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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1.韦力先生关于古籍鉴赏、收藏、拍卖的经验之谈,中国惟一的连续性古籍拍卖述评,一览古籍拍卖市场概貌,了解古书行业新动态的书。

2.四色精印,收录近150幅古籍善本的珍贵书影,精美逼真。


【内容简介】
“蠹鱼”二字指的是爱书人;“春秋”二字,取其本义,指春、秋两季的古籍大型拍卖会。本书收录了我国著名民间藏书名家韦力先生近两年来(自2014年秋至2016年春)跟拍场的有关文字,约50篇文章,包括作者参加各大拍卖会、预展时的所见所闻,对各场拍卖会亮点的点评与综述,以及作者几十年关于古书分类、拍卖、收藏的心路历程。本书不仅是对风云变幻的古书拍卖市场的真实记录,也处处可见一位藏书家对古书和传统文化的挚爱。书里既有经验之谈,又有好玩故事,可作为了解古书和古书业新动态的入门读物。
【作者简介】
韦力,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复旦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曾任中国嘉德、上海博古斋等拍卖公司学术顾问。致力于藏书史及目录版本的收藏与研究,已出版《古书收藏》、《古书之美》、《古书之爱》、《芷兰斋书跋》系列、《鲁迅藏书志(古籍部分)》、《书楼寻踪》、《书魂寻踪》、《觅宗记》等相关著作二十余部。
【目录】

序言/1

拍卖杂谈/1

嘉德二十年秋拍预展:抢了个“头条”/2

两代印缘:《铜鼓书堂藏印》归来记/8

保利秋拍参观记:天下第二/16

引玉之得:德宝拍品中的惊喜/19

争辉斗艳:德宝和美三山/23

一口气拍了五件西夏文经/27

特色拍品:土司刻本与御笔/33

西泠印社:大夫第里的拍卖公司/37

博古斋预展:看图识宝/42

古书市场究竟有没有规律?/48

拍卖述评/53

2015春北京泰和嘉成/54

2015春北京海王村/67

2015春天津同方国际/79

2015春北京百衲/86

2015春北京保利/93

2015春北京匡时/104

2015春上海博古斋/112

2015春北京德宝/124

2015春中国嘉德/136

2015春江苏真德/144

2015春上海工美/154

2015春北京泰和嘉成/165

2015春中国嘉德/175

2015春北京德宝/184

2015春北京卓德/191

2015春杭州西泠印社/203

2015北京德宝/214

2015上海博古斋/225

2015中国书店/236

2015中国书店/248

2015中国书店/257

2015秋北京百衲/270

2015秋北京保利/281

2015秋北京德宝/290

2015秋北*方大观/298

2015秋北京卓德/308

2015秋北京海王村/320

2015秋江苏真德/331

2015秋上海博古斋/340

2015秋上海朵云轩/350

2015秋北京泰和嘉成/357

2015秋杭州西泠印社/366

2015秋中国嘉德/377

2016春北京保利/385

2016春北京海王村/394

2016春北京德宝/405

2016春中国嘉德/415

2016春北京泰和嘉成/426

2016春杭州西泠印社/439

2016春上海博古斋/450

后记/461


【前言】

  司马迁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看来孔夫子是在其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理想之后,才把期望寄托于《春秋》一书。然《春秋》一书,孔夫子究竟是编,还是著,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按其所言的“述而不作”,《春秋》似乎应当是孔子按照鲁国史编纂而成者,但这样的说法很多人不同意,为此已经争论了两千年,我也就别在此啰嗦。然“春秋”二字作何解,却得在此置喙几句。

  庄子在《逍遥游》中说:“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春秋”二字在这里的意思不过就是历史的纪年,一个春秋,也即一年之意。这种解释显然太过贴题,今文经学家肯定不同意,他们觉得孔子所作《春秋》包含着极其深刻的微言大义。孟子称:“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由此可知,《春秋》一书所包含的深刻意义,以至于让那些乱臣贼子看到后都为之胆寒。难怪《春秋》不被视之为史书,而名列“六经”之一。

  “春秋”二字既然有着如此的伟大意义,这也难怪后世不敢轻用,尽管有《吕氏春秋》《吴越春秋》诸书传世,而其所用“春秋”二字,虽然与《春秋》一书同名,但完全无法与之媲美,因为《春秋》太神圣了。虽然,我的这本小书题目中也有这两个神圣的字眼,但我却在此慎重地申明:绝无剽窃之意,因为我所说的“春秋”既无微言大义,也不作纪年用,而是用这两个字的本义:仅指春季和秋季。

