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汇集了濮茅左先生近年来整理研究战国楚竹书文物的一系列重要成果，以对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楚竹书的释读为基础，对先秦时期的历史、民俗、哲学、美学、天文、地理、历法、军事、法律、政治、宗教等各个方面均有探讨，许多论述（如《周易》符号的解读）使人深有启发，是一部不容错过的出土文献研究专著。
【内容简介】
《新出土战国楚竹书研究》一书是作者濮茅左整理研究近年来出土的百余种战国楚竹书文物的成果，本书内容涉及文学、古文字、历史、民俗、哲学、美学、考古学，以及天文、地理、历法、军事、法律、政治、宗教等各个方面。
【作者简介】
濮茅左，男，1947年生于上海。上海市殷商甲骨文研究院院长、上海博物馆研究员。著有《楚竹书<周易>研究》，主编《殷商甲骨文》《商周金文》，编著《甲骨学与商史论著目录》《上海博物馆藏甲骨文字》《甲骨文常用字汇》《金文常用字汇》，译著《殷墟卜辞研究》（日本岛邦男著，与顾伟良合译）等。
【目录】
前言
性情论
民之父母
周易
柬大王泊旱
季庚子问於孔子
竞公疟
孔子见季桓子
君人者何必安哉（甲本、乙本）
子道饿
颜渊问於孔子
成王既邦
举治王天下（五篇）
邦人不称
史蒥问於夫子
【前言】
‘鲁壁魏坟’，是中国古代*着名的两次战国竹书大发现。竹书文物已无踪影，留下的只是历史记载。《汉书•艺文志》：‘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晋书•束皙传》：‘初，太康二年（二八一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两千年间，无数文人学士翘首以待奇迹的再次发生。一九九四年，终於梦现，自一九九四年至二○○○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的古玩市场上抢救回归四批战国楚竹书：
一九九四年三月十二日，收购*批竹简，四百余枚。
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七日，收购第二、第三批竹简，八百余枚。
二○○○年三月六日，收购第四批竹简，四百余枚。
这是我国考古*爲重大的事件之一，爲世所瞩目。新发现的战国楚竹书多爲历史上的佚书，内容涉及文学、文字、历史、民俗、哲学、美学、考古学，以及医学、天文、地理、历法、军事、法律、政治、宗教、版本等领域，也是我们研究先秦时期学派的産生、形成、发展*爲可靠、直接的文物证据，先故国学大师谁都没有见过如此衆多的战国楚竹书。这四批战国楚竹书已越百种，经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鉴定结果爲‘毛竹隶禾本科’；经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所超灵敏小型回旋加速器质谱计实验室测年鉴定其年代距今二二五七（正负）六五年，属战国中晚期；经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实验室鉴定竹简所含水份爲中性水，保持了墓中埋藏的高含水量，对墨迹作了二万倍的放大，墨粒球形，墨粒直径证明竹书非现代人所爲，竹简墨迹属古墨。一千六百余支严重朽腐的竹简经过醇醚法、真空冷冻乾燥等综合科学手段，加以脱水、去污、去色、校正、定型，已基本恢复原状。这是全国出土饱水竹简大批量脱水保护的首例，成果获一九九八年中国文物局文物科进步一等奖、二〇〇〇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从此，我们有了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前原始的、*手的战国古籍。这是极爲珍贵的文物，也是中国考古史上震撼世界的发现。
