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看见你:临床过程、创伤和解离》为解开意义如何形成以及治疗如何起作用这个谜，布隆伯格呈现了一幅生动而引人入胜的心理画面，其笔法之细腻远超我们的想象——关注临床现象及可以发生改变的部分，这是注重冲突解决的学者们无法忽视的。然而布隆伯格*的贡献在于揭示了从业者们骨子里感受到却因其不可名状而嗤之以鼻的那些力量所具有的极高价值，引导我们以更多尊重与耐心来使用这些力量。我预言，读者将发现布隆伯格的这本书对其临床工作的影响无处不在，而且将在他陷入困境时解救他。
【内容简介】
《让我看见你：临床过程、创伤和解离》在本书的开始，布隆伯格思考了怎样从人际间视角看待分裂疏离。令他意外的是，他发现被病人否认的体验往往需要经由分析师的内部对话才能找到，因为被解离了的自体—他人互动结构先是在分析师那里被引发，然后才在人际间场里展现出来。
这个领悟导致了其他发现，布隆伯格经常在分裂病人及其他人格障碍病人的解离结构之下找到创伤体验——哪怕是在非创伤性病人身上也能找到。这个发现使心理结构的人际间理念得以以新的面貌出现，布隆伯格进而认识到，所有严重的人格异常都暗藏了解离防御，用以避开内部创伤体验，控制外部世界，从而避免再次创伤。这些领悟开启了对治疗过程本身固有的解离过程的全新理解。在布隆伯格看来，病人关系世界里的突发事件，及其对分析师保持治疗姿态的努力产生的冲击，使得*深入*有成效的分析体验成为可能。
布隆伯格的文章不落俗套，力求让读者体会语言是怎样捕捉联结中的微妙变化的。确实，布隆伯格的写作生动再现了关系分析师工作中心理状态的改变，富于启发，散发着充满慈悲和机敏的临床智慧。本书将注定成为未来几十年里分析师和治疗师反复阅读的经典之作。
【作者简介】
Philip M. Bromberg（菲利浦•M•布隆博格），在对创伤与解离现象的理解上，菲利浦·布隆伯格是一位杰出的写作者，他的书包括：《让我看见你：临床过程、创伤和解离》、 Awakening the Dreamer: Clinical Journeys 、 The Shadow of the Tsunami and the Growth of the Relational Mind。他是怀特学院(William Alanson White Institute)的培训和督导分析师，也是纽约大学心理治疗和精神分析博士后项目的兼职临床教授。作为当代精神分析出版社(Contemporary Psychoanalysis)的名誉编辑，布隆伯格先生是Psychoanalytic Dialogues和Psychoanalytic Inquiry的编委会成员。他四处讲学，积极投身于国内国际心理健康方面的培训工作。
【媒体评论】
布隆伯格身上融合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敏感度，这使他笔下的精神分析文章独放异彩。一方面，作为杰出的人际间分析师，他精准地把握两人之间的相互影响，反感抽象的理论；另一方面，他敏锐地感受个人体验，隐藏在内心深处、使个人存在感得以存续的细微的“内在世界”。这两者的结合产生了独特的、丝丝入扣的精神分析过程：睿智而温暖，兼顾相同与差异、安全与成长，充满了构成个人内在生活的情感交流。这本书堪称当代精神分析领域*好的作品之一。
Stephen A. Mitchell博士，Psychoanalytic Dialogues编辑
每个精神分析师及心理治疗师都应该读这本书，这样才能对他们的工作有更充分的理解。这本书学识卓著，行文优美易懂，内容丰富，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临床案例发人深省。该书以人际间学者的视角写成，而又广泛汇集了其他精神分析取向的理论。布隆伯格显然是一位天分超群的临床医生，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杰出的理论家之一。
Peter Fonagy博士，伦敦大学学院
【目录】
1 引言 /
部分 站在桥上看
2 艺术家与分析师（1991） /
3 人际间精神分析与退行（1979） /
4 共情、焦虑与现实： 从桥上看到的（1980） /
5 走进内心与走出自我
关于分裂过程（1984） /
6 自恋和边缘中的疏离（1979） /
第二部分 安全、退行与创伤
7 镜子与面具
关于自恋和精神分析成长（1983） /
8 发生在分裂病人身上的Isakower现象（1984） /
9 困难的病人还是困难的组合？（1992） /
10 从里到外了解病人
潜意识沟通的美学（1991） /
11 人际间精神分析和自体心理学
