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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著名主持人朱迅呕心两年写就随笔集,深情如《目送》,难忘如背影。

2.书中回忆自己从童星到清洁工、从“花瓶”到“花旦”、从癌症患者到“接盘侠”的成长经历,感人至深,又极为励志。用她的话说:“我曾遍身鳞伤,但伤口长出的却是翅膀。”
3.朱迅在布满荆棘的人生路上,先后送别了孤独的姥姥和多病的父亲,她以细腻的笔触告诉有缘阅读的人:人生是一场加一场的别离,和一程减一程的归乡。


【内容简介】

《阿迅》是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朱迅的随笔集,记录了她从出国到归来、从童星到清洁工、从花瓶到花旦、从“海待”到“接盘侠”的悲欢记忆。
北京姑娘朱迅15岁“触电”,17岁离开北京留学日本,清苦的打工读书生涯结束后,在NHK初绽芳华,成为日本主流媒体中*的一位中国大陆人。十几年后又回到北京。清零战绩,海选进入央视,工作至今。
《阿迅》全书以朱迅在每个人生阶段中被人称呼的名字为回忆的书签,“三儿、小小、阿迅、朱先生、朱大胆儿、朱十七、迅宝宝、王太太……这些名字似我一路拼来的宝剑,把把悬于头顶。”朱迅经历了亲人的生离死别,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病痛磨难,曾遍体鳞伤,伤口长出的却是翅膀。


【作者简介】
朱迅,北京丫头,15岁出演电影《摇滚青年》中的小小,17岁留学日本,在日本各大电视台播出的《中国语讲座》《亚洲歌坛》《今晚》等多档节目担任主持人。后回到北京,担任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至今。
【目录】

引子 迅

一、 小小

二、 阿迅

三、 朱先生

四、 朱迅

五、 朱大胆儿

六、 王的女人

七、 丫头

后记: 三儿


【前言】

我坐在这儿写字,似听有人叫我名字,一个又一个、一声又一声。
每叫一声,我便应:“到!”
每声“到”后,便可写下一串文字,我不敢肯定它是自传还是随笔,它只是一个回答、几个故事。如在课堂上被老师拎起,站直清嗓,磕磕绊绊,扪心而说。
取“迅”为名,原因有二。
我妈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中文系,专攻鲁迅文学,故在三个女儿的名字中都加了个“迅”字。我爸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在新华通讯社驻外记者的岗位上奔波了近半个世纪,一个“讯”字标识着他的事业版图。妈的情怀加爸的梦想,就成了我这辈子写在户口本上的“迅”字。
这个时代讲心,名字就是家庭赐予我的初心。阿迅之迅,不尽然是名字,更是家族的原力,是知识分子用灵魂、情愫、风尚铸成的书香门第。
我的“迅”常被写为“讯”,如此误写,于我,恰似命运因果。
我生于北京、祖籍苏州、脚步随父、心性似母。一声“阿迅”,表面上浮动着南方姑娘的软糯,可骨子里却透着北京大妞的局气。这种南柔与北韧的结合,造就了我性格中折不断的“柔韧”。
十七岁前,我以柔为主;十七岁后,便以韧为根。出国门、入寒门、进名门、破爆门、走冷门、认命门、回家门……硬生生地活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直勾勾地看着幸福与残忍同生共至。
每开一扇门,我就添个新名字: 三儿、小小、阿迅、朱先生、朱大胆儿、朱十七、迅宝宝、王太太……这些名字似我一路拼来的宝剑,把把悬于头顶。
她是开始、是过程、也是结果;
是初心、是警戒、更是方向。
我坐在这儿写字,听见门外的脚步声。
阿迅,你还是来看我了……


