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都柏林有伦斯特议会大楼、圣帕特里克大教堂等的时尚繁华，更有乔纳森 · 斯威夫特、威廉 · 巴特勒 · 叶芝、詹姆斯 · 乔伊斯和乔治 · 塞缪尔 · 贝克特等文学大家的文艺风景。
2、由著名文学批评家美国哈罗德•布鲁姆主编。（耶鲁大学人文讲座教授，1973年出版《影响的焦虑》，被喻为“用一本小书敲了一下所有人的神经”；1994年出版《西方正典》，在世界上也引起巨大反响。）
3、既是一本城市旅行手册，又是一部爱尔兰文学史。
【内容简介】
从来没有一座城市拥有如此多的作家，也从来没有一座城市能在所有人心中留下如此无法抹灭的地位。都柏林以文学历史而闻名世界，曾经产生过许多杰出的文学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叶芝、萧伯纳和塞缪尔·贝克特，以及其他有影响的作家和剧作家，包括奥斯卡·王尔德、乔纳森·斯威夫特和《德拉库拉》的作者布拉姆·斯托克，等等。本书穿越历史现场，将地理、人文和文学错落有序交织在一起，带领读者鉴赏都柏林悠久的文学历史，感受它独有的文学气息、领略它灿烂的文学世界。
【作者简介】
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 1930一)
当代美国极富影响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曾执教于耶鲁大学、纽约大学和哈佛大学等知名高校。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诗歌批评、理论批评和宗教批评，代表作有《影响的焦虑》(1973)、《误读之图》( 1975)、《西方正典》( 1994 ),《莎士比亚:人的发明》( 1998 )等，被誉为“西方传统中*有天赋、*有原创性和*有煽动性的一位文学批评家”。
【目录】
*章 历史重负
1.1古代都柏林 3
1.2英雄传奇和传奇纪事 5
1.3北欧海盗入侵 8
1.4早期的国王 10
1.5英国的殖民统治 12
第二章 都柏林起义
2.1奥利佛·克伦威尔 23
2.2乔纳森·斯威夫特 26
2.3康格里夫和斯蒂尔 32
2.4斯威夫特:圣帕特里克大教堂教长 34
2.5斯威夫特和纳西索斯·马什 36
2.6斯威夫特:爱尔兰民族的英雄 38
2.7《格列佛游记》 40
2.8《格列佛游记》之后:《一个小小的建议》 42
第三章 大演说家
3.1建设中的都柏林 48
3.2奥利弗·戈德史密斯 49
3.3爱尔兰议会 52
3.4埃德蒙·伯克 54
3.5理查德·布林斯利·谢立丹 61
3.6亨利·格拉顿 63
3.7《联合法案》及都柏林的衰败 68
第四章 早期的小说家
4.1玛丽亚·埃奇沃思 75
4.2塞缪尔·勒夫尔和查尔斯·里维尔 84
4.3威廉·卡尔顿和查尔斯·马图林 90
4.4约瑟夫·谢立丹·勒·法努 103
第五章 民族记忆
5.1托马斯·穆尔 110
5.2托马斯·戴维斯 115
5.3詹姆斯·克拉伦斯·曼根 120
5.4塞缪尔·弗格森 126
5.5奥斯卡·王尔德 129
第六章 叶芝和爱尔兰文艺复兴
6.1威廉·巴特勒·叶芝 137
6.2叶芝和拉塞尔 142
6.3爱尔兰国家剧院 148
6.4约翰·米林顿·辛格 152
6.5拉塞尔和詹姆斯·斯蒂芬斯 154
6.6复活节起义 163
第七章 都柏林、乔伊斯和《尤利西斯》
7.1《都柏林人》 176
7.2《尤利西斯》 178
7.3乔伊斯的家庭 183
7.4乔伊斯的早年时期 186
第八章 独立
8.1肖恩·奥法莱恩 215
8.2弗兰克·奥康纳 221
8.3弗兰·奥布赖恩 224
8.4帕特里克·卡瓦那 230
8.5继承都柏林的遗产 234
文学圣地 241
大事记 247
