中国崛起，如何做到始于华夏而惠及四海？中国通过中国倡议、中国方案、中国智慧正在塑造和引领全球化和全球治理。
【作者简介】
王义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欧洲问题研究中心/欧盟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主任，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兼任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先后担任天津联合化学有限公司助理工程师、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中国驻欧盟使团外交官、同济大学特聘教授。
【媒体评论】
王义桅教授是察哈尔学会的创会高级研究员，他堪称中国公共外交研究的前驱和翘楚。我赞同其新作《再造中国》的观点：国民的体面和有尊严的生活是极有说服力的公共外交表达。
——韩方明（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察哈尔学会主席）
【目录】
序言：再造中国与再造世界的双重逻辑
辑中国模式：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
中国道路的历史内涵与世界意义
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
中国模式正在还原世界多样性
唱响中国梦须破除普世价值神话
化中国梦为世界梦
“中国梦”的十大误解
中国梦：破解后崛起时代的道统性难题
中国梦如何做到内外兼修？
中国梦的文明担当
第二辑中国故事：基于历史而引领未来
讲好中国故事是时代使命
为什么要强调中国特色？
道不远人——自由、民主、平等的科学内涵和丰富实践
论软实力悖论及其中国超越
中国何以精神立国？
如何破解中国话语权悖论
打造国际话语体系的困境与路径
以第五个现代化确立中国当代政治文明话语权
第三辑中国外交：影响自己而改变世界
中国外交之道
中国外交的逻辑——从“改变自己影响世界”到“改变世界影响自己”
新型国际关系的时代使命与中国担当
十问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
如何克服中国公共外交悖论？
中国新公共外交：书写中国梦
中国公共外交的自信与自觉
中国周边公共外交的文明担当
第四辑中国崛起：始于华夏而惠及四海
论社会主义中国化
中国超常增长的文明动力
中国改革开放的全球担当——以自身的改革开放促全球改革开放
中国脱贫致富助推世界人权进步
全球治理的中国自信与自觉
中国的朋友圈为何越来越大？
世界的中国领导力
附录
我能为国家做些什么？——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义桅
后记【前言】
序言：再造中国与再造世界的双重逻辑
2009年，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中国驻欧盟使团举办招待会，我教过的一位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学生问，“老师，您不是说中国有五千年历史吗，怎么才过六十岁生日？”看到她满脸困惑，真有些哭笑不得。
回头想来，这位学生的困惑其实道出了一个关键问题：“政治中国”与“文化中国”究竟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三个自信”基础上还要以文化自信收官？章百家先生曾以“改变自己，影响世界”概括20世纪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逻辑，今天，中国提出并号召世界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在世界上积极打造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伙伴关系，进而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在此基础上，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国际形势的稳定锚，世界增长的发动机，和平发展的正能量，全球治理的新动力，这一逻辑是否需要修正？基本的是要回答这些问题：中国模式，如何做到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中国故事，如何做到基于历史而引领未来？中国外交，如何做到影响自己而改变世界？中国崛起，如何做到始于华夏而惠及四海？中国通过中国倡议、中国方案、中国智慧正在塑造和引领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有感于此，我确立了本书的主题——再造中国。
中国梦的使命：再造中国
1901年，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描绘了中国的三重身份：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与此对应，今日之中国，身份有三：一是“传统中国”（Traditional China），即传统农耕文化、内陆文明孕育的“文化共同体”。二是“现代中国”（Modern China），即近代以来随着“天下”观破灭后被迫融入西方国际体系而塑造的现代“民族国家”身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除了“中华”外，“人民”、“共和国”都是近代西方概念。“现代中国”身份仍在建构中，民族融合与核心价值观建构挑战尚在。三是“全球中国”（Global China），它是指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那些利益和观念国际化、全球化的部分，即坚持传统文化，又包容价值普世性，而处于形成之初级阶段的全新国家身份。比如，7.3亿网民越来越多地拥有“全球公民”身份，而非“中国人”之单一属性。