  从20 世纪90 年代初期开始,中国兴起了艺术品拍卖会,而拍卖会的其中一个门类,就是古籍善本专场。古籍走入拍场,对爱书人而言,这当然是个新生事物,虽然这个事物接受起来总让人有些难度,这也算是遗老遗少情节吧:怀念前朝,习惯于固有的秩序。但遗老遗少并不等同于思维僵化,也正因为如此,古籍拍卖迅速地火起来,没经历多少年,这种形势就成了古籍流传的主渠道之一。

  对于古籍走入拍场之事,虽然至今仅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但它并非直线上升或下降。前途光明,道路曲折,这句俗语用在拍卖上依然成立。就我个人的观察,整个的艺术品拍卖,包括古籍在内,跟世界经济,尤其中国经济的起伏有着很大的关联度。虽然这种关联并不跟经济的曲线同升同降,但它基本同频,只是有一定的滞后或翘尾效应。

  从2008 年开始,世界经济由突飞猛进转而陡然直下,那时原油的价格已经接近于150 美元/ 桶,几年的时间,*时跌到了27 美元/ 桶,虽然这中间也有一定的反弹,但直到今日,也就在50 美元左右。原油的价格可谓是世界经济的晴雨表,由其价格的变迁,完全可以比勘出世界经济的兴衰。虽然说,新能源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对原油的过度依赖,但直到今日,各种新能源依然未曾形成规模气候,原油的价格依然能够反映出世界经济景气指数。

  在全球一体化的环境之下,中国经济若想独善其身,显然只是个美好的愿景。股神巴菲特说过这样一句名言:“在别人贪婪时恐惧,在别人恐惧时贪婪。”他的这句名言被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视为经典,而就在2008 年股灾初期,中国古籍拍卖市场也出现了一个大的滑坡,拍场中参拍人数骤减,恐慌情绪的蔓延,使得很多人只敢观望而不敢贸然出手,于是我抓住机会捡了不少的便宜,有一半的书,只要举牌就能到手,完全没有了一轮一轮的博弈,这种感觉令自己大感爽快。

  随后的几年,古籍拍卖又有了一定的回升,这种回升表现出了人们对于市场规律反思后的觉醒。然而到了2010 年之后,世界经济除了个别亮点之外,基本上没有起色,收入的减少以及对前途的担忧,致使艺术品市场产生了整体观念上的大分歧,有人把这种环境视为捡漏的机会,也有人认为弹药不充足,无法在拍场驰骋。而对于卖家,因为感觉到市场的不确定性,致使他们不愿意将手中的善本投入市场,这种情形渐渐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的局面:卖家不愿意拿出好东西供应市场,买家因为看不到欲得之品又削弱了购买欲望。

  大的环境虽然如此,但这过程中总有亮点闪现:常见的品种因为无人问津而价格渐渐走低,未曾得见的生货反而更加凸显出魅力,这种局面使得拍场在总体走低的情况下,仍然能爆出冷门,有不少的拍品拍出了比以前还要高的价格。

  直到今日,整体的经济环境仍未显现前途光明的一面,然而古籍拍卖仍然在按部就班、一场一场地进行。按照约定俗成的方式,艺术品拍卖公司每年在春季和秋季大约的时段内,举办两场综合性的拍卖会,而在其他的时段内也会举办一些定期或不定期的小拍或中拍,因此我的这本书名中所用到的“春秋”二字,正是以此来代指春秋两季的古籍大型拍卖会。而书名中的“蠹鱼”二字当然指的是爱书人。

  其实,把爱书人称之或自誉为蠹鱼,也是一个悖论,因为蠹鱼乃是伤书的害虫,古人为了消除这种害虫,想出了许许多多的灭虫之术,可是爱书人以保护书为天职,显然跟蠹鱼的伤书行为背道而驰。那为什么要用一个害虫的名称来形容爱书人呢?这我还真没考察出一个所以然来。宋代大诗人陆游就有过这样的诗句:“老死爱书心不厌,来生恐堕蠹鱼中。”而傅月庵先生有一本书的名称就是《生涯一蠹鱼》,可见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爱书人都乐意自誉为蠹鱼。反过来说,蠹鱼也就成为了爱书人的代称。因此说,拙作的这个书名——《蠹鱼春秋》乃是指爱书之人参加古籍拍卖的过程,而我将这样的过程记录成了文字,也就有了这样一本小书。