译后记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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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叶芝和爱尔兰文艺复兴
人遗忘，只是因为他们与世隔绝，不被英语文学界所熟知而已。文艺复兴中，把爱尔兰文化介绍给英语文学的人，大部分都是英裔爱尔兰新教徒，他们在拥护早期的文学考古学家的同时，还有办法在英国文学中建立爱尔兰文化传统。
叶芝、辛格、格雷戈里夫人、道格拉斯•海德、詹姆斯•斯蒂芬斯（这里指的是小说家和诗人詹姆斯•斯蒂芬斯，而不是那个早期的爱国者）、乔治•穆尔，以及后来的肖恩•奥卡西和詹姆斯•乔伊斯的作品席卷了整个都柏林。这些人几乎都是在文艺复兴的范围之内或者是为了响应文艺复兴而创作。从本质上来讲，这场运动是知识界的运动，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都柏林比其他城市更专注于这场运动，它控制了都柏林的文化系统长达40 年之久。在《19 世纪的爱尔兰学者和叛逆者》一书中，特里•伊格尔顿提到了都柏林文人之间的亲密交往，他们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和生活背景，经常在专门的俱乐部或某一家餐厅里高谈阔论。这群善于思考的都柏林人就像一个小城镇，位于基尔代尔街的伦斯特议会大楼。这栋大楼是1745 年为伦斯特公爵而建，《联合法案》通过之后，在一场恰如其分、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政治文化运动中，卖给了皇家都柏林学会。在接下来的近百年中，它成了这个城市的文化中心。在伦斯特议会大楼周围，致力于艺术和科学研究的建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文化机构则由一群大家熟知的人控制着。伊格尔顿用个人崇拜来描述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城市中的其他人则只是对此表示赞同。“就这样，一些严密结合在一起的个人可以完全界定一种文化”（Eagleton 43） 。这正是叶芝和他的朋友准备做的事情。
6.1 威廉•巴特勒•叶芝
威廉•巴特勒•叶芝生命中的第20 个年头不仅仅决定了他的人生走向, 也决定了爱尔兰文学的将来。当时, 他正在位于基尔戴尔街的大都会艺术学校学习绘画。他父亲约翰•巴特勒•叶芝本人就是一个刻苦奋斗的画家, 也在那个地方教学。尽管叶芝出生在都柏林的桑迪芒特大街5 号( 这栋三层小楼至今还在), 但他父亲一直想找一份画家的工作, 而且他家人经常到斯莱戈度假, 于是他性格形成时期大都是在大都市伦敦和充满民间故事的爱尔兰乡村斯莱戈度过的。1881 年, 由于经济窘迫, 约翰•巴特勒•叶芝被迫回到了生活费用开销比较低的都柏林, 在约克街44 号开了一间画室, 威利( 那时大家都是这样称呼威廉的) 也转到了哈克特街的伊拉斯马斯•史密斯中学上学。那时, 叶芝的父亲已经小有名气, 他经常带着自己的儿子出入文人圈。1885 年, 叶芝和父亲一起去参加现代俱乐部的一次聚会, 在那里他*次遇见了芬尼亚会老会员约翰•奥利里。
叶芝对奥利里着了迷。奥利里博学睿智, 声音沙哑, 超然卓立, 蹲过监狱, 被流放过。曾因出版叛国文件, 被判有罪,当时他选择在监狱服刑, 这样刑期短些, 只需5 年, 但前提是他必须离开他深爱的祖国爱尔兰。1885 年年初，他才结束了15 年的巴黎流亡生活回到都柏林。对于民族主义和文学，他有自己的看法。
