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写作过程中,总是把古人的心灵世界看作是一种精神库存,努力从中发掘出种种历史文化精神。在同古人展开对话,进行心与心的交流过程中,着眼于以优秀民族传统这把精神之火烛照今人的灵魂;在对古人进行灵魂拷问的同时,也进行着对于今人的灵魂拷问,包括作家自己的灵魂,一起在历史文化精神中接受撞击。从而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挺举起作家人格力量和批判精神的杠杆。
——王充闾《历史文化散文的现实期待与深度追求》
王充闾的功底真好,举杯一唐诗,落杯一宋词。如今,这样的文人已经不多见了。
——沈昌文(著名出版家、散文家)辑
散文作家要重视人文修养
渴望超越
历史文化散文的现实期待与深度追求
散文激活历史
想象:散文创作的一个审美特征
黄裳先生与学者散文
散文的文学性——答《辽宁日报》记者问
散文写作十题——答《中华散文》记者问
散文语言纵横谈——与王向峰教授的对话
就《张学良:人格图谱》答央视记者问
关于散文写作的对话
第二辑
散文杂文创作谈
文化散文一席谈
散文创作的深度意识
我写纪游散文
论说文的文采——以《庄子》为例
同中学生谈散文写作
散文创作中人物刻画的文学手法
只缘胸次有江湖
《王充闾散文精选》自序
“这里就是罗陀斯”——《王充闾散文选集》自序
《在母语的屋檐下》 序
学林一帜阵图开——《学林广记》序
《卷施》序
题记九则
第三辑
征程迢递 上下求索——五十余年散文写作回顾
1935年,我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故乡是医巫闾山东面一个芦苇丛生、荒凉偏僻的村落。当时兵荒马乱,土匪横行,日本“皇军”和伪保安队不敢露面,那里便成了一处“化外”荒原。我有一位族叔,很有学问,也有一些资产,膝下一子,生性顽皮、整天惹是生非,当地没有公立学校,叔叔便延聘一位老学究来加以调教;由于对我有好感,便把我连同他的孩子一起送进了私塾。六岁到十三周岁,读了八年私塾,在这里受到了比较系统的传统教育。读书进程大体按照经史子集的顺序,“三百千千”之后,先读“四书五经”,再读《左传》《史记》《汉书》《纲鉴易知录》,再读先秦诸子,主要是《老子》《庄子》《韩非子》。老师这个安排很特别,也有他的理由,就是趁着孩子记忆力强时节把需要背诵的经书背下来,懂不懂没关系。他有两个理论:一个是“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再就是,在好读书时抓紧读,不要好读书不读,不好读时却枉劳心力去记诵。他打个比喻,说是像窃贼进屋偷东西,收拾起来,背上就走;待到安全地方,再作分类、归拢。从实际效果看,这样读下来,一是确实记得很牢,二是先难后易。从佶屈聱牙的经书(比如《周易》《书经》《礼记》),到史书、诸子,有一种春水溶冰、江河下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的快感。
回顾那八年的私塾生涯,有失有得。的失,是思想受到禁锢,在世界观、人生观方面也承受一些负面影响;收获有三方面:一,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国学基础,主要是在文史方面;二,培养了对于历史的浓烈兴趣,因为旧学有“六经皆史”的说法,而且是“文史不分家”的;三,训练了超强的记忆能力,所谓 “童子功”。我没有进过小学,所以,至今也不会拼音,查字典全凭笔画。我是1949年夏天直接考入中学的,数学只得了十九分,当时带个算盘,“四则”题不会列方程式,算盘一扒拉,“一退六二五”,“三下五除二”,结果出来了。但是,语文得的是满分,字也写得好。口试时,历史、地理都很优异。大学毕业后下乡锻炼,当过村官(乡团委副书记),当过中学教师、报纸副刊编辑,后来就在市直、省直机关工作。
