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1. 丰富史料讲述周总理夫妇一生：以丰富翔实的历史图片、手迹、文献史料，全面深入地再现了周恩来与邓颖超从学生时代到晚年时期的工作和生活。
2. 解密稀缺图片档案：内含全国各大纪念馆馆藏及著名摄影师拍摄的大量珍贵历史图片，其中多幅罕见作品公开亮相。
3. 名家执笔传记：鲁迅、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余小惠以富有文采的文字，叙述了周恩来与邓颖超革命生涯中忠贞的爱情及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艰难历程，惊涛骇浪，政治风云。
极具收藏价值的纪念邮票：国家专业画册出版社，与中国邮政强强合作，重磅推出中国邮政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纪念邮票“海棠花小版”。邮票画册，相得益彰，珠联璧合，共同打造收藏精品。
2018年是周恩来诞辰120周年，由中国画报出版社重磅推出的《周恩来与邓颖超画传：精编版》以丰富翔实的历史图片、手迹、文献史料，全面深入地再现了周恩来与邓颖超从学生时代到晚年时期的工作和生活，图文并茂地向读者展现了这对众人敬仰的革命夫妻终身投身革命事业的光辉历程，是一部怀念伟人、传承革命传统、弘扬革命精神的大型历史文献画卷。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情诞生在美丽的海河之滨，从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甘愿“上断头台”的誓言开始，这对革命伴侣的爱情就在中国革命的每一个征程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画册由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余小惠女士执笔，用七万余字，以富有文采的文字，叙述了周恩来与邓颖超革命生涯中忠贞的爱情及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艰难历程，惊涛骇浪，政治风云。
画册共分为16个章节。从确立共产主义信仰到广州*次国共合作的风云变幻；从血雨腥风的上海到艰苦卓绝的江西革命根据地；从风雪弥漫的万里长征到抗日烽火燃烧的陕北；从雾都重庆红岩村到盘根错节的南京梅园，周恩来与邓颖超心连着心、肩并着肩战斗在*前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建立了伟大的功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无论逆境还是顺境，这对革命伉俪总是肩并肩，手挽手，同甘苦，共患难，风雨同舟，相濡以沫，为人民的幸福、国家的昌盛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画册中收录了二百余幅全国各大纪念馆馆藏及著名摄影师如吕厚民、杜修贤等大师拍摄的大量珍贵历史照片，其中多幅罕见作品公开亮相。除了丰富的历史照片，画册还收录了大量的历史文献，例如报刊的报道、周总理夫妇往来的信件、周总理的批示文件等。这些丰富的史料再现了周恩来与邓颖超从学生时代到晚年时期的工作和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在《周恩来与邓颖超画传：精编版》一书的策划和筹备过程中，中国画报出版社与北京邮政强强联手，画册附赠中国邮政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纪念邮票“海棠花小版”。邮票画册，相得益彰，珠联璧合，共同打造收藏精品。
在画册中，不仅可以找到周恩来与邓颖超超凡脱俗，无与伦比的的爱情，而且可以看到他们为了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生的伟大壮举。正如著名作家余小惠女士在本书前言中所说：“两位伟人已经离开了他们挚爱的人民，但大江南北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高山平川都印下了他们的足迹。人民会永远记住他们的名字——周恩来、邓颖超。他们的名字与日月同辉，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历史的丰碑上，永远铭刻在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心中。”
