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定位于高端阅读群体，兼具史料性、思想性、文学性的历史文化大散文。
2、梁衡、孙郁、张宏杰、孟宪实、余世存、祝勇……名家名篇，“文史之旨趣，家国之气象”。在历史的省思中关注人文情怀，以思想力澄明未来。
3、既有学者的深邃思想，旨要高迈、洋溢着天赋和洞见；又有文人的高格境界，灵动优美、感动人心。体验历史的温度和多种可能性，揭示人物令人欷歔的人生际遇和命运沉浮。
4、另附令鲁迅、梁实秋、徐志摩、闻一多、郁达夫等名家为之作品所倾倒的19世纪末闪亮的英国插画艺术家比亚兹莱画作；日本浮世绘三杰喜多川歌麿、歌川广重、葛饰北斋的经典浮世绘作品；奥地利著名象征主义画家古斯塔夫·克里姆特的经典画作。
【内容简介】
这本连续出版物取名“语之可”，由《作家文摘》·语可书坊策划。书名受启发于孔子所言“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定位于高端阅读群体，以思想力澄明未来。
《语之可》以一种独立纯粹的阅读趣味投入浩如烟海的文字中，发现、筛选、整理出那些兼具史料性、思想性、文学性的历史文化大散文，既有学者的深邃思想，旨要高迈、洋溢着天赋和洞见；又有文人的高格境界，灵动优美、感动人心，以*有价值*力量的文字，剑指“文史之旨趣，家国之气象”。
第二辑共三种，分别为：《谁悲关山失路人》《白云千载空悠悠》《频倚阑干不自由》，收录了梁衡、孙郁、张宏杰、孟宪实、余世存、祝勇等名家名篇。
另附令鲁迅、梁实秋、徐志摩、闻一多、郁达夫等名家为之作品所倾倒的19世纪末闪亮的英国插画艺术家比亚兹莱画作；日本浮世绘三杰喜多川歌麿、歌川广重、葛饰北斋的经典浮世绘作品；奥地利著名象征主义画家古斯塔夫·克里姆特的经典画作。
【作者简介】
《作家文摘》·语可书坊 策划、张亚丽 主编
隶属于中国作家协会的《作家文摘》报是一份以文史见长、兼顾时政的著名文化传媒品牌，内容涵盖历史真相揭秘、政治人物兴衰、名家妙笔精选、焦点事件深析等，博采精选，求真深度，具有鲜明的办报特色。
依托《作家文摘》的语可书坊主打纯粹高格的纸质阅读产品，辐射相关活动与新媒体运营，志在发现、推广那些意蕴醇厚、文笔隽秀的性灵之作，触探时代的纵深与人性的幽微。
张亚丽，《作家文摘》总编辑。
【目录】
语之可4：谁悲关山失路人
梁衡 心中的桃花源——陶渊明《桃花源记》解读
当政治家们为怎样治国争论不休时， 作为文学家的陶渊明却轻轻叹了一声：“不如不治。”然后就提笔濡墨，描绘了一幅桃花源图。
王龙 陈子昂：千古文人的两难悖论
中国古代固然不乏“头触龙庭”，冒死直谏的官儿， 可说到底又有几个皇帝老倌有闲心听你瞎扯，不认为“朕即真理”？又有几个拿命去摸“老虎屁股”的老夫子， 不落得个以忠谏为借，“哗众取宠，广结朋党，联名上书， 欺君罔上”的不赦之罪？终不但头上的官帽没了，连戴官帽的头也没了！
祝勇 纸上的李白
唐诗给我们带来的震撼，就是它的时空超越感。这样的时空超越感，在此前的艺术中也不是没有出现过，比如曹操面对大海时的心理独白，比如王羲之在兰亭畅饮、融天地于一体的那份通透感，但在魏晋之际， 他们只是个别的存在，不像大唐，潮流汹涌，一下子把一个朝代的诗人全部裹挟进去。魏晋固然出了很多英雄豪杰、很多名士怪才，但总的来讲，他们的内心是幽咽曲折的，唯有唐朝，呈现出空前浩大的时代气象，似乎每一个人，都有勇气独自面对无穷的时空。有的时候，是人大于时代，魏晋就是这样，到了大唐，人和时代，彼此成就。
赵允芳 苏辙：一个打动人心的配角
这世上，有多少人甘作配角的？ 好像不多。做人配角，几等于示弱，意味着技不如人，稍逊风骚。主角与配角，往往只有一步之遥。但主角只能有一个。兄弟俩的起步原本一样高。是在哪一个历史节点上，拉大了二人的差距？
赵柏田 屠隆：昙花一梦，遍地虚空
文坛领袖王世贞，一向视他为“真才子”，算是很看重他才华的，此案一经发布，就断定屠隆是被自身的才华给害了，以沉痛的语气感叹说，即使把屠隆老家宁波东钱湖的水全部起底，也洗刷不掉文人无行四字。
《语之可》·诞生纪
语之可5：白云千载空悠悠
张宏杰 春秋时代的“贵族精神”
