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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日将尽》是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代表作，也是奠定其国际一流作家的重要作品，获1989年英国布克奖。《长日将尽》以*能代表英国社会和文化特征的男管家为切入点，以现实主义手法入木三分地表现了英国的政治、历史、文化传统与人的思想意识。小说于1993年获翻拍电影，获多项奥斯卡奖、英国电影学院奖提名，英国影帝安东尼•霍普金斯、实力女星爱玛•汤普森主演，至今已成为影史经典。
【内容简介】
《长日将尽》是诺奖得主石黑一雄1989年获布克奖的作品，也是石黑一雄*重要的代表作。小说以管家史蒂文斯的回忆展开，讲述了自己为达林顿勋爵服务的三十余年时光里的种种经历；虽然达到了职业*，但史蒂文斯过于冷酷地压抑自我情感，追求完美履行职责，而在父亲临终前错过*后一面，之后又与爱情擦肩而过。小说通过主人公的回忆，将一个人的生命旅程在读者眼前抽丝剥茧，同时也折射出一战与二战之间那段非常时期的国际政治格局。
1993年根据小说翻拍的同名电影（又名《告别有情天》）由英国著名演员安东尼•霍普金斯和艾玛•汤普森主演，获得八项奥斯卡奖提名和六项英国电影学院奖提名，成为影史经典。
【作者简介】
石黑一雄，日裔英国小说家，1954年生于日本长崎，与奈保尔、拉什迪并称为“英国文坛移民三雄”。石黑一雄的作品并不多，但几乎每部作品都获得重要的文学奖项：《远山淡影》获温尼弗雷德•霍尔比纪念奖，《浮世画家》获惠特布莱德年度*小说奖，《长日将尽》获布克奖，《无可慰藉》获切尔特纳姆文学艺术奖，《浮世画家》《我辈孤雏》和《莫失莫忘》均入围布克奖决选名单；1995年英女王授予石黑一雄文学领域的大英帝国勋章，1998年获法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2017年因“以其巨大的情感力量，发掘了隐藏在我们与世界的虚幻联系之下的深渊”而获诺贝尔文学奖。
【媒体评论】
“本书是石黑一雄继《浮世画家》后的第三本力作。史帝文斯是一位上了岁数的总管，服侍达令顿爵爷三十年时光，他回忆过去，重新面对生命中的重要事件，不知不觉间，其严谨且压抑的情感逐渐松动。史帝文斯待人淡漠而含蓄，自命不凡且缺乏幽默，他将一生奉献给他认定的工作职责，希望藉全然的无私奉献、冷酷地压抑自我情感而登上职涯的高峰。对他而言，坚忍克己是一种美德，他对自己在父亲过世之际泰然自若的表现感到自豪，也相信在面对情感磅礡的女管家时，自己的处理是「正确」的选择。石黑一雄对于史帝文斯的个性塑造细微精准、恰到好处，制造出反讽的效果，使主角不经意流露出一种令人悲悯的自欺。作者在令人沉痛不已的结局里也描述了主角迟来的觉醒，史帝文斯感叹自己浪费了一生，盲目为愚痴的主人服务，也始终不能晓悟「人情交谊」。”
——《出版家周刊》
石黑一雄的上乘之作：攸关人的存在、阶级与文化等提旨的讽刺喜剧，引人入胜，魔法般转化为细腻深刻且揪心的动人叙事。情节交错、教人赞叹……石黑一雄是具duchuang性且卓越的天才。
──《纽约时报》
一个既优美又残酷的故事。 ──小说家／萨尔曼．鲁西迪
一位大艺匠家。 ──诗人&小说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石板杂志》
整个世代中*杰出且*有原创性的作家。 ──剧作家／苏珊?希尔 英国《星期日邮报》
真是一部完美的小说。我根本舍不得放下。 ──小说家／安?碧亚提
【目录】
目录
引子：一九五六年七月 达林顿府………………………………
天——傍晚 索尔兹伯里……………………………………
第二天——早上 索尔兹伯里……………………………………
第二天——傍晚 莫蒂默池塘，多塞特郡………………………
第三天——上午 汤顿市，萨默塞特郡…………………………
第三天——傍晚 莫斯科姆村，近塔维斯托克，德文郡………
第四天——下午 小康普顿，康沃尔郡…………………………
第六天——傍晚 韦茅斯…………………………………………
译后记
【前言】
为无可慰藉之人提供慰藉——《长日将尽》译后记
