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是韩少功二十年来主要的作品类型，对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与文化进行了深入的反思与尖锐的批判，颇具时代的厚重感与人性的震撼力。现实主义笔触下的生活写实与反思，思维张力下的哲理思辨厚重的思想启迪，独特语言表达艺术下的人性透视与史学考问。其中一些代表作以鲜明的风格与强烈的个性，可与“五四”以来随笔佳作媲美。关于社会与历史、关于人生与道德、关于文学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有超常的睿智和深刻的思索。
【内容简介】
【目录】
关于社会与历史
完美的假定
多义的欧洲
国境的这边与那边
第二级历史
喝水与历史
哪一种大众
主义向人的还原
自我机会高估
货殖有道
人情超级大国
民主：抒情诗与施工图
张家与李家的故事
关于人生与道德
看透与宽容
词语新解
处贫贱易，处富贵难
夜行者梦语
性而上的迷失
伪小人
作揖的好处
个狗主义
人之四种
心想
乏味的真理
熟悉的陌生人
遥远的自然
爱的歧义
佛魔一念间
重说道德
关于文学与文化
本质论浅议
留给“茅草地”的思索
学生腔
也说美不可译
文学中的“二律背反”
从创作论到思想方法
文学的根
东方的寻找与重造
信息时代与文学
好作品主义
灵魂的声音
无价之人
道的无名与专名
偏义还是对义
Click时代的文学
文学传统的现代再生
强奸（的）学术
岁末扔书
公因数、临时建筑以及兔子
饿他三天以后
读书拾零
感觉跟着什么走
好“自我”而知其恶
写作三题
批评者的“本土”
文体与精神分裂症
从循实求名开始
扁平时代的写作
群体寻根的条件
读书卫生须知
心灵之门
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
重要译名双语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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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向人的还原
以前只听说过“文学是人学”，似乎其他学问就与人没有什么关系。这一点当然大可怀疑。
世界上存在过没有角色的演出么？存在过人不在场的主义么？有一个美国学者库恩（Thomas Sammual Kuhn），是研究自然科学史的。他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里，发现日心说取代地心说，广义相对论取代牛顿引力论，如此等等，并非仅仅取决于客观逻辑过程——当时的新理论并不比旧理论多一些实证根据。事实上，科学革命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整个社会文化心理环境的变化，甚至受制于科学家的个人经历和个性因素。
这样，他把科学的革命归因于人心演变，差不多就是把科学也当成了“人学”或半个“人学”。既如此，与人、人性、人生血缘更为亲近的各种人文社会科学，还有什么理由目中无“人”和笔下无“人”?社会科学是一种又一种抽象，具体地说，是对一些大活人身上某些现象的抽象。但抽象的同义语也就是不同程度的简化，就是去象而得义、去义而得言、去小言得大言的不断简化过程。比如把中国的痞子、西方的痞子、古代的痞子、现代的痞子、学术的痞子、市井的痞子、盗亦有道的痞子、穷凶极恶的痞子……统统拿来取同而去异，抽象出一个“痞子主义”或“玩世主义”或“虚无主义”。在近年来文化界有关讨论中，有人以此来指涉一切反道统、反体制的文化态度，于是我们便常常听到所谓“痞子”的合理性。有些人的立论是：与专制主义比较而言，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们宁要痞子不要贪官；我们并不赞成痞子，但所谓痞子们对极“左”的颠覆和瓦解作用却不可否定。