临床比较（1989） /
第三部分 解离与临床过程
12 影子与实体
临床过程的关系视角（1993） /
13 精神分析、解离和人格组织（1995） /
14 阻抗、客体使用和人类联结（1995） /
15 歇斯底里，解离和治愈
重读Emmy von N(1996) /
第四部分 心灵的解离
16 “说话！这样我才能看见你”
对解离、现实以及精神分析式倾听的一些反思（1994） /
17 心灵的解离
自体多样性与精神分析关系（1996） /
18 变化的同时保持不变
对临床判断的反思（1998） /
19 “救命！我要从你心里出去” /
参考文献 /
【前言】
“一本书能有什么用？”爱丽丝想，“如果连图片和对话都没有”。
——Lewis Carroll，《爱丽丝梦游仙境》
我用词总是很谨慎——想想接下来得用多少词就会知道这个开场白有多奇怪。早在中学的时候，我就因顽固地拒绝用成年人所说的“真正的现实”替代我内在体验中感受到的现实，在那些以教育我为己任的人面前麻烦不断。比如说，老师总是不厌其烦地在我的成绩单里附上这样的话：“菲利浦看起来很聪明，但是他好像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从来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我做的事说的话没有一样可以改变这一点。”我父母清楚老师的弦外之音，他们只能认可而无奈地点头，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对于那些总是想办法让我“集中注意力”的大人们来说，我消失在“里面”——就像进到另外一个世界——的能力，很显然是个需要改变的坏习惯。我呢，当然从来没有苟同过，而且我无法理解为什么这对他们来说那么重要。所以我依然我行我素，直到我妈突然想到一招，让我重复她所说的话，希望以此来挫败我对她的忽视。当时发生的事情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她站在我面前，两手叉腰，咆哮道：“你就是不听话！你就是听不进去我的话！现在我要跟你说一些话，你必须原封不动地重复出来。”然后她就说了“一些话”，我真的一个字一个字地重复了，跟她说的一模一样。她用一种又困惑又惊愕的眼神看着我。“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她说，“但是我知道就算你听见了你也没听进去。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但是你做到了！”不用说，她完全正确，我在被“教育”的时候就是听而不闻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她在这件事上表现出的幽默对我长大后可以坦然接受我的“内在”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就像Langan(1997, p.820)嘲讽的那样，“分馏的发现跟谁有什么关系？诗人Allen Ginsberg不是说了么，‘我的心思难道还有它自己的心思吗？’”谁知道呢？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现在的我才能在与病人之间的类似时刻发现幽默——否则就有可能因为现实冲突而变成紧张对立的时刻。
我从我自己童年的一个片断写起，因为那可能是我早意识到我所坚持的人格成长的核心——被人知道仍然保持私密、处于世界之中仍然与之分离。这个矛盾经常困惑着精神分析师们，就像在我小时候它困惑着大人们一样。获得新的自体体验这一过程并不单是由语言促成的，还必须与“别人”在真实的感觉层面进行交流，才能把语言内容愉快而安全地整合成自体体验。分析情境被设计成一种由双方协商的治疗关系，以实现该整合。
以下各章选自我过去二十年所写的临床论文。可以简单地把它当作论文集来读，也可以当作临床观点的发展过程来读——对分析关系的一系列反思，包括其自身的隐含顺序、思想发展及内在辩证。我希望能有更多的读者发现后者更符合他们的偏好。当然，读者怎么读部分取决于他自己的临床体验和思想发展史跟我过去二十年的经历有多少共同之处。作者需要读者。Patricia Duncker在她1996年的小说《致幻的福柯》（Hallucinating Foucault）里说，作者们说了几百年的“缪斯”无非就是他们为之写作的读者。借她塑造的主人公之口，她这样说：