  本书所收录者,乃是自2014 年秋至2016 年春,两年时间内跟拍场有关的文字。这些文字包括了我参加预展时的所见,整场拍卖会亮点的点评与综述,以及在这过程中我的所得和心得,虽然体例不一,却是在这种特殊时段内一种真实情况的记录。时至今日,整个世界的经济虽仍处动荡之中,而爱书人仍然根据自己的实力,以及对市场的个人观感,以此来参加这样的拍卖会,无论其有得还是无得,都是一种客观存在,正如卞之琳的诗句——“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每位参加拍卖会的爱书人都是历史的见证者,而每个人也同时成为了构成历史的元素,这也正是卞之琳这首诗的现实版解读。

  本书中所记录的成交情况以及成交价格,乃是我根据自己的现场记录,而后参考了拍卖公司所提供的成交单综合而成,无论这种成交价是高还是低,它都反映出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段内,人们对某类古籍的认可程度。柳宗元曾说:“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因此本书的这些客观记录,虽然仅是某个时段的记述,似乎也难看出这些数字有多大的价值在,但是按照柳宗元的观点,我的所记,是为了留给有心研究当代藏书史的学者专家,以此作为他们研究专著中的一点小资料。

  韦力序于芷兰斋

  2017年1月18日


【免费在线读】

  两代印缘:《铜鼓书堂藏印》归来记

  今年(2014年)嘉德公司*次举办了印谱专场,其中有两部印谱很有故事。一部是《铜鼓书堂藏印》,另一部则是《秋室印剩》。

  一个月前,我到上海开会,是关于上海图书公司成立六十周年。在那次会上,我结识了中国著名的篆刻家童衍方先生。十几年前,我就听说过他的大名。童先生除了在篆刻界有名气之外,他个人的收藏也极有特色。巧的是,我们在吃饭时,又相邻而坐,我向他讨教了一些篆刻界的情况,他也问到了我关于印谱的收藏。我向童先生简要地汇报了自己收藏印谱的情况。从交流中,我能明显觉出来,我与他在印谱观念上的差异:童先生是从学术入手,注重于流派印谱;而我是从文物收藏角度来看待印谱,因此,自己的所藏更看重历史性和稀见性。其实,这也源于自己对篆刻的外行。

  在聊天中,童先生突然问我,你有没有查礼的《铜鼓书堂藏印》。我说自己没有。他耐心地告诉我,此谱极其稀见,几十年来,自己仅见过一个残本。他劝我若见到这个印谱,一定不能放过。因为他这句话,我记下了有这么一部稀见的印谱名叫《铜鼓书堂藏印》。

  跟童先生见面后不足半月,嘉德公司就从日本征集回来一大批印谱,那是金山铸斋的旧藏。在那一大批印谱中,赫然就有这么一部《铜鼓书堂藏印》。这么容易就见到了童先生所说的极为难得的印谱,多少让我有点不敢相信。细细翻看该谱,确实是查礼的那一部,这个结果让我兴奋不已,但同时也让我纠结。我不知道自己是该不吭声,偷偷摸摸地把它拍下据为己有,还是应当仗义地把这个好消息报告给童先生。

  就在纠结之际,我接到了香港林章松先生的电话。他告诉我嘉德上拍的这一大批印谱,其中很多品种他都想得到,但又不希望跟我“兄弟残杀”,请我把自己必得之谱报给他,他肯定不会竞价。于是乎,我列了数部欲得之谱,其中就有这部《铜鼓书堂藏印》。

  接着我又接到了童衍方先生的电话,也谈到了这批印谱。他说自己看到了《铜鼓书堂藏印》,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几个印谱也想得到,跟我商量互让之事。我只好含糊其辞,说香港林先生已经给我列来了他所需要的印谱,你跟他商量就可以。我不知道林先生是否告诉童先生,自己的欲得范围之内已经有了这部《铜鼓书堂藏印》。第二天,童先生再来电话,他想让我帮着代举这部《铜鼓书堂藏印》。到了这个时候,我再要装糊涂有些说不过去,只好答应下来,问他出价多少,他让我举到20万。拍卖的当天,我又收到童先生的短信,他把上限价格提高到了30万。以我的经验,这种做法说明两个问题:*,当然是他势在必得;第二,也可能他听到了消息,别人也对这部印谱感兴趣,担心出价低而花落他家。

