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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礼所体现的“中国世界秩序”大都只限于礼仪场合，与国际关系的现实并不总是有对偶关系。唐廷并不以任何特定的抽象道德理念为制定对外政策的依据。它的外交政策是以道德理想主义为表，实用功利主义为里，是二者有机结合的产物。唐廷常常根据具体情势，以渐进、实用的方式改变、调整其对外政策，使唐王朝能够更好地应对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处理与邻国的双边及多边关系。因此，本书不以相对固化的“册封体制论”观察古代亚洲这个多元世界，而是从“多节点（多元）”的视角出发，充分注意中、小国家之间以及与大国的互动；把它们之间时而相互依赖，时而相互排斥的动态关系视为一张开放、多元、形态不断演变的“国际网络”，以期从“多元开放网络”的理论视角，对古代亚洲国际关系的演变提出更为妥当的解释，进而重新认识唐代宾礼。
【内容简介】
本书由六章组成，分别是宾礼的政治基础及其“去政治化”嬗变、宾礼的主要环节、唐廷外交礼仪的特质、宾礼中的口头信息传递、宾礼“去政治化”与亚洲国际政治新格局、从宾礼“去政治化”看“册封/朝贡体制论”。从微观、宏观，狭义、广义，中外比较的不同角度对唐代宾礼加以考察。认为唐代宾礼嬗变的根本原因，在于不断变化的国际关系中相关各方权力关系的演变。
【作者简介】
王贞平，重庆江津人，南洋理工大学副教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博士。主要研究唐代外交制度史、对外经济贸易史、中日关系史。著有《汉唐中日关系论》。
【目录】
序言
章 宾礼的政治基础及其“去政治化”嬗变
第二章 宾礼的主要环节
第三章 唐廷外交礼仪的特质
第四章 宾礼中的口头信息传递
第五章 宾礼“去政治化”与亚洲国际政治新格局
第六章 从宾礼“去政治化”看“册封/朝贡体制论”
结语
附录
参考文献
后记
【前言】
本书从微观、宏观，狭义、广义，中外比较的不同角度考察唐代宾礼。微观考察旨在详细论述唐代宾礼的渊源、意识形态基础，描述其主要礼节，探讨礼仪动作背后的政治寓意，并特别论析宾礼中的口头信息沟通这一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环节。微观考察中论及的礼节，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宾礼指外国使节（或君主）在抵达唐都近郊时和下榻住所之后，唐廷根据一定的差别规格为他们安排的一系列礼仪活动。这包括郊劳，接受唐帝派遣使节的问候，觐见皇帝，会见唐廷官员，参加宴会、新年及皇帝生辰庆祝集会等，还包括对外国使节逗留首都期间的食宿安排。广义宾礼指外国使节在前往长安途中，以及在首都参加各种活动之后在归国途中所受到的唐地方官员的礼遇。外国使节在参加狭义宾礼活动时，唐廷依据对四邻国家国际地位的评估，指定它们的使者在一定的位置站立或就座，从而在皇帝、朝廷官员及外国使节之间形成一定的空间距离（或空间秩序）。而在广义宾礼活动中，朝廷则依据上述评估，指令地方官吏为外国使节提供一定规格的食宿安排及交通运输工具。
历史上北亚及东北亚国家、部落的礼仪习俗曾经相互影响、渗透，它们接待外国来使的礼仪有共同或相似之处，因此有必要对唐代宾礼做比较考察。本书特别强调，中、外宾礼的形式细节虽有类同之处，但相关各方对礼节的政治解读却绝不雷同，并由此而引起了宾礼的“虚名化”，出现了礼仪外在形式与固有的政治含义脱节、分离的现象。为从宏观角度妥善解释唐代宾礼的这一重要变化，本书首先将视线投向域外国家、部落君主自身“权力中心论”的发展，从政治意识形态的内因，阐明他们对唐代宾礼所采取的实用主义态度。然后，本书将唐代宾礼的“虚名化”置于亚洲地缘政治格局“多元化”这一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解读，进一步说明唐代宾礼嬗变的根本原因，在于不断变化的国际关系中相关各方权力关系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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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中的宾礼源于家庭成员、君臣之间的交往礼仪，二者是源与流的关系。以“礼仪之邦”闻名于世的中国，有着丰富悠久的礼文化。这一文化的核心，是以礼规范人们的行动，建立、巩固以等级制度为中心的社会、政治秩序，而这种秩序即根植于家族成员之中。