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在新的时代下，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等攻坚战，坚定不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这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老百姓的期盼。阅读《中国期待一个怎样的未来》，读懂人民期待，读懂中国未来。
【内容简介】
道路决定命运，战略指引未来。
中国未来5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怎么走？决策者作了擘画，公众也满怀期盼。
面对未来的希望与风险，展望发展与改革大势，目前中国*需要的依旧是“改革执行力”，特别是几大领域改革的有机联动。本书重点从深化改革、关注民生、民主法治建设、延续中华文脉、维护公平正义等多方面着手，回应人民的重大关切，严谨分析并提出建设性意见，让更多人对中国未来可能的发展有比较清晰的认识。
改革真正的“三峡”还没有驶过。中国的自由、民主、富强，是百年来无数志士仁人的梦想。当今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接近这一理想。创造如此美好的未来，是所有中国人的追求与责任。
【作者简介】
财新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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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目录
代 序 奋力驶过改革“三峡”
*部分 读懂中国期待
回头却不是从前——从1998到2018
多角度认识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新型智慧城市之路怎么走
以“互联网 ”推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
第二部分 将改革进行到底
中国经济面临的十大尖锐问题
中国经济的*出路
市场出清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文火慢炖”的金融去杠杆
第三部分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
“租售并举”决定房地产业兴衰
把脉住房公积金制度
新常态下人力资本需求与教育改革
流动儿童教育关乎城市未来
“十三五”规划下的养老服务市场机会
第四部分 法治中国新时代
司法改革还需大步向前
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
如何走出破产法实施困境？
第五部分 从文明的角度把握中国的未来
从文明的角度把握中国的未来
文明古国能否再崛起？
“三知”：中国文化影响世界的三个支点
第六部分 谁来监督监督者
谁来监督监督者：监督权问责的逻辑与实现
党内监督尚需及时补短板
常态、新常态与非常态——2012-2017年中国的政治发展素描
【前言】
代 序
奋力驶过改革“三峡”
中国未来五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怎么走?决策者作了擘画，公众也满怀期盼。此时此刻，聚焦“中国期待一个怎样的未来”这一主题，其意义不言而喻。面对未来的希望与风险，展望发展与改革大势，我们认为，目前中国*需要的依旧是“改革执行力”，特别是几大领域改革的有机联动。
近年来，全球政治经济形势波谲云诡，许多变局为世人始料未及。全球化进入高度不确定时期，世界经济始终未能摆脱增长乏力之态，凸显中长期结构性痼疾。在中国，旧发展模式长期积累的问题显露无遗，当务之急是充分认识当下中国经济社会中的潜在风险，按照既定顶层设计，切实推进改革。
过往20多年，中国经济高歌猛进，但渐渐形成三大失衡，在全球金融危机已提出警示后仍无根本改观：一是实体经济内部存在供需失衡，在一些行业产能过剩的同时，另一些行业需求结构升级迟迟不能得到满足；二是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失衡，金融业陷入自我循环、自我炒作的怪圈，而其竞争力并无显著提升；三是房地产和其他实体经济间的失衡，房地产染上了过多的金融属性。
目前企业债务高企、金融风险不断显现，正是这三大失衡的具体体现。对这些风险点自应有不同的长短期处置方式，但是，加速推进全方位改革方为治本之策。唯有深化改革，纠正这三大失衡，中国经济才能真正激发内生动力，国内外投资者才会对中国经济抱有信心。
中国体制改革仍在半途。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已近四年，改革方向已明，但落实不尽如人意，全会决议列出的若干重大改革进展不一：或一马当先，或长久停滞而近来终获突破，或依旧原地不动。一些旧体制的因素还有死恢复燃之势。这一切，构成一幅多彩复杂的图景。不容否认，国企、财税、土地、社保等基础性关键性改革总体上进展缓慢，制约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整体推进。更令人警觉的是，即便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已明确做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表述，在一些领域、一些地方，计划经济色彩依旧浓厚，社会上还不时泛起一些回潮的杂音。这反映了改革的艰难，而这种艰难也只有深化改革才能克服。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至此，任何一个领域内的改革都不可能在自身范围内求得解决，暂时的单兵突进或许可能，但倘若没有其他领域改革的配合，欲求得根本突破则断不可能，已有的成果也可能丧失。全面深化改革，被列入“四个全面”之中，然而，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几大领域改革联动的探讨少之又少，这对改革全局是十分不利的。
