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后的皇族大儒——清朝礼亲王代善裔孙，末代皇帝溥仪伴读；中国*后一个足具气魄、愿力和学养，讲授王霸经世之学的皇族大儒。
2. 传奇人生——前半生政坛叱咤风云，后被蒋介石监禁到台湾；潜心研究经典一百年，私人讲学一甲子。
3. 读书百年——四岁开始读书，读到一百零六岁，读书之久古今中外未见，真是奇人。师从陈宝琛、王国维、陈寅恪等国学大家；学生有刘君祖、蒋勋、夏含夷（美国汉学家）、班大为（美国汉学家）等学界名家。
4. 蒋勋、简媜、龚鹏程作序并
【内容简介】
爱新觉罗·毓鋆从不上媒体，也不出书、不做公开演讲。对于这个世界来说，他只是个隐士，*没有声音。但他渊默而雷声，在日本“满洲国”不做汉奸，在老蒋时代不当走狗。他出身皇族，与末代皇帝溥仪同时受教于陈宝琛、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诸大师。前半生投身政治，轰轰烈烈，历经千险万恶，尝尽百般滋味。中年被蒋介石胁迫至台湾，隐居讲学，裁成学生，孜孜矻矻。他将中国学术融入现实之中，衡诸古今，月旦人物，强调经世济民、治世、平天下的重要性，让中国学问变成活活泼泼的智慧。蒋勋、江丙坤、汉学家魏斐德、夏含夷等人均出自其门下。
毓老自述终生守《易经·乾卦》 “初九，潜龙勿用” 一爻。孔子如此解释这一爻：一个有龙德的人却隐藏自己，不受世俗改变，不想在这个时代成名，因此遁世隐居，却不郁闷，不被人认同，也不郁闷，喜欢就去做，不喜欢就不做，意志坚定，完全不可动摇，这就是潜龙之德。
【作者简介】
张辉诚，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毕业，毓老“关门弟子”，作家。主要作品有《离别赋》《相忘于江湖》《我的心肝阿母》等。
【媒体评论】
我*爱听老师大笑，声音洪亮如钟，没有琐碎杂音，干净浑厚，使我想到魏晋人在山里的“啸”，或许比魏晋人的“啸”更没有委屈，朗朗乾坤，这样正色之音，可以使一座山仿佛都让开了。
——蒋勋
我们静肃、认真坐在圆凳上听老师授课，非炫惑于其帝国身世，非为了求取功名利禄，是为了铸造自己理想中的人格，一生实践。这是毓老师烙给我们的君子印记。这烙铁，也烙在他身上，一生为学生做出庄严的示范，什么叫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简媜
先生之可贵重处安在？如前所述，不在其前半生的出身与传奇，而在他后半生所开展的讲学事业上……毓老卒，中国这路学问大概也就绝了，再也没有人能有这种气魄、愿力和学养来讲此王霸之学了。
——龚鹏程
他像一阵天风，从大陆吹到台湾，把消沉将熄的中华文化的灰烬吹醒，给年轻人带来光明和力量。
——赖声羽
身为“五四运动”的贬抑者以及二十世纪动荡政局中的失意者，老师似乎希冀我们这些外国弟子能传承这个让他悲惋不已，正在逐渐凋零的中国人文传统。而他之所以选择外国弟子，恐怕正反映了这个传统的流失已巨大到令人堪忧的地步。
——［美］魏斐德
【目录】
目录
序一 蒋勋 敬悼毓鋆老师
毓老师讲《论语》，间杂着生活里的俗事，其实不像一般学者的讲法，常举现实的例子，也常有自己的独特意见，并不拘泥古书……老师当时对知识青年讲学是在强调儒者“力行”的核心价值吧，我却一一错失了理解的机会。
序二 简媜 君子印记 — 毓门求学感怀
老师讲课，既无幻灯投影也无图片、录音机、道具之助，端坐椅上，全凭口说。他声如洪钟，抑扬顿挫之间唤出一个文明古国，朝代更迭，兴亡一瞬，尽在那时而高亢时而低回的声音里。老师学问渊博，经史子集尽藏胸臆，信手拈来，皆有典故和出处。是以，一部《论语》，经他诠释、延伸、验证，宛如中国读书人的圣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被老师言谈间的期许给打动了，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序三 龚鹏程 毓老典型
我以为他（毓老）真正的渊源其实是熊十力，故能汇通大《易》，讲革命讲民主，倡言“群龙无首，吉”。此一路数，即使是熊先生的弟子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亦未继承，遑论其他？毓老卒，中国这路学问大概也就绝了，再也没有人能有这种气魄、愿力和学养来讲此王霸之学了。
