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蓉挖掘和整理大量档案、报刊杂志、书籍资料，对1858年至1949年缝纫机与近代上海社会变迁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与评估，加深对上海这座城市文化底蕴的理解，对于深化、推动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也颇有价值。
【内容简介】
本书以缝纫机为主要研究对象，以近代上海（1858—1949）为时空界限，梳理了缝纫机在近代上海传入、传播及发展的历史进程，论述分析了缝纫机产业、缝纫机传入后的受众，以及由缝纫机带动起来的一系列辐射产业的发展变迁，力图展示缝纫机对于近代上海社会生活方式的变革所产生的特殊意义。
【目录】
导言
*章“人类发明物品中的女王”
一、缝纫机的问世
二、缝纫机对西方妇女生活的改变
第二章申城舶来品
一、缝纫机进入上海的时间
二、缝纫机在近代上海的销售过程
三、缝纫机译名、价格考
第三章早期缝纫机购用群体的反应
一、红帮裁缝的“拿来主义”
二、苏广成衣铺的“半推半就”
三、大帮裁缝的“吃饭家什”
四、从“趋时显摆”到“摩登女红”
第四章洋商、华商与上海缝纫机产业
一、“不知疲倦”的美国胜家
二、“天下无敌”的“铁蝴蝶”
三、“巧夺天工”的“飞人”
第五章缝纫机与服饰产业
一、“只重衣衫不重人”——西装业
二、“西服的陪衬”——衬衫业
三、“噱头与蹩脚”——鞋帽业
四、“拎包裹时代的终结”——时装业
结语
一、从“奇技淫巧”到“有裨工业”—一种观念的转变
二、机器使用与性别的关系——一件器物的衍生
三、革新的力度与时尚的速度——一个社会的变迁
附录：
一、1891-1893年缝纫机进口出口上海数据统计
二、1894年缝纫机进口出口上海数据统计
三、1895-1900年缝纫机进口出口上海数据统计
四、1901-1910年缝纫机进口出口上海数据统计
五、1911-1918年缝纫机等进口出口上海数据统计
六、1919年缝纫机等进口出口上海数据统计
七、1920年缝纫机等进口出口全国数据统计
八、1921-1934年缝纫机等进口出口全国数据统计
九、1934-1935年缝纫机等进口中国价值统计(按国别)
十、1936-1942年缝纫机等进口中国价值统计(按国别)
十一、1940-1942年中国进口缝纫机一览
十二、1946年中国进口缝纫机等机器一览
十三、1946-1947年中国进口缝纫机一览
十四、1948年中国进口缝纫机等机器一览
十五、1891-1933年缝纫机进口
十六、1952年7月4日上海市缝纫机器业同业公会筹备会会员的产品目录
十七、胜家缝纫机公司1851-1949年历届董事长
十八、缝纫机发展大事记
十九、调查问卷
二十、部分与近代上海相关的缝纫机广告摘录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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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早期缝纫机购用群体的反应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但人们的意识也反作用于人们的社会存在。缝纫机等“洋货”和“舶来品”进入了上海市场、融入了上海社会，并成为上海社会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存在”，也引发了上海人“意识”的相应转变，乃至上海人群的分化和结合。当缝纫机传入上海以后，笔者将注意力集中于这样的一些群体，即购买*多的人、使用*多的人、对它*感兴趣的人，这些人或人群中的大部分以后便形成了裁缝这一群体，他们是专门使用缝纫机的一个特殊群体。当然，除这个由各帮各派不同类型组成的裁缝群体以外，还有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即散居于上海各地的“摩登女红”群体，她们也是购买和使用缝纫机的一个主要群体。事实上，这些群体的反应或态度，对于缝纫机的传播是至关重要的。
一、红帮裁缝的“拿来主义”
