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试图寻找一本能够忠实反映眼下这个时代的小说，《撒丁岛》就是了。
【内容简介】
继入围布克奖提名的《记忆残留》（REMINDER）以及获得温德姆-坎贝尔文学奖的《C》之后，汤姆·麦卡锡又带来了新作品《撒丁岛》。在这部令人不安的小说中，作者承诺首次也是*后一次描述我们所居住的世界——现代、后现代以及我们所能想象的无论哪个身处其中的世界。
主人公“U”是一名“企业人类学家”，他的工作是运用先锋派理论帮助公司销售牛仔裤和早餐麦片。“U”所在的公司赢得了一项神秘的工程，而“U”的日常工作就是为此提供人类学方面的咨询，但他的*终目标是要撰写一份“大报告”，用包罗万象的数据完整地总结我们的这个时代。然而，在书写的过程中，他为石油泄漏和跳伞事故的新闻着迷，并渐渐感到自己被无所不在的数据打败了，迷失在各种各样的信息的缓冲地带中，徘徊在数据的幻影间，而他试图将数据整合成某种有意义的符号的努力终将失败。当他意识到这份“大报告”从本质上就无法完成时，他对整个工程乃至存在的意义都开始产生了怀疑。
【作者简介】
汤姆•麦卡锡（1969—），英国作家、概念艺术家。2005年出版小说《记忆残留》后一跃成为当代英国小说界*重要、*令人期待的原创作家之一，被誉为“后现代文学的继承人”。同时，作为国际灵航协会（International Necronautical Society，简称INS）的协作创始人，麦卡锡始终关注艺术和社会中的非本真性，以及重复或复制的首要性和原创性，并一再将这两个命题运用到他的小说中。他的写作手法精巧、复杂，充满实验性和先锋性，旨在打破传统的文字美学，却丝毫无损阅读的乐趣。
【媒体评论】
“一部智慧的闪光之作，引人深思……麦卡锡并非一个受挫的文学理论家，需要借用小说的体裁来实现自我的满足，他是一个天生的小说家，一个令人着迷的写作者，让文化理论变得生动、有趣，触动人心，难以抗拒他的文本的魅力。”——《纽约时报》
“（这是）我们曾经以为随着J.G.巴拉德一同消逝的那种别样的、雄心勃勃的小说。”——《每日电讯报》
“以人种志的方式勾画出我们这个应激过度、勾连错杂、沉迷于影像的时代。”——《大西洋月刊》
“彻底颠覆了我们对传统小说这一形式的期待。”——《金融时报》
“十分有趣的作品；智识性的、文化性的、令人不安的有趣。”——《华盛顿时报》
“与卡夫卡如出一辙的趣味。”——《Flavorwire》
【免费在线读】
7.1 这个Koob-Sassen工程。就像我一再表明的，我不会谈论它――只是，在这个阶段，每个人都在谈，都在谈个不停。但是他们谈论的方式没有把它当成他们知道的事，这个对象的属性和范围都是未知；相反，他们一边谈着，一边像是在探索着一件陌生的事物，这样东西既在眼前――它其实是无处不在的――又无处可寻： 他们只能摸索着它的范围，只能通过互相问询，辨别它的结构、容量和极限。在我的工作过程中，我让别人选择一个对他们来说*能代表Koob-Sassen的视觉形象，从悬浮的宇宙飞船、养兔场到水塘边的百合花，回答五花八门。当然，我也有我自己的答案： 我看到的是沙漠中拔地而起的高塔――绚烂华丽的建筑，一半像现代感的摩天大厦，一半像《一千零一夜》里苏丹的宫殿： 钢筋和玻璃的圆柱不知不觉间演化成圆形的穹顶、上心拱门和瓷砖贴成的muqarnas1，渐渐收拢的光塔尖顶，缠绕着云朵，就像蜕除了自己的物质属性，散化成雾气。