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家河纪事》不仅是一部图文并茂、别具一格的个人的回忆录，更是一段内容独特的历史真实记忆的珍贵史料，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和文化价值。
【内容简介】
《惠家河纪事》是基于作者陈光中先生从年轻时代就坚持写笔记、画素描以及拍摄或收集的大量可贵的反映当时情景的照片、实物所记录下来的历史侧影。本书记述了作者当年在黄土高原插队的经历，以及与陕北乡亲之间的深厚感情，为读者生动地展现了那个时代年轻人的一些真实的想法和刻骨铭心的人生经历。
【作者简介】
陈光中1949年9月生于大连；1966年随父母迁京，就读于北京八十中学。当过学生、插队知青、铁路养路工人、蒸汽机车技术员、计算机工程师、文字编辑。现为北京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博物馆学会会员、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会员。喜文字，好摄影，偶习绘画。写过若干小说、散文、评论，画过些许漫画、插图。著述颇丰，包括：长篇传记《侯仁之》、《走读鲁迅》、《走读周有光》，以及《风景——京城名人故居与轶事》（共八册）、《北京胡同》、《走读京城角落》、《走读京城人物》、《铁的路的谜》，等等。部分作品在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以及韩国出版。
【目录】
*章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一、丢失的蒙古刀
二、“阶级斗争新动向”
三、决定命运的邂逅
四、准备上路
五、告别北京
第二章 走向陕北
一、从西安到铜川
二、1969年2月7日
三、进村
四、我们十二个
五、安家
第三章 开头的日子
一、惠家河和姜林沟
二、刘大雄他们的新家
三、自立锅灶
四、过年
五、打柴的波折
第四章 “三关”难过
一、我们都是“壮劳力”
二、应当由谁教育谁
三、接连不断的风波
四、“小报告”引起的风波
五、分灶
第五章 琐碎的生活
一、八个人四个灶
二、春天来了
三、“吕头”
四、喂马老汉
五、黄帝陵
第六章 麦收前后
一、“大宝”杀人了
二、收麦了！
三、“三自一包”
四、分灶的余波
五、我与“自组灶”
第七章 荒诞的旅程
一、从黄陵到铜川
二、有惊无险走西安
三、义马示众
四、车过郑州
五、偶遇盲流队伍
六、“语录癖”
七、狼狈的收尾
第八章 我不属于北京
一、无所事事的游荡
二、我已经不属于北京
三、秋收
四、看玉米
五、年底分红
第九章 惠家河人事
一、洞中“密友”
二、村中人物
三、乡村婚俗
四、“性启蒙教育”
五、漫长的冬日
第十章 饥饿岁月
一、第二个春节
二、春天的灾难
三、饥饿难熬
四、关于饥饿的比较
五、柳沟的隐居者
第十一章 杂碎活儿
一、拉架子车
二、赶头口
三、拾麦穗
四、菜园瓜地俩老汉
五、洛川卖瓜
第十二章 挫折与命运
一、走了的和走不得的
二、大背景下的小命运
三、丧事
四、北京干部来了
五、《意志锻炼规则》
第十三章 走出惠家河
一、贫下中农推荐
二、意外的转折
三、体检
四、关于我们的后话
五、回首惠家河
【前言】
四十八年前。
1969年7月21日，美国宇航员成功进行了人类的首次登月。
就在美国宇航员跨越浩瀚太空回归地球的途中，我们也刚刚踏上返京的旅程。
那是一个难忘的夜晚。
我们六个人——六个北京知青，紧紧地挤在一个比太空舱还狭小的空间里，可我们觉得周边还是太空旷。我们希望有什么奇迹能让自己变得更小一些，*好小到完全消失在黑暗里。
盛夏时节，天气闷热，但我们在极度的恐惧中不由自主地打着寒战。
我们蜷缩的地方，是西安火车站天桥下面那个灯光照不到的三角形区域。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还庆幸自己歪打误撞地找到了一个理想的藏身之处，但很快就发现，这里并不安全。在灯火通明的开阔站台上，只要一冒头，便会轻易地被人发现。换句话说，这是一个进得来、出不去的陷阱。我们的束手就擒，应当是必然的事情。