【书摘与插画】

便池里的水,一饮而尽
说到挣钱,我是老手。
我14岁进电视台,利用寒暑假,几个星期拍部戏,挣的钱比父母一年的工资加起来还多。自从上高中后,就再没向父母伸过手。俗话说得好,“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挣钱当然靠自己!
日语学校里除了韩国、马来西亚的那几个富家子弟外,几个日语稍有底子的同学都先后做起了小时工,中午买饭时,能毫不犹豫地点上一份500日元的鳗鱼饭。我一边吃着250日元的青咖喱,一边托付几个刚认识的同学,“如果您打工的地方有空缺,别忘了给小妹推荐推荐。”
功夫不负有心人,没过几天,那位天天吃鳗鱼饭的同学就告诉我,他打工的地方正招人。太棒了!我再次换上那件蓝印花的连衣裤,兴高采烈地跟他去面试。
在电车上晃了50分钟,到达东京的大手町,这里有在日本电视剧中多次出现的摩天大楼群。我兴奋且不安地走在楼群黄昏的日影里,费力地跟上前面日本人脚步的节奏。
同学宽慰我:“没事,对于不会讲日语的学生来说,这份工作*轻松了。”
“谢谢,等我拿到工资一定请你吃鳗鱼饭。”我一向很大方。
走进一座大楼,直接进了地下室。一个穿着蓝色工服的中年男人坐在那儿。我心里偷笑,他衣服的样式和我身上的很相似,连工作服都可以免了。他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番,然后对陪我来的同学叽哩呱啦地说了一大堆话,大意是我年纪太小,可能做不了这份工。我怕就要到手的工作泡汤,赶紧用今天课堂上刚学来的半生不熟的日语说:“大丈夫!大丈夫!(没关系!没关系!)”
“领导说可以先试一天,但没工资。”同学很得意,终于为我争取到了这份工作。
这是一份清扫的工作。拿起抹布时我才弄明白,争来的工作是和一位四十来岁的日本女人一起,打扫从1楼到18楼的厕所。听说是扫厕所,我脑子有点蒙,长这么大,我还从来没干过。但想想自己交了语言学校的学费,钱包已经瘪瘪的,还要为上大学积攒120万日元……这对我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拽着拖把跟在后面。
有好几个小时工都是*天上班,穿工服的“领导”身先士卒,要为几个新人做示范。这就是我*次接受日本的职业教育。在男厕所里,他麻利得就像洗自己的茶杯一样把小便池擦得白白净净,连漏口边上的一点点黄色,都细心地用手抠掉。在便器比他的牙还要白了之后,他满意地停下快速移动的手,便池上能清晰地映出男人有些变形的脸。“尤西(很好)。”他转头看着我,“明白了吗?”他很自然地拿过一个纸杯,从便池里接了一杯水,一饮而尽。
我一阵恶心,虽然知道日本的自来水可以喝,但在这儿的一出一进,距离太近了。

樱花梦醒
女厕比男厕脏多了。
9月的日本,闷热潮湿,厕所中没有空调。下班后,留在这里刺鼻的臊臭,让我真想把一个星期前在北京吃的饭都吐出来。用手把纸篓中的脏东西一个个掏掉,再用抹布把便池旁溅出的屎尿擦净。鼻子一酸,泪水夹着汗水一滴滴地掉进了便池里。
想起以前,姐妹中我是老幺,十四岁进央视做主持,十五岁在青影厂拍电影,当时因《摇滚青年》在全国放得正火,我留学之事引来了电影学院老师们的一片惋惜声。可年轻气盛的我,自认为出身书香门第,满腹清高,看不惯文艺圈中的一些唯名利“誓”图的作风,拍拍屁股走人,咱敬而远之。我推掉了五部电视剧的片约,东渡日本。
现在我身上穿着全剧组朋友送的蜡染衣裤,却在这里扫厕所。和我一起干活儿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欧巴桑”(日语中对上了些年纪的妇女的称呼),见到新人进门,显然已经以前辈自居了。生怕我偷懒,她一直侧眼盯着我。到了十楼以上,她干脆止步歇息,在旁边对我指手画脚地吆来喝去。
这样一干就是四个小时,从一楼扫到十楼时,我的腰已经直不起来了。一不小心碰翻水桶,又引来她铺天盖地一片惊叫。在连续的高声责骂中,我只听懂了电影中日军吼过一句“八格(笨蛋)!”
我缩在墙角,浑身颤抖着,不敢去看那张愤怒的脸。这时,一位四十岁左右、身着和服、打扮得很体面的太太走了进来。她没看见地上的水,脚下一滑,一个踉跄向前扑去。
“当心!”中文冲口而出,我一把抱住了那妇人的双腿。她摇摆了几下总算站定。雪白的日式足套已被溅湿。
“妈妈,怎么了?”跟进来的一个女孩子,慌忙扶住了母亲,低头看见跪在水里的我,又是一声惊呼。我的一双脏兮兮的手正紧攥着她妈妈美丽的和服裙摆。我赶紧撒手,衣服上已经留下了两个完整的脏手印。
闯祸了!我吓得站了起来,向后退去。和我一起干活的日本老太冲上来,小鸡啄米一样频频地向那位阔太太鞠着躬。大概在说我是个外国人,刚来的,不会做事,实在对不起!边说边把我拽过来,拿她那双刚刚掏过厕所,还戴着塑料手套的手摁着我的头让我鞠躬道歉。
过腰的长发在眼前不停地抖动着。我这十几年都是被人哄着,捧着,惯着的,哪里向人低过头?顿时一种从未有过的屈辱感堵满了心,我硬梗着脖子,士可杀,不可辱,决不向你们日本人低头!
阔太太看出了我眼中的愤怒,她招招手,要我出去。
“她会不会要我赔?没钱会不会打人?听天由命吧。”我默默地跟着她走出了厕所。她开始向我问话,我又累又气,什么也听不懂。看她的神态还和气,我只能拼命地回想上午刚在学校里学来的日语,结结巴巴地说:“我……叫……朱迅,我……是中……国人。”
阔太太见实在不能和我交流,也就不再多问。她从包中拿出两个用银锡纸包得很精致的饭团,做了一个吃的动作,柔声说:“KAWAYISO(可怜的)。”
*后一句我听懂了,她在可怜我!这句话对于一向傲娇的我来说是扎进骨血、刺痛自尊的伤害,比打我骂我还要疼、还要冷!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目送着那母女俩优雅地离开。没到大门口,女儿拿出一张湿纸巾给她妈妈擦手,好像在埋怨她怎么去碰一个扫厕所的外国人。那妇人擦完手,顺手把纸丢进了垃圾桶,还回头看了我一眼,微微笑着。
一股不可阻挡的寒意涌上心头,让我浑身哆嗦,手里捏着的那两个饭团已经变了形。走回厕所,日本老太还在叨咕着。我既听不懂,也不想听。走进一个小格子,反手插上了门。看着手里的两个饭团,我的泪水奔流而下。“天哪!这就是我要接受的现实吗?”我狠狠地把饭团扔进便池,不停地按着冲水钮,水声轰隆,奔流而下,掩盖了我的呜咽,冲走了我的骄傲,也惊醒了我的樱花梦……
天知道我是怎么扫完这十八层厕所的。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我走在回家路上。鼻中仍残留着“纸篓”中女人们用过的生理用品的恶臭,让我下辈子都不想做女人。心中也再无初到日本的兴奋,就是这短短的几个小时,让我真正知道了这不是拍电影,我不是在演戏,这是赤裸裸、活生生的现实。这一切是我自己选的,背水一战,毫无退路,为了挣钱,我只能一步一步跪着向前走……

