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过去五十年台湾的历史研究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其重点则在描述和分析历史意识的变化。作者所关心的范围，可以说是既广又狭。广的地方在于，本书不但叙述了历史研究在台湾的发展和变化，同时也涉及其它与史学相关的领域，特别是台湾文学界在构造台湾历史意识上所表现出的努力。对于历史研究之社会影响，作者也通过对历史教科书的分析，而有所描述。狭的方面则是，本书虽然是一本台湾史学史，以在台湾工作的史家的作品为基本分析素材，但作者并无意对台湾史学在各个方面的成就，作一总体评述。作者的写作宗旨，只是想对台湾史学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变化发展，从一个外部观察者的角度，作一鸟瞰，希望能指出其发展的渊源、变化之原因和未来之趋向。
【内容简介】
【作者简介】
王晴佳，祖籍苏州，生于上海，曾求学、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美国新泽西州罗文大学历史系教授，1998-2007年间并任该系系主任。现为美国新泽西州罗文大学历史系教授，国际史学史、史学理论委员会理事兼秘书长，北京大学历史系长江讲座教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兼任教授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研究员（2010），英国《中国的历史研究》主编， Storia della Storiografia杂志编委。主要研究兴趣为中外比较史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和中国思想文化史。出版中文专著有《西方的历史观念：从古希腊到现代》、《中西历史论辩集——留美历史学者学术文汇》、《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新史学讲演录》、《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世鉴：中国传统史学》等。
【目录】
序言也是一番反省（许倬云）
自序
前言
上编科学传统的建立
一、“科学史学”之演变
二、“史料学派”之兴起
三、“史料学派”之影响
中编科学史学的转折：1960年代中期至1987年
一、《思与言》与史学革新
二、《食货月刊》和史学方法论
三、社会史的兴起与史学领域的扩大
四、从地区史到台湾史
五、“乡土文学”与认同意识
下编“解严”之後的台湾史学：1987年至2000年
一、史料的开发与台湾史的兴盛
二、“台湾史研究的新精神”
三、《新史学》与生活文化史
四、历史教育与历史认同
五、反省与展望：民族史学之“後”
补编2000年以来台湾史学的变化趋势
一、由公而私：从国家民族到社会生活
二、观微见着：抑或“小的就史美的”
三、解构与重构之间
四、现状与展望
【前言】
《台湾史学史：从战後到当代》
自序
如同书名所见，本书是一项史学史的研究，以台湾的历史研究为主题，叙述和讨论台湾自战後从日本殖民统治「光复」之後，历史学的种种变迁和发展。本书原以《台湾史学50年：传承、方法、趋向，1950-2000》为名， 由台湾麦田出版公司於2003年出版。本书是其增订版。在增订过程中，笔者对整书做了校读，纠正了一些说法和用词，在原来的上编、中编和下编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补编，补充了自2000年以来台湾史学界出现的新变化、新成果和新气象。
如同《台湾史学50年》的前言所言，笔者写作本书的初衷，是希望给海峡两岸有兴趣的读者，提供有关历史研究在台湾变迁的一个鸟瞰。但与传统的史学史研究不同，笔者写作此书，又希望探索史学史研究的一些新的途径。我想通过这篇自序，就此方面向读者做进一步的说明。史学史的研究，在中国许多大学的历史系都是一门必修的课程，其重要性往往超过了西方大学的历史系。以当今西方大学历史系的本科课程而言，史学史往往包括在诸如「史学导论」或「史学方法论」之类的课程里面，其中「史」的部分，也即对历史学这门学科的诞生、发展和演化，往往并不占据太多课时。史学史的课程，经常到了研究生的阶段才成为必修。 而且这些史学史课程的设置，又大都围绕历史学在西方的演进为主要内容，鲜有提及非西方的史学成就。*近一个阶段，这一传统有所改变，西方学界也出版了包括我自己参与写作的《全球史学史》的西文论着。 但师资的训练和观念的改变仍需时日，所以西方大学在可预期的将来，还不会像中国的大学一样，对自身传统之外的史学加以特别的重视。