惶恐之间，又有一列火车轰鸣着驶进车站，大喇叭再一次响起震耳欲聋的声音：“*指示：‘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下车旅客一律从出站口检票出站！下车旅客一律从出站口检票出站！……”
仍然是让人心悸的杂乱脚步声，尖利刺耳的呵斥怒骂声，慌乱惊恐的哀叫和央求声……
我们屏气噤声，甚至闭上了眼睛，随时预备着在耳边响起炸雷般的一声大吼：“你们几个！出来！”
那时的一分钟，似乎比一个月还长，比一年还长。
奇怪的是，居然没人发现我们。
也许是天桥下的这个死角太明显，反倒被追捕者们忽视了。
渐渐的，各种嘈杂的声音越来越少、越来越小了。站台上复归平静。
我们好像是死过了一次又重新复活，小心翼翼地控制着呼吸，发现浑身的冷汗已经湿透了衣衫。
不料，远处突然传来一阵狂吼：“狗怂站住！不许跑！”接着是一群人在轨道间疾奔的声音，石碴被许多只脚踩得哗哗山响。
我们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儿。
我在心里安慰自己：没有什么可恐惧的，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危险迟早会过去的；总有一天，我会带着一种平和的心态回忆这一切的；总有一天，我会把这些遭遇作为故事写下来的……
我竭力把这一切幻想成一场梦，一场只要睁开眼睛醒来的时候自然就会结束的噩梦。
但是，我仍然很恐惧、很害怕，因为我知道这不是梦……
四十八年过去了，至今想来，我仍能真切地感受到当时那种绝望的心态。
那是我知青生涯中的一小段情节。
“知青”，是我们这一代许多人的特殊标签；知青岁月，则是我们无法忘怀的人生经历。如今，我终于有机会把它写下来了。
不过，我所叙述的，只是一些纯属个人性质的琐碎记忆，既没有惊悚恐怖的血腥场面，也没有曲折委婉的爱情故事，更没有惊天动地的英雄业绩，甚至没有什么跌宕起伏的动人情节。我的知青岁月，淡薄得如同絮絮叨叨的流水账，平庸而且乏味，不过是些小波折、小痛苦、小苦闷、小感触，除了亲历者本人，只怕难得有人会产生多大兴趣。
但是，绝大多数知青一生中*宝贵的年华，正是在这平庸乏味中艰难度过的。一代人的青春蹉跎，构成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组成部分。
然而，不仅时光的销蚀让记忆日显模糊，更有人为的涂抹使往事恍惚迷离，以致真假莫辨，曲直难分。
因此，真实地记录自己经历过的那些事情，让后人了解我们曾经身处的那个“史无前例”的时代，应是这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相对于规模宏大情态悲壮的所谓“知青运动”，任何个人遭遇都显得极为渺小。更何况，“知青”只是一个产生于特殊政治背景下的松散群体，“同样的经历，未必有同样的感受和回忆”——这是我曾在一篇小说中写过的话。
一个人的视野毕竟是狭窄的。我没有能力、也不曾妄想总结和评价历史。
我所能做到的，只是力求真实地还原那些永存于记忆中的人生细节。
真实的细节，就是真实的历史。我相信这句话。
在这本书的末尾，我还写了这样一些文字：
我和许多知青同伴一样，在回忆插队往事的时候，往往会不由自主地表现出一种自恋。我们过多地沉溺于反刍和感慨自己经历过的苦难与艰辛，却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些曾经被我们鄙称为“老帽儿”的乡党们，祖祖辈辈生活在那贫瘠的土地上，世世代代承受着比我们更为沉重的苦难和更为严酷的艰辛。命运对于他们，才是真的不公平。
……想到那些在极度的饥饿贫穷中挣扎着勉强生存的乡党们，心中难免百味杂陈。他们的形象似乎并不美好，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自私狡狯愚昧猥琐……然而，在这貌似丑陋的表象下面，却是一些善良真诚宽容温厚的心。是他们，不仅满怀同情地容留并养育了我们，还让我们的狂躁暴戾之气得以收敛，使我们这一代人*缺乏的东西——人性，得以逐渐复苏。