中国梦将不仅仅是实现“传统中国”、“现代中国”、“全球中国”身份的三位一体，也同样是对内建设“和谐社会”，对外追求“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理想的三位一体。中国梦的理念，将努力超越传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用中国人的思维对人类文明事业的进步，做出自己独到的贡献。
一句话，中国梦的历史使命就是再造中国。
今天，“中国之中国”指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亚洲之中国”讲的是东方文明(东亚文明)，“世界之中国”则更加突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大国的身份。中国的多重身份，折射出中国梦的多重内涵：
社会主义梦：中国之中国。中国梦作为社会主义梦的主要表征是国内追求共同富裕、国际追求公平正义，这与欧洲梦殊途而同归，共同服务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事业。
东方文明复兴梦：亚洲之中国。中国梦在复兴中华文明的同时，也宣告了所谓普世价值只是西方的话语霸权，终结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梦：世界之中国（Ⅰ）。中国梦的成功实现，必然鼓励其他发展中国家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破除以西方发展模式、制度与价值为普世发展模式、制度、价值的神话，激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的社会主义信念，鼓舞世界各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选择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坚定社会主义理念的自信。
新兴大国梦：世界之中国（Ⅱ）。中国是的新兴国家。中国梦是新兴大国梦的典型体现，必将鼓舞新兴大国群体崛起势头，鼓励中国与其他新兴大国一道，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国际秩序朝向更公平、合理和包容的方向发展。
中国的多重属性，决定了中国梦不只是单纯的中国的人民梦、民族梦、国家梦，也是世界梦、文明梦。
“历史的终结”提出者福山在21世纪理事会上曾说过，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国家治理如此成功，却在理论建设上如此失败。换言之，理论的贫困成为中国的威胁。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N.Waltz)在总结为什么美国赢得“冷战”的胜利时，将根本原因归结于“因为美国有社会科学”。以美国梦的提出为标志，美国战后提出了一整套有别于欧洲的学术与思想体系，使美国实现思想立国，也让现代文明的火炬从欧洲传到美国。如今，中国梦的提出，其理论意义就在于实现人类文明范式从美国转移到中国。在学习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不断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开放融通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中国梦的提出为此开了题。如何破题、解题，成为中国学术界重大的使命。
长期以来，国内党建理论、国家理论着眼于马列传统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西方主流话语体系的对接能力、途径与底气有待提高，甚至一定程度存在国内—国际两张皮现象。为超越传统国内—国际、东—西、传统—现代二元分析模式，化中国梦为世界梦，亟需打破争夺国际话语权的斗争式思维和公共外交、软实力的迷信，从老子“为而不争，故莫能与之争”的境界打通中国梦与世界梦、自身认同建构与国际身份建构等认知差异，超越古—今、内—外、特色—普遍等分歧，通过让中国成为中国而让世界成为世界，通过创新人类可持续发展新文明而实现中华文明的复兴与转型。
中国是一个佯装成国家的文明，这是美国汉学家白鲁恂(Lucian Pye)的著名论断。的确，中国不是传统西方国际体系下的民族国家，中国梦不是民族国家梦。从中国自身属性看，要将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来看待，中国梦超越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以民族复兴的方式呈现文明复兴的内涵。
然而，时下的中国正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这就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首次实现从农耕型走向工业（信息）型、从内陆型走向海洋型、从地区型走向全球型的伟大文明转型，这也是中国梦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内涵。中国已成为世界的工业制造国，但农耕思维仍然跟不上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步伐；中国传统理念“上善若水”、“厚德载物”中的“水”只指淡水，如何包容汹涌的海水，建设海洋文明与海洋强国，考验史无前例；古代的天下观只是涵盖东亚，如今“全球中国”身份正在形成，中国梦也是世界梦。这三重文明转型，就是中国梦的文明涵义，将开启新一轮西学东渐，中国与世界互动、互通、互鉴的新历程。