自序 张辉诚 十万八千里加三千大千世界
我当然知道，我没法儿用这本小书纪念老师，相反地，是老师用他的生命和精神光耀了这本书，完完全全是老师，让这本小书有了巨大的光彩。
*篇 潜龙勿用：毓老的前世今生
毓老师终生守《易经·乾卦》：“初九，潜龙勿用” 一爻。孔子这么解释这一爻 — 一个有龙德的人却隐藏自己，不受世俗改变，不想在这个时代成名，因此遁世隐居，却不郁闷，不被人认同，也不郁闷，喜欢就去做，不喜欢就不做，意志坚定，完全不可动摇，这就是潜龙之德。
毓老师的家世
礼烈亲王代善是开国元勋，武以戡定四方，文能谋克安平。历代子孙承继武风于不坠，对清朝多有建树，至昭槤略染文学之风，可惜无法全身而退。礼亲王一脉，至毓老师，他老人家前半生纵身大时代，以武拼搏，颇继承家风。
毓老师的师承
毓老师因出身皇族，俯仰于政治潮流之中，尤其着重如何将学问“用诸事上”，因此他总是将中国学术融入现实之中，衡诸古今，月旦人物，强调经世济民、治世、平天下的重要性，让中国学问变成活活泼泼的智慧。
毓老师创办的书院
“学由不迁怒不贰过臻圣王至德；苑育仁者相帝者师履一平要道。”上联指明学生为学之入门处及高远目标，亦暗指书院所传授之学为内圣外王功夫；下联则指书院所要栽培的学生，是可以实践止于一止于至善的仁相帝师，暗指毓老师所传授的全是帝王之学。
毓老师教的海外汉学家
事实上，我们的外籍身份对他来说是别具特殊意义且重要的。身为“五四运动”的贬抑者以及二十世纪动荡政局中的失意者，老师似乎希冀我们这些外国弟子能传承这个让他悲惋不已，正在逐渐凋零的中国人文传统。而他之所以选择外国弟子，恐怕正反映了这个传统的流失已巨大到令人担忧的地步。
毓老师在大学教书的经历
毓老师看不惯大学里头充斥学阀门派。毓老师常批评某些学者自立门户，创立门派，不过聚徒众以壮声势，但观其所教不过是空中楼阁，徒有立德之名，而无践德之实。
毓老师坚守的书院传统
中国历代的注解，从秦始皇到清朝都不敢把真经义讲出来，所有教育都是愚民政策、都是愚民之言……毓老师终其一生秉持书院传统，力抗西方偏重知识的大学教育，而以一己之力继承中国传统书院形式（民间）、精神（自由讲学）、内涵（成德成材、修齐治平）。
毓老师修的世界文化遗产
二〇〇四年，永陵作为明清皇家陵寝的扩展项目盛京三陵之一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毓老师非常开心，用老人家的话就是：“得了金牌奖！”他老人家于王府内出生，享受过繁华富贵；后来又历经亡国，流离失所，亦曾体验穷苦酸辛。但他终究看破转眼成空的功名富贵，晚年将钱财悉数散尽，用于修祖陵，起建满学研究院。他用亲身行动来告诉学生和所有人，钱并非只拿来死守，而是可以用于成就文化、孝亲追远。
第二篇 望之俨然：毓老的生活哲学
“人一无所得，就空活了一生。谁利用时间多，谁就成功多……千万不要以为写两本书就留名了，只怕还没签完名就绝版了。人只有自欺，绝欺不了人。老师还有几年活，绝不浪费时间，不和外面人打交道，也不接触记者，要变成专学，才能深入。 — 多少人做学问，都是逢场作戏。又有多少人不懂得从根上做学问，想从中间插队。”
毓老师的微言要道
毓老师讲如何才能成功，说：“成功的人是突破障碍的人，做任何事先想失败该如何处理。不是没开始做就开始做梦，见缝就钻洞，挫折一到就受不了，一看不会成功就放弃了。贪功喜誉，绝不会成功，遇到难题，要事先准备，临渴掘井也没有办法。”
毓老师讲养生之道
毓老师曾说他无时无刻不在读书，因为“四书五经”都背在脑子里，散步时就温习温习，说：“这不就是‘学而进习之’！老师这么大年纪，要不讲课半年，必定痴呆。”
毓老师的艺术与文章
毓老师发愿敬绘观音大士像千幅，借以怀念已故双亲。*终以十年之力完成此事。……毓老师两尊观音像，恰好各自运用了中国传统人物画衣服褶纹的两种不同表现方式：“曹衣出水，吴带当风”。
毓老师的儿孙乐
毓老师给小孙子讲书，孙子问毓老师：“爷爷，我们遇到事需要想那么多吗？”毓老师答：“那你追女朋友需不需要想那么多？你将来遇到事都像追女朋友一样，肯定会成功！”