我从不需要寻找缪斯。缪斯通常只是以女性形象出现的一种自恋的说法……我宁可要一个民主版的缪斯，一位同事、朋友或旅伴，肩并肩地一起承担这个漫长痛苦的旅程需要付出的代价。这样，缪斯就成了合作者，有时又是对手，有时跟你很像，有时又总是反对你……对我来说，缪斯是另外一个声音。每个作者都被迫承受的喧嚣后总是会和解成两个声音……但是作者和缪斯应该能够交换位置，用双方的声音说话，台词可以交替、融和、换手。声音不是专属的。它们无所谓由谁发出来。他们是写作的源泉。是的，读者就是缪斯。（pp.58-59）
现在，当我思考我自己的读者——缪斯的“另外”一个声音时，我不知道跟当年比是不是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那时我会跟我的督导说：“我可以告诉你前几次咨询的情况，但是你真的得自己经历了才行。”我发现我再一次试图挣脱语言的限制，在写作时比用言语表达时感觉更加强烈，我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用“正确”的词语来“完整地”阐述这本书并不足以体现每一章的独特个性以及孕育了这些个性的我自己的临床意识状态。我特别想把当初激发我创作每一章时的每一次不同体验都传递出来，每次体验都是独特的，就像每一小节的分析，只有在发生的当下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它自己”。也许我尝试这样介绍这本书表达了我不想接受局限性的愿望——病人与分析师带着目标一起面对并参与各种非线性现实（他们自己的以及对方的），从而结成我们所说的精神分析治疗关系，我希望在理解这个两人现象时，在读者心里唤起对他自己内在声音的强烈意识。
“在我小时候，”马克·吐温写道，“我什么事都能记住，不管是发生了的还是没发生的”。既然我们长大后据说已经丧失了这种能力，那么能读懂吐温的幽默就成了一项非凡的人类成就。作为成年人，我们喜欢称之为“想象力”。但是作为分析师，我们知道不管是对病人还是对我们自己，这种逻辑上的不可能都是一个难题，其实这是一种僵局。而另一方面，作为分析师我们都深知，仅仅“知道”现实并不是成长要解决的问题。在工作中我们都清楚地察觉到，“知道”现实对很多人来说很可能是灾难性的残忍的体验。如果父母在把“真实”的情况告诉孩子时任由孩子保留他的主观体验，那么他成年后极有可能像马克·吐温一样，总像个孩子似的天马行空。
精神分析理论发展的核心一直是努力建立一个分析关系工作模型，临床上灵活，理论上可靠。所有人的努力，包括弗洛伊德，都建立在一套或明示或隐含的关于现实的本质及人类怎样理解“真实”的假设之上。这些假设关系到一个人像别人一样看待事情的能力怎样发展、稳定并与其价值观、愿望、梦想、冲动、自发性等等共存；也就是说，这些假设关心的是在什么条件下，对现实（包括一个人的自我现实）的主观体验能够突破自我中心式的个人“真相”。就此而言，精神分析式的关系作为人际环境释放了病人的潜能和愿望——在内部现实和由分析师作为独立的主体中心代表的外部现实之间，建立起创造性的辩证关系。
分析理论不是建立在想象之中，所以我倾向于把研究过程当成理性探险，就像我十来岁时着迷于拆钟表一样——看看它们是怎样工作的。也就是说，我不认为必须有一个成型的理论才能有效地工作，事实上我怀疑对理论的过度拘泥将干扰治疗过程，就像拆钟表有可能取代对生活的全情投入一样。如果全身心地“投入在精神分析关系里”确实需要想象力，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或许可以说，分析过程的灵魂就是对童年时代的回归。用更诗意的话来说，有哪个分析师没有在小时候相信过Eugene Field（1883）所说的“Wynken、Blynken和Nod在一个晚上驶入一只木鞋里”？哪怕“有人认为这是他们做的一个梦”。我想起暑假刚回来时的一节咨询，当时我坐在那儿，什么也没说，希望恢复我的“记忆”。在躺椅上，我的病人说：“你今天听起来很安静。”我的反应是“那是什么意思？”如果她说的是“你今天很安静”，我可能马上就能反应过来。但是我怎么能听起来很安静呢？当我开始思考她当时的感受时，有些事发生了。我“知道”她是什么意思了。不是在概念上——在概念上我已经知道了。我是在另外的意义上知道了，因为“听起来很安静”这些词语不再感觉遥远，就像她不再感觉遥远一样。我很想给它一个名字——“在体验上”我知道了，或者“共情地”我跟她建立了联结，诸如此类。哪怕确实是这么回事，我仍然相信，就算借助这些术语的帮助，我们也还是不明白“这只表嘀答作响的动机何在”。人类交流过程中发生的一些奇特的事情一直是我们临床上依赖的根本，同时也是所有分析理论的真正主题，不管用我们的专业词汇是怎么表达的： 移情—反移情、行动化、投射性认同、主体间性、解离的自体状态，还是“想象”现象。