不过，人性的归来，需要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如何重新认识世界、如何重新认识自己，也需要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对我来说，插队的经历仅仅是一个开端。这个开端，是惠家河乡党们赐予我的*宝贵的东西。
这些感触，其实是我在写作这部文稿的过程中逐渐领悟的。
所以，这本书如果能够出版，首先应当献给的，是惠家河，还有那里的乡党们。
书中有几个人物使用了化名，个别情节有所改动。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
陈光中
2017年11月于北京会城门
【免费在线读】
*章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一、丢失的蒙古刀
1968年12月，我们——北京八十中高中六八届四个班的学生——正在远郊区怀柔的官地村劳动锻炼。那是一个地处长城脚下的小村子，从10月18日开始，我们已经在这里待了两个来月了，除了修路平地，就是上山打柴。修路平地是帮助贫下中农进行基本建设，打柴则是为我们自己干的：一斤柴火能卖一分钱，军宣队和工宣队要求我们把路费和生活费自己挣出来。
学校军宣队和工宣队组织这次劳动的目的，是因为六六、六七两届学生的毕业安置尚未完成，为了稳定六八届学生的情绪，才把我们打发到这偏远山区来的。天天干活累得要死，就没时间想别的了。
对我们来说，经常在“想”的主要问题，就是毕业去向。实际上，这两年来，六六、六七、六八届学生的去向并没有*明显的分界，六六届似乎主要是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六七届则大多去山西和内蒙古插队；六八届学生也有不少已经走了，像我们班的骆债清，已经去黑龙江近一年了。
多年以后，从高中六六届到初中六八届的这批学生，获得了一个特殊的称号——“老三届”。
准确些说，“老三届”所包括的一共是六届中学毕业生。
11月下旬，我弟弟作为初中六七届的毕业生将去山西插队，我请假回北京送他。没想到他的行期一再改变，我的事假也只有一再延长。直到12月11日，他终于登车出发，我也匆匆返回官地村。
与我同样超期返回的还有同班的朱建晨。一回村，我们就挨了军宣队指导员一顿狠狠的批评。仅批评还不够，还要组织全班批判。
那年头挨批判是常事，所以我的态度很好，“狠斗私字一闪念”，深挖资产阶级思想根源……本来不难过关的，但被朱建晨连累了。这家伙态度“不老实”，不但不认真检讨，还散布一些与政治时局和毕业分配有关的“小道消息”，所以对我俩的批判持续了很多日子。所谓批判，倒不是那种动手动脚“既触及皮肉也触及灵魂”的残酷斗争。毕竟是人民内部矛盾，所以无非是白天劳动晚上开会，我俩检讨大家发言。漫漫冬夜，在热炕头上坐着开会，倒也不算什么苦差事。不过没完没了地总扮演挨批判的倒霉角色，得有比较厚的脸皮才行。多年以后再见到朱建晨，他居然已经忘了这些事情，实在不应该。因为，我们的*终解脱，是由于*的“**指示”。
那是12月21日，星期六，我的日记是这样写的：
今天去背柴，刮着七级大风，路又十分险。我背了两大捆，回来一称，只有一百一十一斤。
晚上刚脱衣躺下，就听到收音机里传出了*的*指示。我们便马上又爬了起来，开了一个庆祝会，又冒着刺骨的寒风把*指示抄到黑板上。
主席的*指示明确地为我们指出了方向，现在把这段*指示抄在下面。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我的日记有误笔，把“*指示”末尾的句号写成了惊叹号——这倒流露出当时我自己的情绪。
几天后的12月26日，是*75岁寿辰。想到伟大领袖这般高龄还要管理国家大事和操心培养我们这些“革命接班人”的事情，很是让人感动。我的日记里记着：26日这天，举行了庆祝*寿辰的大会，各班都组织了演出节目，唯有我们班没上台。大概是由于我们这些“纪律涣散人员”的影响，连个节目也没法组织了。