这种说法也许不无学理价值，不乏一定的现实根据。可惜的是，一旦把主义还原为人，“痞子主义”这个笼统的概念就大而无当，不大管用了。一旦我们到九十年代中国随便嗅一嗅，随便瞥一眼，就可以发现九十年代不是八十年代，更不是以前老一辈的年代，就可以发现今天现实中大凡痞子，既与贪官有所区别，但更多时候又与贪官是一回事而不是两回事。在这种情况下，所谓“两害相权”云云纯属书生们的虚构。
今天的痞子已经不大有草寇罗宾汉和窃贼时迁的道义（他们非利而不为），也少有美国嬉皮士们的边缘性（他们正在或已经学会了走门子攀上官家）。在专制主义遗毒犹存的社会土壤里，痞子和贪官的作恶，在大多数情况下离不开相互勾结，利益上有惊人的一致性；而且俗称“官匪一家”更体现于他们文化心理上的同质：一个没有流氓心态的官员决不会成为贪官，一个没有贪官心态的平民也决不会成为流氓。贪官只不过是在朝的流氓，流氓不过是在野的贪官。如此而已。
一个欲“痞”心切的青年曾公开宣称：“要是现在‘四人帮’上台，我肯定要投靠上去!”在这一类可爱的坦白面前，所谓痞子/贪官的二元对立论，所谓二元格局里孰高孰低的百般计较，有多少现实依据可言？有多少学问的智慧可言？
与这个问题相关的，是所谓世俗主义。世俗主义的传统内涵，来源于欧洲几个世纪以前世俗社会对宗教专制的反抗，恰恰是人文精神的题中之义，闪耀着启蒙的光辉，是今人值得借鉴的思想遗产之一。针对中国“文革”对人性的禁锢，重新肯定世俗人生以及人的正当欲望，也是社会走向进步和开明的重要标志。但如果以世俗主义来打杀人文精神，来讥嘲道义、理想以及知识分子的精神承担，这就好比自己同自己的影子大打出手决一死战，学理上的逻辑混乱已让人生疑。把主义还原成人以后，更可看得几分明白：在今天的现实里哪有什么老少咸宜奸忠共享的“世俗”！以权谋私是“世俗”，打工谋生也是“世俗”；车匪路霸是“世俗”，守法经商也是“世俗”；嫖娼纳妾是“世俗”，谈情说爱也是“世俗”；弄虚作假尔虞我诈是“世俗”，勤奋工作发明创造也是“世俗”……一句话，有掠夺者的“世俗”，也有劳动者的“世俗”，不可混为一谈。提倡道义、理想以及知识分子的精神承担，正是要抗击前一种有害社会亦即有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小“世俗”，而保护后一些有利于社会亦即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世俗”，这一道理难道还需要费尽口舌地反复唠叨吗？还有什么特别费解之处似乎须有博士或博士后的文凭才能明了吗？
可以设想，在一个连道义原则和精神尺度都在知识分子眼里被视为羞耻、禁忌、废物的社会里，在一个无序状态因此而愈演愈烈的社会里，堂皇而笼统的“世俗”论会遮蔽什么?社会权力和利益的分配结果，将会有利于广大劳动者，还是将有利于少数掠夺者?
劳动者与掠夺者云云，这样原则上说说，比笼统的“世俗”论多了几分清醒，但事情还没有这么简单，有关学理即使到了这一步仍会有隔靴之虞。是的，把掠夺者与劳动者两分，是一种必要而有益的抽象。然而在今天的现实情境里，如此抽象两分的事物，在很多人那里常常兼备于一身——这也是我们并不少见的现实经验。所谓“掠夺”，所谓“抢”，是以权谋利的俗称。贪官如王宝森者流的“抢”，当然很好理解。但一个普通教师也是可以“抢”的，比如乱收学费并且索要学生家长厚礼——虽然他在另一方面却是辛辛苦苦的劳动者，甚至被医院里的什么人“抢”过。一个普通的个体摊贩也是可以“抢”的，比如造假贩假并买通监管人员而逍遥法外——虽然他在另一些方面也可能是一个守纪守法的劳动者，甚至被供电部门、交通部门的什么人“抢”过。权有大小之分，恶有重轻之别。这是事情的一方面。但抽象两分的事物，在大活人们那里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腐败现象的义愤指责，常常掩藏着内心深处的羡慕。对社会公道的热情呼唤，又常常不过是*虚无、*实惠、*虚伪地将其为我所用以售其私。很多劳动者一有掠夺的机会并不心慈手软，而很多掠夺者在掠夺之外也常常有劳动的酸甜苦辣。
这是九十年代中国的重要国情的另一面。
把人分成左、中、右的方法并非时时都有合理性。社会之善，不仅仅是指标准善人，而是指大多数人善心善行的一面；社会之恶，不仅仅是指标准恶人，而是指大多数人恶心恶行的一面。如果只是在书本上改造社会，把学理上的概念两分构想为现实中的队列两分，进而把抗击掠夺的正义仅仅理解为“阶级斗争”，虽然可能打掉几个贪官，大快人心于一时，缓解社会矛盾于一时，但治标并不能治本，除病并不能断根，仍然可能留下无数贪官再生的后患。这是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经验教训所在。