2018年，中国将隆重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经过迅猛发展，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购买力平价计算，成为全球*也变得不再遥不可及。中国的综合国力也显著增强，其影响力几乎可以在每一个全球议程上清晰感受。数十载“生聚”的成果值得万分珍惜。巩固和扩大这一成果，要靠全面改革过大关。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严峻的挑战，就是实现经济增长新旧动能的转换。这不仅意味着农业、工业、服务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例升降，它还必然伴随着社会结构、国家治理、国民价值观的新陈代谢。过去40年的许多经验将不再灵验，而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迈向全球前列，技术进步成果日积月累，往昔可直接借鉴的国际经验变得不再那么现成，“低垂的果实”不再伸手可及。开辟中国的崭新未来，唯有全面深化改革一途。
本书收入的文章，题材多样，涉及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法治建设、民生改善，进而试图从人类文明的角度把握中国的未来。这些思考都是极富价值的，有助于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刻理清思路，激浊扬清。无论知和行何者更难，知都是行的前提。
展望未来有坦途，亦有险滩，而后者更值得警醒。消除风险源别无他途，唯有强化执行力，全面深化改革。改革真正的“三峡”还没有驶过。使中国变得自由、民主、富强，是百年来无数志士仁人的梦想。当今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接近这一理想。经我们的手，创造如此美好的未来，是所有中国人的追求与责任。
胡舒立
（财新传媒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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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明的角度把握中国的未来
这几年我们一直在争论，光看改革开放以后30多年来解释中国未来，我想这看不清楚什么问题；加上1949年，甚至“五四”运动之前的近代历史呢？我还是觉得看不清楚。我认为一定要把中国放在世界地图来看，放到整个世界文明发展来看。我们一定不能把中国孤立来看，因为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也离不开世界。
从一个文明的角度，怎么样看中国的未来？未来五年十年甚至一百年、两百年往哪个方向走？文明的方向基本上能把握住。从文明的视角来看，无论政党也好，其他组织也好，能够对它们把握得比较正确一点、精确一点。文明的力量很难改变，看西方的文明，印度的文明，文明的变化不是以五年、十年为基础。我一直在反思怎么从文明的角度来看中国现实，我们的文明怎么发展。
历经四个阶段，包容使中国更强大
先讲讲我的思路。文明的角度是什么？我觉得现在是中国文明发展的第四个阶段。
*个阶段是中国文明基本价值形成时期，在公元前13世纪到公元2世纪基本上形成，这个时期形成的背景就是百家争鸣，就是中国本土产生的多种思想之间的对话，由对话而产生。
第二时期是公元3世纪到公元10世纪，佛教传入对中国文明产生巨大的冲击。中国文明与佛教之间的冲突不亚于现在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击。佛教传入以后，中国刚开始是拒绝，非常怀疑、猜疑，甚至发生暴力冲突，可是以后慢慢就接受了，到了唐朝就到达*。唐朝是国家的一次崛起，很多人说是文明的崛起。
中国第三阶段文明是公元11世纪到19世纪末。宋朝是一个转折点，就是“新儒学”开始。朱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对中国文明的贡献和影响是很大的。他精通儒学，重新把中国文明转化成为一个主体，把佛教容纳进来，真正吸纳到中国自己的文明里面。一直到王阳明心学，新儒学到了一个顶点。现在进入第四个阶段，19世纪末西方文明进来，我们不说以前的传教士这些活动，哪怕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现在也有一百五六十年了。
如果从这四个阶段的发展来看中国文明以后怎么走呢？我自己觉得可以看清楚一些。中国文明是一个学习文明，特点就是开放、包容、改进，不是通过拒绝使自己更强大，而是通过包容使自己更强大。宗教文明很难包容，因为宗教文明的基础就是一神教，具有排他性质。中国文明是具有包容性的。我们现在讲文明对话，经常不能把握这个特点。*近在博鳌论坛上提倡要进行亚洲文明对话，我觉得要对话得首先掌握你自己文明的本质性问题，否则没办法去深刻对话。
当今中国仍然要以中学为主、西学为次
中国文明*个阶段是中国内部各种思想之间的对话，我认为韩非子是一个顶点。第二个阶段是在佛教文明和中国文明之间的对话，但佛教文明是主体地位，中国文明处次要地位。到朱熹的第三个阶段，中国文明再次成为主体。
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类似宋朝这个时代。我们需要有新的文明整合，不是想着如何排斥西方文明，而应当思考怎么样把西方文明整合到我们的文明里来。这个是老问题，20世纪80年代李泽厚先生曾经提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观点。这也是近代以来一直所争论的。李泽厚先生那个时代，他看到的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他认为这些制度是西方的制度，西方是主体，中学为用。但我自己觉得，从亚洲四小龙的经验来看，文明的对话必须像朱熹那个时代一样，中学为主，佛学为次，就是说今天仍然要以中学为主、西学为次。还是要有文明自信心。我觉得，如果意识到佛教在中国的演变过程，基本上也能理解西方文明进来以后的历程。我们已经到了新的时代，这是今天的大背景。
西方看中国：停留在“亚里士多德”时代
讲到中西之间的关系，首先要梳理亚洲价值观。“亚洲”这个概念不是我们亚洲人自己发明的，是西方给我们的。他们一直在批判文明中国论，但我觉得，西方也是一个西方为中心的文明。中方有中方的天下，西方有西方的天下，任何一个文明都有自己的中心，没什么大的忌讳。