12月27日凌晨四时，我们全体离开官地村，步行四十里路走到怀柔，乘火车返校。
我在当天的日记里记了一件事情：
早晨出发时，走出了关口，我突然发现一件可怕的事情，我一向放在旅行袋里的蒙古刀不见了！我翻了半天，头都急晕了，还是没有！一定是落在官地了！要不就是被哪个心怀恶意的可耻小人偷去了！
那把蒙古短刀是1966年“大串联”时结识的一位内蒙古朋友送的，我一直很小心地藏着；由于种种原因，它的丢失，对我来说的确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然而，我当时还没有想到，它竟会直接影响我今后的命运。
1968年12月31日的日记是这样写的：
1968年的*后一天只剩几个小时了。
在这一年的*后几天里，又发生两件叫人兴奋、叫人激动的事情：一个，是我国又一颗氢弹爆炸了；另一件，是南京长江大桥全部建成了；第三件，是元旦社论发表了*的*指示。迎接我们的，是20世纪60年代*后一个年头。新的一年里，将会发生更多的事情。就我来说，明年的头几个月可能就要离开北京了。等待着我的是新的生活……
表面看去，我的情绪不仅很稳定，而且很振奋。既主动关心国家大事，还做好了“离开北京”的思想准备。但是，在这些充满激情的辞藻下面所隐藏的，是极为忐忑不安的心态，以致把三件事情写成了“两件事情”。几十年过去了，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焦虑的情状。丢刀似乎是一个恶兆，我总感觉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
接下来1969年1月2日的日记，便真实地记录了我在这种心态影响下许多很不正常的举止：
按通知，应当是今天上课。但是一般都是三号才上班。我虽然有些犹豫，但还是很早就到学校去了。今天又特别冷，冻得够呛。一到学校，果然一个人也没有。到孟洪他们宿舍一问，原来又改为三日上课了。
接着，华振浩他们也陆续来了。
我们又到陈排长他们屋里看了看，他们屋只有陈排长和韩连长在吃饭。
我们连的这几个工人、解放军比较有意思：爱说话的两个——张排长和李指导员，老爱在一起，几乎形影不离。而不爱说话的两个——陈排长和韩连长，又老爱在一起，比较接近。
由于心情烦乱，我连元旦期间放假和开学的日期都搞错了，居然提前一天去了学校；接着又硬着头皮去工宣队和军宣队的宿舍——说是“看了看”，实际是想偷窥一下他们对我的态度和表情是否有什么异常。当时学校不再有什么年级和班级，一律改为部队建制；工宣队的工人是各排的排长，军宣队的解放军担任连长和指导员。张排长和李指导员都是一副阶级斗争的面孔，平时就让人怵，所以我没敢去他们那里；而不爱说话的陈排长和韩连长性情和蔼，比较好接近。我“看”了半天也没发现有什么变化，心里似乎踏实了一些。看来那柄刀已经莫名其妙地自己消失了，学校里并没有人知道。
二、“阶级斗争新动向”
那一阵子流氓猖獗。元旦过后学校连续几天举行批判大会，批斗了几个小偷流氓，还有所谓的“坏分子”“漏网右派”，等等。前者是主要对象，后者只是依例陪绑而已。批判归批判，没有什么实际效果。
我们已经不太关心那些事情。因为，*值得重视的，是毕业去向问题。
1969年1月6日，星期一，又有一大批人由学生变成了“知青”。我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
今天又有一批到山西去的，我们到火车站当标兵维持秩序。送行的大部分是家属，少不了又哭哭啼啼。现在像我们这般年纪的大部分快走光了，一想到一两个月后就该送我们了，总不免有些茫然。
上午开了征兵动员大会，然后是报名。我虽然也报了，但我想是当不上的。一方面眼睛不成，另一方面家里又——不过不管当得上当不上，报名还是要报的，因为这表现了一个人的态度问题。
那天出发去山西的应当是六七届的毕业生。关于毕业分配问题，各种小道消息已经流传了一年有余了。早就有人说，比较好的去向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发军装、有工资，但政治条件要求得很高；接下来就只有插队了，基本顺序是内蒙古的牧区和农区、山西、陕西、甘肃、宁夏、云南……也有消息说，六八届的去向其实并未确定，很可能有留京的名额呢！这消息好得让人有些不敢相信。