关于写作,说来也有意思。刚上初中时的作文,还是“之乎者也”的,结果被老师狠批一顿。这样,便开始学习现代表达方式。但真正称得上文章,还是在60年代初开始的,那时编报纸副刊,同时也便开始了散文创作。“文革”十年搁笔。由于一开始,就以报社“黑笔杆子”罪名遭到批判,市直机关造反派组织不肯吸收,这倒给了我安心读书的机会,主要是读鲁迅的作品。后来进入批斗“走资派”阶段,我们这些“死狗”便没有人理了,还是照样读书。“破四旧”时,红卫兵抄家,弄来不少古书,统统放在仓库里,“批林批孔”时要找靶子,因为我读过私塾,革委会宣传组便指令我去清理旧书,弄了两整天,挑出有价值的三四百种。这样,我便打着“评法批儒”的旗帜,名正言顺地看书、摘记。当时主要是读史书和诸子,中间也没有人催我写批判文章,倒乐得个自由自在。我曾写过六首七绝:其三:“伏尽炎消夜气清,百虫声里梦难成。书城弗下心如沸,鏖战频年未解兵。”其四:“学海深探为得珠,清宵苦读一灯孤。书中果有颜如玉,戏问山妻妒也无?”这些都是心路历程和苦读生涯的真实写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面对着潮平岸阔、虎跃龙骧的蓬勃景象,我的创作情怀又从长久的冬蛰中苏醒过来。心灵上的锁链脱掉了,一种火热的激情和昂扬的活力喷涌而出。真实的感受,伴着联翩的浮想,通过理性的过滤,揭示出潜藏在生活深处的美感。这样,就再次与缪斯女神打上了交道。到 98 年底,六七年时间写出各类散文六十余篇,近二十万字。统览新时期开始后所写的散文作品,感到确实比过去有了较大进步。取材范围有所扩大,不再限于身旁事、眼前人,而是上下古今,纵横南北;抒怀、纪游、叙事、思辨,诸体兼备;无论是散文或者随笔,跳出了新闻性、纪实性较强的报纸副刊文字的窠臼,文学性较强了,表现在语言运用、心理刻画、细节挖掘、形象描写以及联想、想象手法的运用上。过去主要是刊发在报纸副刊上,现在,则以文学杂志为主要场地,影响面显著地扩大了;许多文章引起了文学评论界的关注,出现了一些评论文章。
但是,这一阶段的写作,实际上带有过渡期转型的性质——由过去“十七年”的思维方式、文学观念、写作路径向着新的境域转换,痕迹是比较明显的。
著名文学评论家蓝棣之教授在谈到我的初创期散文的缺陷时,指出:
如果说有什么不足,那就是在个体的生命体验方面。我认为,有时候他的个体生命体验被过重的文化负荷与历史理性压倒了,压缩了,有时候他看上去缺乏一份对人生的欣赏之情,尽管他也说自甘淡泊,但他很少用置身事外的、欣赏的心情来看待自己的苦乐。如果他稍稍把文化与理性的因素抑制一点,他自己的生命体验就会从压抑中释放出来;如果他对人生(包括他所喜爱的文学创作)稍存一点欣赏玩味的态度,如果他真正放松一些,他就会发现个体生命的丰富性,他的散文创作所发掘到的社会人生的层面,就会更加丰富、深入了。总之,充闾的作品,思想高度是有了,但个体生命体验的深度尚嫌不足。他对文艺作品的体会是敏感、细腻、深刻的,但这种对艺术的亮点正有可能造成对生活的盲点,使他一看见月亮就想起了李白那个月亮,他的那些对月的感受、自己的体验反而迟钝了,忽略了。
有的评论家在肯定我文笔娴熟、文字简洁、凝练、学识渊博、旁征博引的同时,指出了行文拘谨,没有放开以及矜富炫博、诗文征引过多,有的篇章所承载的文化信息过于密集,导致行文拥塞、文气不畅的毛病。有的指出,文章存在着主体性、内倾性不强的缺陷。这同我对文学的本质、文学创作的旨归的认识比较模糊有直接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