高塔脚下都是人――几千、几万人――在劳作，他们移动起来像蚂蚁，路线在沙地上构成图形，当它们结合起来的时候，图形更广阔，意义也更清晰，就像三角洲上的河道，从地面看可以是蜿蜒、弯曲、分岔，错综复杂，但只要在足够的高度，它们就构成一个整体的形状。他们在干吗，这些蚂蚁般的劳作的人？为什么他们要带来材料，又把掘出的沙土运走？为什么他们要传递那些或许自己都不理解的指示？而统摄整个工程的逻辑是如此复杂，以至于接受指令的人也未必能够明白。即便是这条长链之中的任何一环都不能全部理解这些指令，但只要逐级执行，就能在实质上推进整个复杂精微的系统，直到*终实现；在那光辉的一刻，对所有人，一切都会变得清晰，蚂蚁会像神一样无所不晓。
7.2 这个画面时常出现在我脑海中；随着时间推移，几周，几个月，高塔也接近完工了，它的结构和轮廓也明晰起来。不过还是有未完成的小地方： 从外壳豁开的空隙中，可以看到没有铺完的地板、裸露在外的电线，其中的层次还可从各个方向再展开为“亚层次”或合并为“超层次”。里面的距离、高度、深度和空间都是惊人的――它自己就构成了一个大都市，一个巴别塔（这时候当然公司的标志会若隐若现地重合进来）。在这些画面里，佩曼永远都在： 他或许站在下面的平原上，或许撑着某个阳台的扶手，或许靠着一个尚未完工的扶壁，正和工程师、亲王、建筑师、酋长和维齐儿2商议，调整总计划的琐碎细节，检查下个阶段的后勤安排，或者诸如此类的事情――总之就是处于热火朝天的网络中心，被连接着；而我因为和他的关系，觉得自己也被连接了起来。虽然这些都不是工程的真正内容，但当我在地下室里坐下、挤上地铁，或是睡意蒙眬之时，Koob-Sassen对我来说就是那样的。
7.3 和部长的会面如期进行了。和有权力的人近距离接触还是有些奇怪――我是说真正的、可以执行的权力： 这样的人应该很难与之轻松相处。你会想象他们每个转身、举手投足都透露着这样的权力，他们的毛孔里冒出的都是权力，他们会隔着名贵的衣服散发权力的气味。但实际上，这位部长*惹人注意的地方就是她缺乏有权有势者的气度；她看上去就像是个寻常人。至少从外表上，她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既不高也不矮，既不胖也不瘦，既不好看也不丑。她的口音既不像有格外优越的背景，也不像是在掩饰类似的出身。她大概和我差不多年纪，四十出头。她穿了一身低调的商务服装，只有鞋子是例外，上面有小小的仿虎皮的条纹。佩曼、塔皮奥、我，她和她的两个工作人员坐在一起；我们的位置让我可以看到她的鞋子，以及她脚的动作。当前两个人分别在陈述、回应、问询、澄清、提案、回应提案等等时，她的两只脚一直在相互摩擦，说得具体点，是右脚的大脚趾，它的外侧边缘，在上上下下地蹭着左脚的脚弓。她在整个会议期间，甚至在她自己说话的时候，都没有停下过这个动作。一开始我以为她在挠痒，以为她左脚上被什么虫咬了一口，或者是发炎、过敏之类的。但会面进行了二十来分钟之后，我只能推翻这个假设： 挠痒再如何轻微，也会有一定程度的
紊乱，节奏上会时断时续，有种愤怒感，但她的动作是如此有规律和有条不紊，简直像是自动的。大脚趾每次向上蹭一下足弓，虎皮上的毛都会捋得竖起来，每一根都精神抖擞地自顾自站着；而脚趾紧接着往下一捋，或者说是复位运动之后，这些虎毛又被重新压平，在一片光滑油亮的虎纹中丢失了自我。