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1954年12月8日— ）因“以其巨大的情感力量，发掘了隐藏在我们与世界联系的幻觉之下的深渊”而荣获二〇一七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并进而明确指出石黑一雄的文学创作的三个关键词是“时间、记忆与自我欺骗”。想来，石黑本人对此应该也是非常认可的，因为他在访谈中谈到自己创作的要点时，就说过：“我基本上就是依赖回忆。”《长日将尽》（The Remains of the Day）是石黑一雄的第三部长篇小说，荣获一九八九年度的布克奖，真正奠定了他国际一流作家的地位，这部小说与之前的两部长篇《远山淡影》（A Pale View of Hills, 1982）和《浮世画家》（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 World, 1986）的的确确全篇都是以主人公的回忆展开和构成的。以人称回忆过去、讲述奇遇、敷演故事甚至说三道四可以说是长篇小说这一体裁传统也常用的一种叙事策略，与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也称为“上帝视角”）叙事分庭抗礼，共为长篇小说叙事方式的两大宗派。相较于第三人称叙事，采用人称的好处在于容易获得读者的共鸣，读者很容易就会与叙述者的价值观产生认同，直至在情感上都会与主人公同悲同喜。但这仅限于可靠的叙述者，在叙述者是“可靠的”情况下，叙述者的情感倾向和价值判断与作者或者说体现在作品中的整体倾向是一致的，读者可以大体上将叙述者的声音等同于作者的声音，现代主义兴起之前的小说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典型的如维多利亚时代长篇小说繁荣期的众多作品，像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和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等。现代主义兴起之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亨利•詹姆斯的小说艺术就集中在对叙事角度的强调上，与此联系在一起的是叙述者的声音首次变得不那么可靠起来。詹姆斯故意选择感知视角、理解能力受到限制的叙述者，典型的比如说孩子，用这种受限的视角去观察，用这种尚不能完全理解叙述对象的声音去讲述，由此就会造成叙述者讲述的内容与成熟的读者实际感受到的内涵之间的一种微妙的、巨大的偏差，这种有意味的偏差对于读者所造成的审美和情感的冲击是极大的。美国文学批评家韦恩•布斯（Wayne Booth）在其叙事学名著《小说修辞学》（The Rhetoric of Fiction）种首次对所谓“不可靠的叙述”进行了命名和论述：“当叙述者的言行与作品的范式（即隐含作者的范式）保持一致时，叙述者就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
《长日将尽》的人称叙述就是典型的“不可靠叙述”。如果说亨利•詹姆斯的不可靠叙述源于叙述者观察和理解能力方面的受限，石黑一雄的不可靠叙述则是由于叙述者自身的有意回避和遮遮掩掩。《长日将尽》的情节是由英国豪门巨族达林顿府的管家史蒂文斯独自驾车前往西南部六天行程中的回忆所构成的。史蒂文斯为达林顿勋爵工作了三十多年的时间，亲眼见证了达林顿府一战和二战期间为辉煌的鼎盛时期，在这个时期，这个显赫的贵族府第实际上成为对于整个大英帝国的大政方针尤其外交政策起到巨大影响的权力中枢，“这世界就是个轮子，以这些豪门巨宅为轴心而转动”，通过达林顿勋爵，纳粹德国的驻英大使“里宾特洛甫先生几乎可以完全绕过我们的外交部门，直接接触到我们的层”。但在二战以后，由于达林顿勋爵在战前一直奉行不光彩的亲纳粹政策，达林顿府盛极而衰，已经由世界的“轴心”沦落到“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境况。在爵爷也身败名裂、郁郁而终（小说暗示爵爷是自杀身亡）之后，连达林顿府都已转手卖给了美国商人法拉戴先生，达林顿府作为世袭贵族达林顿家族的祖产，在世代相传以后终于为外姓——而且是外国人所有了。