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的中国是大动荡年代。在这巨变不止的年代，政治对家庭的影响、冲击格外强烈。这17 个家庭，“家庭出身”非常不一样，有的是“老革命”，有的是“国军”，有的是“劳模”，有的是“右派”，有的是工人，有的是农民。在中国的“大时代”背景下，都无法逃避“政治”。这些家庭的背景非常不同，恰恰构成了20 世纪中国政治的缩影。老托尔斯泰有句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是各有各的不幸。”其实，细细说来，幸福的家庭也不完全相似。这17 个家庭的历史，幸与不幸都不相似，将其放置在历史脉络中阅读、考查，呈现出历史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内容简介】
本书由老鬼、马勇、萧功秦、俞可平等17位作者执笔，围绕“家人、家庭、亲情”主题，撰写各自的家族往事。17个故事，17个家族的兴衰跌宕，逐帧刻画家人平凡而坎坷的人生经历、辛酸苦乐。其中包括对抗战历史的个人描述、对父母人生经历的回顾、对故乡亲族的追忆等。作者文笔流畅，娓娓道来，故事真实感人，以个体的生命历程来映衬时代的变迁与历史演进。作者摒弃宏大历史叙事，以个人与家庭的境遇为核心，从个人家庭的坎坷经历来回顾过往、反思历史。
【作者简介】
本书由老鬼、马勇、萧功秦、俞可平等17 位作者执笔，围绕“家人、家庭、亲情”主题，撰写各自的家族往事。
老鬼，作家，本名马波，1947年出生。著有《血色黄昏》《血与铁》《母亲杨沫》等。
马勇，1956年1月生，安徽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萧功秦，1946生，湖南衡阳市人。历史学者、政治学者，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曾任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俞可平，1959年生，浙江诸暨人，政治学博士，中央编译局原副局长，现任北京大学讲席教授、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
其他作者，略。
【目录】
序 雷颐 / Ⅰ
我的父亲 老鬼 / 001
复兴路抗战旧事 邓超 / 035
一位乡村读书人的生命历程 马勇 / 053
纪念家族抗日空军战士 马庆芳 / 071
花山村的农民 俞可平 / 097
祖父陈长庚的抗战岁月 陈康衡 / 107
母亲叙说的往事 刘宏海 / 125
一位不拿枪的抗战女兵 赵定华 / 147
百年往事如烟云 胡品选 / 163
父亲的秘密 彭志翔 / 171
家书中的百年史 萧功秦 / 191
川江上*代一等船长 莫西 / 265
陌路父亲的双重痛 马迅奋 / 277
沉重的轻烟 张先云 / 287
父亲在1958 年 吴光文 / 307
远去的大宅院 钟月 / 321
老屋旧事 张亚泽 / 331
【前言】
序
雷颐
准确地说，这本书记述的是“家庭史”，而不是传统社会那种几
世同堂、十几甚至几十口共同生活的“家族史”。这本身，就说明了
传统社会已经解体，社会结构已经“焕然一新”甚至“换了人间”，
以小家庭或曰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为主了。因此，本序中因行
文需要“家族史”与“家庭史”通用。
现在，“家庭”可说是所有社会中*广泛、*基本的功能单位，
所以有人将家庭比喻为社会的细胞。对家庭史的研究，是了解、理