作为殷朝贵族后代、从小受到严格的贵族教育的宋襄公，讲究贵族风度是他根深蒂固、深入骨髓的观念。在战争中，他既要取胜，也要赢得“漂亮”、赢得“合理”、赢得“高贵”。甚至在一定意义上， 风度大于胜败。那些今天看起来迂腐的礼仪其实不仅是仪式和礼节，更是一个阶级不可更改的文化信念。宋襄公的“愚蠢”，其实是那个时代贵族风度的光彩流露。
吕文利 武则天的世界版图
武则天时期经济、文化、外交上的发展，让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进入共同繁荣的阶段。虽然后世不少人对这位“心狠手辣”的女政治家颇有微词，但她在政治上的建树，跟其他帝王比起来是毫不逊色的。
孟宪实 文质彬彬说唐朝
秦汉时期的中国，更像是青春勃发期，昂扬向上的同时粗枝大叶，敢想敢干的同时又不免野蛮。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分裂、社会动荡和民族融合，到达唐朝的时候，无法不成熟。看看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你就知道那个时代的领导者是多么智慧，努力把历史上的各种有价值的制度都统合起来，理性是制度调整的根本方针。
李舫 大道兮低回——大宋王朝在景德元年
“澶渊之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华民族搁置争议，着眼大局，互相尊重，合作共赢，为宋、辽两国带来了切切实实的发展机会，使得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安度和平岁月……正是以这样的包容、这样的魅力，中华民族将一切可能纳为己有，爱其所同，敬其所异，和而不同，沉淀于心，又外化于行，成为具有强大稳定性、延续性、发展性的文明，并造就了博观约取、海纳百川的精神格局和精神气度
卜 键 模棱首——由嘉庆帝申斥刘墉说起
君子、小人之分，边界常也不是那么清晰。皇权之下，所有的臣子都是奴才，卑躬屈膝所必然也。晚年的弘历，自矜为十全老人，的确是“出一言而盈廷称圣， 发一令而四海讴歌”。明知已然盛世不在，秕政丛杂， 颂圣的人群中，不光有和珅之流，阿桂、王杰等始终在前列。这就是刘墉受责的大背景，就是弘历禅让时期的众官相。
袁一丹 民国学术圈的“里子”
政治这样东西，在汤尔和看来，外表冠冕堂皇，煞有介事，一旦掀开内幕，真是说不得，所以他坚信“政治是龌龊东西，政治生活是下流职业”。在“我的朋友胡适之” 四十大寿之际，汤尔和送了一副对联：“何必与人谈政治，不如为我做文章”，借此表明自己“不谈政治”的姿态。表面上看，汤尔和好像与胡适一样都患有某种政治上的“洁癖”，但这种“洁癖”背后的政治观却大不相同。
鱼宏亮 康熙与路易十四的交会
康熙的“哲人王”形象在18 世纪的欧洲所引起的轰动已经有众多中西方文化名人屡屡提及。从康熙自身来说，他在长达60 年的统治期间，持久而深入地学习研读中国传统的儒家经典，同时钻研西方科学知识与文化，将其应用到统治与行政的各项实践中，从而开创了清代为繁荣昌盛的“康乾盛世”。而遗憾的是，康熙皇帝对西方科学知识的学习和钟爱并未演化成一个时代的风气。
王 龙 光绪皇帝向左，明治天皇往右
日本天皇的权力是通过武士集团与幕府的长期斗争得到加强的。终，改革派武士通过武力从幕府手中夺取了权力，并全力拥戴天皇。拥有强大后盾的明治天皇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而光绪的身边只是一群手无寸铁、软弱无权的书生，这是他们之间的本质区别。
陆晶靖 为什么是德国，为什么是犹太人
希特勒像是一个从浪漫主义噩梦中走出来的人物，在萨弗兰斯基的《荣耀与丑闻》中，他比本文开头提到的许多欧美史学家走得更深，他认为浪漫主义和政治的结合终导致了这场灾难，但另一方面， 只有光的缺失才会导致真正的黑暗，如果从俾斯麦之后的所有德国人都能够像他们中的大多数犹太人那样真正地把古典德国作为自己的文化理想，那么以举国之力来屠杀异族的事情可能也不会在这片土地上发生。
张明扬 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的爱恨情仇