后来的事实证明，除了甘肃和宁夏没有安排插队，小道消息的内容基本还是可靠的。
*好的出路是当兵，那是每个人都梦寐以求的，但名额极为有限且条件极为严格，因此能得到这份幸运的没有几个人——当然，有本事走后门的不在此列。实际上，我们班已经有个别军队干部子女悄悄消失了，他们有路子，别人除了羡慕忌妒恨，只有眼巴巴地瞧着。
在这样关键的时候，征兵工作居然*先展开，显然是非常鼓舞人心的。但是对我来说，不仅毫无意义，反倒造成极大的思想负担。问题的根源，就在我吞吞吐吐的那一句：“另一方面家里又——”
那个破折号后面，隐藏了许多东西。
实际上，所谓“家里”指的是我父亲。他在两年前被作为“走资派”打倒后，一直在被批判；前不久又被原工作单位的造反派揪到辽宁大连批斗，音信全无。
回想从前，我曾为自己的“革干”出身而不可一世趾高气扬，如今却成了“走资派子女”，突然从天上掉到地下，那滋味是很不好受的。幸运的是，学校离我父亲的单位很远，似乎没有人听到消息。我每天小心翼翼，生怕走漏风声。所以，那段时间我*怕的就是什么报名填表之类的事情，因为如此一来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出身”问题，我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写“革干”——这两个字实在是重如千斤呢！
我*担心的不是报不上名，而是怕“幸运中选”。万一报上名，一政审必然马上露馅，休说当兵万无可能，我就连去兵团也不够条件，插队似乎是必然的命运。形势逼迫我必须考虑自己的去向——我们好歹还有一点点“权利”，可以选择具体去哪儿插队。山西陕西，还是甘肃宁夏？我一时没了主意。
不过，我还抱有一丝幻想，以为至少还有“一两个月”的缓冲时间。马上就要过春节了，总不至于连春节都不让我们在家里过吧？
事实证明，我是在盲目乐观。
1月9日和10日，我们高一年级全体学生连续两天开会，动员上山下乡。具体地点是山西吉县，名额200人，1月20日就出发。
我犹豫了，没有报名。
我在日记中写道：
分配来之迅速实在叫人措手不及，只有10天的准备时间。
我准备到弟弟那里去。既然同是去山西，何必分在两个地方。当然，批准不批准是上头的事了。
下午接到了仲存的来信，东西找到了。他让我去取，我哪里还有时间？明天给他回个信，还是寄来算了。
仲存全名叫毛仲存，是我们在官地村劳动时的房东。所谓的“东西”，自然是那柄蒙古短刀。从官地村返校后，我曾冒险给他去信，吞吞吐吐地问他是否看到有我们遗下的东西。这些天乱七八糟的事情太多，我居然把这件事忘了。
后来我曾不止一次想过，接到仲存的信后，我应当充分重视这事，赶紧去官地亲自取回东西。官地村的确很远，但总比我后来去的地方要近10倍、20倍。如果当时我去了官地，也许会遭遇另一种命运。
但是，命运就是命运。我没有去官地。这一步，决定了我后来的人生。
1月11日，星期六，上午报名去吉县，我们班只有三个人报了名。据说，这200人是填充六六、六七届空额的。两天后，情况又变了，改成到陕西黄陵去，走的日期是21日。
我没报名。我仍然打算到弟弟那里去。
1月15日，去陕西插队的正式名单公布了：
今天到学校，去陕西没有我。
我们班共批了五名：宋仕猛、王德禄、包薇、王慕茜、张恩平。另外还有王德禄的弟弟和王慕茜的妹妹。这样看来，走的日期就可以拖延几天了。但也拖延不了几天的，据说第二批几天后就走……弟弟今天该收到我的去信了，不知他那儿联系得怎样了？
可以想见，我在日记本上写下“到陕西没有我”这几个字的时候，那种如释重负的心态。但我很明白，“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的确是“拖延不了几天的”，我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了弟弟身上。
不料，事态突变。
1969年1月17日应当是星期五，由于写日记的时候心情紧张，我错写成了星期四：
