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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之名始于战国时期，因为西有散关（大散关），东有函谷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故取意四关之中。关中地区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是十三朝古都，本书的主题即是阐述当关中地区自宋代以降不再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以后，该地区的文化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文化之间的关系。作者考察了关中士人如何建立了三对观念：国家/地方，官方/非官方，中央/区域，并进一步探讨了中国近一千年来士人的自我身份建构等问题。
【内容简介】
关中之名始于战国时期，因为西有散关（大散关），东有函谷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故取意四关之中。关中地区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是十三朝古都，本书的主题即是阐述当关中地区自宋代以降不再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以后，该地区的文化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文化之间的关系。作者考察了关中士人如何建立了三对观念：国家/地方，官方/非官方，中央/区域，并进一步探讨了中国近一千年来士人的自我身份建构等问题。
【作者简介】
王昌伟（Chang Woei Ong），新加坡国立大学荣誉学士、硕士，哈佛大学博士。目前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其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思想史、地方史。曾获得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院杰出教师奖。中国思想史方面的研究专著包括《中国历史上的关中士人：907-1911》 （2008）以及《李梦阳、明代南北差异和士人学术》(2016)。两书皆由美国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出版。
【媒体评论】
本书可视为北美学圈以包弼德为主，强调学术思想与地方史结合之研究取径的一种成果展现。……就关中地域文化、士人地方意识与认同的研究而言，本书是相当成功的个案研究。不仅提供我们长期历史变化的趋势，作者也在广泛阅读文献的基础上做出细致的解读，并在明确的问题意识下，与其他区域研究成果进行比较，标举许多关中的特殊性。
——吕妙芬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所长
【目录】
引 论 .................................................................................. 1
章 五代至北宋时期：“新的起点” ............................ 18
关中与唐宋转型期的士人 .................................................. 19
士人与国家关系的演变 ...................................................... 30
张载学派的独特视野 .......................................................... 39
第二章 金元时期：“黑暗时代” ....................................... 62
异族统治与士人阶层 .......................................................... 63
《中州集》诗人群，1175—1215 ......................................... 74
一个多元的世纪，1200—1300 ........................................... 80
道学的兴衰，1250—1368 .................................................. 93
第三章 明清时期：“文艺复兴” ..................................... 107
危机与机遇 ....................................................................... 109
一个“非官方”士人群的形成，1450—1500 .................. 122