他写上我的名字——阿迅

你若不勇敢,谁替你坚强?
第二天,当我再次出现在同一栋大楼的地下室时,穿工服的“领导”有些吃惊。他翻出一张纸卡,写上我的名字——阿迅。“从今天开始,请加油干啊!”他把纸卡塞进小机器,“咔嚓”一声,我正式打卡上岗。
日语学校每天下午五点放学。我在便利店买袋薯片或面包当晚餐,边走边吃。街边自动贩卖机里的汽水又在诱惑我了。想到“扑”地拧开盖子,会冒出晶晶亮的气泡,喝进胃里,打个响嗝,爽透了!
一瓶要100日元。我捏了下自己的兜,里面有个硬硬的钢镚儿——500日元。不行,这是*后的底牌,不到发工资是*不能用的。目光艰难地从葡萄味的芬达上移开,前面就是车站的免费饮水处,我对着水龙头,咕嘟咕嘟,赌气般地大喝。
晚上六点半,准时开始清扫。这时楼里大多的公司职员已经下班,我的工作就是把十八层大楼的每个厕所清扫一遍,让他们清清爽爽地迎接第二天的工作。
那段日子里,我累得几乎无法思考,更不知道现实和梦想的结合点在哪里。每天的重体力劳动后,身体就像用旧的抹布一样,破旧萎缩,不剩丝毫力气能对自己怜香惜玉或暗自神伤,那些是娇小姐的奢侈品。睡眠时间少得可怜,刚闭眼就被闹钟叫得直挺挺地从榻上蹦起来,不敢再有一秒钟的赖床,如有,是定不会再醒了。
《红楼梦》中云:“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打工时,我常常会把自己想象成某个戏中的主角,今天是勾践,明天是苦菜花,后天是阿信,现在不过是卧薪尝胆、体验生活。我喜欢演戏,戏里有百变人生,百种滋味。我感谢生活给我不同的味道,当然包括臭味。
从此,每天傍晚,总会有一个刘海儿齐眉、长发齐腰的女孩穿着蓝色的工作服,目光清澈地一个格子、一个格子地打扫着白天的污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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