芬尼亚会这个名字来自传说中古老的爱尔兰军队——爱尔兰芬尼团，1858 年爱尔兰流亡者率先在美国建立芬尼亚会，同一年晚些时候在都柏林建立了分会。芬尼亚会不仅得到了爱尔兰裔美国人的资助，也得到忍饥挨饿的农民大众的支持，它放弃了通过立法手段来获得爱尔兰的独立，而是诉诸武力。1865 年，由于发行芬尼亚会的报纸《爱尔兰人民》（The Irish People），约翰•奥利里、查尔斯•奇克汉姆、詹姆斯•斯蒂芬斯、杰里迈亚•奥多诺万•罗萨等人以叛国罪名被捕。1867 年，芬尼亚会发动起义，但很快被镇压，却因此引起了首相威廉•格莱斯顿的注意，首相做出让步，颁布了*部《爱尔兰土地法》（Irish Land Act），以改善爱尔兰佃户的悲惨处境；接着又宣布取消爱尔兰教会作为国家教会的地位。奥利里返回都柏林的时候，芬尼亚会和其他民族主义团体已经转而支持政治奇才查理斯•斯图尔特•帕内尔，他为谋取爱尔兰独立所进行的尝试比19 世纪60 年代芬尼亚会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更有希望。
叶芝认为，奥利里从事民族主义运动不是因为他相信经过他们的努力可以建立一个爱尔兰共和国，而是因为他觉得民族主义事业可以振奋人们的精神，这有利于提高爱尔兰人民的道德修养。对奥利里来说，个人尊严自始至终都是他关注的焦点。叶芝非常喜欢这个老人身上表现出的真诚，因此，他把奥利里的座右铭当作指导他自己艺术生涯的准则：
有一次，我为一名被当作普通重罪犯的爱尔兰政治家辩护时，奥利里说：“即使是为了拯救国家，有些事也一定不能做。” 他常常会在不知不觉中说出这样热情洋溢的话，过后就忘了。（Yeats，Autobiographies 3 ：101）
这是告诫大家，不要因为任何事业牺牲自己的艺术，甚至更广义地讲，牺牲自我。如果为民族而战可以提高品德修养，那么写作糟糕的诗歌，就是对尊严自身的亵渎，是弄巧成拙，这是万万不能做的。叶芝在他后来的自传《面纱的颤抖》（The Trembling of the Veil ，1922）中详细阐述了这一点，他写道：“……他曾经希望通过二流文学作品而不是二流道德修养来促进爱尔兰民族主义，现在他不这样想了……当我问他二流文学作品指的是什么时，他说：‘在公众面前大喊大叫，’我想，如果我继续追问，他很有可能会补充说：‘创作出华而不实或者矫揉造作的作品。’”（Autobiographies 3 ： 178）奥利里把爱尔兰历史引入了叶芝的作品，叶芝为从旧的传统里建立一种文化的可能性所吸引。但是他也警告叶芝，写诗的时候不要掺杂过多的民族主义色彩。
遇见奥利里时，叶芝刚刚在《都柏林大学评论》（Dublin University Review ）上发表了一些诗歌，但是他同时还在为成为一名画家而努力。奥利里的赞助让叶芝在这个杂志上发表了更多的诗作。当时奥利里借给叶芝一部青年爱尔兰党的诗集，在此之前，20 岁的叶芝还从未听说过托马斯•戴维斯以及他的诗。当时“他（奥利里）并没有……说这些诗歌写得非常好”（Autobiographies 3 ：100） ，只是把戴维斯看作一个善意的爱国者。叶芝在斯莱戈时已经开始迷恋爱尔兰民间传说，弗格森、戴维斯、斯坦迪什•詹姆斯•奥格拉帝和其他人为盖尔文学所做的贡献更加深了这种感情。考虑到当时叶芝家经济窘迫，叶芝通过写作或者编选集挣的钱也不多，因此，奥利里的推动是叶芝步入文学殿堂必不可少的条件。
乔治•拉塞尔是叶芝在大都会艺术学校的朋友，尤以笔名AE 而闻名于世，对诗歌也很感兴趣。事实上，他步入公众生活的时候，就已经真正地参与都柏林文艺复兴运动了。拉塞尔是一名画家、诗人、记者、散文作家、经济学家，和叶芝一样，对神秘主义很感兴趣。在爱尔兰，宗教观念、神秘主义对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作家们产生了惊人的影响。拉塞尔认为，上帝的惩罚是不公正的，所以很早就摆脱了基督教。十八九岁时，他开始有了和古代爱尔兰神灵有关的幻觉，这让他进一步卷入了神智学的研究之中。他的笔名AE 来自于他神秘的敏感性，是偶然得来的：据说，他正沉浸在自己的一幅画中时，听到有人在他耳边说AEon。