【内容简介】
2018年是周恩来诞辰120周年，《周恩来与邓颖超画传：精编版》以丰富翔实的历史图片、手迹、文献史料，全面深入地再现了周恩来与邓颖超从学生时代到晚年时期的工作和生活，图文并茂地向读者展现了这对众人敬仰的革命夫妻终身投身革命事业的光辉历程，是一部怀念伟人、传承革命传统、弘扬革命精神的大型历史文献画卷。
【作者简介】
黄祖坤，主编出版了大型画传《巾帼风采》*、二、三卷，《曾山与邓六金画传》《张澜画传》《伟人*》等多部具有重要社会价值和历史意义的文化作品。
余小惠，1974年毕业于天津师大中文系。199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创作一级。著有长篇小说《但愿人长久》、《都市风流》，中短篇小说集《枣花蜜》，电影电视文学剧本《走向冰川》、《真诚》、《观世音传》以及散文、报告文学等多种作品。曾获天津第二、三、四届鲁迅文学奖和鲁迅文艺特别奖，广播连续剧《选择》获全国广播剧一等奖，长篇小说《都市风流》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并被英、法两种文字译介到海外（以上作品部分系合作）。
【目录】
1. 长夜漫漫诞忠魂 世有灵犀海河缘
2. 爱国烈火燃“五四” 觉悟社里战友情
3. 明信画片传心意 革命理想红线牵
4. 广州相聚革命地 风云突变验真情
5. 南昌起义*枪 斗智斗勇赴“六大”
6. 敌人心脏插尖刀 地下斗争显神威
7. 苏区艰苦诗红叶 风雪长征路途险
8. 抗日烽火遍九州 坠马受伤到苏联
9. 皖南事变惊中外 悲欢离合红岩村
10. 抗战胜利传捷报 谈判桌边遇石礁
11. 转战陕北迎解放 两地传书革命情
12. 筹备新政同协力 海棠盛开西花厅
13. 互敬互助为表率 廉洁律己做公仆
14. 大爱融化在人间 五洲四海传友谊
15. 动荡岁月同舟渡 丹心一片傲霜雪
16. 革命伉俪惊寰宇 壮丽人生照地天
【免费在线读】
书摘
*章 长夜漫漫诞忠魂 世有灵犀海河缘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人民*痛苦*屈辱的年代。那时，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在这漫漫长夜中，1898年3月5日，苏北淮安城的一条小巷内，一户周姓人家诞生了一个婴儿。传说其母生产前曾梦见一只鸾凤般的神鸟入怀，婴儿出生后，眉目俊秀，家人便为其取名大鸾，正名恩来，字翔宇，愿他成人后如鸾凤般展翅飞翔。周恩来未满一岁便被过继给了病危中的叔父抚养，不久叔父去世，由嗣母带在身边。他的嗣母出生在诗书世家，从小就经常给他讲关天培、韩信、梁红玉等爱国名将精忠报国的故事。周恩来还不到十岁，他的两个母亲就先后因病去世，年幼的周恩来担起了当家的重担。
1910年，十二岁的周恩来随在沈阳供职的伯父到了东北读书。在日俄争夺的东北，少年周恩来感受到了民族灾难的深重。一次课上，周恩来在回答老师提问“为什么而读书”时，发出了“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誓言，这坚定而博大的胸怀志向，使同学与老师都为之动容。
1913年，周恩来随调任天津长芦盐运司的伯父迁居天津，同年考取全国闻名的南开学校。
在周恩来将满六岁的那个冬日，1904年2月4日，中国西南边陲的广西南宁镇台的宅院中，诞生了一个女婴。这个女孩的到来，引起了镇台大人邓廷忠的震怒。邓廷忠原籍河南，是个武举人。他的*任夫人去世后，续弦娶了家道败落的富商女儿杨振德，满心希望能生个儿子继承香火，没想到却生了女儿，重男轻女的邓镇台便要把女儿送给别人。
饱读诗书的杨振德是具有自主自强精神的勇敢女子，听到丈夫的话，她跑到厨房拿起一把菜刀，与丈夫抗争，以死来护卫女儿的生存权利。
这个被母亲用菜刀保护下来的小生命，取名玉爱。邓玉爱，就是后来成为周恩来妻子的邓颖超。
1910年周恩来北上奉天（沈阳）那年，邓颖超的家庭遭遇巨大的变故。父亲邓廷忠因得罪上司被发配新疆流放，后暴病身亡。母亲杨振德带着只有六岁的女儿流落到广州，又从广州千里迢迢投奔上海同乡，继而乘船到了天津。
杨振德不靠亲友接济，全凭自己学习的中医知识，自谋生路，在天津长芦盐业局育婴堂做了一名医生。为了补贴家用，小玉爱学织毛巾，手冻得通红，但在领到几个铜板的报酬时，她的心里是甜的。