解历史*重要的门径之一。如果说传统史学也有“世家”，注意到了
“家”与“人”的关系，但“世家”关注、记述的毕竟是少而又少的
王侯们的家世，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家史，则少有记录甚至不被记录，
因此无法进入“历史”。新史学与传统史学*重要的突破、*本质的
不同，并非方法的突破与不同，而是视角、立场的根本不同。新史
学的视角，聚焦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大众，认为构成社会主体的平民的
历史而不是精英的历史，才是历史研究*重要的内容。家庭是
社会的细胞，正是这千百万普普通通的细胞，构成了社会。家庭历
史是个人史与社会史的交汇，是家庭成员的个人史，又是成员之间
的关系史，更是家庭与社会的关系史。透过家庭史，可以看到社会
结构中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社会变迁中哪些发生了变化，哪些仍固
定不变。各种体制、机制如何互动，是互相补充还是互相斗争？如
“家族”在漫长的历史中为个人提供了基本的保障，为何在20 世纪
初年，对“家族”对个人的束缚、压抑的激烈批判，获得了强烈的
社会共鸣？“大家族”为何不可避免地变为“小家庭”？研究普通
人的历史，研究社会的历史，不能不研究许许多多的家庭史。
近年来，“家庭史”成为历史学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因为家庭
史研究必然是跨学科、多学科研究。如经济史研究，家庭的经济状
况，家庭如何获取生存资源，家庭收入与成员之间如何分配；如法律
史研究，家庭遗产是如何继承、分配的，邻里利益纠纷是如何调解、
判决的；如性别关系，父亲、母亲的角色与地位，家中兄弟与姊妹的
关系与地位；如社会关系，家人与亲戚的关系，与邻里的关系，个人
的社会地位与家庭的关系，等等。家庭史研究，与跨文化研究也关系
密切。如一个家庭嵌入异质文化社区的生存状态，不同省籍尤其是生
活方式差异较大的南方人与北方人、东部与西部彼此通婚的家庭，不
同族群、不同宗教信仰者彼此通婚组成的家庭是如何协调文化差异、宗
教信仰问题的，全球化时代跨国婚姻越来越多，这种家庭的“文化
跨度”更大。研究这些家庭史，既需要跨文化的方法，同时，又为跨
文化研究提供了生动、鲜活的样本。家庭史研究，与政治更有密切关
系，如政治对家庭的影响、渗透甚至直接干预，家庭又是如何应对政
治的变化的，甚至如何应对政治较为*的表现如动乱、战争。
在社会、经济、政治、伦理、文化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家庭
体系、系统会发生或慢或快的变化。家庭史研究，自然反映出这些
因素的变化。
家庭史研究史料丰富，档案、家谱族谱、日记、通信、账单、
日常用品、房屋格局与家庭成员居住分配、家具式样与摆设、回忆、
访谈、口述……总之，家中的一切，都是史料。不必说，个人撰写
的家庭史，当然更加重要。
《家族往事》一书源于网上发起的网友写家族史的活动，现将发
表的17 篇家史结集出版，为家族史研究的大厦增添了厚厚一砖。这
17 个家庭，天南地北，背景非常不同。所记述的历史时段，有交叉，
又有不同。有的记述是家庭一两位长辈的经历，有的记述的是全家
的历史。这些原本不相同不相干的家庭、人物，相聚在这个平台上，
经过读者的阅读、接受，形成读者与这17 篇文本之间的对话，更形
成了这些文本之间的对话。
家庭*主要*基本的功能是为“家人”提供食物与住所，使其免
于冻馁。在“非常时期”，这种功能更加重要。刘宏海《母亲叙说的往