主义还原到人之前，主义是满好论（抡）的，落到具体的人身上，情形就十分复杂了，问题也就丛生不绝了。
半个世纪以前，中国人为了自救引入了各种各样的主义，只有在一批革命者清理了教条束缚之后，真正认清了中国的国情之后，才有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合，才获得了翻天覆地的成功。自那以后，半个世纪以后的中国，“立国、立人”（鲁迅语）的任务仍未完成。可以相信，这片土地上的很多知识分子，眼下正在再一次面临着如何有效利用各种思想资源的问题，面临着如何克服教条混战而成为一个实践者的问题，面临着在实践中获得把握问题、解决问题的学术智慧的问题。要谈主义，更要谈问题，要把主义从天上请到地上，在不断问题化的过程中变成有血有肉的真知。
毫无疑问，人是一切问题的问题，是*、*深刻的国情。主义如不能向人还原，就只能永远是华丽的文字游戏。
199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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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发表于1997年《天涯》杂志。
【作者简介】
韩少功，1953年1月出生于湖南省。1968年初中毕业后赴湖南省汨罗县插队务农，1974年调该县文化馆工作，1978年就读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先后任《主人翁》杂志副主编（1982年）、湖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1985年）、《海南纪实》杂志主编（1988年）、《天涯》杂志社社长（1995年）、海南省作协主席（1996年）、海南省文联主席（2000年）等职。
主要文学作品有：短篇小说《西望茅草地》《归去来》等，中篇小说《爸爸爸》《鞋癖》等，散文《世界》《完美的假定》等，长篇小说《马桥词典》《日夜书》，长篇随笔《暗示》，长篇散文《山南水北》。另有译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惶然录》等。
【前言】
眼前这一套作品选集，署上了“韩少功”的名字，但相当一部分在我看来已颇为陌生。它们的长短得失令我迷惑。它们来自怎样的写作过程，都让我有几分茫然。一个问题是：如果它们确实是“韩少功”所写，那我现在就可能是另外一个人；如果我眼下坚持自己的姓名权，那么这一部分则似乎来自他人笔下。
我们很难给自己改名，就像不容易消除父母赐予的胎记。这样，我们与我们的过去异同交错，有时候像是一个人，有时候则如共享同一姓名的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他们组成了同名者俱乐部，经常陷入喋喋不休的内部争议，互不认账，互不服输。
我们身上的细胞一直在迅速地分裂和更换。我们心中不断蜕变的自我也面目各异，在不同的生存处境中投入一次次精神上的转世和分身。时间的不可逆性，使我们不可能回到从前，复制以前那个不无陌生的同名者。时间的不可逆性，同样使我们不可能驻守现在，一定会在将来的某个时刻，再次变成某个不无陌生的同名者，并且对今天之我投来好奇的目光。
在这一过程中，此我非我，彼他非他，一个人其实是隐秘的群体。没有葬礼的死亡不断发生，没有分娩的诞生经常进行，我们在不经意的匆匆忙碌之中，一再隐身于新的面孔，或者是很多人一再隐身于我的面孔。在这个意义上，作者署名几乎是一种越权冒领。一位难忘的故人，一次揪心的遭遇，一种知识的启迪，一个时代翻天覆地的巨变，作为复数同名者的一次次胎孕，其实都是这套选集的众多作者。
感谢上海文艺出版社，鼓励我出版这样一个选集，对三十多年来的写作有一个粗略盘点，让我有机会与众多自我别后相逢，也有机会说一声感谢：感谢一个隐身的大群体授权于我在这里出面署名。
欢迎读者批评。
韩少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