你或许已经预料到了，我的写作更注重过程而不是理论，而且你会发现各章的主题进程，特别是在近十年，越来越多地以临床片断为背景，逐渐形成了我作为人际关系/关系取向分析师的观点。尽管我有涉及文献中现存的争议，并且试图不时地提出挑战，表达出我坚信是正确的意见，但我主要想表达的，还是关于临床现象的观点以及工作方法。也就是说，我在思考临床资料后得出的理论构想，更多地是对现象的回应，而不是事前就由内到外对它们进行的理论化。
精神分析怎么可能有效？像熊蜂，它不应该会飞；但它就是会飞。这个问题经常在我的临床工作中冒出来，有时是有意识的，有时不是，但总是充满好奇，我带着这样的好奇心进入与病人的工作。在看起来不可调和的人类自体需要之间——稳定与成长、安全与自发、私人与公共、连续与变化、自私与忘我——怎样建立起治疗链接？问自己精神分析怎么可能有效不同于问精神分析怎么工作。前一个问题出自临床医生的牢骚与不安——多半是在临床工作初期，还没经过自体—反思功能的概念化，还在与病人一起摸索时分析师的自体状态。努力在临床上发现怎样才有可能与一个人建立一种联系，使他能够为了不确定能否得到的收益而卸掉来之不易的对人格结构的保护，这也许是贯穿本书的一个潜在主题。
安全与成长
个体用于保护其稳定感、自我连续性以及心理完整性的那些重要方法，会损坏他的未来成长能力及与别人充分联结的能力。因此，有人带着对生活的不满和做出改变的愿望来到治疗当中，但是他会不可避免地发现，他就是他的生活，让他感觉矛盾的是，要“改变”就是要“治愈”他这个人——他知道的的自体。“我能冒险依赖这个陌生人而失去自己吗？”“我的分析师是朋友还是敌人，我能确定吗？”Ernest Becker(1964, p.179)认为这个矛盾是“人格改变的主要困难”，并犀利地问道：“一个人如果没有先得到一个新世界，他怎么能放弃原来的世界？”Becker的问题引发大家开始密切关注允许精神分析过程发生的那种人际关系。怎样才能在病人和分析师之间建立起关系，而不需要病人在做他自己和依赖并接受分析师的影响这二者之间作出不可能的选择？（参见Mitchell, 1997b）病人决心保护他自己对自体的感受，分析师与病人的关系能突破他对自体的保护吗？分析师要怎样做才能使这种突破发生？
在我看来，答案在于通过治疗创造一个新的现实领域，在这里，对“即将发生的”期待和对“不是我”的担心可以并存。任何人，无论他困于内在客体世界的痛苦有多深，也无论他挣脱出来的愿望有多强烈，他都不可能全然活在当下而不去面对和承受那些自体痛恨并放弃了的、曾经塑造了早年客体依恋也被早年客体依恋所塑造了的部分。“治好我的失明吧，但是在我学会看见之前请不要把我留在一无所知里。如果我终知道看见不是一种病，我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不管我们在问题的诊断、分类、严重程度和分析技术上说什么——我们已经说了很多，针对任何病人的临床方法，公道地说，都还是主要取决于他是否发展成熟到可以构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的生活是这个样子？”我要说的不是他有没有想过“这个样子”意味着什么或者他有没有认真尝试过要回答这个问题。有些人来求治是被这个问题折磨了多年也没找到答案，还有些人从没问过这个问题，因为对他们来说“为什么我的生活是这个样子”这一概念没有意义。他们好像并不认同苏格拉底的那个久负盛名的观点（柏拉图/Jowett, 1986, p.22）：“未经审视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他们虽然活着，却生不如死。
对他们来说，“为什么”是不能问的，当他们选择来求治时（通常是来寻求缓解痛苦），不管我们怎样诊断这个人，治疗初始阶段的成败都取决于能否让他做到可以问“为什么”。除非做到这一点，不然分析师和病人对他们共同面对的“现实”和一起工作的目标就会有不同的看法，而且在我的经验里，分析工作中出现的一些“不可避免的”治疗僵局和失败就是因为一方徒劳地想把他自己的“治疗现实”强加给另一方。
解离与冲突
提高一个人质疑生活的能力需要在临床过程中促进自我反思能力的发展。传统上，自我反思指的是有“一个观察的自我”，这是可分析性常用的标准。它能让病人在全然存在于当下的同时，对存在着的自体保持觉察。人类可以适应性地限制自我反思能力是解离的一个标志，解离现象正在为当代大多数分析流派所重视，不管是正常的还是病态的解离。作为一种防御，在单一的对“我”的体验当中，当解离主动限制并经常关闭了保持并反思不同的心理状态的能力时，就成为病态。在我看来，方兴未艾的对解离作为基本的人类心理功能的关注，以及同样重要的，对心理状态现象学的关注，反映了在理解人类心理及潜意识心理过程的本质时一个重要转变——自体是分散的，心理是转变着的非线性意识状态构造Mitchell(1997a)指出，“当代分析思想中日益强大的潮流是把自体描述成……不可进入、不稳定或者不连续： Winnicott的无法与外界交流的、私人的自体；Lacan的在转瞬即逝的‘想象力’背后的‘真实’；Ogden的在意识与潜意识、偏执—分裂位和抑郁位的辩证中摆荡的去中心化的主体；Hoffman的永续构建与共同构建的体验”（pp.31-32）。，与所需要的对完整自体的幻觉处于持续的辩证之中。