春秋战国时期，尚未有纸，以载文於竹爲主。新竹有汁，楚人称之爲‘汗’，容易朽蠧，爲了便於书写、保存，需以火炙乾，刮去青皮，整治後可书写的竹简称爲‘杀青’。许慎説：‘着於竹帛谓之书’（《説文解字》），着於竹者则称爲‘竹书’。‘竹书’，亦称‘简书’‘策书’‘竹简书’，或也迳称‘简’‘竹简’‘炙简’‘汗简’等，历史的命名特别繁杂、自由。唐房玄龄等撰的《晋书》中，对‘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所得竹书的记载中，其称法就有四种：
一、 称‘竹书’。《晋书•束皙传》：‘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冢，得竹书数十车。’
二、 称‘简书’。《晋书•束皙传》：‘又杂书十九篇：《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
三、 称‘古文竹书’。《晋书•荀勖传》：‘及得汲郡冢中古文竹书，诏勖撰次之，以爲《中经》，列在秘书。’
四、 称‘策书’。《晋书•卫恒传》：‘太康元年，汲县人盗发魏襄王冢，得策书十余万言。’
另外，他书在记叙此事时则又称之爲‘竹策之书’，如《竹书统笺》：‘太康二年，县之西偏有盗发冡（冢）而得竹策之书，书藏之年当秦坑儒之前八十六岁’。
不但书称无定名，而且相关文字的竹、木界定也不统一。
如‘吂’字，释爲竹貭：《学林•方书》：‘盖简、策、吂皆以竹爲之。’《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吂，竹简。’《学林•方书》：‘吂，以竹爲之，其形有方角，亦作觚，所谓操觚者可持以书也。’《广韵》：‘吂，本亦作觚。’《柳河东集注》：‘秉觚牍’注：‘觚，音孤，竹简也，字合作吂’；又释爲木貭：《原本广韵》：‘吂，方也。’《学林•方书》：‘古人以木爲方，用以写书。’‘方、牍、劄、椠、版皆以木爲之。’《论语通》：‘觚，或曰木简。’《御定康熙字典》：‘觚，木简也。’又《仪礼注疏•既夕》：‘书賵於方’郑康成注：‘方，板也。’《説文》段玉裁注：‘版，今字作板。’
又如‘篰’字，释爲竹简，《玉篇》：‘篰、竹牍也。’；又释爲木简，《广韵》：‘篰，牍也’《急就篇》顔师古注：‘牍，木简也。’
或兼收録两説者，《类篇》：‘吂，一曰竹简，’‘一曰：方也。’《集韵》：‘吂，一曰竹简，小儿所书，一曰方也。’
历史上相关的命名纷纭，经互注後，更是异名丛生，根据我的统计至少有三百余个异称。如：
称‘简’，竹简、木简、木竹简、古简、汗简、简汗、炙简、杀青简、杀青竹简、素简、短简、牍简、手简、折简、玉简、白简、金简、书简、节简、简记、简策、简编、尺简、尺一简等；称‘牒’，瑞牒、尺牒、玄牒、玉牒、竹牒、木牒、金牒、桑皮牒、条牒、符牒、编牒、簿牒、牍牒、简牒、书牒等；称‘牍’，尺牍、竹牍、版牍、竿牍、素牍、符牍、汉牍、书牍、笔牍、觚牍、篇牍、札牍、翰牍、简牍等；称‘书’，简书、竹书、竹简书、竹简古书、古文竹书、策书、竹策之书、四方文书、牍书、簿书、符书、檄书等；称‘版’，简版、手版、方版、玉版、篆版、椠版、金版、书版、牍版等；称‘札’，简札、玉札、手札、木札、金札、素札、笔札等；称‘策’，古策、金策、水晶策、玉策、汉策、石策、典策等；称‘笏’，古笏、玉笏、竹笏、木笏等；称‘籍’，策籍、筴籍、簿籍等；称‘檄’，板檄、传檄、合檄等；称‘毕’，手毕、简毕等；称‘竹’，竿竹、汗竹等；称‘青’，杀青、汗青等；称‘椠’，简椠等；称‘检’，玉检等。其他还有称：‘篰’‘方’ ‘板’‘片’‘册’‘忽’‘曶’‘竿’‘柧’‘专’‘符’‘笘’‘间’‘棨’‘牋’‘觚’‘传’‘业’‘节’‘叶’‘过’‘楬’‘筴’‘笺’‘栉’‘筚’‘簿’‘筹’‘签’‘龠’‘椾’‘莂’‘秎’‘吂’‘秏’‘牍朴’‘汗炙’‘两行’‘青史’‘过所’‘玾爰’等等。