我发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时候西方人已经开始谈论东方了。有意思的是，因为希腊文明东边就是波斯文明，他们就把波斯称为东方，波斯以东的都叫东方。他们以这个区分世界。东方分为近东、中东，我们这里是远东。我觉得这是西方人犯的错，他们把整个东方等同成同样一个文明，把中国称为东方主义就是在这样一个错误基础之上的。他们根本不知道中国以儒家为核心的文明与波斯文明是不一样的，没有区分来看。我认为西方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到现在的中国定位没有任何大的变化。
真正把中国古代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化和概念化的是三个德国人。*个是卡尔·马克思，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第二个是马克斯·韦伯，第三个是卡尔·维特佛克，是20世纪50年代耶鲁大学的教授。
这三个人非常有名气，西方所有对中国的看法从这三个人身上来看是*系统化的。文艺复兴开始到启蒙运动，他们都会谈到中国，但是还没有系统化。直到马克思*个谈亚洲，从物质层面来分析东方专制主义。他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个专制的生产方式，这是*次对东方主义的概念化，当然还包括了印度。第二个是马克斯·韦伯，从宗教和文化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专制主义。第三个人是从两者的综合，他把中国称为水利社会。这三个人的观点是现在西方看中国的理论基础。我们今天用的totalitarianism，或者totalism也好，20世纪80年代被翻译成全能主义，都离不开这三个德国人。
我觉得，他们非常致命的错误就是延续了从西方古希腊开始的东方专制主义。我今天讲怎么塑造软力量，但这三个人影响了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看法。我们要塑造中国的软力量，就必须在讲中国故事的同时，也要讲印度的故事、西方的故事，光讲中国的故事就永远达不到目的。亚里士多德讲他的政治学，是把古希腊各种政治制度比较得非常透，把它们概念化、理论化，成为经典著作。这三位德国人也是这样的。
亚洲价值观，对“东方专制主义”的回应
东方专制主义一直延续了西方对中国的看法，直到20世纪80年代李光耀先生提出亚洲价值观。当时李光耀先生把世界上很多学者都找来了，研究亚洲价值观。亚洲价值观遭到西方的围攻。不仅如此，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亚洲价值观也开始遭到亚洲一些开始民主化国家的批评。
我自己觉得亚洲价值观是存在的，只是新加坡的力量太小。现在中国崛起了，提出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我觉得，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中国现在改变不了西方。中国现在讲自己的中国模式，这并不容易。很多年以前，美国的一些政治人物实际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中国对西方的真正威胁不在于中国的军事力量有多强大，也不在于中国的经济力量有多强大，中国如果对西方能够有威胁的话，就是中国这套体制所代表的价值。我刚才说到西方怎么回应亚洲价值观，无论是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之间的争论，还是近年来对中国模式的争论都很有意思。
事实上，我们可以把中国模式、中国发展经验放在亚洲价值观这样一个背景里来谈。我相信中国模式是亚洲中东亚模式的一部分。
东亚主要是儒家文化圈，朝鲜半岛、日本、越南、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或地区，都是儒家文化圈的一部分，它们的成功确实跟西方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它们不是拒绝西方，而是像中国文明一样，包容了西方。它们在把西方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同时不是把自己变成西方。一旦变成西方就会犯错误，日本犯了错误，韩国没有照搬西方，只是政治选举上采用西方的方法，很多机制都是符合自己特点的体制。我自己对新加坡比较了解，觉得完全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一个做法，西方的东西都是作为工具来用，价值还是自己的。
塑造中国价值要找到三个传统
中国下一阶段还是需要根据亚洲价值观的开放性，把西方文明包容进来，把这一价值观体现在一套制度上。
从政治上说也不复杂，把中国的selection 和西方的election 结合起来就行了。经济上也是这样，中国的国有企业存在几千年了，但要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处理好，要把社会保护好。实际上，中国的很多理念都具有普世性，所以我们要承认这些东西是普世性的。任何一个文明都是共享价值和核心价值两者的统一。
任何一个文明都有它自己的核心价值，西方文明、中国文明、波斯文明，正是因为他们都是人类社会，他们之间也具有共享价值。现在我们提倡的一些价值观，老百姓很难理会，因为一些是在现实中找不到的东西。我们要把社会上已经有的东西找出来，这样老百姓才能信你。大家还是找现在已经有的东西把它们作为核心价值，不要找没有的东西；没有的东西，没人相信，只能制造一些困惑。
塑造中国价值有三个传统，有几千年的大传统、近代以来的中传统、改革以来的小传统，加上全球化。我觉得知识分子应该有知识的担当，任何一个文明的核心就是它的知识体系。西方的媒体很强大，但媒体只是一个技术和形式的东西。西方媒体强大是因为它背后有一套知识体系，媒体只是把这个体系传播出来。西方媒体的强不是传播技术的强，是它后面知识体系的强。我们现在弱是我们没有自己的一套知识体系。从经验上说，我们是有的，但是现在没有人做。
我们要有担当，把这件大事情做起来，这样中国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崛起。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