从人类文明史看，中华文明不是简单复兴、转型，更面临创新的伟大使命，即为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中华文明应有的贡献。纵观人类文明史，只有中华文明是连续至今、从未间断的古老文明。环顾世界，各种古代文明或被西方殖民化，或被海洋文明所征服，只有中华文明幸免于此，仍熠熠生辉，且蒸蒸日上。于是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中感慨，西方文明要到中华文明取经，以回归自然乃人类母亲，改变“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观念。
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全球治理不能仅靠技术、制度，而是越来越有赖于文明的转型与创新，也就是要在吸取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走出一条包容西方、兼顾南北的“新人文主义”。我在《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一书中写道：“这种‘新人文主义’有三个维度：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以证实其合理性；推动国际社会的包容性，尤其是西方包容东方、北方包容南方，实现持久和平、共同繁荣，以证实其合法性；推动各种文明成为自己，追求和而不同，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从根本上消除海洋文明对内民主、对外专制，对内多元、对外普世的对立，真正还原世界的多样性，以证实其合目的性。”
反思今天，起源于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在全球的扩张，产生并日益加剧着三种紧张关系：人与社会关系紧张——后“冷战”时代的冲突和危机还在显示，随资本主义工业化而来的现代性矛盾，并未因“冷战”的结束而消除；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现代工业文明彻底打破了自然的和谐与宁静，人类成了自然的主人和敌人；人与人关系紧张——现代化带来了“迷心逐物”的现代病，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就起源于华尔街从金融衍生品追逐超额利润的过度贪婪。
因此，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复古”——复古解决不了今天中国面临的问题，也不能应对世界挑战；更非“接轨”——西方难言先进，且自顾不暇，一些国家还希望中国创出一条崭新的道路来与中国接轨；而是复兴、包容、创新的三位一体：通过合理地复兴我们的原生文明——催生中华文明中海洋文明的种子而走向海洋，合法地包容西方文明——通过摒弃西方普世价值神话而塑造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合目的地创新人类文明——通过引领“海洋时代2.0”以实现人类文明永续发展，从根本上确立中国作为世界领导型国家的道统。
总之，中华文明面临复兴、转型、创新三位一体的历史使命与时代担当。中国梦不是单纯的现代化梦，更不是西方梦、美国梦，而是文明梦——通过开创人类新文明而复兴、转型中华文明的文明梦。既要从中华五千年文明发展历程，也要从人类文明史视角，才能得以看清中国梦的历史意义与世界价值。
传统上，我们把文明分成物质、制度、精神三个层面，这与中国梦的三大支柱——中国力量、中国制度、中国精神——正好契合：
从物质层面看，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接近实现中国梦。这就是两个“一百年”所描绘的壮丽蓝图。通过参与全球化实现中国梦，既超越“中等收入陷阱”，又超越“修昔底德陷阱”。
从制度层面看，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到2020年各项改革要取得决定性成果，各项制度要逐步完善起来。这就将中国梦的阶段性制度创新成果赋予国际比较竞争优势的内涵。
从精神层面看，今天，我们强调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道路又不故步自封，兼收并蓄又不失去自我，融会贯通又不失中国特色，才是中国成功的法宝。体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就是继承、包容、创新的三位一体：
○ 继承：继承传统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修身”层面；
○ 包容：包容西方普世性价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这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齐家”层面，不过在现时代，是小家融成大家，进而形成现代社会；
○ 创新：创新人类价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治国”层面，是对传统、现代价值观的创新。展望未来，待我国实现精神立国，完全成为自己后，核心价值观将更简练、更普适，将上升到“平天下”层面，使之包括和平、多元等内涵，塑造人类共同价值体系以及传统中国、现代中国、全球中国三位一体式国家身份。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要继承传统，又要包容现代、开创未来，是过渡、折中和凝练的过程。这是中国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大事，表明中国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基础上形成价值自觉，是中国对社会主义事业从制度、道路到价值建设的贡献，也是传统中华文明与现代文明融合的时代成就。