事》细致生动地记述了母亲那一大家子在抗日战争时期颠沛流离几千
里，在人生地不熟的境况中一家人如何绝处逢生解决“食宿”及如何
分配食宿的经历。马勇生长在贫穷的皖北农村，他的《一位乡村读书人
的生命历程》有一小段，细述了“三年困难时期”体制内外、家庭内部
食品的分配情况。吴光文《父亲在1958 年》记述自己家庭是如何度过
“那个年代”，其实也是对特殊年代食品的特殊分配制度做了细致入微
的回忆。多数文章，都或多或少、或详或略地谈到了“民以食为天”的
生存问题，这些生动细节，正是许多档案、报告等官方文献所缺乏的。
20 世纪的中国是大动荡年代。在这巨变不止的年代，政治对家庭的影响、冲击格外强烈。这17 个家庭，“家庭出身”非常不一样，有的是“老革命”，有的是“国军”，有的是“劳模”，有的是“右派”，有的是工人，有的是农民。在中国的“大时代”背景下，都无法逃避“政治”。这些家庭的背景非常不同，恰恰构成了20 世纪中国政治的缩影。老托尔斯泰有句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是各有各的不幸。”其实，细细说来，幸福的家庭也不完全相似。这17 个家庭的历史，幸与不幸都不相似，将其放置在历史脉络中阅读、考查，呈现出历史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2017 年6 月
家
【免费在线读】
我的父亲
老鬼
很羡慕那些有慈父的家庭。
这一生中，我写过很多纪念文章，为草原上的知青，为反“四
人帮”而被判长期徒刑的同事，为陷入囹圄的北大同学，为帮助过
我的中国留学生，为晚年返璞归真的母亲，甚至都给自己的继父李
蕴昌写过纪念文章，却没心思给父亲写。因为，我对他有很多不愉
快的回忆。父亲是母亲的入党介绍人，也是《青春之歌》中江华的
原型。但在我眼里，真实的他远不像电影里的江华那么“高大全”，
那么和蔼可亲。现在父亲去世30 周年了，应“家族往事”征文之约，
为他写篇文章。
一 对孩子冷酷
1951 年，我离开了河北深泽县农村，离开疼我的姑姑、奶奶，
来到陌生的北京。四岁的我本能地与父母有隔阂。见了父亲“爸爸”
叫不出口，可能为此让父亲不高兴。他下班后不理我，从没抱过我，
没单独带我去公园玩，也没跟我单独照过一张相，长大了更是没有。
我生病了什么表示没有，两次动手术，都是阿姨和哥哥陪我去医院
的。所以感觉父亲对自己没啥感情。记得有一次，从骑河楼胡同出
来上了北河沿大街，他在前面走，我跟在后面，他越走越快，我跟
不上，眼见着他的身影变遥远模糊，我急哭了，他头也不回。忘记
后来自己是怎么回到家的。我跟父亲上街，就别指望他给买一块糖，
一根冰棍，一件玩具。只记得过年时，他给过我一些火柴般细的红
色小炮儿。
我从托儿所到小学，到初中、高中长年住校，每星期回家一
次。到家后，他从不到我的房间看看我，我偶尔去他的房间，他
也冷冷淡淡。
他出去看望朋友时，从不带我，好像嫌我给他丢人。跟老战友
说起我时，总是数落，陈述我的种种毛病。他有个习惯，喜欢在老
朋友面前述说自己孩子的种种错误。不只是对我，对哥哥姐姐也都
这样。他好像以向外人批判自己孩子的缺点毛病为荣，特爱表现他
不娇惯孩子，对子女严格要求。
在不娇惯孩子的旗号下，他经常狠狠打我。在农村老家，大家
都呵护我，没挨过打。可在父亲身边却屡屡挨打。母亲1951 年5 月
3 日的日记里也记载，说我非常顽皮粗野，姑姑秀端把我惯得很不
像话，于是她和父亲狠狠打过我两回。父亲抽耳光是抡圆了胳膊抽，
打屁股的手也很重。他是个30 年的党员，老干部，大学校长，在外
面和颜悦色、平易近人，对自己的孩子却说打就打，眼睛瞪得溜圆，
样子狰狞可怕。