在这段艰难的岁月中，杨振德曾面临失业的困境，但她十分坚强，一边找工作，一边教女儿学文化，这一切给了幼小的玉爱以深刻的影响。
1913年，九岁的小玉爱随母亲到了北京的一所平民学校读书，此时，她正式的学名叫邓文淑。
这所平民学校是中国社会党在北京开办的，提倡平民教育。校长是社会党北京支部负责人陈翼龙，他是孙中山同盟会的成员，反对袁世凯独裁卖国，宣传社会平等。
杨振德带着女儿在这所学校里一个教书，一个学习。她们受到学校进步思想的熏陶，听到许多进步的教职员对改革黑暗社会、争取平等权利的理想和愿望。在这所学校里她们不仅解决了温饱，更重要的是有了对革命的憧憬和认识。
然而好景不长，不久校长陈翼龙被袁世凯枪杀，平民学校也被警察查封。
杨振德带着女儿又回到了天津。
陈校长给她们带来的革命理想之火并没有随着校长的牺牲而熄灭，而是使她们更加懂得，在这个黑暗的社会中，要坚定地走自己的路。杨振德当了家庭教师，在多个家庭之间奔波，她决心一定要挣钱让女儿学习文化。
秋天，邓文淑考上了直隶*女子师范附属小学。
周恩来此时正在闻名全国的南开学校读书，这是一所学科门类齐全、管理治学有方的学校。学校要求学生学习成绩与培养自强能力并重，修身有礼，装戴整洁。周恩来遵循校训组织了“敬业乐群会”，要求同学们“以智育为主体，而归宿于道德，联同学之感情，辅教科之不及”。
周恩来学业突出，为人谦和，博学多才，对同学真挚友爱，很快便赢得了同学和老师的好评与推崇，先后担任敬业乐群会智育部部长、副会长、会长。他对学校和班里的各项公益活动，无不热心尽力。
他在学校读书，生活俭朴，因为家境困难，常常不能按时交学费，便靠课余刻蜡板、写讲义勤工俭学。清贫的生活磨炼了少年周恩来吃苦耐劳的性格。
他在南开的新剧中扮演了女主角（南开是男校），他的演技出众，扮相姣好，影响甚广。他还在《敬业》期刊上发表了抒发为国事担忧之情的诗作：“茫茫大陆起风云，举国昏沉岂足云……”
1917年，周恩来从南开学校毕业，选择了去日本留学。
这年9月，周恩来由天津坐轮船东渡日本。临行前，他写下一首著名的诗篇，抒发救国抱负。
“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邓文淑在直隶女师附小读了两年书，杨振德又失业了，母女二人只好靠织毛巾维持生计。但小文淑的学费怎么办呢？这时，她们得知直隶*女师的预科如果考取前三名就可免收学费和住宿费，十一岁的邓文淑勇敢地决定去闯一下。
当时，预科招生规定*小十三岁，虚报了两岁的邓文淑闯进了前三名，学宿费全免，她凭自己的刻苦和胆量赢得了学习的机会。
直隶女师的校长是美国大学进修生，代理校长是南开学校的校长张伯苓，他的教育理念在当时是开明进步的。
邓文淑在直隶女师的预科和本科的学习中，接受了一丝不苟的师范教育，光课程就有国文、作文、习字、读经、修身、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生理学、教育学、法制、伦理、动物植物学、园艺、英文、日文、音乐、美术等三十多门。邓文淑学业优秀，成绩出类拔萃。
在学校的学生组织乐群会和校友会中，邓文淑被选为校友会余兴部委员和图书部干事。她是同学中年纪*小，能力却很强的学生干部。
1916年，十二岁的邓文淑以五百字的文言文写出《对于蔡松坡先生逝世感言》，被校友会选中登在学校《会报》的第二期上。她在文中阐述了自己的爱国宏愿：“望吾同胞从此上下一心，振起精神，谋国家之进步！”她还提出：“世事靡常，岂能一定，安知吾国异日不立于万国之上哉！”
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子，能提出如此响亮、胸怀博大的愿景，令人赞叹和钦佩。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是少年周恩来的壮志。
“谋国家之进步”，这是少年邓颖超的志向。
虽未谋面，身处学习阶段的两个少年，在漫漫长夜的旧中国，面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民众，面对军阀割据、内忧外患、列强虎视眈眈的中国，他们稚嫩却正逐渐成熟的心在思考，贫弱的祖国怎样才能自救？中国人民怎样才能走上一条奋发图强，令世界刮目相看的光明之路？
爱国的胸怀，报国的宏愿，在年轻的心中激荡。在动荡的年代中，一代伟人将创造出怎样的奇迹？时代又将造就怎样的英雄？
海河，这条汇入渤海的静静河流，又怎样才能使两位伟人的世纪之缘相结？