第三篇 不失其正：看破世情惊破胆不讲求自身幸福而去图谋天下大利，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这不正是古圣贤相与的责任与使命吗？还有什么比毓老师躬身实践薪火相传更为落实！而毓老师身上所散发的尊贵气息、风姿神采以及鼓荡丰沛的生命力，又经常让人忘了他已年近百岁。
毓老真精神
毓老师当时已九十八岁，一开头便说：“看破世情惊破胆，万般不与政事同。政治现实，好像一阵风，但是你有风可以刮动别人吗？你们必得要守人格、爱台湾。中国人的思想是天下思想，半点迷信没有，平平整整是自我平天下之道，现在讲中国学问的全无学术生命！”
典型大丈夫
毓老师讲论经学，之所以如此重视实践，不同于大学讲堂上着重章句训诂，实与其身世有关。毓老师乃清朝皇族，源出礼亲王一脉，前半生投身政治，后半生隐居民间讲学。毓老师上课时偶提及往事，亲切历历仿如昨日，然其实已转眼百年，人事变灭，朝代屡经更易，其中饱含无尽沧桑。
智者不怒
毓老师一生述而不作，没有留下任何著作。他常说：中国学问是解决问题，不是写一本书教后人研究。古人的智慧，讲就够了，放着《论语》不读，还读什么语啊？思想还有新旧？会用都是新的，不会用都是旧的，我们从中得到多少新的智慧？讲学不是为留一本书，是为了达到圣功！
继文化于断绝
“你们不急，我急！我急，是来日无多；你们不急，是来日方长。再三勉励你们，发愤的目的，就是图强。给你们打气的话，老师责无旁贷。你们必得要把古人的智慧串在一起，既然要做人，就做伟人！”
既孤独又丰盈
他老人家和孔老夫子其实是同一等人物气象。我经常在上课时听他老人家说话，总有一种既孤独又丰盈，既宽大又渺小，既健动又静默的奇异感受，后来我才恍然大悟原来那就是个人力量正要生发、扩充、激射的过程，也是个人胸怀不断扩张直欲包容一切的气魄展开，更是人与天地和合生发的机关与奥秘。
附录 《清史稿·列传三·诸王二》
【前言】
敬悼毓鋆老师
蒋勋
爱新觉罗·毓鋆老师辞世时，我正在医院，无法到灵前祭拜，在病床上有朋友读相关讯息给我听，有几篇是辉诚先生写的纪念文字。
我见到毓鋆老师是在文化学院，一九六五年前后，我正升大二吧。
当时张其昀先生从“长”位置退下来，在阳明山华岗创立学院，用接近民初北大的精神办学，不在意学历资格，邀集了不少非体制的，不同立场、不同观点的学者任教。大概是一九四九年以后台湾威权政治下少有的一个相对开放而有自由学风的校园环境。我当时读史学系，教授“中国上古史”的赵铁寒老师论述三十年代顾颉刚“古史辨”的争议，以现代科学实证精神“疑古”，带给学生许多观点上的撞击。教“目录学”的杨家骆老师像一尊佛，他一进课堂，端坐椅上，手上没有书，没有讲义，微闭着眼睛，开始经、史、子、集一部一部讲述每一本书的目录提纲。学生都伸伸舌头，觉得老师头脑中好像装了一部《四库全书》，如此熟悉。后来闲谈，老师笑着说：从小帮家人晒书晒出来的，晒书一页一页翻，也就顺便看书，一部《四库全书》晒完，又要重新开始晒，“晒久了，就都记住了”。
这些老师温和谦逊，也从不把自己的治学说得多么伟大。
傅乐成老师教“秦汉史”“隋唐史”，跟学生很亲，阳明山竹子湖飘雪他就停课，邀学生一路走上山去，在薄薄的覆雪的山上看学生玩雪，他也只是站在一旁若有所思。
二十岁的学生，在战后台湾长大，其实是不会懂流亡到南方岛屿的傅老师的心境吧。
傅老师一直住在温州街老旧的台大单身宿舍，木板床，几只碗，一张书桌，两把椅子，有一次去了三个学生，傅老师就跟我坐在床沿。
黎东方老师的“西洋史”教得活泼，很法国风的教法，机智幽默。教“宋史”的宋晞老师则相对特别严肃，他开的“史学方法”也逼着学生不断跑图书馆，为论文写作准备卡片。
我当时私下爱文学，高中受陈映真老师影响，亲近了西方现代文化，特别是存在主义哲学。当时引介存在主义到台湾的年轻学者陈鼓应等人也被学院网罗，在哲学系任教，我因此有大部分时间都旁听了哲学系的课，如陈鼓应的“庄子”，印顺法师的“佛学”。刚从香港新亚到台湾的钱穆先生，也在史学系哲学系合开了“朱子学”。
就在那一年哲学系聘请了毓鋆老师，他穿着旗装长袍，手腕上戴着古玉镯，大拇指上套着玉扳指，仪容非凡，一时轰动了整个学院，课堂里挤得满满的。
年轻学生好奇，来上课，未必都是为了学问，课堂上有学生就问起清宫里学武术剑法的事，毓老师哈哈大笑。
我*爱听老师大笑，声音洪亮如钟，没有琐碎杂音，干净浑厚，使我想到魏晋人在山里的“啸”，或许比魏晋人的“啸”更没有委屈，朗朗乾坤，这样正色之音，仿佛可以使一座山都为他让路。