中国大学注重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自然与中国本身悠久的历史书写、编纂传统有关。但史学史作为一门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其建立还是西方近代文化发展及其对非西方地区影响的一个产物。中国的史学传统中，曾出现了像刘知几 (661-721)、章学诚 (1738-1801) 这样的史学思想家，在中东文明中，也同样出现了伊本•赫勒顿 (Ibn Khaldun, 1332-1406) 等杰出的历史思想家。不过以学科的建立而言，史学史课程的设置首先在西方出现；不少史学史的着作，都是为了这一课程而撰写的，如J. T. 肖特韦尔 (Shotwell, 1874-1965) 的《史学史导论》、哈利•巴恩斯 (Harry Elmer Barnes, 1889-1968) 的《史学史》和恩斯特•布赖萨赫 (Ernst Breisach, 1923-2016) 的《史学史：古代、中世纪与近现代》。 同样，对於中国史学传统的回顾，也在近代日本由汉学家内藤湖南 (1866-1934)首先於1910年代在京都大学开设课程，并为此编写了《支那史学史》的讲义，*後在1949年他身後出版。金毓黻 (1887-1962) 的《中国史学史》也在其担任中央大学教职的时候开始写作，於1944年出版。
无论中外，史学史研究和教学的传统是以史家及其生平为主，兼及他们之间的学术传承、抑或着作与着作之间的关系。易言之，传统的史学史大致以两大内容构成，一是史家的学术道路和成就，二是历史着作的介绍和评价。由此，史学史成为思想史的一个分支，以着名史家和他们的着作为主要对象。这一传统对当今历史系的学生了解历史学这门学科的诞生和成长，认识这一过程中出现的重要史家及其他们的贡献，都有益处。但历史学的演化发展，史家的成长及其着作的书写，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与其相处的时代切切相关的。上面已经提到的哈利•巴恩斯在1937年写作其《史学史》的时候，就指出史学史可以有三种研究方法，一是罗列、评价从古到今重要的史家；二是对历史着作加以编目、整理，以供後人参考；三是从时代背景考量历史学在各个时代的特点，探究历史学进步、演化的原因。他本人写作《史学史》的时候，希望采取的是第三种方法。当代德裔美国史学史研究的权威学者盖尔格•伊格尔斯 (Georg G. Iggers) 教授也与巴恩斯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并在写作其《欧洲历史学的新方向》和与本人合作的《全球史学史》中，将之贯彻实践，把历史研究的变化与时代的变化结合起来考察。
笔者认同巴恩斯和伊格尔斯的想法—史学史的研究，不能是纯粹思想史的研究，而应该突破以「名家名作」为对象的做法，更多考虑历史学实践与时代风云变迁之间的种种联系。在写作本书的时候，笔者对此在几个方面做了不同以往的探索，在这里与读者及其他研究史学史的同行分享。*、本书的叙述对象，没有以史家为限，而是兼及不少史学领域之外的人物。我之所以讨论他们，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和着作，不但为历史系的师生所重视，并且促进、推动了历史学的变化。举例而言，我在本书的上编讲述「史料学派」在台湾的生根开花，便讨论了哲学家殷海光 (1919-1969) 在1950和1960年代的学术影响。中编描述「史料学派」在1960年代开始受人批评的时候，我比较注重《思与言》的创刊及其影响，而该杂志的编辑，除了史学家许倬云所扮演的重要作用之外，还有胡佛、李亦园、杨国枢和文崇一等社会科学家。换言之，如果台湾的历史学在1960年代中期出现了方法论的讨论及其历史研究路向的转折，那是因为在那时的历史学呈现了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趋势，而且这一趋势并不局限於台湾，也出现在欧美和其他地区。笔者在书中指出，这一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合流」，有其必然性：「就史学史的发展来看，要想对社会大众作研究，除了有此意向以外，还需有手段。……而这些研究大众社会的手段，正是由於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的新发展所提供的。有了这些手段（其中包括量化的分析和理论模式的建立），解释集体的心理、行为才变得可能：史学家才能引用这些手段来从事『真正的』社会史研究」（第？页）。此处的讨论涉及史学领域之外的人士，我认为是一个必要的选择，有利读者深入理解历史研究在当时出现的转折和变化。