如此繁杂的命名，也引起了当代学术界的重视，《辞海》（第六版彩图本）‘简’目下作了这样的界定：‘战国至魏晋时代的书写材料。削制而成的狭长竹片或木片，竹片称简，木片称札或牍，统称爲简；稍宽的长方形木片叫方；若干简编缀在一起的叫策（册）。’据此，凡历史上出土的编缀的简应称‘策（册）’，事实上学术界并不采用此説，而是多用‘竹书’‘竹简’或‘简’等，如马承源主编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称‘竹书’、荆门市博物馆编的《郭店楚墓竹简》称‘竹简’、 饶宗颐的《战国楚简笺注》称‘简’等，要改变历史的遗称确实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需要後人的共同努力。
关於历史上的简牍制度，昔王国维的《简牍检署考》、余嘉锡的《古书通例》、傅振伦的《简策説》、陈梦家的《实物所见简牍制度》、钱存训的《中国古代的简牍制度》、马先醒的《简牍通考》等学者大作都有过深刻的研究，由於秦始皇‘焚书坑儒’後，先秦竹书几乎絶迹，加上客观原因的限制，当时还无法目睹大量的文物实物，要在这样的学术状态下研究简牍制度，难免困难。今天，出土了大量的战国竹书，二千数百年前的实物证据使我们对战国简牍及其书写状况有了新的认识，对历史的记载与研究有了较爲明白的判断。
战国竹书长度无定制。王国维的《简牍检署考》所説的：‘古策有长短，*长者二尺四寸，其次二分而取一，其次三分取一，*短者四分取一’仅爲简牍史上的一个局部现象。我统计了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四批各种竹书尺寸，完整简的尺寸有：二十四、二十五、三十、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二、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厘米等二十三种。特别是自三十厘米至五十七厘米中，几乎每一厘米就有一种竹书。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战国文物尺是：一九三一年河南洛阳金村东周古墓出土的战国铜尺长二十•一、宽一•七 、厚〇•四厘米，中国历史博物馆藏的战国铜尺长二十三、二十三•一厘米，安徽寿县出土的楚铜尺长二十二•五厘米，长沙出土的楚铜尺长二十二•七、二十二厘米等。西汉尺与战国尺长度相近，一九七六年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墓出土的西汉木尺长二十三厘米，一九六八年河北满城陵山二号汉墓出土的错金铁尺长二十三•二厘米，或以横排百粒红黍爲一尺，长约二十三•一厘米等，我们无法用这些历史的尺度来导出竹书长度的定制，每一厘米存在一种竹书的现象本身就説明了当时竹书的长度并无定制。
战国竹书的长度与所记载的内容无关。《聘礼》贾疏云：‘郑作《论语序》云：“《易》、《诗》、《书》、《礼》、《乐》、《春秋》策皆二尺四寸，《孝经》谦半之，《论语》八寸”’，出土文物证明此説非通例。如：
一、 同类内容，出土竹书尺寸不同：郭店《缁衣》与上博《栔衣》、郭店《性自命出》与上博《性情论》是流行於战国的不同传本，内容基本相同，郭店《缁衣》的长度爲三十二•五厘米，上博《栔衣》的长度则是五十四•三厘米；郭店《性自命出》的长度爲三十二•五厘米，上博《性情论》的长度则是五十七•二厘米；上博《周易》的长度爲四十三•五厘米，上博《孔子诗论》的长度则爲五十五•五厘米等。