其实毓老师的初衷或许不只是关心治学，在清帝退位之后，他作为前朝遗臣，心里不会没有亡国之痛，也不会没有“复国”的抱负与大愿吧。
在台湾体制的教育里，史观是受钳制的，我们或许没有太多机会思考朝代政权的“兴”与“亡”吧。学生中有人开始耳语老师与“伪满”的关系，在当时“伪满”也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内容。我相信学生也没有恶意，但“伪满”“汉奸”这样的声音在老师听来是特别刺耳的。
有一次老师在课堂上大声骂起来了 — “伪满”，什么“伪满”，我们本来是“满洲人”，家在“满洲”，不是“侵略”了中华吗？退回老家满洲，怎的又“伪”了？“汉奸”？……
学生都不说话，我想学生其实不容易听懂老师的逻辑，我当时也不十分懂，但是在威权单一的正统史观教育里没有任何思考可能的头脑却真是被撞了一下。
读书治学，没有这样的撞击其实是没有思考的可能的。中世纪欧洲不断审判“异端”、处死“异类”，因此成为文化上*的“黑暗时代”。
在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台湾还处于白色恐怖时期，老师的三言两语是可以使闭塞的头顶响起一声霹雳的。
我母亲的先祖是满洲正白旗，母亲在辛亥以后出生，但是家族的故事可能在她童年还印象深刻。母亲常跟我说辛亥前后西安杀满人的事，在城门口拿馒头询问，口音一错就砍掉脑袋，母亲说完就即刻叮嘱我不可以在外面说母亲是满人。
在战后台湾长大，我们的政治意识其实没有那么敏感，我也无法了解母亲的紧张。
在毓老师骂人之后，有一天我忽然跟他说：“母亲是满人，正白旗。”老师很高兴，开心地说：“那正是我的旗。”
好像因此我跟老师有一点亲，不多久，他在家里开课讲《论语》，就辗转带话要我去上课。
老师家当时在成功新村，一间有院子的黑瓦平房。屋里陈设素雅，墙上悬挂康有为书写的“咏豳轩”三字，墨迹乾笔苍劲虬结，我忽然想到《诗经》里的句子：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蒙。我东曰归，我心西悲。
客厅正中央一张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画像，画像侧边是一张泛黄的光绪帝的照片。
房间里一张大桌案，前面十几把椅子。学生陆续来了，我多不认识，后来知道多是当时台大博士班的文史学生，总共十四人，我大概年龄*小，选了后排*靠边的位子。
我当时偏爱西方现代文学艺术，童年时家里逼着念诵的四书、唐诗、《古文观止》，在中学以后其实心里都有点反叛，也害怕一般学者照本宣科迂腐的“解经”方式。
毓老师讲《论语》，间杂着生活里的俗事，其实不像一般学者的讲法，常举现实的例子，也常有自己的独特意见，并不拘泥古书。
过年的时候，学生给老师拜年，一位师兄穿了长袍来，被老师当面说了一顿：“年纪轻轻，穿什么长袍，学我啊，我是在给祖宗守制。”
老师语言很直接，也与当时我接触的一般学者的温文儒雅不同，他好像在对自己事功殷切的盼望里，刻意排斥一味追求“内圣”的虚伪修为。有时会嘲讽地说：“要做‘圣人’啊！
都‘剩’下了吧。”
或许当时我们如此年轻，未经世事，还是很难懂得老师从政治失败下来在一个小岛上重新看待古人经典的心事吧。
他常说的话是：“煤球都不会买，做什么圣贤。”
对于当时陶醉在文学哲学幻想里的我应该是一警醒吧，我却冥顽不能领悟。
《论语》上完，老师特别讲了一次《礼记》的《儒行》篇。
鲁哀公问孔子有关“儒服”，孔子没有坚持什么样的服装。问到“儒行”，孔子一一做了回答。——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老师当时对知识青年讲学是在强调儒者“力行”的核心价值吧，我却一一错失了理解的机会。
《儒行》篇讲完，我很意外老师选了《管子》，《管子》讲完，又选了《商君书》，讲商鞅变法，讲知识者在治国改革变法上的积极投入。
我当时有自己解不开的颓废散漫心事，不能完全跟从老师越来越偏向法家政治的教学。
两年受教，我知道老师疼爱，也有期许，一直希望我走政治一途，但我仍然选择了艺术研究所。考取那天，向老师报告，老师板着脸，说了四个字：“玩物丧志！”
我在老师家是*年幼的学生，也*放肆顽皮，不太像学长师兄那么敬怕老师，也常没有分寸跟老师说玩笑事，老师并不在意，反而开怀大笑，然而那一天老师沉默异常，我正襟危坐，好像一下子懂了老师失望的心境，也沉重了起来。