后来，他又在国家图书馆看到一本字典，刚好翻到那一页，上面写着，在诺斯替教里，AEon 指的就是宇宙中的*人。1888 年，他用笔名AE 给杂志《金星》（Lucifer）写了一封信，让校对者大惑不解：“AE——？”这个双元音后面就发不出来了。尽管叶芝和拉塞尔势不两立，但两人共同促进了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影响他们诗歌的*因素就是他们自身高度发展的、植根于深奥体验论和对大自然尊敬的唯灵论。1885 年是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他俩共同创立了都柏林秘术兄弟会。次年，他们的朋友查理斯•约翰斯顿，一位都柏林神秘主义者，建立了神智学会都柏林分会，叶芝和拉塞尔都成了其中的会员。
6.2 叶芝和拉塞尔
部分是对19 世纪末期科学表面统治地位的反应，部分是对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哲学的反应，部分是对达尔文进化论打破旧传统的主张的反应，神智学——所有那些它声称的与未堕落的异教历史的联系——轻而易举地就同爱尔兰民间传统研究和诗歌创作结合了起来。深受父亲实证主义困扰的叶芝，很快就发现了旧文学、新文学和神秘主义之间的联系。他后来写道：“伟大的诗人在他们鼎盛时期所证实的就是我们能够接近权威宗教的*近距离，他们的神话学，他们的风水神灵，才是真理。我们*初建立都柏林秘术兄弟会时，我就建议大家考虑这些。”（Autobiographies 3 ：97）好的文学作品才是真理，当然也是叶芝所要的。但这并没有让他们的父亲高兴，双方的父亲都认为，是儿子的朋友误导自己的儿子走入这个充其量只是谬论的神智学中的。事实上，引导他俩接触神智学的，是那时经常去约翰•叶芝画室的他的旧日大学校友爱德华•道登。道登教授后来写的《雪莱传》和他在伊顿公学浅尝神秘主义的记述激发了这两个年轻诗人，他们竭力乞求爱尔兰古代英雄神灵显灵。
后来他俩还到道登教授家登门造访，在他家里，道登教授向两人介绍了布拉瓦茨基派的辛尼特所写的《密宗佛教》。这两人后来远离了海伦娜•佩特洛娃•布拉瓦茨基夫人这个大骗子，抛弃了她宣称的神智学。拉塞尔是先不信神智学的，但是辛尼特的书的确较早地对他们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事实上，叶芝疯狂地寻求超自然的具体证据，争取多接触布拉瓦茨基宣称的超自然力。早在1888 年，在都柏林的一次降神会上，叶芝饱受恐怖的精神折磨。当时他太害怕了，以至于当他尽力想祈祷的时候却什么也记不起来，*后，只能记起《失乐园》开头的几句话，这才渡过了难关。从他的文学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次经历让他从心底里恐惧，尽管他把布拉瓦茨基夫人的欺骗抛置脑后，但依然在寻求秘教的真谛。他长期与神智学者交往，这为他早期的作品集《十字路口》注入了印度气息。
叶芝一直奔波于伦敦和都柏林之间，直到1896 年，他才开始和奥古斯塔•格雷戈里夫人在她库尔公园的家定居下来。与此同时，拉塞尔也离开了艺术学校，在南乔治大街的皮姆兄弟布店找到了一份售货员的工作。布拉瓦茨基死前一个月，拉塞尔搬到了艾利大街8 号，这里通常被称作艾利之家或者是大家庭，为安妮和弗雷德里克•迪克斯所有，被当作神智学会在都柏林的总部。19 世纪90 年代，拉塞尔大部分时间都住在这里，直到他和同住在大家庭的维奥莱特•诺斯结婚才搬走。现在这里是一个天主教会圣克拉姆巴纳斯骑士团集会的地方，不过至少拉塞尔画的一些装饰壁画还保存了下来。
