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胭十砚（YY）PROJECT品牌推荐——《 暴走军国---近代日本的战争记忆 》

在这本书新修订的书里，除了被“审视”的东西杂七杂八，有街上的疯老头，有同宿舍的室友，有爱情、电影和书，大到制度，小到老鼠。由于我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出发点并不是写一本书，所以不同文章往往风格迥异，长短不一，质量不均，随着社会形势、荷尔蒙周期以及我逃避生活的力度而起伏。同时增加多篇新的内容和篇章，读来令人拍案叫绝！

Send you a bulle是一个巴西纪录片。影片分两个线索:一个是讲述一个巴西腐败政客 Jader的贪污、被起诉、被释放、重新当选议员的故事;一个是讲圣保罗市蔚然成风的"绑架富人"现象,在这条线索上,导演采访了被割掉耳朵的一个女孩、撕过票的蒙面绑匪、专门做再造耳朵手术的外科医生、每天在胆战心惊中研究防身术的商人。
有点像我几年前看的另一个绑匪电影: Secuestro express。只不过那是一个故事片,场景在委内瑞拉。看来绑架流行很可能不仅仅是巴西现象或者委内瑞拉现象,而是一个拉美现象。
那个胆战心惊的商人说他*吃惊的是,有一次他遭抢,抢劫犯在大街上抢了他的钱之后,竟然公然站在几米之外慢悠悠地数钱。抢劫犯一点也不害怕,被抢的人胆战心惊,这就是巴西。巴西在向一个非常危险的方向前进,它可能会变得更糟。
也是,有钱人随时随地可能被绑架,那谁还敢到你这个国家或者城市来投资?而投资萎缩伤害的仅仅是有钱人吗?有钱人不去圣保罗投资还可以去北京、去孟买,而失去就业机会的巴西人却不可能随随便便移民到北京或者孟买。
但是绑匪不会或者不想明白这个道理。他说他抢来的钱有一部分分给贫民窟里的穷人看病,即使他说的是真的,他间接伤害的穷人可能比他直接帮助的穷人要多得多,这一点,他未必明白。
某经济学家说过,一个坏的经济学家和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区别就在于前者只计算看得见的经济成本,而后者还加上看不见的那么,可不可以说,一个坏的绑匪和一个好的绑匪,区别就在于前者只计算看得见的行为收益,而后者还加上看不见的行为收益呢?好吧,绑匪哪有好坏之分,根据定义他就不可能好到哪里去,用康德的话来说,他的行为违反了"*律令"。
看不见的不仅仅是他,而是拉美大陆。拉美民粹主义成风,思想基础往往在此:民众往往愿意为了暂时的、直接的利益分配而牺牲长远的、间接的收益。这种"短视"也恰恰为腐败官员提供了机会。起诉 Jader的检察官在 Jader重新当选议员之后痛心地说:这样个假公济私的人,竟然还能再当选议员,实在令人悲哀。仔细想想,为什么呢?Jade玩的无非是民粹主义那一套:用短期的救济发放等小恩小惠来笼络地方选民,小恩小惠是直接的、现实的、看得见摸得着并且有一个集中的受益群体的,而制度扭曲的代价却是间接的、长远的、看不见摸不着并且分散在全民甚至接下来几代人当中的。民粹主义式的救国,是饮鸩止渴。
改善贫困向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的利益再分配,一种是间接的投资激励。前者往往可以成为政客发家的捷径。直接的小恩小惠,加上政客充满激情的民粹主义口号,可以造就查韦斯这种拉美英雄"。问题只是,拉美人民热血也沸腾过了,有钱人也给诅咒过了,能国有化的都国有化了,也庇隆过了,也格瓦拉过了他们所指望的繁荣富强以及均贫富等贵贱就是迟迟不肯来临。
当然,你永远可以诅咒美国。
对于失败的格瓦拉们来说,幸亏还有美国。
看完电影,同看电影的××感于*后绑匪说自己给穷人医药,说:"弄半天是个罗宾汉啊!
我不以为然。穷人很多,但不是所有的人都用杀人放火去解决贫困问题,所以不能用社会根源来为个人暴行辩护。阶级当然是一个客观存在,但如果阶级可以为一个人的行为言论辩护,那我们为什么还需要法院对案件一个一个地做个案分析?只要是富人,就通通送进监狱,只要是穷人,就通通放走好了。
影片结尾的时候,记者问绑匪:"你绑架那些人,割掉他们的耳朵,事后会想起这件事、这个人吗?
"不想。"他说。
也许,他也只有通过"不想"来逃避这件事情的沉重,因为一个人认识论的飞跃恰恰就发生在"想"的那一刻,因为人道主义的起点在于一个人面对另一个受苦的人并且心里"咯噔"一声:如果我是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