上海从近代起就被誉为“东方巴黎”，这个摩登的城市引领着全国的时尚潮流，“但人们通常很少购买时尚商店衣架上的服装。大部分上海人身上穿的不是家庭主妇手工缝制，就是由宁波或苏州裁缝所做的衣服。他们的裁缝铺坐落于弄堂的拐角。”这里所提及的宁波裁缝，就是人们常说的红帮裁缝，据相关史料记载，约在1846年，以宁波府下辖的奉化、鄞县、镇海、定海、慈溪、象山等地的宁波“洋广衣业”掀起而进入上海……翻做洋服。时值上海开埠，租界地中的洋人们奇装异服，光怪陆离……宁波人凭着灵活应变的经商意识和比较强烈的商品意识、商品价值观念，追赶当时的流行服装潮流，率先学做西装洋服，由于当时人们称外国人为“红毛”，所以宁波裁缝也就被称之为“红帮裁缝”了。从狭义上讲当时为外国人制作服装的宁波裁缝称“红帮”，从广义上来说使用西式服装工具、制作西式服装的裁缝都可归入“红帮”的行列……这不仅是一场服装式样的革命，更是一场服装工具的革命。他们在凑钱购买舶来品——缝纫机，特别是美国进口的胜家牌缝纫机的同时，用夜壶熨斗替代了敞口熨斗，用软尺、弯尺替代直尺，使用手柄厚实，口部尖长锋利的剪刀，工具的弃旧换新，开始半机械化作业，为服装业的加工注入活力，使其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恰如《沪江商业市景词》对“红帮裁缝”的有过一番生动描述：“犹是裁缝代做工，红帮擅技*灵通。只因乞得西人巧，刀尺专精迥不同。”“乞得西人巧”，生动地概括了红帮裁缝以进口的缝纫机为工具，以西方缝纫技术为本钱的“拿来主义”本质。
红帮裁缝在学习制作西服的基础上，发起了中国服装*富有革命意义的一次改革，揭开了中国服装史上崭新的一页。回溯中国历史的长卷，曾经有过许多次大大小小的服装改革，其中，以赵武灵王、魏孝文帝和盛唐时期的三次改革*有声势、影响*，但所有这些改革，无不是在传统的范围内反传统，是在不根本触动服饰上的等级观念的原则下进行的某些改良，是在不根本改变生产工具的前提下进行的局部改良，尽管它们都或多或少的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备了各自的进步意义和历史功绩，但红帮开创的近现代服装变革，却不仅是在中国社会出现的一次重要转型的历史背景下完成的，是在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延续时间特别漫长的专制制度的历史条件下孕育和展开的，同样也是在伴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进步的巨大涤荡中登上历史舞台的。
红帮裁缝在近代特殊的历史环境下，有着它自身的发展轨迹，源于“孙张漕”，发迹在日本，成名在上海滩，这是“红帮”发展的清晰脉络。这一脉络中都能随处发现缝纫机的影子。相传十九世纪中晚期，宁波鄞南平原上有一个小村孙张漕村，因为村里以姓孙、姓张的居民多而得名，村中有个裁缝张尚义一次遇海难漂流到日本横浜，被水兵救起。从此，张尚义便寄居在日本的横滨码头，凭缝纫手艺替水兵们缝补救生衣和被褥，后来常有些俄国渔民和荷兰人穿着笔挺的西装，在大街上招摇过市，张尚义趁着替他们缝补的机会，慢慢记下西服的制作工艺，并在横浜逐渐立足。之后他回到故乡，并带了一批自己的亲戚朋友重返横浜，张尚义不仅向他们悉心传授西装技艺，扩大作坊，还添置了洋车——缝纫机，并买下一间临街店面，创立了“同义昌”西服店。此后张尚义所在的孙张漕村便成了“中国红帮*村”，据后来实地调查，该村当时有90%的人家分批东渡，从事西服业。中国红帮*村孕育了中国*早从事西服业的设计、技术、管理人才，也培养了一代代西式服装的裁工、缝工和熨工，成为中国早期西服业的一支技术队伍。这支队伍也随着上海开埠而来，他们起初肩背包袱，到黄浦江畔沿河附近的洋行、外国邮船上替外国人修补海员服和西服，又借助国外服装样本，逐渐学会了西服制作的技术。在模仿的过程中也接触到了缝纫机器，并凑钱购买从美国进口的胜家缝纫机。
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开始，红帮裁缝便分布于上海社会的大街小巷，他们不同于此前的外商裁缝，在罗宋派、欧美派、日本派、犹太派西服之外，博采众长、兼容并蓄，根据中国人的体形特点，独创了肩薄、腰宽、轻松、挺拔、英俊的“海派”西服。并且根据客户的消费水准和经济承受能力，在面料和制作工艺上，分高、中、低三个价位，使客户各取所需，逐渐打开了上海市场。与此前外商相同的是，他们都纷纷采用先进的生产工具，其中主要的是缝纫机、夜壶熨斗、弯尺、角尺等等，形成一整套不同于传统制衣行业的科学工艺。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红帮裁缝店铺的缝纫工具在当时上海一般裁缝之中算是先进的。早期大多使用美国产的“胜家”牌缝纫机。工具的革命使许多手工工序为半机械化工序所取代，为服装业的加工，尤其是西式服装的推广注入了活力，推动了近代中国的服装改革，为上海成为近代中国的服饰之都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从“量身定做”到“批量生产”，红帮裁缝经历了从“包袱裁缝”到“滩头裁缝”再到“店堂裁缝”的转变，从小农社会下的小手工业者，依靠微薄的资金和简单的针头线脑加工中式服装，到进入大城市，借助门面装潢、前店后场的制作营销一体化和先进的机械工具制作西式服装、改进中式服装。从只为少数殷实之家制衣到承接各种订单，进而为近代上海的洋行、银楼、工部局、医院、学校等洋人在上海设立的各种机构订做制服，一家家的西服店、服装厂应运而生。红帮裁缝变成了上海服装前卫时尚的代名词。