张载遗产的多重运用，1500—1600 ................................. 128
冯从吾与关学的形成，1596—1627 ................................. 135
体用不二，1644—1911 .................................................... 144
结 论 .............................................................................. 163
参考书目 ........................................................................... 171
索 引 .............................................................................. 190
【免费在线读】
引 论
“关中为古帝王之州。自周秦以迄汉唐，莫不代建国都。宅中驭外，不惟典章制度，艺术文物，足以代表吾民族之伟大精神者，均以此为渊薮。而山川城郭，宫室园囿，胜迹名踪，所在皆是。即《黄图》、《决录》、《雍录》诸书，考其大凡，亦信乎为吾国文化之源泉地也。自唐之末，政治失其中心，遂陷于崩溃。南宋以后，沦于异域者近三百年，先民建设，益复荡然。降及明清，亦仅视为边防要区而已。吾族文明创造之精深，与夫河山景物之壮丽，鲜有人注意及之。不亦重可惜欤？”
这段话来自郭英夫于1934 年为毕沅（1730—1797）的《关中胜迹图志》的重印版所作的序言，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古代长安（今西安）所在地的关中，自从唐末失去国都地位起便开始衰落，并且再也无法重振昔日辉煌。郭英夫在那个民族主义意识高涨的时代写下这篇序，并不是为了让读者们关注唐以降就困滞于漫长衰落的关中，而是要他们记住关中辉煌的过往，并珍视那些曾经界定、完善过中国文化的关中地方俊杰的成就。他的目的是号召大家重建西北，复兴中华。
快进至2003 年。时任西安市委书记的崔林涛在为刚出版的《古都西安》丛书作的总序中写道：
“‘一座城市的历史就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古都西安就像一部活的史书，一幕幕、一页页记录下中华民族的沧桑巨变。古都西安见证了‘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鼎盛辉煌，然而，往日这个帝王们希冀长治久安、长久和平的长安城也几度衰落，数遭兵燹，令人扼腕地一度衰落了。……在西安论述中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时还说过，中国曾有过盛唐时期的辉煌，但安史之乱后衰落了。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他多次强调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年轻一代要多学习和了解一点历史，从历史中汲取文化的养分。”
虽然两序的写作时间相隔70 年，郭英夫和崔林涛所描述的关中历史却惊人的相似：汉唐的曾经辉煌及随后的长期衰落。在这种观点之下，关中历史被视作整个中国历史的缩影。这一民族主义（nationalistic）话语背后存在着一个现实考量：对于一个地区来说，只有当它具有双重贡献时，它的历史才值得铭记。首先是助益于构造“中国性”（Chineseness）的超历史的定义（ahistorical），其次又有辉煌的过去可以用来激发国民中的民族主义情绪。唐以后的关中象征着在过去一千年间中国所走的歧途。在当今这个中国奋力追赶其他国家的新时代，崔林涛认为，中央正尽其所能纠正历史上曾对西部地区犯下的错误。但他同时也暗示，要了解这些错误就必须研究唐以后的西安历史，以免重蹈覆辙。
杜赞奇的里程碑般的著作《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对这种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观点进行了精妙的探讨和批评。杜赞奇认为，关于中国（或者其他任何国家）的历史叙述若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目的论式的假设之上—它是一个有着悠久且不间断历史的民族国家—那么这一叙述将会压制其他可能的叙述，因而无法准确反映其历史的复杂性。关于唐以降关中历史的叙述正是这样被民族主义话语压制和边缘化的。这种从20 世纪初便主导了我们对此区域历史的理解的“衰落论”，即使不算是误导性的，也至少是片面的。
然而，即使我们质疑把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历史起点的有效性，我们也不能否认那些作为政治实体的、曾经统治中华大地的王朝在塑造被统治者的历史意识方面曾发挥过的重要作用。事实上，正如本书书名所示：本书的主旨在于研究“关中”与“中国”在历史上的互动。通过把关中历史置于中国历史的框架内，我想表明过去人们总是从更大的政治和文化体系的层面上来思考关中，这一体系后来被后设地称为“中国”。