  我给这个专场办了电话委托,此谱的起拍价是12000元,因为有朋友所托,只能一口一口跟着加价,到19万元才落锤。拍得之后,我短信告诉童先生,他听到后很是高兴。我跟他讲,这个事情太巧合了,是您告诉我这个印谱如何的稀见,但没想到不出一个月,您就得到了该谱,这个故事有些戏剧性,我想把它写在微信中,但需要您告诉我一些关于此谱的故事。

  童先生告诉我,他的老师叶潞渊先生,20世纪20年代在上海的金氏书肆中,看到了《铜鼓书堂藏印》。当时在金氏书肆,叶先生还看到了其他的印谱,可能是因为当时的资金不那么充裕,叶先生就跟方介堪先生商量,决定先购买《齐鲁古印攈》,而考虑将《铜鼓书堂藏印》缓后再买。没想到的是,在此之后的二十多年,《齐鲁古印攈》竟然陆续地让叶先生见到过十几部之多,而《铜鼓书堂藏印》却再也没有出现过。直到1942年,叶先生才收到了《铜鼓书堂藏印》的一个残本,而且仅仅是四册中的一册。当时见到此残本,感觉就像吉光片羽,令叶先生大为兴奋,于是在这个残本后面写了两百多字的跋文,以说明这个失去与得到的故事。

  听到这个故事,我更加觉得,这个印谱*后归了童先生也是适得其所。我说叶潞渊先生如果知道有这么个大圆满的结局,也一定很是高兴。童先生黯然地说,他的老师在二十年前已经离世了。我又惦记起叶先生所藏的那个残本《铜鼓书堂藏印》,现在不知去了哪里。童先生告诉我,在二十多年前,叶先生把那个残本赠送给了自己,现在还存在他的书斋里。他的这句话,多少又勾起了我的嗔念:我以为您仅知道故事,而没有印谱,既然印谱已有,那为什么还要再来一部呢?早知如此,我真应该狠一狠心把它举下来。若这部《铜鼓书堂藏印》在我手里,我还可以好好地显摆一下。但我忍了忍,没有把这些心里话说出来,因为他一再说感谢我,再到上海时一定要请我吃饭,为了这顿饭,我只好继续做出大度状。

  嘉德的这场印谱专场,我真正想得到的另一部书,则是汪启淑所辑的《秋室印剩》。有清一代,对印谱贡献*的人,我觉得有两位。*位就是汪启淑,而第二位则是陈介祺。当然,我的这个观点印学专家肯定不同意。汪启淑所制的印谱,当今以收藏数量而言,西泠印社藏得*多。但即使如此,他们也没有这部《秋室印剩》。关于该书的国内公藏,仅上海图书馆藏有一部,可见其流传的确稀见。但是金山铸斋却藏有《秋室印剩》,这当然让我大感兴奋。

  我觉得汪启淑实在是个很奇特的人,按说他也没有做过大官,虽然曾经当过水部都水司、兵部职方司郎中,但这两个官职都不大,按今天说来,大约是个副局长。然而,他却搞了二十六种印谱,也有人说是二十七部,以至于他搞印谱的名声掩盖了他的藏书之名。乾隆年间编《四库全书》,向天下藏书家征求底本,汪启淑一人就贡献了六百多种,是藏书家献书*多者之一。为此,乾隆赏赐了他一部雍正铜活字本的《古今图书集成》,并且在他所进献的两部书中,分别给他题了诗词,然后还给他,这两部书就是《建康实录》和《钱塘遗事》。但是在历史上,关于他藏书的资料却并不多见。

  汪启淑对藏印极感兴趣,从他自号“印癖”就说明问题。篆刻界流传一个故事,说他的朋友钱泳藏有一枚汉铜印,上面有“杨辉之印”字样,汪启淑看到后,特别喜欢,想让钱泳转让给他,但钱泳也极喜欢这方印,不愿割爱。于是,汪启淑跪在地上就不起来,直到钱泳不忍心了,同意把这方印送他,他才站起身来,可见他对印章是真的挚爱。

  汪启淑收集了那么多的藏印,并且又做了那么多的印谱,但是他从哪里筹来资金,却从没见人提到过。有人把他的二十多种印谱一一列出名来,但其中的一半,今天都见不到了。因此,我对汪启淑的印谱极为关注,只要是自己没有的品种,就会尽力买下来。这次意外地在金山铸斋的旧藏中得到了一部他所制作的印谱,使我所藏的汪氏印谱又增加了一部,当然是值得浮一大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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