7.4 就这样过了大半个小时，我终于意识到这个部长正在做什么： 她正试图用右脚解开左脚鞋子上的搭扣（她的鞋也蹊跷，搭扣居然是在脚的内侧）。我一路观察，逐渐明白这是多么有抱负的一件事。解搭扣本来就是个技术活；要是还不允许用双手，那要顺利完成简直难如登天。然而这正是她的右脚努力在做的事情，其中的坚持和决心我越发觉得可敬可佩。鞋扣的弹性不错，这样的操作之前一定不计其数地发生过（我猜想），所以皮带已经颇为柔软，但在一头施加压力，它还是有足够的硬度，不会只是自己打褶，而是在金属框中耸起。就像我之前所说，这可不是瞬间能完成的： 它需要一个小时微小的推挤，并且要不停地压平鞋扣周围的鞋面，才能让皮带几乎全部要穿过金属扣框；这时，皮带还要继续向上传送却无“上”可去，它会像蛇一样在不经意间将“上”的动势转换为“下”――而且在完成这个转换时，翻越了中间那根扁针，优雅得如同一个撑杆跳运动员，看那根针在腹下扑倒。于是皮带再也没有了阻碍，轻松地从鞋扣框的另一侧钻出。再定睛一看！整个工序已经完成了。
7.5 就好像这还不够厉害，部长马上又开始用右脚外侧将之前的流程倒着进行起来。而且花了大半个小时，她又成功了。当她把鞋扣复原到*初的位置、原始的状态，部长就结束了会议。我只觉得能欣赏到这场只有我自己能看到的小剧（由于桌子、桌角、椅子分布等类似因素），实在让人得意。
你觉得会开得如何？
我们出来之后佩曼这样问我。哦，我回答，特别好。
7.6 Koob-Sassen工程正式启动之后，因为流量陡增，办公室里开始出现带宽的问题。在服务器之间往来的、在电缆中传输的、在空气中流动的信息，都太多了，我是这么猜的。我的电脑和同事的电脑一样，频繁受到一阵阵缓冲之苦。我可以听到隔壁丹尼尔的声音――操你妈的缓冲！――而且楼上的人骂的一模一样的话也通过通风系统传下来。我对缓冲倒不介意；我会怔怔地盯着那个旋转的圆环，一看就是好久，完全忘记了周遭的一切。在那圆环的背后，我想象着一群群比特、字节、兆字节都兢兢业业地准备着那些我需要的数据；而在这些劳工背后，我想象着一个巨型的超服务器，可能设置在芬兰、内华达或者乌兹别克斯坦： 一排排的储存体，周围是破土而出的圆盘式卫星接收天线，永不停歇地输送着信息，远超任何人的一生所需；它们向我输送信息这一行为没有尽头、不讲条件，本身就是一种恩赐。这是被给予的。正是因为这份礼物，这份源源不断的给予，圆环才会转动起来： 一面是纯粹无杂质的数据，涌入我的系统，另一面是系统呼啸着用一整套流畅的运作，将它梳理为可以识别的形式。
这个想法简直神圣得让人安心。
7.7 但是在这个想法边缘游弋着一个与之相对的想法，就没那么让人安心了： 万一，这只是一个在我屏幕上转动的圆环，其他什么都不是，怎么办？万一，那个输送链，那个慷慨的源泉，它枯涸了，或者从一开始就没有连接起来，那怎么办呢？每次当我允许这种想法占据我的头脑，那种被福祉洗刷的极乐之感就变成了恐惧。如果我是在看一个视频，那么在屏幕的下方就有一根线，一根慢慢自己填充起来的横条――会填充两次： 一次是醒目的红色，一次是稍稍领先的浅灰色；浅灰色一旦让红色（以及那个指示着你看到了哪个点的光标）赶上，缓冲就开始了。就像我盯着圆环出了神一样，我又忘我地注视着这根横条，并收获了一个小小的启示： 我眼前的不是别的东西，而其实正是时间和记忆，而且是它们剥去了一切修饰的骨架。不是我们电脑的时间和记忆，而是我们自己的；这是时间和记忆的结构。我们需要经验领先于我们对经验的认知，不管那领先有多微弱――或许这只是因为前者必须由后者去领会，由后者（用佩曼的话说）去向他人叙述，向自我叙述，也正是出于这个目的，前者必须为后者持续提供未加整理的新鲜感触和事件。但当那个叙述的光标一把逮住了那个给予的进度点，当事件和情境填充得不够快，不足以维系那份意识的时候，那不管它们有多少再生能力，都会被一张血盆大口吞没，任何意义都再无法汇聚和形成，这时我们就发现自己被堵住了，处在一种进退维谷的半死状态之中： 经验和对经验的认知再不为我们所享。一切都成了缓冲，缓冲也替代了一切。这个启示让我高兴起来。我决定建一个关于“缓冲”的卷宗。
