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范岱克的笔下，清代广州贸易的各面向被生动详尽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加上译者流畅的译文，相信读者一定会了解在广州不言富的缘由。《广州贸易：中国沿海的生活与事业（1700~1845）》是启微品牌的第三本图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广州贸易：中国沿海的生活与事业（1700~1845）》清代的大部分时间，广州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单一港口。本书利用极为丰富的多语种资料，重建了广州贸易在18~19世纪上半叶的日常运作。它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通过专注于实践和程序，而不是官方政策和协议，重新审视了贸易的成功和失败。作者揭开了所有参与者的日常生活，从引水、买办、通事，到大班、行商和海关官员。本书*后对广州贸易体制的反思极为深刻。全书论证透彻严密，翻译语言精练流畅，可读性强，是一部了解清代对外贸易的经典著作。
【作者简介】
范岱克（Paul A. Van Dyke），美国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曾在澳门中华拉丁基金会、澳门历史档案馆、澳门文化局等机构从事研究工作，先后任职于澳门圣若瑟大学、澳门大学和中山大学，是世界知名的广州口岸史、亚洲海洋史等领域的学者，出版了多本著作，包括The Canton Trade: Life and Enterprise on the China Coast, 1700-1845.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reprint 2007；Merchants of Canton and Macao: Politics and Strategie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Trade. Vol. 1.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1；Images of the Canton Factories 1760-1822: Reading History in Art. By Paul A. Van Dyke and Maria Kar-wing Mok.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5；Merchants of Canton and Macao: Success and Fail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Trade. Vol. 2.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6等。 译者简介
江滢河，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明清中西经济文化关系史，广州口岸史等，代表著作包括《广州口岸与南海航路》（2002）、《清代洋画与广州口岸》（2007），译著《黄金圈住地》（合译，2015）等。
黄超，博士，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研究方向：中西科技交流史、广州口岸史、冶金史与冶金考古等，代表著作The Research on Chinese Paktong and Its Transmission to Europe during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2016），论文Hoppo Tang Ying 1750-1751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uangdong Maritime Customs（2017）等。
【媒体评论】
范岱克的著作论述了在广州的东南亚人、西方人和中国人如何互动，先前被认为僵化的广州体制如何变化与发展，合法和非法的贸易如何在广州协同共生，以及广州体制如何瓦解等诸多问题。过去那些只关注中英冲突的老一套论调，看起来需要重新检讨了。 ——彭慕兰（Ken Pomeranz）
该著作是基于中国和欧洲档案中迄今尚未被利用过的*手材料，对广州口岸体制内部运作进行详细研究的成果。它为近代早期中国沿海经济与外国商人的接触，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这部精心研究的著作是广州海外贸易体制研究的重要突破。
——包乐史（Leonard Blussé）莱顿大学教授
有关鸦片战争前几个世纪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已经从多个角度展开，但处于中外关系核心位置的广州贸易仍有许多问题有待深入探讨。通过耙疏中国和欧洲的各种资料，范岱克的著作让我们深深受益，该著作*终展现了一幅连贯的图景，揭示了通常被认为以腐败和停滞为特点的广州体制背后，所掩盖的基本合理性与共同利益。
——安东尼·瑞德（Anthony Reid）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教授
【目录】
序
致谢
缩略词
前言：中国向世界打开大门
*章 广州体制的形成
第二章 粤海关管理程序
第三章 在珠江上引水
第四章 买办和补给品贸易
第五章 通事
第六章 行政措施及其弊端
第七章 挂旗艇、白银、违禁品与大米
第八章 澳门贸易、中国帆船贸易、资本市场与代理商
第九章 反思广州贸易
结论：问题实质
注释
参考文献
索引
【前言】
我诚挚地感谢很多引导我浏览馆藏的个人，他们是卫思韩、艾德·帕金斯（Ed Perkins）和哈里森·程（Harrison Cheng）三位给予了我毫无保留的支持和建议；荷兰海牙国家档案 馆的欧耶维先生（Mr. Oyevaar）和普兰廷加先生（Mr. Plantinga）；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詹姆斯·福特·贝尔图书馆（James Ford Bell Library）的杰克·帕克（Jack Parker）、卡罗·乌勒斯（Carol Urness）以及其他人；非常熟悉荷兰档案的研究者辛西娅·维耶里（Cynthia Viallé）和娜塔莉·额维特（Natalie Everts）；荷兰莱顿大学欧洲扩张史研究中心的包乐史（Leonard Blussé）、费莫·加斯特拉（Femme Gaastra）及其他工作人员；丹麦国家档案馆的恩里克·戈贝尔（Erik Gobel）;瑞典哥德堡的安德斯·拉森（Anders Larson）、伍尔夫·安德森（Ulf Andersson）和克里斯提娜·苏德帕尔姆（Kristina Soderpalm）；中研院的张彬村；比利时鲁汶大学的艾德·斯托尔斯（Eddy Stols）和巴特·德·普林斯（Bart de Prins）;挪威港口城市克里斯蒂安桑（Kristiansand）的卡尔·菲德森（Carl Feddersen）对我好学术旅行的鼓励和热情款待。此外在莱顿、鹿特丹、阿姆斯特丹、安特卫普、根 特、布鲁塞尔、伦敦、斯德哥尔摩、乌普萨拉、隆德、卑尔根、奥斯陆、北京、澳门、香港、台北、波士顿、塞勒姆、普罗维登斯、米斯提克海港、堪培拉及其他很多地方给我支持的人太多了，非常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
没有家人坚定的支持，此书根本无法开始。他们为此承受了很多，我永远都无法回报。我*希望的就是这本书值得他们为我所付出的。
*后，我还要感谢一些协会、机构和研究所，它们都曾慷慨地资助此项 研究:国际教育论文奖学金（1996～1997年度美国富布莱特基金）、蒋经国基金（1996～1997年）、美国斯堪的纳维亚基金论文奖学金（洛杉矶，1997年夏季，纽约总部，1998～1999年）、美国南加州大学McVicar基金（1996～1997年和1999年）、美国国家论文撰写奖学金（1998～1999年）、美国麻省历史学会研究奖学金（1999年夏季）、美国迪美博物馆研究基金（1999年夏季）、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访问学者奖学金（2005年）和澳门文化局。澳门多个机构都资助过此项研究，尤其要感谢澳门中华拉丁基金会、澳门大学、澳门历史档案馆、澳门文化局和澳门高等校际学院的朋友和同事的支持和帮助。特别感谢中山大学及吴义雄教授对此书翻译的支持，对我的同事江滢河教授和黄超博士表示诚挚谢意，感谢他们为翻译此书所付出的辛勤工作。
——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