二、 同一篇名的竹书，出土竹书长度则不同：郭店《老子》竹简共发现三组，《老子•甲》简长三十二•三厘米，《老子•乙》简长三十•六厘米，《老子•丙》简长二十六•五厘米。
三、 不同类竹书，竹书长度却基本相同：郭店道家竹书《老子•甲》长度爲三十二•三厘米，郭店儒家竹书《缁衣》长度爲三十二•五厘米。
四、 相关概念在历史上就存在分歧。郑玄《春秋序》：‘大事书之於策，小事简牍而已’，又《三礼图集注》：‘贾释云：策简也者，编连爲策，不编爲简’，一以爲‘策’‘简’是内容之别，一则以爲是形式之别。
实物证明了竹书的长度与所记载的内容无关，同时也説明了‘盖古人简册字有定数，每一简三十字’（宋李心傅《丙子学易编》）説当属一叶障目，单简字数无定数。
竹书单简的形制基本上可分爲三大类：一、 单简两端平头。二、 单简两端弧形。三、 单简去其四角，单简两头呈梯形状。其中，*常见的是两端平头的长条形，这给我们的启示是：竹书简便实用的整治爲时人*。竹简右侧设有契口，主要是用来固卡编绳，以防上下、左右移动。也有个别出现契口在左边的情况，这是由於编简、或补坏简时疏忽了简的方向而造成的。目前，我们所看到完整的战国竹书*短的是《郭店楚墓竹简》的《语丛》，爲十五厘米。*长的是《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性情论》，爲五十七•二厘米。简一般宽约○•六厘米、厚爲○•一至○•一四厘米。
竹书的编联有两种方法：一、 两联法，即二道编绳。二、 三联法，即三道编绳。编联竹简常用丝麻绳，编联方法是以简单、有效、方便爲原则。在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无超过三道编绳的竹书。
竹简书法的表现形式有三种：一、 墨书。墨能深入竹体，长期保存时人记録，我们从出土的二千数百年前的竹书中，依然可以看到墨色鲜亮、神采夺目的书体。二、 朱书。竹简书法中也兼用朱砂，如楚竹书《周易》中，以朱，或朱、黑相间的形式，来反映事物阴阳及转换的属性。三、 白文。在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个别简中还出现了黑底白字的书写形式，这一形式可谓後世印稿之祖。
常见的书写形式有两种：一、 正面（竹黄面）都是起书於*道编绳之下，终於*後一道编绳之上，留有天头、地脚。二、 竹书正面起书*，满简书写，不留天头、地脚。竹书一般编後再写，从竹书中可明显地发现编绳处上、下字的间距要大於同简其他字的间距，这是书写时爲了避让编绳所産生的空距现象。竹简的现状爲我们研究战国的简牍制度、我国古书版本史提供了宝贵的文物证据。文字一般书於竹黄面，篇名书於竹青面，也有少量简的竹青面书写文句，这是非常个别的现象。
战国楚文字的基本笔划爲：点、挑、横、竖、撇、斜（左斜、右斜）、弯（弧、弦）、折。‘用笔千古不易’，後世的藏、露、转、折、回、扭、提、按、顿、蹲、驻、挫等用笔法，我们都可以在战国竹简书法的字体中找到它们的踪影。战国竹书的千古墨宝，让我们看到了一批战国杰出书家的鼎世之作。
战国竹书习见篇题。魏襄王冢竹书七十五篇，其中因七篇简书折坏而‘不识名题’，新出土竹简的实物中，再次印证了古人的记载。在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共发现二十余名时人书写的篇题，如：《恒先》《内豊》《讼城氏》《慎子曰恭俭》《竞建内之》《子羔》《殷言》《宫》《命》《公子》《竞公疟》《曹沫之陈》《吴命》《中弓》《阴阳》《隰朋与鲍叔牙》《氏古圣人兼之》《思民毋台》《齐师子家》《叶公子》《叔百》《庄王既成》《王居》等。在《孔子诗论》中，马承源先生统计诗的篇名有《清庙》《大明》《雨亡政》等五十九目。又在《采风曲目》中，也记载了篇名《子奴思我》《硕人》《出门以东》《君寿》等四十目。从这些情况中我们可以明白：战国的着书形式已成熟，时人已有书写篇题之习，篇题命名的原则或以篇首几字以代篇题，或以人名、内容中心爲题，个别有借题的现象，寄居於他篇之下。从这些高度概括的命题中，我们可以了解古人的逻辑思维与归纳方法。所书篇题无定位，但多见书於篇前几枚简的背部，篇题是在成篇竹书後书写的，这个确定是因爲我们发现有的时候篇题书写的方向与正文相反，如《内豊》，由於竹书卷起後没注意正文的书写方向，而造成了篇题倒书的现象。