7.8 勃洛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现代人类学之父，说： 记下一切。这是他的*指示。你永远不知道（他的理论是这样）*后哪些会是重要的，哪些要扔掉；所以要捕捉一切，把一切都转换成数据。我曾经虔诚地遵循着这条指示： 不管是在我做学生的时候，还是为泡吧那本书做调查的阶段，后来也一直在坚持。当时我每天晚上会把现场做的笔记打出来，或者第二天一起床就补上： 前一天的所有遭遇我都会详细记录下来――越琐碎记得越详细；描绘我对其中所涉人物和地点的印象；写出我对那些情境的色彩和意味的初始评判。当佩曼用他深具远见卓识的模糊言辞，把书写大报告这个宏大的、划时代的重大使命交给我的时候，
我所遇到的所有事物、经历的所有事件都因为可能成为报告的一部分而获得了更多的潜在能量，也随之闪光和颤动起来。但似乎与之矛盾的，是与此同时我的记录却少了起来。这不是我不够努力――完全不是。这是佩曼的思维方式造就的。很明显，他要的不是一份常规的人种志学术报告，只配和其他报告堆在一起积灰，或者是积网络灰尘： 他想要一个不一样的、出人意料的东西，*关键的，是这样东西要新。它会自己成形的，他说，这件事我完全交给你。这正是激动人心之处： 他给我的职责是抛开所有人种志研究的既定方法，走岔路，甚至走出地图之外，只要我愿意，再如何激进或实验都可以。百无禁忌。可不可能……？可不可能不是由它找到自己的形态，而是这个时代用千姿百态和万管齐下的种种化身，会找到它，塑造它？可不可能这个时代、这个纪元的影响是如此直接和强大，所以它就消失了，只留下一个“世界的形状”、“纪元的模型”？这样的想法开始出现在我头脑中。让我激动起来。在这些模糊的想法之下，我的确感受到有什么正在成形――它很重要、很美，而且不可阻挡。
7.9 加入公司的几个月之后，也是我们拿下工程合同大概半年之前，正是这些想法还很激烈的时候，一天夜里我在酒吧和一个女子喝酒――只是一个偶然间聊起天来的陌生人。聊到某个时刻，她正说着的话我突然听不见了，而是注意起她放在自己周围的物件： 一包香烟、一个塑料打火机、一张折了角的旅游卡1、一把车钥匙，就在她面前的锌皮吧台上摊开，如同打牌一般基本呈扇形。和很多单身女子一样，她在这种情境中用这些物件在她周围制造了一个缓冲区，它们同时指明和掩藏了她的生活方式、她的个性，而且，或许更为重要的，还有她对搭讪者的开放状态。我给她点了一杯酒；啤酒沫从杯口溢出来，淌在桌面上，一条条细流浸湿了那些物件的边缘，同时把它们连接了起来。以前我可能会在心里做不少笔记，然后按照马林诺夫斯基的指点，把它们一一写下来，之后再用语义学进行分析，让它们展现另一层面的内容（车钥匙上有张图片，是一个发型夸张的外星公主，应该还是默片时期莉亚公主的前身或原型），现在我只是看着它们，让我的视线变得模糊、湿润，思绪也迷失在这些物件之中。
7.10 就在那时，我感到一阵轻柔的骚动，那是一种顿悟，一种“可不可能”穿透了我全身。可不可能……？可不可能与我面前的这个人、这些物件共存，让我的边界消解在他们中间，占据这个时刻，或者更切题的，让这个时刻占据我，让它浸润我，让我变得模糊，而不是只把它作为发送给我的数据，只等我稍后保存起来――可不可能这一切，或许，都是大报告的一部分？这份报告或许不是写出来的，而是用某种方式活出来的，存在出来的？