在达林顿府的全盛时期，身为管家史蒂文斯手下有三十几个全职员工供他差遣，而在此时，府里的员工加上他这个大管家也就只剩下了四个人，宅第的相当一部分已经关闭起来，不再使用。新主人法拉戴先生好意地主动提出让史蒂文斯驾车外出去休个假，汽油费由他来负担；而更主要的是因为府里现在的人手实在是捉襟见肘，史蒂文斯就想力促三十年前共事过的女管家肯顿小姐重返达林顿府任职，由此即可一举解决府里人手不够的难题，所以想借此休假机会顺道前往肯顿小姐的住处亲自劝她重新出山，结果却无功而返。《长日将尽》这部小说写的就是史蒂文斯这六天驾车出游的沿途见闻，更主要的是对于过去他这大半辈子管家生涯的断续回忆与思考。 那么他都回忆和思考了些什么？我们为什么又说他的叙述是不可靠的？他为什么要有意无意地躲闪和回避？他躲闪和回避的又是什么呢？干了大半辈子职业管家的史蒂文斯，他回忆和思考的一个为重要问题就是：怎样才能算得上是个“伟大的”管家？一个“伟大的”管家与一个极有能力的管家的本质区别又在哪里？史蒂文斯认为就在于他是否拥有一种“尊严”。那么这种“尊严”到底又是一种什么东西，它具体的内涵应该如何表述？史蒂文斯在经过一番深入的思考，并以自己的父亲管家生涯中的实际言行作为实例，得出结论说：“‘尊严’云云，其至关紧要的一点即在于一位管家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坚守其职业生命的能力”；“伟大的管家之所以伟大，是由于他们能够化入他们的职业角色，并且是全身心地化入”。身为“管二代”，史蒂文斯还进而还将他们这代管家与以他父亲为代表的上一代管家在价值观上的不同做了一番比较，他认为老一辈更关心的是雇主是否是有封号的世家贵族，而他们这一代更关心的则是雇主的道德地位，他们更加理想主义，更希望效力于那些为人类的进步作出贡献的士绅：这个世界是个轮子，以那些豪门巨族为轴心转动，而他们这些有理想的管家莫不以尽可能地靠近这个轴心为志向，他们这个职业的终极价值就体现在为那些肩负着当代文明大任的伟大士绅们服务，如果，也只有做到了这一点，你才可以被称为一位“伟大的”管家：“一个‘伟大的’管家肯定只能是那种人：他在指点自己多年的服务生涯时能够自豪地说，他已经将他的全副才能用以服务一位伟大的绅士了——而通过这样的一位绅士，他也等于是服务了全人类”。
那么史蒂文斯为之而效力了三十多年的达林顿勋爵，他是否居于这个世界的轴心位置，他是否是位伟大的士绅，他的作为是否促进了人类的进步呢？达林顿勋爵当然居于这个世界的轴心，用史蒂文斯自己的话说：“是我们这代人先认识到了前几代人全都忽略了的一个事实：即世界上的那些重大的决定事实上并不是在公共议事厅里，或者在会期只有寥寥数日又完全置于公众和新闻界关注之下的某个国际会议上做出的。更多的情况下，那些关键性的决定反倒是在国内那些隐秘而又幽静的豪宅里经过讨论、进行权衡后做出的。”小说中集中描写过在达林顿府召开的两次会议（外加无数“不宜公开”的密谈）：一是一九二三年三月召开的国际会议，达林顿勋爵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国的高级外交官和政要、杰出的神职人员、退役的军方士绅、作家与思想家共二十几位正式代表参加；还有一次规模虽没有这么盛大，却直接邀请到包括纳粹德国驻英大使与英国首相在内的别的官员到达林顿府进行密谈。正如史蒂文斯和肯顿小姐之间的那段对话所显示的那样：史蒂文斯向肯顿小姐抱歉说他实在太忙，没时间详细探问她跟他的求婚者会面的结果，因为“具有全球性重要意义的事件此时就正在府内进行当中呢”，而肯顿小姐则回答：“府里又何曾发生过不重要的事呢，史蒂文斯先生？”那么达林顿勋爵是否是位伟大的士绅呢？他的作为是否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呢？用史蒂文斯自己的话说：“无论近年来对达林顿勋爵的功过如何评说……我都该为爵爷说句公道话：他本质上是个真正的好人，一个彻头彻尾的绅士，时至今日，我都为自己能将好的年华奉献给为这样一个人服务上而深感自豪。”达林顿勋爵参加过一战，对阵的敌人是德国，但他出于绅士的原则和本能，对于已经败北的敌人就自然会表现出慷慨和友善。