第二、本书的内容非但没有以「史学名家」为限，而且也在材料的运用上与传统的史学史研究显现出一些重要的不同。如上所言，以往的史学史研究有一种为读者提供相关书目的功能，由是史学史研究者的材料运用，便以已经出版的着作为主。但如果想深入探究诸如史家的成长、史学的变迁（史学学会和刊物的创办、历史观念和意识的变化等等），笔者觉得仅用已经出版的论着就远远不够了。因此本书的写作就突破了这一惯例。譬如在中编描述1970年代台湾认同观念产生变化的时候，我用整整一个章节讨论了当时台湾文学界的「乡土文学的论战」。这一论战与台湾当时的政治、外交危机和经济状况相关。1970年台湾退出联合国和1972年美国总统的访问中国大陆，都是比较重要的政治事件。同时台湾自1960年代以来在经济上的成功及其所造成的贫富两极分化，都是「乡土文学的论战」的成因。而这一论战的重要议题，主要围绕在台湾走向西方模式的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界定和理解什麽是「乡土」和「本土」的问题。
本书史料运用上有所创新的另一个例子，就是采用了未出版的档案、笔记等资料。我在上编讲述傅斯年 (1896-1950)与「史料学派」的关系的时候，便使用了藏於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傅斯年档案」。而在中编讨论1980年代台湾《新史学》杂志的创办过程和原因的时候，我更是大量参考了参与其过程之当事人所藏的相关文献记录和他们相互之间的书信往来，让读者能深入了解那些学者如何以「食货讨论会」的活动为中心，渐渐认识到当时台湾历史研究的种种局限，然後如何有意创办新的杂志，以提倡历史研究的新方法、新理念和新领域。
第三、如果本书希望突破史学史以「名家名作」为对象的传统，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走出「精英化」的研究路向，有意采取「眼光朝下」的手段来探讨历史意识的变化。但贯彻这一想法并不容易。本书初版在台湾出版之後，有些书评者指出笔者过於注重中研院和台湾大学历史工作者的作品，有「精英化」之嫌。但其实这不是笔者的本意，而是受制於学术传统，因为史学史的研究，乃至大部分的历史研究，都以文献资料为基础。史学史以总结、分析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演变，必然要以史家的论着为主要对象。作为台湾历史研究和教学的重镇，中研院的三个研究所和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大学等比较老牌的历史系的人员，出版的学术论着相对比较集中，因此在本书中占据了较多的篇幅。但为了走出「精英化」的传统，笔者本人近年的史学研究就比较关注历史教科书的写作及其对公众历史观念的形塑。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也在这方面相应有所实践。比如本书的下编就有「历史教育与历史认同」一节，集中讨论了1990年代出现的有关《认识台湾》教科书的论争。以走出「精英化」的史学研究而言，研究教科书或许是一项较好的选择，因为教科书的写作，固然有专业人士参与，但也时常有在大学和研究所之外的人士介入。而且教科书为学校采用之後，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其程度常常大大超过历史专业人士的作品。我们观察、分析历史意识、历史记忆在社会大众层面的形成和变化，无法忽视教科书的编写和使用。本书在这方面的探索，希望能得到读者的认可和方家的指正。
第四也是*後一个方面是，本书研究的对象，包含了战後台湾的好几代历史工作者。笔者的研究大致以他们成文的作品为对象，但同时也借鉴了人类学的方法，用口述访谈的形式，采访当事人，从他们口中了解台湾史学演变的原因、背景和特点。本书的补编又采取了社会学中常见的统计分析，以《新史学》杂志发表的论文为观察对象，描述和分析台湾史学从政治外交史到生活文化和医疗史的转向。总而言之，笔者写作此书，一方面是为读者提供战後台湾史学演化、发展的长程图景，注重台湾史学与民国史学和日本史学的关系、1960年代中期之後出现的观念和方法的转向以及台湾「解严」之後史学的种种变化，另一方面也是希求在史学史研究的领域中，尝试、探究一些新的路径和方法。
在本书的增订和修改过程中，笔者得到下列人士的许多帮助和指点：许倬云、古伟瀛、黄克武、黄俊杰、陈永发、王明珂、李明辉、李孝悌、黄进兴、王泛森、钱永祥、张力、谢国兴、傅大为、黄自进、熊秉真、沈松侨、祝平一、吕妙芬、唐启华、潘光哲、张隆志、罗久蓉、Peter Zarrow (沙培德)、余敏玲、张哲嘉、蒋竹山、巫仁恕、张宁、李建民、刘龙心等，在此表示由衷的谢意。台湾「中央图书馆」的「汉学研究中心」提供了奖助，使本人得以在2006年1-4月在中研院近史所访问，为本书的修订做了初步但有益的准备。在访问期间，笔者与上述人士多有交往、请益，让我对台湾史学的了解，超越了书面阅读的层面。谢国兴还在4月初驱车带我前往台南几天，实地考察台湾民众的日常生活和宗教活动，让我对史学如何走出「精英化」路向，更有深刻的体认，笔者感激非凡。本书所表达的观点和立场乃至包含的错误，则由笔者一人负责。
王晴佳
2017年3月31日草於美国费城南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