我没有和那个姑娘回家，这个空洞的、轻浮的、“在遥远的星系里有一位公主”的姑娘，事实上，我后来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但这些都不重要。就像佩曼说的，如闪电划破天空。就在我和她喝酒的那些时间里，也在我离开酒吧之时，以及随后的几天，甚至几周里，一个新的专业，新的领域，人类学体验的一个全新的分支在我面前绽放开来，如闪电般耀眼，它所有的片断都带着光芒疯狂舞动，慢慢落到自己的位置中去，*后必然会构成一个稳定的、有意义的图形。而在这个新的人类学分支中，它的创建者不再是马林诺夫斯基，而是我。可不可能……？在我的遐思中，未来的人类学家念叨着我的名字――不妨称他们为U学家吧――不用为了拆解某个姿态的意义，再把事件已经死亡的内部构造像卷轴一般展开了，他们会在事件展开的同时将自己――天真地、欢快地，而且*关键是要即时地――置身于事件内部，他们的“从内参与”会在每个时刻，从每个时刻中展露其实质，从而改造生活，就像一个豆荚，它会膨胀到裂开，产出意义，散播到世界每个角落……大报告于是不会“即将到来”，不会“已经完成”，不会“成为过去”： 它的一切都会是现在。现在进行式的人类学；人类学作为一种生活。就是这个名字了： 现在进行式人类学TM；这是一种沐浴在现场、在当下的人类学――就好像跳入了一口汩汩作响的、满是仙子的瑶池。
7.11 只是……只是……只是。大报告终究还是要做出来的。那是说定了的事情，不仅仅是跟佩曼，也是跟这个时代。即使它可以不遵从过往任何的人类学模型，但它终究要以某种方式找到一种形态。说到底就是形态的问题。我能想出一个怎样变化、流淌的合成物，才配得上这个任务？它应该栖身于哪种或哪几种媒介中？它是否应该讲一个故事？如果要讲，那么它是个关于什么的故事，怎么讲，讲给谁听？如果不是讲故事，那它又该如何合为一体，贯穿着怎样的脉络？我墙上的这些照片，那些速写、涂鸦、随想，我硬盘上藏着的所有东西，那些音频和别人的日记――我要如何把这些次要材料量化、抽干、丢弃，成为这个故事――或非故事――的重要角色？在这一切之上，我们正在经历的生活要如何从现场调查变化成作品，或者说是独一无二的作品？我得承认，想到这里，即使按照佩曼的标准来衡量，我的思路也有些模糊了。可不可能……？我想象着一些隐秘的微型机构，它们由新人种志学的特工组成，正依照策略规划有条不紊地展开行动，比如六十年代的某些概念艺术家几乎整个创作生涯都在跟踪陌生人，一跟就是几个小时，再触发些不同寻常的事件、特定的情境（比如晕倒，更确切地说只是假装晕倒，或者躺倒在一条车水马龙的大街上，或者说在咖啡馆里假装吵一架）……像这种东西，或者此类做法，能否被运用到当代生活中去呢？然后，像这样的现在进行式人类学TM，它能否以某种方式移交、传递给合作者，甚至由他们复制？而且当他们明白了其中的道理，是否就在那个瞬间，它就被记录、整理、归档了？……难道这就是我要做的事？……它又如何实现呢？……我试图想象那些新人种志学特工，他们所构成的组织、“分会”，就像那些摩托党和间谍一样，每个人都训练有素，掌握一系列的行事规则和号令，一个暗号就重复引发或恢复他们的种种行动……随后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典礼和仪式――会不会那些才是大报告……？这个新的分支，会不会像孕育在大都市地底迷宫中的一个神秘教派，终有一天，每一句咒语都会让它生长、搏动、势不可挡――直到，没错，它会如闪电划破天空： 从隐身之所喷薄而出，飞升，随着它毫无保留、无所顾忌地彰显出自己，它的教堂也建立起来？然后世界将改头换面；人人奔走相告，群情沸腾： 我似乎已经看到诺贝尔奖的晚宴，游行时从高楼上抛下的纸带，以及街头载歌载舞的百姓。但是――关键在这里： 即使在我幻想*不着边际的时候，在那铺天盖地的香槟、彩旗和飞舞的鲜艳纸片中，每次都回到那个清醒的起点――要让这些成为现实，要开启这整个流程，首先，不管用什么办法，要把大报告做出来。