第十五章 动荡岁月同舟渡 丹心一片傲霜雪
1966年，中国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暴，迅速席卷了神州大地。
这就是引起十年内乱的“文化大革命”。
“文革”初期，周恩来常常在各种场合下检讨自己“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作为国家总理，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尽量减少 “文革”造成的损失。他继续维护着中国经济的正常运转和生产建设的进行，向许许多多被发动起来的群众和红卫兵做说服工作，为保卫中南海、公安部、外交部、国防部和各个新闻单位而煞费苦心。
他保护了许多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根据*关于章士钊要求保护的来信批示，他列出一份保护干部的名单，包括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等等，并且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常委，政协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各部部长、副部长，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负责人等均予以保护。为了保护国务院各部委的领导，周恩来曾将他们安置在中南海、京西宾馆、中直招待所等地方居住。一次造反派揪外交部部长陈毅去批斗，周恩来知道了，立即赶到现场对红卫兵说：“如果你们要带走陈毅同志，那就从我身上踏过去。”对彭德怀、罗瑞卿、贺龙等老同志，周恩来几次出面保护。有人要揪罗瑞卿去批斗，周恩来指示“绝不能把人带走”。当罗瑞卿被造反派带走后，周恩来反复做工作，把罗瑞卿保了下来。
周恩来得知造反派把彭德怀从成都劫往北京时，立即表示“我来派人去接”。这样，他避开了“文革”小组其他人，细心安排“监护”，使得彭德怀同志免遭折磨和摧残。他曾不顾疲劳，亲自在夜半三更与卫戍司令傅崇碧到几位老帅的住所检查那里的警卫工作。在中央“文革”反“二月逆流”“抓军内一小撮”时，周恩来专程到卫戍区召开特别紧急会议研究保护老帅们的措施。
1966年年底，国家经委造反派到广州去揪经委的负责人时，周恩来派军区的同志把他接到北京医院治病，保护起来。当周恩来得知北京市委彭真、刘仁及万里、夏衍等人被造反派带走时，立即指示北京卫戍区傅崇碧、周荣鑫等人找回他们，指示一定要保护好他们。许多地方同志被打成“叛徒”蒙冤后，周恩来只要了解当时的情况就会立即写信给中央，证实他们的历史清白。
他亲自派飞机将阿沛·阿旺晋美夫妇接到北京安置，对揪住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肖华的人说：“肖华是个红小鬼，从他整个历史上看是光荣的。”他苦口婆心地劝说造反派的两派不要武斗，要团结不要分裂，要抓革命、促生产。
对想趁“文化大革命”混乱之机满足自己私欲的个别领导干部，周恩来不仅不保护，打击起来也毫不留情。他命令逮捕了财政部一位操纵造反派组织妄图抢夺国家财政大权的副部长。听说二机部造反派夺了党委领导权，他立即愤怒地批评“你们简直没边了！”，并宣布“不能夺财政、外交、国防、宣传等大权”，“你们宣布罢官是不算数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不辞劳苦、殚精竭虑地保护和救出的同志不计其数。一次周恩来在与和他一起奋斗、维持着国家经济中心指挥运转的李富春谈心时，面对几十年出生入死的老战友，他袒露了自己的心声：“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一声长叹，表明了他在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举步维艰，也表明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怎样为了他人，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他的内心是多么的坚强而又多么沉重。
邓颖超在“文化大革命”中处境艰难，实行了“三不主义”，即不跟任何人来往、不跟任何人通信、不跟任何人见面。用她自己的话说是“与世隔绝”。