我小学四年级11 岁时，一次家里有票去看表演，本来说好让我去，
后来又不让我去了。父母走出门后，我在保姆面前哭了。父亲可能忘了
什么东西，返回家来拿。看见我哭，上来就抽我一耳光。还有一年春
节，二叔带着女儿来北京过年。吃饭时，可能是我迫不及待，抢先动
了筷子，父亲发怒，当着大家面，抬手抽了我一嘴巴。大年初一挨打，
我哭了半天。五十多年后的2014 年，见到二叔的女儿妙然，她还记得
这次抽我，认为父亲对孩子太粗暴，大过年的还打人。
所以，我对父亲亲热不起来。他对我没感情，我对他也没感情。
管父亲叫“爸爸”非常勉强，尽量不叫他。平常见了他就像老鼠见
了猫，害怕至极。一到寒暑假，父母嫌我在家淘气，都要送我回河
北农村老家。在奶奶、姑姑那里才能尽情享受到亲情的温馨。所以
每次从老家回到北京都大哭一场。舍不得老家土里土气的亲人，他
们真诚关心我，待见我。回老家吃的、住的、卫生条件都不如父母
家好，但老家人是用全部心意对待我，把我当回事，我能够说了算。
不像在北京家中，跟寄人篱下一样，被忽视，被冷遇，被遗忘。
困难时期，回家吃饭也要交粮票，还吃不饱，偶尔母亲会偷偷
给我点吃的，父亲从来没有。他根本不把我当回事。学校开家长会，
他从来不去，总让在供销总社看大门的姑父代表他参加。记忆中，
父亲*让我感动的一次是初一时，他曾送给我两根深绿色的绘图铅
笔。平时他没给过我什么东西，送我这两根绘图铅笔让我感激得眼
泪差点流出来。受宠若惊，立刻就把自己买的一本新的《中国分省
地图册》交给母亲，托母亲转给他（那时候，我特别害怕他，他不
叫我，都不敢进他的房间）。但一顿骂，一顿打，又把我对他少有的
一点感激之情全部化为痛恨。
父亲不只打我，还打姐姐小胖。小胖在父母身边带大，*被溺
爱，也*敢跟父亲顶嘴（我小时候可一点儿也不敢）。小胖都上大学
了，父亲一生气还抽她耳光，不许小胖在家吃饭，让保姆把家里的
食物都放在柜里锁上。小胖为此给妈妈写信控诉，痛斥父亲的“怒
吼如虎狼一般的凶恶，他的黑心如豺狼一般的狠毒”。
我二叔（爸爸的大弟弟）在农村务农，他只有一个儿子景波，
十分疼爱，从没打过他一下。那年二叔带七八岁的景波来北京家中
看望。一次父亲见景波跟二叔顶嘴，看着看着就猛抽了他一耳光。
把那孩子打蒙了，呆若木鸡。二叔心疼得敢怒而不敢言。打自己小
孩的很多，可连几年没见面的弟弟的独苗儿子也说打就打，下手那
么重，恐怕就少见了。人家是客人，是大老远来看望父亲的。几十
年后，景波跟我讲述了此事，说一辈子也忘不了。
尤其是我为申请入团割破手指被打，令我对父亲恨之入骨。
1963 年，我初三毕业前，很想入团。就写了个申请书，在交给班团
支书时，用小刀割破左手中指，将血洒在申请书上。之后，也没去
卫生室包扎，就把手放在左裤口袋里。血把左裤腿都浸透了。不料
回到家后，父母得知我是为申请入团，割破了手指，却大发雷霆。
父亲说，只有旧社会江湖上的那些人才爱动刀子写血书。越骂越生
气，开始抽我耳光，并用大皮鞋踢我。我万万没想到为申请入团
表决心竟会这么挨打（当年根据地有人为表示抗战到底的决心，曾
把一个小手指头剁下来交给他，他还表扬过这人）。我也没干坏事，
凭什么对我拳打脚踢？很多革命烈士都在狱中写过血书。当时我16
岁，挨打时一声不吭，首次愤怒地瞪着他。打完后，我回到自己的
南屋当即把父母的合影照片撕成碎片。自己流了那么多血，左裤腿
全湿透了，还被这么凶狠地暴打！实在忍无可忍，我决定给周总理
写信，因为父亲的委任状上有周总理的署名。我悲愤填膺，流着泪
控诉了父亲的野蛮行径，说他在家里实行法西斯专政，是个暴君，
根本不配当大学校长！
父亲没料到我会给周总理写信告他。从那以后，再没打过我，
但跟我在感情上越发疏远。1965 年，父亲去山西长治地区“四清”，