长期以来，国内外有种错误认识，认为中国的成功国内靠摸着石头过河、国际上靠搭全球化便车，缺乏自身价值观，因而这种成功具有偶然性、不可持续性，由此滋生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中国强硬论等种种言论。因此，必须讲清楚中国成功故事背后的价值根源。中国梦为此开了个好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进一步将中国梦理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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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响中国梦破除普世价值神话
小的时候听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故而一直想去国外看个究竟。后来发现外国的月亮也是有阴晴圆缺的，和中国的毫无二致。其实，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就像外国人认为中国人都会功夫一样，这是对彼此情况不了解导致的。
普世是一神论概念
普世的概念是什么时候进入人类语境的呢？人类的古老文明，起初都是主张多神论的，埃及、印度、希腊、罗马都有万神庙。“普世”的概念源于一神论的冲动，虽然其原初观念产生于地中海地区，可以追溯到古埃及，因为对太阳神和法老王亚克那顿的崇拜，诸神被赶出了神庙，但真正“普世”的概念来自基督教。
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发布《米兰敕令》，确立基督教为国教，欧洲开启了一神教时代。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新教等亚伯拉罕诸教均以《圣经》为经典，总体上属于一神论。公元5世纪时，东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堡牧首（主教）被荣称为“普世牧首”。那时的“普世”原文是oecumenical，既有“全世界范围”的意思，也有“全基督教”的含义。近代大学诞生于意大利博洛尼亚，原本含义就是阐释基督教的学问。universitas（大学）这个名称，是1228年由教皇颁布的敕令首先对教师和学生使用的。
现代意义的“普世价值”起源于启蒙运动，由于启蒙运动反宗教的特征，一般使用universal表达世俗化的普世概念，以显示与基督教的区别。以1789年《人权宣言》为标志，资产阶级革命的精神成果就是以政治普世价值取代了宗教普世价值。近代科学革命，强化了西方“发现”人类普世价值的中心论与优越感，代表性的是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直到近300年后的爱因斯坦相对论，才给牛顿定律划出边界——所谓的万有引力普世规律只是在宏观世界适用，在微观世界就是谬误。
可见，普世价值并非客观真理。如今给西方“普世价值”划出边界的历史使命，似乎落在了中国人头上。中国是文化共同体，而非民族国家。传统社会的世俗性，文化包容性，超越了以普世价值为幌子的宗教冲突。中国本土文化——道家、儒家并非宗教，而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很快融入中国文化中。中国传统上儒、道、释三种文化并存，不存在“普世主义”概念，而只有“天下”概念。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里，中国总被认为“另类”，处境如当年的哥白尼、布鲁诺，因为中国在终结西方普世价值的“托勒密世界观”。
普世价值是西方中心论产物
在地球上不同国家看到的月亮都是同一个月亮。认为自己看到的是圆月而他人看到的是亏月，显然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托勒密宇宙观。同理，认为西方代表普世价值，而其他地区非普世，这就是西方中心论。
如果中国人以生辰八字给外国人取名字，以十二生肖给外国人算命，我们自己都觉得奇怪——中国那一套只适合汉字文化圈。可是，当西方以普世价值给中国改革把脉时，为什么我们许多人就觉得理所当然呢？原因就在于现代化。
如果不是近代欧洲开启了现代化进程，主导了全球化，普世价值论也就不会滥觞于世。细究起来，普世论有三大逻辑矛盾：
其一，把偶然的说成必然的。欧洲领先于世界，源于工业革命。这具有相当的偶然性。把它当作历史的必然，笃信历史的“线性进化论”，甚至秉承社会达尔文主义，就会产生“李约瑟之谜”、“大分流”理论等伪命题。
其二，把地方的说成世界的。欧洲人倡导普世价值，是启蒙运动之后的事情。将欧洲的地方性价值观，说成是世界性的、先进的，完全是自欺欺人。
其三，把短期的说成永恒的。欧洲近代领先世界，时间段甚至短于中国一个王朝更迭的周朝，但是普世论者将这种短暂领先包装为永恒，似乎原本如此，且永远如此，刻意制造神话。
当今世界是否存在普世价值（不借用基督教概念，应称“普适价值”或“普遍价值”）？如果有，首推《联合国宪章》，而不能笼统地说国际法。因为近代国际法是西方意志产物，明确将武力占领作为领土合法取得手段。
更要紧的是，西方的普世价值说存在对内多样、对外普世的悖论，因而是虚伪的。美国对内秉承“天定命运论”，对外倡导“美国例外论”，就是这种悖论的体现。欧盟倡导“多元一体”（unity in diversity），也是对内高喊“多样性”，对外高喊“普世性”。
在柏林德国历史博物馆售票处，摆放着《世界人权宣言》小册子，供人免费取阅。册子扉页即引用法国人权卫士斯蒂凡纳·埃塞尔(Ｓｔéｐｈａｎｅ Ｈｅｓｓｅｌ)的话：文化有差异，文明无差别。小册子强调，不能以文化差异性否定普世人权价值，后者是现代文明的基石。这就提示我们，欧洲的对内多样性与对外普世性的矛盾，正源于其文化—文明观：文化多样性要尊重，但文明要进化。这就是欧洲现代政治文明的话语霸权。