艺术研究所在台北故宫上了两年课，课程结束，我就去了巴黎，此后很少与老师见面。知道老师身体健康，教学不断，学生越来越多，很为老师庆幸，或许一定有更出类拔萃的优秀者让老师晚年有所欣慰寄托吧。
我对老师未跟随到*终，只能记述受教于老师的那两年多。
与老师相处，他多不谈自己身世生平细节，因此反而是在他辞世后陆续在辉诚先生撰写的文字中读到。大病初愈后，与辉诚先生见过一面，也得到更多关于老师的讯息。
老师或许没有想到他跟一个小小岛屿的缘分如此深重，在这岛屿上将有如辉诚先生一样，继续有后来者撰述、整理、纪念他数十年岁月留下的治学与做人的风范吧。
我因此特别感念辉诚先生这本书的撰写出版，应该是老师在天之灵*好的安慰了。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于淡水八里米仓村 时近芒种
毓老典型
龚鹏程
这本书，谈的是一位奇人——毓鋆。他的年辈与德望甚高，故在台湾，一般皆尊称他为毓老。
毓老从不上媒体，也不出书，不做公开演讲。对于这个世界来说，他只是个隐士，*没有声音。但他渊默而雷声，大名震漾于几代学人之间。大家都知道这是位真正的大儒，乱世之豪杰，浊世之奇人；可是对他的身世与学问，又模模糊糊，搞不甚清楚，传说出奇得多。
张辉诚曾受教于毓老。虽时日较短，入门亦属后进，心灵却深受震荡。故于毓老过世后即遍访周咨，爬梳文献，整理了他的身世大样，勾勒轮廓。把毓老不为人所深知的部分，清晰道出，可谓贡献良多。尤其是溯考其家世其经历，普查毓老的外籍学生名单，具见劳绩。令人对毓老生平行履有“终于可以掌握了”之感，不致如神龙般见首不见尾。
但身世履历等，其实都只是“迹”，而非“所以迹”，非其真精神。毓老精神气力所萃，端在讲学！
近代儒者，其实都有个办书院讲学的梦。不过，书院是古代的传统，古来儒者讲学皆在书院，这是不足为奇的。可是在近代就难了。
为什么？废科举、立学堂以来，教育国家化，实施的，乃是一大套学自西方且经东瀛改造过的所谓现代教育体制。书院虽不以科举为事，但在这波风潮中一样遭了否弃，不再能继续承担教育功能。在这种情况下，想再去办书院，实即体现了儒者反体制、反时代、反对现代教育的精神。
如此反时代、反体制，自然易贻人以保守、落伍之讥。幸而现代教育本身乃是扶不起的阿斗，弊病太多，也太过明显了，所以社会上对于想恢复书院传统的人还不敢太过非难。而现代教育既是如此之烂，真想办教育的人自然就会越想把书院办起来，实施自己心目中真正的中国的教育。这也是近代儒者都有办书院之梦想，前仆后继的缘故。
可惜此事又是想着容易做来难的。近人所办，以马一浮先生复性书院为*著。但若细看，便知复性书院维持的时间极短，讲了几期就仅能去刻书了。后来竟连刻书也难以为继。其所裁成之人才也甚少，仅存一册《讲录》以令人缅怀之而已。
马先生之失败，或许与他坚持不进入国家体制有关，熊十力先生当年即曾为此与相争论，甚至分道扬镳。至今两贤在办学上孰是孰非，也依然是桩公案，难有定论。我自己办佛光和南华两所大学，试图在现代大学体制中恢复书院传统，一样以失败告终。故于二贤之争，益发不敢轻议。因为我深知无论采取什么办法，想在现代社会中恢复书院教育，都是太难太难的事。
*令人对此仍存希望，仍相信儒者事业毕竟可为，仍觉书院终究在现代证明了它可胜于现代教育的，乃是毓老所开创的典型。
毓老乃逊清贵胄，据说幼时曾受教于康有为、王国维，已而随溥仪在伪满，后又来台，任教上庠。这些早年经历，大有传奇色彩。人们津津乐道，先生则讲得半云半雾；后学者传述，遂亦迷迷离离。
故这一部分，虽不无可供谈助之处，也增益了先生吸引人的魅力，但我以为未必足以深考或深信。依我浅妄之见，甚至有时会怀疑这些不过都仅是先生用世之术，有故弄狡狯之嫌。纵或确然曾经受教于康南海王观堂，又曾任情报工作，而为蒋中正先生羁縻来台，先生之可贵可重处，亦不在此。
那么先生之可贵重处安在？如前所述，不在其前半生的出身与传奇，而在他后半生所开展的讲学事业上。