乔治•穆尔是那个时代的另一个文化巨人，他的自传《问候与再见》提供了爱尔兰文艺复兴人物的宝贵资料，是一笔财富。当时他住在伊利大街4 号，这栋房子曾经属于著名的律师约翰•菲尔波特•柯伦，他的女儿和反叛者罗伯特•埃米特保持着暧昧的关系，这位受人尊崇的大律师因此而蒙羞。正如叶芝在《剧中人》（1935 年）中描述的那样，乔治•穆尔在这个死胡同里制造了各种各样的麻烦。他不顾违反房东和住户之间的协议——这个街区所有的门都必须漆成白色——把门漆成了绿色。穆尔辩解说，他这样做是因为他是一个艺术批评家，这招致了住在附近的一对儿姐妹的怨恨。他们买了穆尔的小说《埃斯特•沃特斯》，把它撕得粉碎，装到一个信封里，上面写着“太肮脏了，不能放在屋子里”，然后投到了他家信箱。对此，穆尔也进行了报复。他一晚上起来三次，用棍子猛敲她们家的铁栅栏，让她们家的狗狂吠不止。于是，这对儿姐妹雇了一个街头手风琴师，在穆尔写作时到他家窗外拉手风琴。后来，穆尔威胁要采取法律措施来起诉那位手风琴师。街对面的花园也是穆尔的，他常常坐在那里，或在那里举行宴会，或聆听他*喜欢的一只乌鸦的歌唱。过了一段时间，穆尔开始担心那对姐妹家的猫会抓走他的乌鸦，于是他用石头砸她们家的猫，但那只猫神出鬼没（穆尔担心猫起来得太早），于是就又设了一个陷阱。后来，叶芝偶然碰到绝望的穆尔时问他：“‘还记得那个陷阱吗？’‘记得。’‘还记得那只鸟儿吗？’‘记得。’‘是我逮住了那只鸟。’”（Autobiographies 3 ：328—329） 叶芝和拉塞尔都幻想在新世纪来临之际，文学能够起催化作用，引发形而上学的变化。1896年，拉塞尔写信给叶芝：
还记得我在给你的信中提到的要唤醒古代的火种吗？啊，现在这一点已经从其他渠道得到了证实，我们很可能要公布这一消息。诸神已经重返爱尔兰，盘踞在圣山上，让这股火烧遍整个国家。有些人在幻觉中已经看到了这些火种，它们将唤醒各地神奇的天性，这个民族将皈依督伊德教……一缕曙光将从爱尔兰升起，改变很多年代和民族……我深信，新的天神将要下凡……（Russell 17）
1898 年，叶芝预测世界将爆发“*严重的危机”。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形成鲜明的对比，他认为先前人类接受上天启示，拥有真理，却逐渐退化，现在形势就要逆转；他还认为，世界正处在：
这样一个时刻，人类将带着他们长久以来积蓄的财富，沿着*初降落人间时走过的台阶，升上天空……
我相信，艺术将接过牧师肩膀上的重任，用事物的本质，而不是事物本身，来充实我们的思想，带领我们回到原来的征程。（Yeats， Essays and Introductions 192）
这是一个文学艺术享有特权的地方，爱尔兰文学还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叶芝觉得，通过恢复在民俗和诗歌中保存下来的古老的爱尔兰思想，爱尔兰人民将能带领人类回到更高级、更真实的状态。但是在现实的层面上，他又不能坚持这一论点。他宣称，古老的凯尔特文学有利于促成优秀而又有新意的文学作品。1897年，他在散文《文学中的凯尔特元素》中这样写道：
如果文学中缺乏对古代的热情和信仰，它将逐渐退化成一本流水账，一种虚无缥缈的幻想和毫无感情的思索。在古代欧洲所有斯拉夫、芬兰、斯堪的纳维亚和凯尔特激情和信仰的源泉中，只有凯尔特文化多年以来一直接近欧洲文学主旋律。（Essays and Introductions 185）
这是叶芝心灵和艺术体系中一种历史民族主义的切入点，它把民族主义的观点融入到文艺复兴中去。
叶芝赞同爱尔兰人民通过复兴文化起到救世主的作用，但他很谨慎，不冒卷入政治民族主义的风险，但是后来爱尔兰*漂亮的女人莫德•冈娜敦促他这么做了。莫德•冈娜富有革命
精神，叶芝爱上了她，这种爱恋激发了叶芝的灵感，他写出了*政治色彩的剧本和诗歌，但她远远不满足于此。她至少曾经三次拒绝了叶芝的求婚。后来，叶芝又向冈娜的外甥女伊索尔特（其实是她的私生女）求婚，但是伊索尔特觉得他过于慈祥，更像一个父亲，也拒绝了他。在余生中，叶芝一直都深爱着冈娜。叶芝一边写关于充满泥土气息的大自然旅程和爱尔兰神话的早期诗歌；一边忙于编选集、批评过去的爱尔兰作家。他为学术界的爱尔兰文学制定了总的原则和标准，在这一点上，他比谁的功劳都大，这也为他的同代人推陈出新打下了基础。1894 年，他已经有了足够的影响力，可以把拉塞尔作为一个诗人隆重推出。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通常从1885 年即叶芝首次发表诗歌算起，至1939 年叶芝去世为止，这足以证明他在这次文艺复兴运动中所起的核心作用。