7.12 之前用的碘没起作用，又碰到佩特的时候他说，所以他们在试验一种新的策略。是吗？我问。什么策略？这么说吧，他告诉我，他们从我身上取了一些癌细胞，送到了一个实验室，把它们和蜂蜜、百里香、迷迭香和蜂鸟的汗液，还有其他很多乱七八糟的自然物质混合起来。这些细胞都有自己独特的结构，和其他结构接触时会发生某种反应――可能某一次某组细胞就能中和某种结构，把它消灭。要是他们能找到可以消灭我那些癌细胞的结构，那就好办了。他们还不知道哪种细胞结构能对付你吗？我问。不知道，他回答，他们还在摸索： 目前还是在碰运气。你就只能把你的细胞和其中一种配对，朝前走，接受夹道鞭挞1，谁知道呢，或许真能找到一对可以配起来的。实验室在希腊，他说。希腊？我问。对啊，他答道，希腊。怎么啦？他停顿了一下，我花了几秒钟想象了一下那个希腊的实验室。我头脑中的画面本来很清晰，但就在我看着这个实验室的同时，它充满科学气息的现代化环境一点点在剥落，变化成一个古老的洞室，里面都是祭祀宰杀的牺牲，身穿白袍的仪式执行者正朝无数大大小小的瓮中供奉鲜血和生肉。在这些祭祀者的上方，隔着缭绕的烟雾和水气，是众神坐在长条的木桌周围，桌子中心放着一本奇厚无比的大书，里面可以查得到所有的结构和配对。那些奠酒，那些吁请就是给这些神的，给这个奥林匹斯山委员会――企望他们能用无限的同情、智慧和善心，做一件只有他们能做的事： 找到那个条目，等底下那些恭顺的、蒙受苦难的凡人找到配方，发送“乒！”的一声天籁。佩特又开始说话了，他的语句飘浮在这个场面之上，像是画外音。值得一试，他说道。
7.13 既然聊到幻象和画面： 随着时间推移，我心目中工程的样子也变了；它不再是那个巴洛克式浮华繁复的建筑。高塔和宫殿都不见了――或许说它们被夷平了更形象，那些阳台和拱梁，那些托臂、飞檐、尖塔和所有这些像是婚庆蛋糕的装饰物都被压路机碾得没了过往的痕迹。而取代它们的第二代想象紧凑、流畅，只有一个黑色的盒子。它可能还是出现在沙漠里，或许是一块高地上――一片高出周围的平原，它可能像帕特农神庙一样，俯瞰着一座城市，又或者（出于战略考虑）远离任何聚居地，但依然连接着一个或一组城市，而且对它们施加着强大的影响力。但有时候，这个代表了Koob-Sassen的盒子似乎只是放在了某个行政大楼的架子上。或许之前的高原还不够准确，应该说它可能放在某种平面上。它的大小也远未弄清；在这些幻象中，要分清大小远近谈何容易。有时它大得出奇，像是帝王的陵墓；有时候它也不过是旅行箱或棺材的大小；还有另外一些时候，它们甚至小得像是孩子的玩具或音乐盒。但它*恒定不改的特质，就是它是黑色的，而且光线无法穿透，像个谜。
【书摘与插画】
12.4 这样的思考造成了另外一个结果： 这时候不仅仅是我对大报告的态度，还有我对Koob-Sassen的态度，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程对我来说，突然变得可耻了。它变得阴毒。变得危险。说实话，它甚至就是不折不扣的邪恶。偷偷地渗透进守法公民生活的每个角落，“重新设置”背后的系统，影响他们事实上所有的行为和体验，而且是在他们不知情的状态下……我开始想象它――想象它名称的那几个字母（K是身体的轮廓，而几个S是斗篷的褶皱，中间的连字符是藏在斗篷中的匕首）――趁人们晚上睡着的时候，鬼鬼祟祟地溜上楼梯。