讲学，与一般所谓的教书不同。用韦伯的话来说，教书只是种职业，讲学却是志业。要讲自己所信服的道理，去影响受教者的人生态度、价值理想，以陶铸其人格。毓老只短期在大学里执教，其后即离开现代教育体制，自办私塾。一讲就是五六十年，直到一百多岁了还在讲。论私人讲学之规模与时程，不唯近代无之，恐怕也越度古人。放在现代教育格局中看，更显得敻绝壁立，能透显出一位儒者刚毅卓越，信道传道之笃的力量。他是满人，且属天潢贵胄，但对汉文化有如此深的信仰与感情，以发扬孔孟绝学为职志，本身就很特别。讲学，以孔孟为主，旁摄百家，也很特殊。因为近世讲说之能倾动流俗的，均是谈佛说道，侜张为幻，独先生不然。直说正理，不显神通。所讲则意在经世。而此经世之旨，乃出于隐士之口，则尤奇。与学院中仅将儒学或传统文化当做知识材料看，当然也迥
乎不同。
我没见过毓老，也未曾受教听讲，他又无讲记流通，故于其所讲大意，未尽了然。但我有许多师友曾去听讲受益，我综合他们的转述，感觉毓老之学根底当在《春秋》。春秋乃王霸经世之学，然古文家重史，欲尊王攘夷；今文家重义，以通三世存三统。毓老是近于今文家的。但其今文又非董仲舒、何休、刘逢禄、康有为之今文，我以为他真正的渊源其实是熊十力，故能汇通大《易》，讲革命讲民主，倡言“群龙无首，吉”。
此一路数，即使是熊先生的弟子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亦未继承，遑论其他？毓老卒，中国这路学问大概也就绝了，再也没有人能有这种气魄、愿力和学养来讲此王霸之学了。毓老讲学于此衰世，其迹颇近于文中子之讲学河汾，然文中子能开有唐一代，毓老呢？似乎恰好是总结了传统儒者的时代罢。我哀毓老，亦哀此世，遂至胡言乱语，潦草不能成章。不敢说是序，聊申慨叹而已。
壬辰芒种，写于燕京小西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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毓老师的家世
毓老师，原名爱新觉罗·金成，宣统皇帝赐名毓鋆，光绪三十二年（1906）旧历九月十日出生，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日过世。乃清朝礼烈亲王代善之裔孙（旧传闻为光绪年间领班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公之孙，实有误），父亲为礼惇公，母亲为钮祜禄氏（咸丰孝贞显皇后钮祜禄氏的外甥女），妻为钮祜禄氏（咸丰皇后的内孙女，毓老师舅舅的女儿）。
毓老师源出礼亲王一脉。礼亲王代善（1583—1648），为清太祖努尔哈赤次子，战功彪炳，一片忠心，原有机会继承大统，却转向支持八弟皇太极即位，受封和硕礼亲王。礼亲王一脉，从清太宗皇太极崇德元年（1636）至清宣统皇帝逊位后三年（1914），共两百七十八年，历十代，传十五王，声势显赫，人才济济，宗族中*，堪称“清代*王”。
书摘2
毓老师创办的书院
毓老师，原名爱新觉罗·金成，因宣统皇帝赐名毓鋆之故，友朋、门生、晚辈多以“毓老”尊称之（自二十岁起，人即以此称之）。毓老师初至台湾时，身份证姓名登录为“刘柱林”，系于“满洲国”期间，从事地下抗日活动，被日军搜捕，逃入刘柱林先生住处，刘先生一看神色，心知为抗日志士，二话不问，马上脱下一袭单薄蓝长袍，让老师乔装成一般百姓，同时递给他身份证，*后顺利躲过盘查与搜捕。毓老师以刘先生有再生之恩，故之后一直沿用刘先生之身份证，以纪念这段恩情。毓老师上课时曾说：“如果当时被日军捕获，发现满洲贵族反日，将会惹出极大事件。”毓老师为感念刘柱林救命之恩，终身不将身份证名字改回原名，并随身携带此件蓝色长袍。两岸开放后，更找到刘氏后人，嘱咐学生将来必要好好善待之。其念旧怀恩之情若此。毓老师临终前四五年，即特别交代义子张景兴（以下简称张哥），成殓时必须将旧时蓝色长袍穿在身上。义子遵奉师言，入殓时为着旧时刘氏相赠蓝色长袍，一起火化，足见毓老师怀德念恩，终生不渝。
依据毓老师的美国学生魏斐德于一九七〇年编录《无隐录—致敬刘毓鋆论文集》，序后有一整页毓老师的简单传记：