6.3 爱尔兰国家剧院
格雷戈里夫人从1896 年开始和叶芝同居，以自己的名义搜集民间故事。他们是1894 年在伦敦认识的，从此以后一直都是朋友。格雷戈里出身于一个很有权势的家庭，1892 年开始守寡。她承认，这样的遭遇让她有了写作的自由。跟格雷戈里夫人合作以后，叶芝的诗歌开始内敛。她从事地方自治事业，1898 年，她开始与叶芝和天主教剧作家爱德华•马丁商讨建立爱尔兰国家剧院以推进爱尔兰文化自治的计划。除了模仿伦敦的舞台之外，都柏林从来没有兴起过深厚的戏剧传统。因此，他们把建设爱尔兰剧院看作是对爱尔兰文化的重要贡献和取得国家独立的前提。
叶芝早期曾经认为会有凯尔特英雄神灵或者爱尔兰救世主出现，由此看来，文学在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中能否起作用似乎是值得怀疑的。但是这样的想法让叶芝开始考虑爱尔兰特性的重要性，因此这场新的文学运动的重心是建立独立的爱尔兰文学。拉塞尔曾经担任过爱尔兰国家剧院的副团长，他在一篇社论中提炼了这种观点，文章写道：“一个国家要生存，关键在于对自身的设想。”（quoted in Kain，26）至19 世纪末期，地方自治的政治运动已趋于停滞，爱尔兰文艺复兴肩负的建立文化的重任吸引了民族主义者们，因为他们把这看作是使爱尔兰国家合法化的途径。
1899 年，爱尔兰国家剧院租用位于皮尔斯街的都柏林古代音乐会大厅，进行了首场演出——叶芝的《凯瑟琳女伯爵》（The Countess Cathleen ）和马丁的《石南花地》（The Heather Field）。这本将成为剧院将来发展的趋势，但是随之而来的论战却扭转了这一趋势。在《凯瑟琳女伯爵》中，爱尔兰农民饱受饥荒折磨，为了得到食物，把自己的灵魂卖给了魔鬼。农民阶级遭受苦难时会背叛自己的信仰，这种想法伤害了一些群体，包括都柏林天主教当权者。在首场演出的那个晚上，人们在剧院外边游行示威，但不管怎样，这次演出*后还是取得了成功。
但是9 个月以后，爱尔兰国家剧院就遇到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能否在都柏林经营一家先锋派的剧院。1901 年，观众对爱尔兰演员（大部分都是当地的业余演员）蹩脚的演技很失望。这个时候，乔治•拉塞尔和莫德•冈娜出面挽救了剧院，使它免遭垮台。多年以来，弗兰克和威廉•费经营的爱尔兰国家剧团专门为爱尔兰舞台挖掘和培养为数不多的本土演员。应他俩的要求，拉塞尔为他们的《迪尔德丽》（Deirdre ）写了两个剧本。拉塞尔把费氏兄弟引见给了叶芝和格雷戈里夫人，他们安排《迪尔德丽》和叶芝的民族主义戏剧《胡里痕的凯瑟琳》1902 年4 月初在位于克拉伦敦街的圣特雷莎大厅同台演出。莫德•冈娜领导的激进的民族主义团体爱尔兰之女全体成员对此全力支持。拉塞尔负责背景和服装，冈娜扮演叶芝剧本中的女主角凯瑟琳，梅尔•奎因扮演爱尔兰英雄迪尔德丽。演出非常成功，这确保了改名后的爱尔兰国家剧团未来的发展。1903 年，爱尔兰国家剧团接手了阿贝街的力学研究所，至此，该公司拥有了自己全新的家。从此以后该剧院改名为阿贝剧院，并沿用至今。1951 年，该剧院在上演肖恩•奥卡西的《犁和星》（The Plough and the Stars ）时着了大火，后台被烧毁，15 年以后，政府拨款重建阿贝剧院。今天，游客们可以在阿贝剧院里看到很多人物的肖像，他们为阿贝剧院的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