红帮裁缝店铺一般集制作与营业为一体，以1到2间楼房为多数，极少数3间以上，前店后场、下店上场、店场合一、产销一体为其特点。一般而言，从业人员10人以上，已经可算大店。以10人以上的成员为例，组织分布为店主1人，店堂2人，裁剪1到2人，帐房1人，缝纫4到6人，学徒2-3人。各店师傅的技艺主要也体现在刀功、手功、车功和烫功之上。宁波市服饰博物馆馆长陆万丰主编的《创业者的足迹》中，将其技艺归纳概括如下：
刀功：指裁剪水平，男式服装试样后的“劈、刮、修正”，女式服装剪裁后“定样”。
手功：在一些不能用缝纫机操作或用缝纫机达不到质量要求的部位，采取手工针缝。主要有板、串、甩、锁、钉、缲、扎、打、仓、拱、勾、撩、碰、搀等14种工艺。
车功：指缝纫机的操作水平，要求达到直、圆、不裂、不绉、不拱。
烫功：在服装不同部位，运用推、归、压、起水等不同熨烫手法，“三分做功，七分烫”，使服装更适合体型。
可以看出，“车功”是红帮裁缝的技艺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红帮裁缝将手缝精工技艺与机缝技能结合而形成的缝制技法成为海派西服一个显著的特色。
……
【作者简介】
袁蓉，女，1977年生。200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历史学博士。现为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前言】
缝纫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是一件人们十分熟悉的家具。作为当时中国人结婚向往的“四大件”，尤其当提及上海产的“蝴蝶牌”、“飞人牌”缝纫机的时候，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家具中的“上海货”。“家具是人类住宅居室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物品，它和居室中其他必要设备一起，同样是居住者生活习性的主要表现物。”这是毫无疑问的。在这样的年代里，缝纫机正式扮演了这样的一个重要角色：它不仅是家具中的精品，同时也是体现主人生活水准的一个重要标志。然而，人们或许并不了解缝纫机原来也是一件“舶来品”，它进入上海以后经过了若干年的传播发展才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接受、使用、销售、维修乃至自己制造生产，然后逐步进入上海人的日常生活中并*终受到青睐。根据可查资料，笔者断定缝纫机正式进入上海市场的时间是在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12月14日））十一月十四日之前，由晋隆洋行从国外运进数架缝衣机器，每辆“记洋五十两”，可见当时进口的缝纫机数量有限，当然可想而知也是价格不菲的。但毕竟开始了缝纫机与近代上海社会变迁和发展的历史机缘。
每种新机器的问世，或多或少都伴随着一些曲折的历程，而缝纫机的诞生，可谓是波折*多的一种。因为，它是服装业由手工走向机械化的开路先锋。作为一种新生物品，缝纫机是英国人*早发明的，发明的时间是18世纪末。但其后却经过了法国人再到美国人的“前赴后继”，才成为商品而进入生产和流通领域。真可谓“一波三折”。与缝纫机的诞生相比，缝纫机在中国的推广速度尽管是缓慢的，并且有起有伏，发展亦极不均衡，但毕竟是“有惊无险”。当然，缝纫机早期在上海的推广，并没有如期望的那样“使黄皮肤的中国娇娘和白皮肤的爱尔兰淑女踩上一样的踏板”，与中国人的缝纫习惯、服装的改制，乃至政局的动荡、社会的变迁等有着密切的关联，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清政府被推翻和民国政府的建立、各业制服的兴起、西服的引进、中山装的推广、时尚女装的流行、旗袍的普及等等，这一切的变化、变革和革命，又都成为了中国人特别是作为*早接触这一“西方器物”的上海人得以广泛使用缝纫机的催化剂。这一现象是值得重视，同时也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一般而言，机器的出现与发展往往大大推动了社会的变革，而在此笔者则更多地发现社会的变革反过来也大大地推动了机器的发展与推广。缝纫机登陆上海的历史命运，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典型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