吾师姓爱新觉罗，名毓鋆，号安仁居士，清光绪领班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公之孙。幼承庭训，及长，师事太傅陈公宝琛、郑公孝胥、罗公振玉、柯公劭忞、王公国维、康公南海、梁公启超、叶公玉麟诸大师，攻经、史、子、集；英人教师庄士敦传西学。独学卅余年，以春秋公羊学之微言大义为用，以大易为归，贯彻群经，成《爱新氏八经微义》（《易》《书》《诗》《礼记》《公羊春秋》《论》《孟》《孝经》），并著《新清史》《受想行识集》（记乙酉以前事）及《无受想行识集》（记乙酉以后事）等稿。民国三十七年（1948）一月来台，隐于乡，以读书自娱。褐衣布履，喜与村老游，知与不知，咸以老公公呼之而不名。先生善书画，有求必与。自一九五八年十月开始指导外国基金会留华学生博士论文，迄今已十有一年，共四十一位，其通过博士学位者二十余人，均执教于各大学（计美三十三、德二、日二、英二、加一、越南一）。
这篇传略透露几件重要讯息，一是毓老师的身世，二是师承，三是学问概略，四是著作，五是来台后生活，六是指导外国学生。
依此传略看来，毓老师是民国三十七年一月来台（毓老师自己则说民国三十六年底），起因当时国共内战，国民党势力节节败退，蒋中正有计划转移黄金、国宝及人才，毓老师亦在名单之列。来台之初，先到台东，担任台湾省立台东农校（原名“台东厅立农业补习学校”，一九二八年日据时代创立）教务主任，当时校长为陈耕元（立法委员陈莹的祖父），该校有一学生后来为“中华民国”夺得*面奥运银牌，杨传广，即毓老师的学生。毓老师为拉近与原住民关系，融入当地社会，曾穿着卑南族传统服饰，戴头圈、配短刀、绑布带、身穿深色衣、腿扎卑南图纹裤管，意态从容自得，此种亲近作风在早期尚属罕见。
在台东六年，毓老师走遍各乡村，兰屿和绿岛都去了。六年期间，没见过薪水包，薪水一下来，就买白油、猪油加工，油渣子煮甘薯叶，就这样过年。毓老师曾回忆说：“日子过得比阳明洞（王阳明谪为龙场驿丞，居此洞三年）还苦，十个字就够山地学生学半个月了！”
毓老师于一九五四年回到台北，一九五八年十月开始指导外国留学博士生，一九六七年至文化大学哲学系任教，隔年担任半学期哲学系系主任，一九六八年八月在辅大哲学研究所上课，一九七○年再到政大哲学系教课。
据毓老师义子张哥回忆，一九六八年，他就读高中，十七岁， 经人介绍拜入毓老师家中住读， 从此陪侍毓老师四十余年。当时老师家住内湖洲美（旧称洲尾），两层楼公寓，外国学生都来家里上课。洲美和松山之间隔着一条基隆河，往来若经由上游或下游的吊桥必须花费四五十分钟，因此民间有划船运输以利渡河，每回索价一至两毛钱，毓老师常和张哥坐船至对岸松山，因为在松山的馆子包月饭之故。
不久，毓老师迁居台北市四维路，赁居丁姓将军家，为一处日式三合院，住了一年。然后又搬迁至成功新村，向一立法委员租赁，房子较大，前庭有假山水造景，房子分前后两栋，前栋是一户平房，后栋有两层楼，一楼是毓老师住处，有会客室、卧室及盥洗室，二楼则全部提供给学生居住。一九七一年，因缘成熟，就在成功新村住所，办起书院，毓老师为之取名“天德黉舍”，除了原有的外国学生之外，开始广招中国台湾、日本与韩国学生。
书院之所以命名为“ 天德黉舍” ， 取意“ 上天有好生之德”。先说“黉舍”，原是极古雅的词语，原意校舍，后借指学校，《宋书·臧焘、徐广、傅隆传》赞：“艺重当时，所居一旦成市，黉舍暂启，著录或至万人。”或《北史·儒林传》序：“衣儒者之服，挟先王之道，开黉舍，延学徒者，比肩。”毓老师开办“黉舍”与古意相吻合，一方面是学校，另一方面也提供学生住宿之处，当做校舍。取意“上天有好生之德”，肇因于民国三十四年（1945）前后，日本投降，撤离中国，“满洲国”覆灭，国民党、共产党两股势力开始夺取东北主控权，吉林省辖下的四平市，北靠长春、南临沈阳，铁路公路四通八达，是东北地区重要交通枢纽，更是兵家必争之地。国共双方军队从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八年在此共展开四次大战役，先后投入兵力约四十余万，进行歼灭争城战，造成许多军士阵亡。毓老师此时恰好人在四平，一整晚枪炮声终于停歇，清晨时想外出查看战况，移开门闩，门却推不开，用尽全力一推，终于推开一点缝隙，这才发现，门外尸体卡住了门。再勉强推开门缝，挣出身子出来，抬眼一看，不由得倒抽一口气，马路上层层叠叠都是死尸，空气中弥漫血腥味，像刚宰过的猪散发出来的血腥味。毓老师为了出门搜集情报，不得不踩在死尸上一路向前，心里却想着：“上天有好生之德，人类不应该有战争啊！”