这是一个无声的杀手。那就是我想象出来的画面。一开始，如果要我指出它有哪个具体的方面或后果――哪个唆使者或受益人――从本质上就是无可置疑的邪恶，我的确说不上来。但一段时间之后，我告诉自己： 正是模糊这个特质让它变得可耻、阴毒和危险。因为它没有脸孔，也没有身体，让工程变得强大而深远，但与此同时，也让它被问责或挑战的程度降低到几乎可以忽略。你能批评它什么呢？或者攻击它哪一点呢？它没有建筑，没有工程总部，或者总调度局。它有哪个人可以代表吗？那个脱鞋部长？她可不是什么幕后黑手；她对整个工程的总体了解不会比我高出多少。难道是她的顶头上司――一个思维能力（和所有贵族一样，他的父母也算是近亲）遭到自己内阁成员公开鄙视的人？工程是超越政府、超越国家、超越一切的――但同时，它也在一切之下： 这是它有效的原因，也是它的致命之处。我一周一周地努力工作，就为了能帮助工程成为现实，让它的*阶段能运行起来，脑子里却全是上面那些念头；而我一边工作着，思考得越多，咀嚼得――不管用什么词――越多，类似这样的想法也越发扩散开来。
12.5 我开始重新判断我在其中的角色。就像之前说过的，我不准备描绘得过细；但你只要知道我的角色很小就够了――又小又卑微。我的工作是地下的，这句话一点没有修饰的成分： 我被藏在Koob-Sassen――同时也是公司的――根基中，作为它们的支撑点。这没有赋予我多少力量可以在某种正式或官方的层面上塑造工程――但要是想阻挠它成形，甚至破坏它……这，我轻声对自己说，就是另一回事情了。既然准许我四处挖掘，难道我就找不出轴线或支柱，对它们加以损害？既然到任何区域都畅通无阻，难道我不能趁四下无人之时，从工具包里掏出一个扳手，扔进发动机房里，卡住工程的齿轮和杠杆？Koob-Sassen或许是个大水库，接纳无数支流――但职责所在，我本就可以伸试管下去，任意读取我要的测试结果，有绝佳的条件可以从实验室外套的内侧口袋里偷偷掏出一个药剂瓶，滴出毒药，即使是再轻微的剂量，*稀释的配方，都能造成尸横遍野。我的干扰或许只是提供一些不完善的数据，起始时如同一只小耗子，但流程中过了三四步之后，就可能制造出一个下水道的庞然巨兽，就像哥斯拉一样破土而出，损毁一切；或许我只是提出一些错误的解读或主张，甚至可以只是一些暗示，就能让之后的某个重大决定错到不可挽救，就像短接了电路或是正好摁反了开关。这些我都可以做到，如果我愿意的话： 我可以一把焚毁这他妈的……
12.6 我渐渐沉迷于这些幻想。在我脑海中，行政大楼、堡垒、宫殿纷纷倒塌，我听得见玻璃粉碎、巨石滚落的声响，看得见烈焰冲天： 德国国会大厦，兴登堡，特洛伊和罗马的陷落全都叠加在一起。这时候，我的追随者们――那个凭借我的幻想业已存在的秘密人类学家的半地下网络――他们会加入我的事业。当我们的力量结合起来之时，现在进行式人类学TM可以转化成一场武装抵抗运动： 我想象他们在我号令之下来回奔波，制定冲锋战略，用他们人种志学的技巧煽动暴乱，集合私设法庭的暴徒，颠覆城市空间的结构本身。在我眼前，窨井盖突然炸起，电缆莫名自燃，办公室的无线网络云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于是成群结队被逼疯的公务员从桌边逃离，肆虐街道，他们头颅里是喧闹刺耳的各种嗓音，鲜血不住从耳洞淌出……我坐在地下室里、乘着地铁或昏昏欲睡的时候，就想象着这些画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