希特勒肯定不是一个有人情味的人。在爱情上他几乎是一个不婚主义者，自杀前才慷慨地许给了情妇爱娃一场婚礼；在友情上他习惯的就是背信弃义，一起打天下的好兄弟罗姆、器重的下属隆美尔后都被他干掉。然而，作为一个的例外，同时也是希特勒身上罕有的“人性之美”，希特勒终其一生对墨索里尼却保持着异乎寻常的忠诚与友谊，无论顺境逆境都不离不弃，唱出了一曲忠诚的赞歌。
《语之可》·诞生纪
语之可6：频倚阑干不自由
孙 郁 帝京的漂流者
在传统里，有的人一直在走，四处漂泊着，似乎什么也没有找到。有的一生原地不动，却参禅悟道者多多。可惜这两者在民国都不易做到。李叔同从浙江到闽南的路上，见兵匪之乱与生民之乱，颇为痛苦，在那次漂泊中，影响了他对尘世的印象，内心经历着罕有的波动。民国是大动荡的时期，殊乏静气。文人在变故里进进退退，遭难者为多，遂有了多样的人生。
余世存 康有为：谋国不成，谋家有成
有人为此说康有为大发“革命财”，将华人的一片爱国心用来消费、变现并据为己有。因为华侨们的捐款并不是捐给康有为个人的，但康有为有私用之嫌不说，他在管理上也贪大图多，急于求成。华侨们的资金，被他用来“今日提东，明日提西，今日办某店，明日办某店”，客栈、电车、书局、渔业，甚至房地产，都染指其中。
朵 渔 乱世为儒熊十力
一次，梁漱溟为学问之事与熊十力发生了争论。熊十力脾气大， 喜欢骂人、打人。争完了，熊十力趁梁漱溟转身的机会， 跑上去朝梁就是三拳头，口里还骂他是“笨蛋”。梁漱溟了解熊的个性，没加理会就走了。
沈美娟 沈醉回忆溥仪的后七年
一天，专员们正在阅读批判“三家村”的文件，溥仪走进来，气冲冲地说道：“我在路上看见廖部长被人捆绑在卡车上游街。我真想把他从车上拉下来，给他松绑。可是车开得太快了，我跟不上。”说着，眼泪就淌了出来。此时，专员们无不深感溥仪为人的正直和勇气，少数言不由衷者也心生愧意。
沈 寂 韦 泱 我知道的上官云珠
上官，你究竟犯了什么罪，被私刑拷打，我听不清楚那两个暴徒拷问你什么，你又交代了什么？我只听到猛打吼骂和你的号哭。他们为什么不公开批判，而是秘密审问，暴力逼供，他们究竟想要得到什么重要材料？ 我不知道，恐怕永远不会知道了。
张闾蘅 周海滨 我的伯父张学良
张学良被囚禁逾50 多年，对蒋介石的感情很复杂，但是至死都没有说过对蒋介石不利的话。只是在张闾蘅面前，张学良对蒋介石有过一句评价：“我有两个长官， 一个是蒋先生，一个是我父亲。我对这两个长官，我批评他们俩：我父亲这人有雄才，大略不如蒋介公；介公呢，他有大略，雄才不如我父亲……”
王鹤 毛彦文：爱与痛俱成往事
老太太（毛彦文）享有高寿，一生足迹遍及海峡两岸与美国，也有过刻骨铭心的情感遭际。她在自传里回忆起初恋、表哥朱君毅和亡夫熊希龄，都难抑深情，尽管朱君毅是负心之人。而提到吴宓，则下笔省俭，言语谨慎， 很是不想跟他扯上瓜葛。
陈碧 沈峻：不要眼泪不要悲伤
有一次，一位朋友和丁聪夫妇吃饭，夸沈峻有治国之才，丁聪苦着脸可怜兮兮地说：“一个能治理国家的人，现在只看管我一个人，你们想想看，我过的什么日子？”沈峻瞪了一眼丁聪，丁聪吐吐舌头不敢再往下说了。话是这么说，但丁聪一刻也离不了沈峻。
《语之可》·诞生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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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谋国不成，谋家有成
康有为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但家境并不富裕。人们称他为康南海，但他家在广东南海县丹灶苏村只有一套80来平方米的房产，据说康南海30多岁前多半生活在这一厅两廊两室的房子里。40岁前，他在广州花埭买地建了一套别墅，连同曾祖父在广州购置的“云衢书屋”，算是在大城市有了两处房产。
跟很多传统文人不同，康有为走了一条特立独行的道路。一般文人不敢脱离体制，但康有为无所谓。这跟他的家境或学殖有关，即他出身于破落官僚家庭，不富，但也不像寒门士子那样热衷于体制的功名，这样家庭出来的子弟反倒革命精神。21岁时，康南海开始接触西方文化，也是一个既不会膜拜又不尽弃之的年龄，这注定了他头脑中的中西学问要碰撞，要改造。33岁时，他在广州租了一处房子，创办“万木草堂”，开始聚徒讲学，宣传改良变法思想。6年后，他在花埭买地盖房。人们说康南海空疏，其实他的谋生本领不算差。