后来黉舍又迁移到新店宝元路，独栋一层楼，就在客厅上课。不久，又迁移到辛亥路与罗斯福路口（今耕莘文教院旁的停车场）一处大平房。一九七九年，美国与台湾当局“断交”，又迁至温州街现址，当时老师养了两条狐狸狗，一条叫阿美，一条叫阿苏，借以嘲弄美、苏两强权。一九七九年后，也影响美国博士生来台，当时台大哲学系有一学生，龙静国，经常利用下课时间，在台大校园宣传毓老师上课风采、情状与学问，获得极大回响。黉舍*时间，曾有二百五十人挤在小小地下室内上课，每人仅坐一小圆铁板凳，手拿一块小硬木板以利做笔记，肩靠着肩，脚倚着前排同学的背，拥挤异常，热汗直流，却屏气凝神安静听课，乐此不疲。
台湾解严之后（1987），毓老师将“天德黉舍”改名“奉元书院”，取意《易经·文言》：“元者，善之长也。”毓老师认为人必须止于一，止于至善 —止于一，就是正，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诸侯得一以为正。止于至善—就是止于元，元者，善之长。所以一是元之用，元是一之体。
奉元书院墙上还挂着“天德黉舍”旧课表，课表上写着周一至周六晚上七点至九点皆有课，周一上“四子书”，周二上“大易”，周三上“诗书礼”，周四上“大易”，周五上“春秋”，周六上“子书”（子书包含《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孙子》《管子》等先秦诸子，并涉及《资治通鉴》及《人物志》）。当时还有选课规定，必须先选修“四书”一年，然后才能选读其他课程。而进书院读书必须有人介绍，经同意后才可听讲，听讲后不久还必须写一篇自传，让毓老师看。
毓老师日后想办一所规模更大的“华夏学苑”，曾为作一苑训：“学由不迁怒不贰过臻圣王至德；苑育仁者相帝者师履一平要道。”上联指明学生为学之入门处及高远目标，亦暗指书院所传授之学为内圣外王功夫；下联则指书院所要栽培的学生，是可以实践止于一止于至善的仁相帝师，暗指毓老师所传授的全是帝王之学。由此便可见毓老师办学之大气魄、大气象、大格局所在。因此毓老师亦尝撰数联语，如“以夏学奥质，寻拯世真文”，即是要以中国学问作为治世拯世的良方；“看破世情惊破胆，万般不与政事同”，即说明政治翻云覆雨，捉摸不定，但却也可以用之来除患向善，当然也可以亡身自毙，得无戒慎恐惧乎；又如“长白又一村，逊国花甲祭”，长白山即清朝龙兴之地， 又一村则指山重水复疑无路， 柳暗花明来到台湾，毓老师在花甲之年领悟到不再以“复国”的民族主义局限自己，而是以发扬中国天下文化的奥质，当做自己安身立命之所在。
毓老师的字号与其一生志向相互呼应，后来亦与书院颇有关联。四十岁时自号“安仁居士”（仁者安仁），母亲希望他改为“慰苍”（慰抚苍生）；七十岁自号“仁匃遁者”，八十岁时自号“明不息翁”，九十岁自号“奉元老人”，一百岁时自号“仁匃遁叟”。
七十岁自号“仁匃遁者”与一百岁自号“仁匃遁叟”，仅有一字之别，“匃”即是“丐”，求也；“遁”，隐居也。“仁匃”即“为仁而匃”，为天下人而匃，因此得智周万物，道济天下。毓老师一生谨守《易经·乾卦》初九，爻辞为“潜龙勿用”。孔子解释为：“龙德而隐者，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而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毓老师大隐隐于市，讲学论道，六十年坚守，正是潜龙之德。—此即遁世而无闷之“仁匃遁叟”。
八十岁自号“明不息翁”，典出《易经》明夷卦六四“箕子之明夷，利贞”，《象传》解释为“箕子之贞，明不可息也”。“明夷”就是火（明）入地中，象征世局昏暗，贤者不能用，宜坚贞自守。箕子，是商朝宗室，官太师，封于箕，曾劝谏纣王（箕子之侄子），不听，反将他囚禁。以箕子为例，说明君子之灵明仁德似火而不曾停息，而天地之光明也只会遭掩盖一时，终究重照人间。毓老师即以灵明仁德似火不息，自居自励。
九十岁自号“奉元老人”，则和书院“天德黉舍”改名“奉元书院”同一意思，要奉“元”（善之长，止于至善）也。
奉元书院，一直正式开课至二〇〇八年，毓老师以一百零三岁高龄犹登坛讲授，在台讲学长达六十余年，这一则惊人传奇，前无所闻，恐怕亦后无来者了。
这是毓老师一生坚贞的生命力使然，也是中国学术的生命力使然，毓老师用坚贞的生命力展现中国学术的博大宽广与厚实深潜，中国学术则以经典滋润了毓老师，写下一则现代大师与书院的传奇。
【书摘与插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