早上一进教室，几个人就指着我说：“这不，来了……”
我还在莫名其妙，连长上来对我说：“你是在官地丢了几样东西吗？仲山、仲力昨天来了，说仲存今天来，让你到北京站去接。东西取来后，请你交到排长那里。”原来如此。
也许他们又想借此机会整我一整了吧？
中午到火车站，仲存果然来了，东西也带来了。下午我带到学校，交给了排长。
我觉得那件东西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也没什么错误。
要说危险，菜刀家家都有，可也没听说有人禁止使用菜刀。菜刀要比它好用多了。
这篇日记里所包含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在车站与仲存见面，场面有些尴尬。那柄蒙古短刀，问题出在他的大弟身上。那孩子是个弱智，干不了活，整天待在家里，有时候会好奇地溜到我们屋里乱翻。我们走后仲存才发现情况。
由于我懒惰，没有亲自回村去取，而仲存是个老实人，那样一件“家伙”留在手里，很是惶恐。正巧村里革委会的干部毛仲山、毛仲力要来我们学校联系事情，仲存便托他们把东西给我带来。干部的政治觉悟就是高，在他们眼里，那把“匕首”也许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因此，他们不仅没有答应替仲存带东西，还立刻向我们连里报告了。
我应当感到庆幸的是，对阶级斗争具有高度热忱的军宣队李指导员回部队汇报工作，刚好不在学校。如果他在，只怕我熬不过这一关。
处理这件事情的是军宣队的韩连长，他一向性情温和，即使遇到这种蹊跷事情，也没有声色俱厉地盘问什么。他处理问题的方式也很有意思：要仲存自己送来，让我亲自去取、再上交工宣队；如此繁复的手续，不知是好心给我一个“坦白从宽”的机会，还是怕招惹是非而避免接触实物。
尽管我做贼心虚地在日记里论证了一番菜刀与匕首的本质差别之类，似乎很有些“为人没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的大无畏气概，但心里已经恐惧到了极点。
因为韩连长告诉我，仲存家那傻孩子偷拿的东西，除了“匕首”，还有一个军用指南针。
那指南针本是属于华振浩的物品，与我的蒙古刀毫无关系，但想让连长相信却并不容易。
韩连长在言语间还欲言又止地突然说了一句：“听说你父亲……”
我没有回答，因为我的脑袋一下子懵了。
几个月前，我就发现有人偷看过我的日记；不久前，还发现有人拆过我的信件；此外，还听说有人调查过我家里的情况。我曾自己骗自己，那些都是相互并无关联的偶然事件，是无耻小人的无聊之举。但事实显然比我所想的要严重得多。
现在有这“匕首”和指南针凑热闹，已经形成了一个近乎完整的“证据链”。
从阶级斗争的角度看，人们难免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一个对现实似乎存有不满情绪的走资派子弟，要匕首干什么？要指南针干什么？！是不是在反动本性的支配下，准备暗杀造反派或工农兵，然后越境出逃？！
如今的人们也许会以为如此奇特的联想比天方夜谭还要荒诞，可它确实就是当时人们的思维方式。假设我是一个旁观者，大概也会如此看问题的。
幸亏韩连长没有那么丰富的政治想象力。他是个典型的职业军人，主要负责正在进行的征兵任务，这类比较复杂的事情应当属于指导员的工作内容。所以，当我从车站把刀取回来上交的时候，他只让管我们的工宣队陈排长把东西收下，没有再追问我什么。
我并没有因此而感到轻松，因为，这样重大的事情，韩连长是不敢瞒着指导员的。指导员迟早总会回来，在他那样一个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比其他人都紧、善于上纲上线把简单问题复杂化的人面前，只怕我浑身上下都是嘴，也说不清楚这件事。
正如老话所说：“福无双降，祸不单行。”一天后， 1月18日，弟弟突然从山西回来了。他告诉我一个不折不扣的坏消息：他们那里不要人。也就是说，我想去他那里插队的打算彻底破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