1891年，康有为租下“邱氏书室”并创办万木草堂，宣传维新思想，这里成了戊戌变法的策源地。
40岁时，康有为开始了流亡生涯，他的家产被抄没了。他得以避免谭嗣同等人流血的命运，得益于光绪皇帝的保护。经过“十一次死里逃生”，康有为到了加拿大，他的演说才能在华侨面前发挥得淋漓尽致。华侨们希望祖国强大起来，他们深知，祖国要强大，必须要变法。康有为抓住了机会，他是华人社会变法的勇士、领袖，他说到光绪皇帝的遭遇让人同情不已：“（皇上）所（索）鸡粥而不得……”他说到西太后的专制令人切齿：“三十年来之积弱，我四百兆同胞兄弟之涂炭，皆由西后一人不愿变法之故。”他说到中国的未来又让人振奋：“外之合海外五百万人为一人，内之合四万万人为一人，其孰能凌之？”
百年后，我们遥想康有为在华侨面前演说的情形，仍可为前人的纯粹和热情打动。康有为把听众的情绪调节到高潮，他会高呼：“愿齐心发奋救中国否？愿者拍手。”与会者无不应声鼓掌。他又问：“大众愿齐心发奋，救我皇上否？”人们又报以热烈的掌声。1899年7月20日，康有为联合加拿大华侨领袖李福基、冯秀石等人，携手创立了“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即后人通称的“保皇会”。保皇会规定，凡入会者须缴会费2元，用作宣传、通信、办报之资，并集资开矿、兴办工商。
康有为从身无分文的变法革命者、流亡者摇身一变为拥有巨大资源可以调用的雄才霸主。他的空想一旦有人落实起来，也会变成巨大的生产力。他曾经如此“空想”：“若海外五百万人，扯算计之，每人能以烟酒之余，人捐美洲银五元，合中国银十元，则有五千万矣。先开银行，印银纸行之，可得一万万零二千五百万矣。以三千万办轮船，以三千万办铁路，以三千万开矿，以五百万办杂业。他日矿路轮船有股份者分利无穷。以三千万办一切救国事，以养才能之士、忠义之人，立国体以行之，则中国立可救矣。”他还许诺：“苟救得皇上复位，公司中帝党诸臣，必将出力捐款之人，奏请照军功例，破格优奖。”“凡救驾有功者，布衣可至将相。”保皇会前后共建立总会11个、分会103个，会员多达百万之巨。这在今天都是一个奇迹。保皇会总局设在香港、澳门，康有为任总会长，梁启超、徐勤任副总会长。
保皇会用股份制的方式，向华侨出售股票、募集资本，创办“广智书局”和后来的“新民丛报社”。梁启超则以提供文稿为由，占有三分之一的股份。仅1902—1903年间，梁启超就分得“新民丛报社”的红利上万银圆，约合今人民币百万元左右。类似的事业、企业不止一种，如1903年，康有为发起成立了名为中国商务公司的股份制公司，总局设在香港，在广州、上海、横滨、旧金山都设有分局，并先后开办了十余家企业。他的声名如日中天时，连孙中山的哥哥都向他的保皇会捐款。
有人为此说康有为大发“革命财”，将华人的一片爱国心用来消费、变现并据为己有。因为华侨们的捐款并不是捐给康有为个人的，但康有为有私用之嫌不说，他在管理上也贪大图多，急于求成。华侨们的资金，被他用来“今日提东，明日提西，今日办某店，明日办某店”，客栈、电车、书局、渔业，甚至房地产，都染指其中。1906年年初，康有为了解到墨西哥办银行很有利，就到墨西哥办好了开办银行的手续，有人劝他投资地产，他就投资10万元购买若干地块，地块果然涨价了。
类似这样的事极多。他的摊子大、排场多。但他是保皇会总会长，他可以任意支配善款。当“新民丛报社”亏损时，他向梁启超保证解决他和家人的生活费，问梁启超需要多少钱，梁启超回信说：每年费用3000银圆。康有为立即拨付，给梁启超本人3000银圆、给家属1000银圆、给梁启超的兄弟学费每年1000银圆，共计5000银圆。仅1907年，康有为一次就从保皇会的善款中挪借13000银圆给梁启超做党务活动费，并决定每年给梁启超4000银圆、麦孟华3000银圆做安家费。
这样的保皇会注定被华侨和社会抛弃。只是康有为并不反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