在过去二十年的写作中，我一直以临床为基础，专注于解离过程在正常及病态心理功能中的核心作用及其在精神分析关系中的含义，并不断发展我的观点。来自多方面的数据，包括研究的和临床的，都支持了这样一个事实，人类心理（psyche）不仅是由压抑和内部心理冲突造成的，同样而且往往更重要的，是由创伤和解离造成的。我的思想早起源于对人格障碍病人的治疗，但我相信在任何治疗里都适用，不管是诊断为何种类型的病人。对治疗关系的传统看法是，通过解决心理冲突来解除压抑，扩展记忆。我认为这个观点正面的说法是低估，负面的说法是忽略了人类心理的解离结构，使我们的临床理论漏掉了促使人格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每个精神分析治疗中都会出现的一个变化的影响深远的因素——对内在心理冲突的体验成为可能的那个过程。我指的是人际间的过程： 病人在关系领域对现实的觉察范围得到拓展，从而使由解离到可分析的内在心理冲突的转化有可能发生。我刚开始发表分析论文时写过很多“分裂型人格”，对“解离”基本没涉及过，但我从未真的把兴趣完全放到“分裂”上，理论上和临床上都没有。我觉得你会更加了解分裂人群，如果考虑到他们也都具有极其解离的人格结构，只是这个解离结构非常稳定，只有在崩溃的时候才会被注意到（参见第13章）。我早谈及这个问题（Bromberg, 1979）是在一篇论文里指出，“分裂”起初是用来定义非整合趋势的一个概念，几乎跟“前精神分裂症”是同义词，其实在用于稳定的人格结构时要有趣得多——至少在我看来是。让我好奇的是，撇开它作为逃避某种体验——对很多人来说是毁灭焦虑——的一种方法的动力学起源，人格结构的稳定性既是珍贵的资产，也是痛苦的羁绊。我曾写过，从这个观点出发，心理是一个环境——分裂型人居住的一个稳定的、相对安全的世界。他不想被外部打扰，希望尽可能地住得舒适有趣。与世隔绝、自给自足、避免自发或意外变得十分重要。于是，一个界限在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之间建立起来，阻止自由自发的交换在已知的相对可预测或可控制的世界以外发生。
心理作为稳定的相对安全的世界，设计上尽可能舒适宜居，结构上与世隔绝、自给自足，拒绝外界尤其是“意外”的打扰！我当时并不知道我写的就是后来我才意识到的对创伤“惊吓”及可能的二次创伤所做的解离防御。我那时描写的，就是在每个人身上允许连续性与变化同时发生从而使正常的人格发展成为可能的那种病态形式——允许自体与他人相互渗透的心理空间，它在自体变化发生的同时，为人际联结的连续性提供情境。近（第17章）我开始把它称为共同建构的心理空间，对关系是的，对个体也是的；不属于两人中的任何个人，而是属于双方及其中的一方；一个诡异的使“不可能”成为可能的空间；一个可以让一对分别知道自己的“真相”但是并不相容的自体能够“梦到”对方的现实而不失去自身完整性的空间。我说过这是一个主体间的空间，就像入睡前意识的“迷糊”状态一样，半梦半醒。从更灵性的参考框架来看，Roger Kamenetz（1994, p.28）在他对犹太教和佛教进行的奇特的文化探索时提出过类似的看法。他观察到“黎明和黄昏是祈祷的主要时段，因为那时候你同时在意识中拥有白天与黑夜”。我想说的是，精神分析在临床上能够做到的极致，就是在不相容的心理状态之间促成同样的效果。
有趣的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个看起来不可能的，对关系是对个体也是的心理空间，不仅是可能的，甚至还有众所周知的神经心理学基础。比如说，Henry Krystal（Krystal et al.,1995,p.245）就说过，它事实上很可能是由一个连接着“催眠、做梦及某些兼具了睡与醒的共同特征的意识状态的连续谱系”的神经床的活动所调节。在人格成长的层面上，Krystal所说的就是我所认为的旨在促进病人更加能够在处于很多自体时仍感觉是一个自体的那个治疗过程——通过这样的临床关系，在防御性地断开的自体体验之间搭起桥梁，使“我”和“非我”之间的界线变得越来越可逾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