她只是嘱咐一些早期的战友如刘清扬、许广平、罗叔章等：这是一场避免不了的运动，是一场考试，大家不能伤害组织，不能伤害群众，不能伤害同志和朋友。
她这“三不”的意见使很多同志受益匪浅，后来有同志回忆说，“若不是邓大姐的嘱咐，我在被围攻批斗中也许就不能很好把握自己”，“我记住了‘三不’始终坚持不伤害同志和朋友，通过了‘考试’，保持了自己共产党员的品格”。
邓颖超还给许多当年在国统区一起战斗的同志写了证明材料，使他们免受冤屈。
宋庆龄在北京的住宅经周恩来指示被北京卫戍区保护起来，但上海却发生了其父母墓地被砸事件。廖梦醒把这件事告诉了邓颖超，邓颖超立即告知周恩来，周恩来十分愤怒，马上命上海市政府派人修好墓地并要求把修好的墓地照片立即寄到北京汇报。收到照片后，邓颖超亲自送到宋庆龄的住所。宋庆龄看了照片后非常感动，与邓颖超紧紧拥抱，并叮嘱她和周恩来要好好珍重自己。
邓颖超得知造反派不拨付宋庆龄医疗保健费用很着急，经过多方奔走解决了这个问题。事后，宋庆龄特地写信感谢她。
邓颖超还受周恩来委托去看望何香凝，何香凝非常思念自己的儿子廖承志，周恩来就设法让廖承志住进医院治疗，母子在医院里见了面。
贺龙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受到冲击，周恩来和邓颖超把他接到西花厅住下，躲避了一段时间。后来消息被造反派得知了，周恩来就与卫戍区研究把贺龙夫妇送到西山一处隐蔽的住处，并派战士保护起来。但贺龙*终还是被林彪一伙迫害致死，周恩来知道这个消息后悲愤交加。几年后，在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上，被癌症病魔缠身的周恩来，坚持抱病参加了追悼会，他泪流满面地对贺龙夫人说：“薛明呀，我没有把他保护好呀。”薛明紧紧握住他的手，哽咽地说：“您也要保重身体啊。”周恩来在当时的环境下做了自己能做到的一切，但严于律己的他仍觉得自己做得很不够。
“文化大革命”中超负荷的工作量加上内心的沉重和焦虑，终于使周恩来病倒了。
一日，他突然感到胸闷、无力，当时汗如雨下、不能起身，医生诊断他患了严重的心脏病，立即给他吸氧、用药，并要求他立刻休息。
周恩来知道自己的病情后很冷静，他知道自己的工作，他不能休息。他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对他的病情保密，他还要处理很多的事情。
身边的秘书、卫士们与周恩来感情很深，他们心疼周恩来，担心他的病情继续发展。大家商量了一个办法，请一位秘书执笔写了一份大字报，强烈请求周恩来休息。大字报上的签名除了日常工作生活中与周恩来朝夕相处的工作人员外，还有常来西花厅研究工作的陈毅、聂荣臻、叶剑英等领导同志。
周恩来看见贴在门上的大字报，非常感激大家对他的爱护和关心，但是他有些无奈地对大家说：“我不能休息啊，你们看，这么多文件都等着我批，那么多的事等着我办，我能休息吗？”
周恩来在大字报边上批了“诚恳接受，要看实践”八个字，就带着氧气袋，继续工作了。
邓颖超在这份大字报下写了五条补充意见：
一、力争缩短夜间工作时间，改为白天工作；
二、开会、谈话及其他活动之间，稍有间隙，不要接连工作；
三、每日工作安排应留有余地，以备临时急事应用；
四、从外面开会、工作回来后，除紧急事项，恩来同志和有关同志不要立即接触，得以喘息；
五、会要开短些，大家说话简练些。
以上几点希望恩来同志坚持努力实践，凡有关同志坚持大力帮助。
周恩来接受了妻子的这一份爱，但是一工作起来，这些规定又怎么能顾得上呢。一次为了阻止外事部门的造反派拦陈毅的汽车，周恩来整整用了十八个小时做他们的工作，致使心脏病再次发作。正在南方的*知道后特地电告周恩来：“告诉总理，要多睡觉，不要开长会，不要多说话。”
邓颖超守护在周恩来身边，和医生一起研究如何使丈夫早日康复。见周恩来病好后又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中，她默默地递上了字条：“恩来，我看你的面容精神是疲乏不堪了，应该休息一下才是。”
中共“九大”前后，斗争异常复杂，很多原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都被排除在外。周恩来忧心忡忡。邓颖超又给丈夫写了如下字条：“对事对人要放眼量,力戒急躁和激动，……以免影响心脏波动。”邓颖超以字条的方式与丈夫交心并劝慰，已经成为他们夫妻的一种特殊的交流方式了。这样的字条很多，周恩来知道妻子关心自己，心里很温暖，但从没有回复过。在他出访朝鲜之前，邓颖超又写了长达四百字的字条给他，他看到了许多嘱咐，这一次破例回复道：“同意你的好建议，我当照办。”