单位发他一个军棉袄。1966 年他回北京后，母亲开始说要把军棉袄
给我，我听后非常高兴。那时候，中学生们*梦寐以求的就是穿件
军装。可*后，父亲却没给我，送给别人了。理由是给我穿，会助
长我的特殊化思想，容易有高人一等的意识。他明知我喜欢军装，
就是不给我—难道别人穿军装就不特殊化了吗？我白高兴一场，
自然对他产生怨恨。
家里孩子的私人物品，父亲随意翻动，甚至偷走（如我买的抗
战歌曲集）。他反对哥哥练武术，说不文明。当时住在国务院宿舍，
我亲眼目睹他把哥哥练武的沙袋、飞镖、三节棍等扔到窗外楼下的
荒草中。我也攒了一些摔跤打拳的书，非常珍惜，下乡时没来得及
拿，后来都被他当废品卖掉。
“文革”中他受批判，处境开始不好，我无动于衷，甚至还有点
儿幸灾乐祸。认为他官气十足，在家里称王称霸，该炮轰炮轰他了。
后来北京红卫兵中有一小股去越南打仗的风气。我也动了心，并在
1967 年4 月毫不依恋地打砸抢了自己的家，企图一去不复返地上
前线抗美援越，宁肯死在战场，也不再回这个家。因为感觉不到一
点点家庭的温暖，也是我多年来对父亲不满的总爆发。当时真的想
“做千秋雄鬼死不还家”了。甚至后来还派同学去北师大贴他的大字
报，揭露他把邓拓的题词挂在房上，在家里烧毁了很多材料，毁灭
“罪证”等。这在全北京恐怕不多见。
父亲自然深受伤害，认为白养了我一场，大骂我是白眼狼。我
下乡内蒙古后，被兵团打成现行反革命，他不理不睬，可能还隐隐
高兴兵团替他报了仇。
1976 年年初，我发现自己写的下乡经历手稿被他偷走后，写信
向他索要，并警告他不要烧毁，否则一切后果由他负责。他的回答
是：跟我断绝一切关系！ 当时正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他
生怕我写东西连累了他。那时，我孤身一人调到大同矿山机械厂，
举目无亲。他不但跟我断绝来往，还让他的老战友—把我调到大
同的高万章叔叔也不要理我。等于从背后给了我一刀，令我猝不及
防。我在草原后期结识的女友，也随之离我而去。那段举目无亲、
无家可归的日子，刻骨铭心。
打倒“四人帮”后，父亲的秘书蒋雪姣去看望父亲，得知我在
大同，说：“恰好要去大同办事，可以去看看小波。”父亲坚决不同
意，说：“你不要去看他、照顾他，让他自己锻炼，自己闯。”蒋秘
书认为这体现了父亲对孩子的严格教育。真实原因是父亲跟我断绝
了来往，并让家里所有人跟我划清界限，自然不许蒋秘书看我。
1977 年年底，凭自己的作文，考上北京大学之后，在母亲的劝
说下，父亲与我恢复了来往。趁他高兴时，我对他说：“你要对我
好，我绝不会在‘文革’中打砸抢你。”谁料他听后勃然大怒，一点
儿不承认对我不好，反问：“我们供你吃，供你穿，供你上学，帮
你摘了帽子，给你调回内地，哪点对你不好了？”痛骂我“忘恩负
义”“过河拆桥”，是个地地道道的“内奸”“白眼狼”。
不久，又因为某事跟他争辩起来，父亲见我顶撞他，再次跟我
断绝关系。姐夫给我介绍了一个文化部的女翻译，他逼姐夫告诉那
女翻译，我是个危险分子，劝她不要与我来往。在北大期间，寒暑
假时，外地和北京同学全回家了。宿舍里只剩下我一个人，饱尝了
“丧家之犬”的滋味。
因此，我对父亲的回忆就是挨打，就是训斥，就是冷遇，就是
被赶出家门的屈辱，从他那里感觉不到父爱。
晚年，父亲跟我的关系缓和一些。逢年过节，他会把人家送给
他的吃不了的、都长了毛、发了霉的糕点杂粮等，送给我一些。但
平时我和他仍然来往不多，刻意跟他保持距离。因为你一接近他多
了，待他热情一点儿，他就怀疑你对他有所企图，要求他办事，会
突然变脸。
所以我从来没有心情写怀念他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