普世价值与价值的普世性
不同角度看到的月亮，都是月亮的某种形态。这就好比价值的普世性——能传承至今的价值，总有其普世性成分。但宣称自己看到的才是月亮而其他人不是，正如宣称自己代表普世价值一样，就有些霸道了。
中国古代的“天下”观自认为代表了“天下”，其实只是东亚体系，并未涵盖真正的世界。西方的普世价值体系也只是世界普世性的西方文化折射。普世价值说不只是西方的话语霸权，它指代的更是西方的“先发优势”。真正的普世价值要“世界大同”后才能实现，目前的阶段是发掘价值普世性（universality），如和平、人性，让世界更美好。普世性价值观只是西方主导世界以来形成的“西方中心论”幻觉和西方的话语霸权，不仅现在，历史上也并未真正实现。因为“普世”意味着“历史的终结”——这有悖于文化多样性、文明多元性。中国的“天下大同”观并非认为历史会“终结”，中国传统文化秉承相对主义普世价值观，即坚持价值观念的相对性和多样性，本身就是普世价值的体现。这表明，中西方观念分歧的核心是关于“价值普世性”与“普世价值观”的争议。
中西方普世价值争论，反映了两者世界观之不同：西方人认为天下起初为公（res publica），普世主义具有传教士精神，从世界多样性中寻找共通性；而中国人直到孙中山才喊出“天下为公”的口号。同时，普世价值观的争论折射出中国防御性思维与西方进攻性思维的差异，这种差异可以追溯到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的不同。
因此，中西方关于普世价值的分歧，无关政体，本质是“文明的冲突”：世俗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冲突、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冲突。普世价值是名，价值普世性是实。中西方关于普世价值与价值普世性的争论，也是名与实的争论。
全体价值普世性的总和，才能拼出普世价值。宣称自己代表普世价值，只是一种话语霸权。
普世价值不是中国问题的答案
普世是月光，照亮着黑夜中的人们，这是西方的理念。不少中国知识分子也附和这种观念，动辄称中国需要启蒙，需要宪政民主。这正如混淆普世价值与价值的普世性一样，是混淆了宪政与宪政性、民主与民主性。
考察中国与普世价值的关系，须抓住中国问题的本质。概言之，中国现在面临着三大问题：一是快速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带来的问题，比如环境、资源等，这个在西方也有。二是中国深厚的历史根基带来的问题，比如外交上有南海问题的挑战。中华文明并非海洋文明，去向海洋的过程势必遇到阻挠；又由于我们国家很长一段时间内未找到符合自己发展的道路，所以期望中国用近四十年的时间就把过去累积的来自西方的负面影响全部消除是不现实的。有人指责中国人的道德观、价值观式微，这都不是一日造成的。要重建我们的传统价值，挖掘原生文明中的优秀基因，适应现代文明，同时开创一种符合人类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新文明，挑战非常巨大。第三是所有的国家都遇到的困难，也是全球化造成的问题。170年以来，中国次和西方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过去一直是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是现在我们和其他国家面临着越来越多相同的问题（如全球气候变化），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
如果真有普世价值，能解决上述中国问题，那倒也简单。只是，这个世界并非这么简单。中国也很复杂。与此同时，价值的普世性是内生的，而非外生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发展道路，需要一代代中国人在广泛借鉴包括西方在内的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基础上，去探索、去创新，而不能指望通过接轨到西方世界就找到答案。
由此可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须破除普世价值神话。不说清楚普世价值问题，中国梦就只能在普世梦与特色梦之间徘徊，缺乏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说清楚价值有普世性问题，不去追求人类共同价值，中国梦甚至不及古代天下梦的关怀，缺乏历史与实践自觉。
从农耕型走向工业（信息）型、从内陆型走向海洋型、从地区型走向全球型的中华文明，不得不再次面向西方。不过，这次是民族自觉行为、自主选择。它要解决的是鸦片战争以来近两百年的问题，面对的是“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华文明的复兴，是注定要继承、发展、创新与当年将“西天”的佛教变成华夏之佛学、神州之禅宗相类似的壮举，将西方的普世价值之术内化为中国之道——人类共同价值，从而确立中国崛起的道统。化中国梦为世界梦化中国梦为世界梦
“在当今中国乃至国际社会的语境中，中国梦应该是相对清醒的思想意识、比较清晰的远景图画和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印度问题专家马加力先生的看法清楚地指出，思想意识—远景图画—理想信念是分析中国梦的三大维度。
谈思想意识，中国梦超越了“古今中外”的思维定势；谈远景图画，中国梦是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形象表述；谈理想信念，中国梦与世界梦相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