礼首先要求对家族成员的身份、地位加以区分，即所谓的“礼辨异”，“礼者为异”，具体做法是“定亲疏”，“明长幼”，定尊卑、贵贱、名分。人们的身份、地位具有固定性，不可轻易改动。因此“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理犹事也）”。“礼制”强调人们身份、地位的不同，难免产生“贵贱有隔，尊卑不亲”的弊病。因此“礼之以和为贵”，也就是说“礼制”的境界是“贵贱有礼而无间隔”，在家庭成员之间形成“相敬”、“不争” 的和谐局面。“礼” 有着明显的工具性，是“道德之具”，是推行教化的利器，是以外在的行为培养内在的道德情操。这就是“礼以行义，信以守礼”。要求人们“以礼制心”，“治人情” ，使人们制约自己的情绪，避免“直情而径行”，远离“戎狄之道”，做到“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否则必然无法妥善处理与他人的关系，引祸上身。因此“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
以“礼”为手段，创造差别有序、和谐相处的局面，也是中国历代朝廷在构建社会、政治秩序时努力达成的目标。综观古代的政治结构，其核心是“君臣上下”的权力关系，而这种关系是以等级制为基础，以“礼”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五等爵制”、“五服制”都是耳熟能详的例证。天子在行使统治权时，建立、完善“礼制”是为关键的环节：“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考制度。所以……治政安君也”。天子制定礼制是其独断权、权威的表现，不容他人觊觎。故而“天下有道，则礼……自天子出”，“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更为重要的是，推广、普及“礼”的观念，有利于君主驾驭民众，是行之有效的社会控制手段：“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因此“国有礼，……礼有序”是天子行使统治权的境界；如此则可以称为“圣王”，或“有德”之君。孔子曾极力主张“以礼让为国”，“为国以礼”。当有人向他请教“礼”的真义时，他答道：“大哉问！”充分肯定了对“礼”的正确认识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中国自春秋以来陷入了群雄蜂起的乱局。诸侯或与周廷虚与委蛇，或藐视乃至公开挑战周天子的权威。史书中屡屡出现诸侯僭越、违背周廷礼制的记载，但他们大多只受到舆论谴责，很少受到真正的制裁。这从反面说明，西周天子追求的“以礼治国”的统治方式在实行时有很大的地域局限性，大体只限于被西周武力征服了的黄河流域中、下游一带。换言之，西周礼制带有双重属性：它具有浓重的道德规范、理想化的色彩，但在实施中是以法律制约、武力制裁为后盾的。《礼记正义》记西周天子的统治手段之一是“五年一巡守”，如果发现“山川神衹有不举者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庙有不顺者为不孝，不孝者君绌以爵。变礼易乐者为不从，不从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为衅，衅者君讨”。“削地”、“罢黜”、“流放”是强制的惩戒手段，而“征讨”则是赤裸裸的武力制裁。《春秋左传正义》记载，除了“征伐”之外，周廷还以制礼、会见、朝见为手段，处理与诸侯的关系：“夫礼所以整民也。故会以训上下之则，制财用之节，朝以正班爵之义，帅长幼之序，征伐以讨其不然”。但时至春秋战国时代，周天子与诸侯之间的力量对比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处理与他们的关系时，早已丧失了武力强制手段。“礼崩乐坏” 十分贴切地形容了以周廷为中心的政治体系已不复存在的新局面。但“礼崩乐坏”并不意味着周廷礼制中的各种仪式也同样烟飞灰灭、荡然无存。一些诸侯、部族君长出于自身利益，有时仍亲自出马或派出使节造访周天子，周廷的“礼制”因而在礼宾接待的层面上得以维持，尽管这只是礼仪虚像，并不反映周廷与诸侯、外族君长之间权力关系的实质。另一方面，春秋时代的诸侯在相互交往时承袭了西周礼仪的一些做法。当时诸侯中的霸主更以简化了的天子之礼处理与其他诸侯的关系，春秋战国时代的礼仪因而表现出延续性。耐人寻味的是，由于当时政出多头的政治乱象，“礼制”出现了外在表现形式与内在权力关系实质相分离的趋势，往往名不副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