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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白字季庚，辽宁沈阳人，1922年生。194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1948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攻读研究生肄业，1952年任教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1983年任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兼该校学术委员。同年任文化部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1999年起当选中国考古学会荣誉理事长至今。

宿白是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的开创者、奠基者和集大成者，不仅个人在石窟寺、佛教建筑、版本目录等方面专有所长，而且自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成立（1952）之初便开始执教并全面掌管系内工作，桃李天下，奠定了后段考古的整体格局和方法，在专业领域内享有泰斗声望。他的代表作如《白沙宋墓》、《中国石窟寺研究》、《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等所达到的学术高度和创立的学术范式，至今难以超越，是相关专业学者和学生的经典。

孙 机写在《宿白集》即将出版之际

北京大学宿白教授从事考古研究和教学工作逾一甲子，著述等身，精深渊博，学界同人，无不钦仰。说宿先生是大师、是泰斗，绝非一句空话。从近日编就的这部《宿白集》看，宿先生的学术成就不啻精金美玉，具有永恒的生命力。他的许多论点都是经典性的、颠扑不破的，是后来者必须钻进去的－扇扇大门，必须攀上去的一道道阶梯。

根据个人浅薄的理解，《宿白集》中下列四个方面的成就不容忽视。如所周知，我国考古学起步时着重的是史前研究，许多学者都是用人类学的观点来看待考古学，他们认为历史时期的研究工作是历史学家的事，这样就把考古学和我国几千年的文明史拉开了一段距离。而我国历史时期的无数创造发明、工艺技术，曾长期领先世界，它们以实实在在的例证毫无悬念地告诉我们，先民以其一贯的勤劳勇敢、聪明睿智，在历史上留下了无数丰硕的成果。这是使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石，是点燃爱国主义感情的火种，当然应该重视。但如何将情况说清楚，那就得仰仗历史考古学。宿先生1957年出版的考古报告《白沙宋墓》，是新中国成立后*早问世的考古报告之一。它是通过田野工作，结合文献史料，*限度地展示当时社会生活真实面貌的力作，是我国历史考古学的开山。这样，考古报告就不单单是记录遗迹遗物的流水账，而是结合文献中的描述，把那个时代给再现了。说到结合文献，这可不是信手拈来的轻松之举，而是要奋力搜寻、鉴别、筛选、排比，将*参考价值、*有说服力，甚至是完全对口的材料找出来，与实物相结合，使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经过宿先生的考证，若干过去很少见的器物，就好比是一个生人，一下子将姓名、年龄、籍贯、经历都给弄清楚了，生人就变成熟人了。不结合文献，先讲类型学、层位学是做不到这一步的。《白沙宋墓》在这方面带了一个好头，它奠定了我国历史考古学的基础。这是*方面。

人类集中居住的区域往往形成城市，古城中的遗迹一般比较密集，有些古城经过多次修建，遗址重叠，考古工作不易开展。宿先生调查了许多古城，长安、洛阳不必说，中等城市如武威、榆林、太原、宣化、青州等，先生也都去踏查过，理清了其城垣、街道、水系及重要建筑物的布局等，丰富了历史地理学的细节，提供了古城址研究的范例。城址附近往往会发现墓葬群，宿先生运用考古学的方法，对自魏晋到隋唐的墓葬做了全面的分区分期研究，又为这一时期墓葬制度演变的状况，勾画出轮廓。这是第二方面。

宿先生是我国石窟寺考古的权威。从云冈开始，先生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东至辽宁义县万佛堂，西至敦煌莫高窟、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中原为响堂山石窟、龙门石窟，江南为南京栖霞寺石窟，西南为大理石钟山石窟。先生对这些石窟都做过记录、测绘、摄影和研究。对于我国著名的云冈石窟开凿之年代的序列，先生结合从《永乐大典》残本中找到的极珍罕且不为人悉知的《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一文，做出了准确的判断。但由于日本学者在20世纪初已开始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出版的调查报告达16卷32册，自认为研究云冈的*水平以他们为代表。宿先生的结论与之相左，他们便按捺不住，进行了激烈地反驳。但在宿先生连续发文阐释后，日本学者长广敏雄终于承认：“从文献学角度出发，宿白教授的推论当无误，因而分期论也是符合逻辑的。”从这个过程中不难看出，宿先生为中国石窟考古学做了何等认真的工作，他的研究成果具有不可轻易撼动的学术威力。此其三。

第四方面应该提出的是宿先生对西藏文物的研究。1959年宿先生*次进藏，调查了拉萨、山南、日喀则多地，留下了文字记录、测量数据、绘图与照片等一大批资料。但当1988年先生第二次进藏时，发现以前调查过的寺院有的已损毁严重，所以上次的记录有不少已成为*手史料。1996年宿先生完成了《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一书，用考古学的方法对西藏的54处寺院、89座建筑进行了分期研究，提出了分成五期六段的学说，并指明了各期之所以演变的社会背景。

此外，在古建筑学、印刷史、目录学和校勘学等方面，宿先生也都有重要贡献。目前《宿白集》准备出版，收入其中的每一篇文章都是专精的宏论，读者在阅读之前必须具备这方面之一定的知识，才能充分理解。作为从宿先生的著作中受益无穷的读者，我希望这套书可以引起更多读者的关注和重视。

——杭侃（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