这些字条后来都被收集在一起，成为周恩来、邓颖超夫妻相慰、相爱的历史印迹。
周恩来在心脏病时时会发作的情况下，处理了国内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事务。在林彪出逃期间，在促进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国核试验、人造卫星上天期间，他经常通宵达旦地找人谈话，会见外宾，工作多得不可胜数。他的身体每况愈下，有时需要靠吸氧和注射球蛋白维持体力，坚持工作。
1972年5月18日，经过医生会诊，周恩来患了早期膀胱癌。医生没有把诊断结果告诉周恩来。
病中的周恩来积极地配合治疗，同时要求医生的治疗不能影响他的工作，他要争取时间，把国家的大事安排好。
1973年3月10日，经过周恩来的努力、*的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邓小平复出文件下发的当天，周恩来委托邓颖超代表他，去看望邓小平夫妇、李富春夫妇和刘伯承元帅，之后他又亲自与邓小平进行了长谈。他觉得接班人有望，心情愉悦，病情也得到初步控制。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住进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五医院。
当天，他接受了癌变切除的大手术。
邓颖超陪伴在丈夫身边。她已经七十多岁，久病缠身，但她坚持每日上午去参加学习，下午带着秘书和他们挑选的文件去看望周恩来，亲自念文件给他听。周恩来的病情虽严重，但终于可以在医院安下心来治疗了，邓颖超心里很安慰，希望在专家的努力下，他的病情可以得到控制，慢慢康复。
从1974年6月起，周恩来动了大小手术十四次。但其间他却谈话二百二十人次，谈话对象包括中央领导、各地区部门负责人、身边工作人员；会见外宾六十五次；参加会议三十二次，有一次会议开了三小时四十五分钟。这些还不包括看材料、批改文件等工作的时间。
这是以怎样的毅力支撑着病体？这是以怎样忘我的精神去进行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利用“伍豪”事件对周恩来进行诬蔑和攻击。在1975年9月周恩来*后一次进手术室前，他要工作人员找来自己于1972年6月23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用颤抖的手签上“周恩来，于进入手术室，一九七五、九、二十”，并大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守候在旁的邓颖超紧紧握住他的手，周恩来赤胆忠心，日月可鉴，怎能容忍“四人帮”的诬蔑？！
1976年1月5日，周恩来做了*后一次大手术，邓颖超直到深夜才从医院回家。那些日子守候在家中的秘书和工作人员*怕听到的是电话铃声，就怕是医院来的。
1月8日上午，西花厅的电话铃骤然响起，医院来电话，说周恩来情况不好。邓颖超在秘书赵玮的陪伴下赶到医院，医生们还在抢救，但已经没有希望了。邓颖超悲痛欲绝。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周恩来与世长辞，享年七十八岁。
上午11时，来向周恩来遗体告别的中央领导同志到齐了。邓颖超向他们转述了周恩来生前提出的三点请求和她个人的意见：
“一、他十几年前的意愿，请求不保留骨灰，将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上；二、不要特殊、不要超过任何人（这是指对他的后事处理）；三、不要开追悼会，不要搞遗体告别。对恩来同志的丧事要从简，数九寒天，群众太冷，死者什么也不知，所有的一切为了给活人看，浪费人力、物力。上述三点请求报告*、党中央批准。对恩来的丧事一切由组织决定，我个人没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希望能满足恩来同志的要求。”
邓颖超完成了周恩来*后的托付。
邮册：
中国邮政于2018年3月25日发行《海棠花》特种邮票一套4枚，并发行版式二，这是周总理*喜欢的花卉，亦是新中国首套雕刻版花卉邮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