“关中”这个名字预示着这个地区的战略位置。从战国时期起，周围的群山上就筑起了无数的关隘以抵御入侵。“关中”一词早出现在《战国策》中，此书是在公元前1 世纪由更早的史料编撰而成的。初，“关中”指函谷关以西的地区，因此它有时也被叫作“关西”。“关西”并不指代任何固定的边界。然而，随着时间流逝，人们试图用更多的关隘来为这个区域界定一条更为精确的边界。一则3 世纪的史料将关中界定为函谷关以西、陇关以东的地区。后来，又有人用4个或5个关隘来界定此区。无论如何，由这些关隘围成的区域面积约为39200 平方公里，是新泽西州的两倍还稍多一些。从历史上看，这个区域即《尚书》里说的“雍州”，也是战国时期秦国的所在地。因此，它也常常被简称为“雍”或者“秦”。它西起今天的宝鸡，东至今天的潼关县，横跨大约360公里。在它西面，一条穿秦岭而过的狭窄山道提供了从四川经陕西南部进入关中的通道，此道由大散关守卫。在关中以东，南流的黄河在潼关因秦岭阻挡而向东流去，经过函谷流入华北平原。而被秦岭、中条山和崤山环绕其间的函谷，就是赫赫有名的函谷关曾经矗立的地方。黄河也为如今的陕西、山西和河南省提供了天然边界。在关中以南，秦岭自古以来就构成了一道天然屏障，让人无法轻易进出长江中上游地区。因此，夺取这一带众多山道的控制权对于军事胜利至关重要。关中以北是一条山脉，由西向东包括岐山、黄龙山、子午岭在内。再往北越过今天的延安便是雄伟的横山山脉，在那里数个政权曾修筑过长城的不同部分，并将其作为天然地界将游牧民族与农耕社会区分开来。
流经关中的大河有黄河、渭河、泾河与洛河。在古代，它们为进出关中提供了交通之便。但随着时间的推进，水路交通变得不那么受欢迎。因为一些河流的改道急剧地改变了水系的结构，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河流水位降低、流量剧减，一些小的河流甚至已经干涸。例如，汉代“八水绕长安”之一的滈河到了隋唐时期就消失了，就连渭河那样的大河也渐渐变浅。战国时期，即使是在低水位的冬季，渭河上也能通行重型漕运船只。到了定都长安的隋唐时期，这条河还常常用于从东部地区调运漕粮，京都附近的河岸两边也因此码头林立。但此时期的渭河水位与过去相比已经显著降低，因为当时需要从河的南面挖掘沟渠来弥补河道深度和水量的不足。到了北宋，都城定于华北平原，即位于关中下游、靠近黄河的开封和洛阳，于是渭河便主要被用于将漕粮和其他物资向东运出关中，但也仅是偶尔为之。自宋代以后，渭河作为漕运的主要水路的功用便鲜有记载了，原因之一可能就是那时的河道对于重型漕船来说太浅。
可以想见，关中地区日益严重的干旱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但是，这个地处陕西中部、常被称作“关中平原”的地区在自然资源和气候方面却远胜陕北和陕南。虽说是“关中平原”，但陕西中部的地貌却与一望无垠的华北平原迥然不同。事实上，这里不是平原而是高原—一则清代史料中记载了在古代有名可查的高原就有50 个之多。往北，关中的地势逐渐平稳上升，直到成为陕北高原—黄土高原的一部分。那是一个山岭纵横、土地贫瘠、灌溉不畅的区域，不适合农业生产，因此也是全国贫困的地区之一。从关中向南越过秦岭便是陕南，一个河谷盆地众多、土地相对平坦肥沃的地方，也有较好的水系。与陕北相比，这里更适于农业生产，但是这个早在元代就被划入陕西省的地区直到清朝初年才开始快速发展。
在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著名的“区域分析”理论的框架下，陕西中部占据了“西北宏观区域”核心部分的一半，而另一半则扩展至今天的山西省，沿汾河延伸至今太原。施坚雅的分析对于我们理解陕西在中华帝国的空间结构中的角色有深远的意义。比如陕南，虽然在行政区划上自从元代起就是陕西省的一部分，但由于秦岭隔开了它和陕西的其余部分，它被划入了另一个宏观区域内。施坚雅提醒我们，行政疆界并不一定是界定区域的自然方式，特别是考虑到经济或其他方面的互动。但对于关中来说，国家设立的行政区划曾经并仍然深刻影响着对该区域的构想。虽然“关中”一词初只指代关内（即大约今天的陕西中部）区域，它也经常被用作整个陕西省的代名词，其边界远远超出了那些关隘。例如，陕西学者李元春（1769—1854）在编纂《关中两朝文抄》时所收录的作者来自陕西全省，既有关内，也有关外。清代陕西省地域其实只有明代的一半大，因为另一半在清代时被划入了新建的甘肃省。李元春在编纂这部文抄的明代部分时毫不犹豫地将当时行政上隶属甘肃的作者也统统收录。
在某种意义上，把整个陕西都叫作“关中”是荒谬的，因为陕西中部—字面意义上的“关中”—与陕西其他地区在文化上有很大差异。例如，明清时期陕西中部过春节的习俗就相对统一，但却与陕南和陕北的习俗不同。语言学家的研究也显示，与陕南和陕北的方言相比，陕西中部方言具有更大的内部连贯性，因此应该作为一个语言单元来分析。这就意味着作为一个省的陕西完全是被国家力量捏合成的一个行政单元。显然，李元春信奉这一国家设立的边界，因为他所编的文抄中的文章不只来自关中，而是来自整个陕西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