战国竹书已出现了规范的全文标点书写，在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我们发现两篇，一篇是第四册的《采风曲目》，另一篇是第五册的《三德》。如：
《采风曲目》*简：‘《…有篹》▄《子奴思我》▄宫穆《硕人又文又篹》▄宫巷《丧之末》▄宫讦《疋篺月》▄《埜茦》▄《出门以东》▄宫篻《君寿》’（余简同）。
《三德》*简：‘天共时▄地共材▄民共力▄明王无思▄是谓三德▄卉木须时而後奋▄天恶如忻▄平旦毋哭▄明毋歌▄弦望齐宿▄是谓顺天之常▄’（余简同）。
但在发现的竹书中，大多数文章标点很随意，寥寥无几，如《孔子见季桓子》只有一个墨‘┗’和一个墨鈎，説明时人还没有全文标点之习。《采风曲目》和《三德》爲我们了解战国时期的语言习惯提供了*原始的实例。
战国楚竹书中一般所见的符号有墨圹、墨钉、墨节、墨鈎、重文、合文等，这些符号也常见於其他竹书。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出现了一组六种或红、或黑、或红黑相间的独特符号，我们称之爲‘楚竹书《周易》符号’，这些佚失了二千余年的符号，至少在帛书《周易》中已不见存在，符号有着固定的位置和变化的形式。这是易学史上的新发现，它的形式、内涵有着特殊的意义，对我们研究《周易》及其发展史有着重要意义。
本书共选编了十四篇战国楚竹书。其中，十一篇属新发现的佚书，四篇属新发现的与今本不同的传本。
《周易》是迄今爲止*早的一部战国《易》。《隋书•经籍志》记载：‘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但我们一直没能见到古《易》的真正面貌。当我们在《郭店楚墓竹简•语丛一》中看到时人对《易》的界定‘《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时，谁都在等待战国的《易》出现，今天我们看到了真正的战国《易》——楚竹书《周易》。楚竹书《周易》的出现，爲我们了解、研究先秦时期的易学提供了可靠的文物资料，在中国易学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必将産生深远的影响。
《季庚子问於孔子》《孔子见季桓子》《子道饿》《顔渊问於孔子》《史蒥问於夫子》及《民之父母》等是历史上所佚失的极爲重要的孔子论语。《季庚子问於孔子》记载了在鲁国严峻的形势下，季庚子（季康子）爲了摆脱外患内难的困境，请孔子共商国是。孔子以‘仁之以悳’爲治国思想的引导，提出君子要自律，要‘玉其言而慎其行，敬成其德以临民’，所佚简文是孔子晚年的金玉遗教。《孔子见季桓子》记载了孔子对季桓子讲述二道、兴鲁、法古、仁政赐爱、司不失人的治国理论。《子道饿》是历史上着名的孔子‘陈蔡絶粮’重大事件中所佚失的内容，简文叙述了孔子在絶粮危急时刻，作出了北上南下济难的果断之举，一由言游北上告急於鲁，二由子贡南下求救於楚。言游与门人在势穷力困之际，注重身教，与门人患难与共，守正不渝，崇礼举仁，充分体现了言游与门人的儒行本色。《顔渊问於孔子》篇孔子精辟地回答了顔渊所提出的三个问题：‘内事’要‘敬有正’，敬慎重正，则万世休美。‘内教’必须修身、躬行、导民。‘至明’关键在知人、用能、重禄，孔子提出了德能结合重禄的可持续用人政策。《史蒥问於夫子》使我们*次看到了孔子对‘敬’的直接注説，对‘强’的疏解，孔子提出了教、治两者间重在治，孔子要史蒥知民耕耘、兴修水利，也就是要每个任官的人具备爱民建邦的务实思想。另外，《民之父母》内容虽见於今本《礼记•孔子闲居》及《孔子家语•论礼》，但竹书保存了今本缺失的孔子语段，对全面地了解孔子思想与儒家的道德观、人生观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竹书用字、用词与今本的不同，爲我们今後考释楚文字提供了可靠的依据，爲认识历史传本及其流变情况提供了实例。
……
濮茅左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於上海市殷商甲骨文研究院
【免费在线读】
民之父母
説明
本篇共十四简，总三百九十七字，其中重文三，合文六。内容基本完整，现状良好。由於十四枝竹简从出土、流传到实验室剥离前，一直被保存在原始出土的泥方中，尽管泥方上部及外周在流散过程中有损，造成简首略有残损，以及有二枝简残去半段，但这十四枝简是完全可以连续编联的，且所残文字可以通过今本得以补出。竹书三道编綫，第五简爲完简，每简书写三十四字左右，根据完简现状，可知本篇上下留有天头、地脚。*编綫上留白二•二厘米，第三编綫下留白二•五厘米。*编綫与第二编綫间距约二十•六厘米，第二编綫与第三编綫间距约二十•九厘米。篇尾有墨鈎，墨鈎下全部留白。整篇竹简正、反排列规范，竹黄面书写文字，竹青面留白，无文字。书写端正，运笔颇具特色，横多露锋，竖、撇、曲笔则顿笔後应势提运，与传统篆体均匀运笔法不同。
本篇无篇题。内容见於今本《礼记•孔子闲居》及《孔子家语•论礼》。今本《礼记•孔子闲居》以篇首‘孔子闲居’句爲篇题，《孔子家语•论礼》篇包含《礼记》中《仲尼燕居》与《孔子闲居》的内容，并以首句‘孔子闲居，子张、子贡、言游侍，论及於礼’中的‘论礼’两字爲篇题。本篇竹书既无‘孔子闲居’句，也无《仲尼燕居》篇，故不宜借用两者篇题，而是根据本篇主题，命名爲《民之父母》。
本篇记载了子夏向孔子请教的五个问题，内容环扣‘民之父母’。首问：子夏开门见山，引《诗•大雅•泂酌》‘几（凯）俤君子，民之父母’句，向孔子请教怎样能称‘民之父母’。此爲本文的中心，以後数问皆围绕孔子所答而发生。第二、三问：子夏要求孔子解释什麽叫‘五至’‘三无’。第四问：子夏好文学，对诗颇感兴趣，又问了哪首诗与‘三无’的含意接近。四问之後，子夏未能满足，希望能再有所阐发，是有五问。
孔子的回答充满哲理，五答严密有序。首先，对‘民之父母’提出了四条原则：一、 达礼乐之原；二、 致五至；三、 行三无；四、 横於天下，四方有败，必先知之。‘五至’‘三无’是本篇的核心概念，孔子对之作了进一步的説明，并引《诗•周颂•昊天有成命》‘夙夜基命宥密’句补充，*後，详‘五起’之説，结束全文。
‘五至’，是孔子提倡的完美人生理论。所谓的‘五至’即‘志至’‘诗至’‘礼至’‘乐至’‘哀至’，君子必须以此爲正。於心立志，颂德以诗；扬善达理，兴诗明礼；有则有序，贵乐和易；替人造福，爲民除害，乐民之生，哀民之死；君民相依，哀乐相生。此亦爲孔子理想的人类道德观。
‘无’，有特殊的哲理引申概念。所谓的‘无’，是由外向内的转化，无见於外的形式，却见内心深处的‘有’，父母之爱充满天下，塞於四海。孔子所谓的‘三亡（无）’，即‘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形声俱泯，影响自存，礼乐之至；《列子•仲尼》：‘无乐无知，是真乐真知。’‘亡（无）圣（声）之乐’，则明真正的声音已入化，非耳得之，而在用心入意，行之在胸，乐於心中；‘亡（无）簖（体）之豊（礼）’，礼达到了*境界，非体现之，能同乎天地，应变而变，且无定体，礼入人心；‘亡（无）备（服）之粊（丧）’，非服致之，至诚恻怛，心心相印。‘三亡（无）’提倡的是外表与内在的统一，人爱的永恒，世道的和平。孔子希望有一个‘至礼不让而天下治’‘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説’‘至乐无声而天下之民和’，得衆理，浩气充满於人间的理想社会。
竹书《民之父母》篇，多押韵。五至三处皆叶。又如‘五起’：一、 所叶违、迟、悲，与《诗•小雅•四牡》《诗•小雅•采薇》同。二、 所叶方、将、明，与《诗•小雅•北山》《诗•周颂•执竞》《楚辞•九辩》所叶同。三、 所叶子、海、母，与《诗•小雅•沔水》所叶同。四、 所叶得、翼、国，与《诗•魏风•硕鼠》《诗•大雅•常武》所叶同。五、 所叶从、同、邦，与《诗•小雅•采菽》《诗•鲁颂•閟宫》所叶同。
比较竹书与今本《礼记•孔子闲居》《孔子家语•论礼》，有如下几方面不同：
一、 竹书内容与今本简繁不同。竹书《民之父母》单独成篇。《礼记•孔子闲居》合‘民之父母’与‘三王之德’（三无私）两文爲一，两文都是子夏与孔子的问答。《孔子家语•论礼》包含着《礼记》中的《仲尼燕居》孔子与子张、子贡、言游论礼，及《孔子闲居》孔子与子夏论‘民之父母’和‘三无私’的内容，且所论简略。
二、 竹书与《礼记•孔子闲居》‘五起’次序不同。竹书与《礼记•孔子闲居》的‘五起’内容基本相同，但是，所序有异（参见本篇《附録》）。竹书的出现，使我们看到了秦‘焚书’之前孔子説‘五起’的原序。其*明显的是*後一句，所序原则是由内（族内）至外（族外），范围由小至大，‘内粯（恕）粭（孔）悲’‘屯（纯）颤（德）同（孔）明’‘爲民父母’‘施及四国’‘以畜万邦’相继，由‘近亲’至‘外族’至‘民父母’，由‘四国’至‘万邦’，德业逐渐发扬，恩泽日益扩展，叙述有条不紊。但是，《礼记•孔子闲居》已失其次，有乱孔子原序的严密逻辑，不见循序渐进之意。
三、 竹书与《孔子家语•论礼》所记载的‘五起’内容不同。《孔子家语•论礼》作‘无声之乐，气志不违；无体之礼，威仪迟迟；无服之丧，内恕孔悲’和‘无声之乐，所愿必从；无体之礼，上下和同；无服之丧，施及万邦’及‘三无私’（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这与《礼记•孔子闲居》也有异。
四、 用字、用词不同。
（一） 用字不一。如：
竹书：粋几俤丌粌簖奚见颤既亡粍又逑相败聿同异粎禾迡
今本：夏凯弟（恺悌）此哀体倾视得气无其（基）宥就将美尽孔翼气和近
等等。
（二） 用词不一。如：
竹书：四海遳=塞于它酇孙=塞於四簉爲民父母以畜
今本：天地逮逮日闻气志既起施及四海施於孙子施及
等等。
此外，竹书本身也有同字异读的现象，如：‘子粋（夏）曰：五至既粏（闻）之矣，敢粏（问）可（何）胃（谓）三亡（无）？’上‘粏’读爲‘闻’，下‘粏’读爲‘问’；‘不可颤（得）而见也’‘屯（纯）颤（德）同（孔）明’，上‘颤’作‘得’，下‘颤’读爲‘德’，等等。或有写错之处，如第十一简：‘亡服’错写成‘亡簖（体）’。
五、 有些重要的句子，爲今本所无。如：‘君子以正’‘君子以此皇於天下’‘善才（哉），商也，轱（将）可簃（教）时（诗）矣，城（成）王不敢康’等。其他如个别字、词也或有损益。
竹书《民之父母》的发现，爲我们认识历史传本及其流变情况，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实例。《礼记》卷数聚讼纷纭的原因，与後人归并整理、合卷有着密切的关联。竹书所存而今本佚失的孔子语段，对我们正确理解文意，全面地了解孔子思想与儒家的道德观、人生观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竹书用字、用词与今本的不同，爲我们今後考释楚文字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