加之战后签订的《凡尔赛和约》的确对于德国有诸多不公开的条款，这就激起了达林顿勋爵的同情和义愤，尤其是在他的一位德国挚友自杀之后，他开始致力于为德国争取平等的国际权益，一九二三年的那次重要的国际会议就是专门为此而召开的。可以说到此为止，达林顿勋爵的所作所为是完全正当的。但在纳粹政权上台以后，德国已经从之前的牺牲者一变而成咄咄逼人的侵略者，达林顿勋爵却仍旧秉持之前的亲德、挺德立场，执迷不悟，终至于成为纳粹德国的帮凶。如果说一九二三的那次会议还是完全正当的，那么到一九三六年他一手安排纳粹德国的驻英大使与英国首相到达林顿府密谈，甚至想促成英王在那个时候亲访德国，与希特勒会谈，用勋爵的教子的话说就是：“在过去这几年当中，爵爷可能是希特勒先生在本国为他摇旗呐喊，助他实施其宣传诡计为得力的一枚棋子了”。而之所以走到这一步，居然正是因为勋爵是位真正的绅士，因为他为人真诚，品德高尚。所以答案是：达林顿勋爵确实是位品德高尚的绅士，但他却并没有成为一位伟大的绅士，他非但未能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反而沦落为纳粹的棋子和帮凶。这也就可以解释史蒂文斯的回忆为什么会躲躲闪闪、避重就轻，甚至自我欺骗了。表面看来，史蒂文斯的遣词造句非常正式、规范，面面俱到而又谨小慎微，恰合他大半辈子的管家身份，但表面上滴水不漏的叙述当中，暗底里却有潜流涌动，甚至暗潮汹涌。他一方面说他们这代管家有着理想主义的追求，良禽择木而栖，要选择真正伟大的绅士为其服务，在助其促进全人类的福祉中实现自己的职业价值，成为“伟大的”管家；另一方面在勋爵的教子小卡迪纳尔明确向他指出勋爵已成为纳粹的棋子和帮凶以后，他又采取鸵鸟政策，故意视而不见，并且为自己找借口，说像他们这样的人是完全不可能理解当今的国际大事的，好的办法就是完全信赖他们已经认定是既明智又可敬的那位雇主，将全副精力奉献于为他提供好的服务上。他一方面坚称达林顿勋爵是位伟大的绅士，他为自己将美好的年华奉献给为这样一个人服务上而深感自豪，另一方面却又在两次截然不同地场合有意地回避他是否曾为达林顿勋爵服务的话题，甚至不惜矢口否认。他一方面义愤填膺地为爵爷声辩，说人们攻击爵爷是个排犹主义者是卑鄙龌龊的无耻谰言，一方面又因为奉爵爷之命开除了两个犹太女仆而难以释怀，几成心病……这种前后不一，甚至完全矛盾的表述实在是太多了，而其根源则在于达林顿勋爵并非如他所愿意相信的那般完美，但正视这一点就等于抹杀了他三十年来鞠躬尽瘁地工作的意义，乃至于把他整个人生的意义也都一笔抹杀了，而这是他无法面对的残酷真相。达林顿勋爵具有真正的绅士精神，秉持Noblesse oblige（位高则任重）的道义责任，在一战后为明显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战败国德国鸣不平，并且不限于道义上的支持，勇于行动，以殚精竭虑的实际作为运筹帷幄，奔走呼号，其精神何等高尚，其行为何等高贵。在为德国争取平等待遇的那次国际会议上，勋爵曾跟美国的政客刘易斯先生有过一次正面的交锋，刘易斯先生说他们凭借自己高贵的精神治国理政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的国际事务需要专业人士来掌管，他们都是外行，他们根本就搞不清状况，仅凭着美好的愿望只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勋爵则反驳说他所谓的专业精神无非是通过欺骗和操纵来为所欲为，是依照自己的贪欲和利益来排定轻重缓急，而他所谓的外行，他更愿意称之为“荣誉”。
......
【书摘与插画】
看来，对于“怎样才算得上一个‘伟大’的管家”这个问题，似乎还有很大的一个维度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好好地思考过。对于这样一个如此心念系之，尤其是这些年来我已经反复思考过的问题，意识到这一点，不得不说真让我颇为忐忑不安。现在想来，我当初对于海斯协会有关其会员资格之规定的某些方面嗤之以鼻，或许是有些操之过急了。请先允许我解释清楚，我并无意收回自己对于“尊严”及其与“伟大”之间关键联系的个人观点。不过，我不免对于海斯协会的另一项规定做了些更为审慎的思考——亦即其公开承认加入协会的先决条件之一是“申请者须服务于显赫门庭”。我现在的感觉跟当初并无二致，仍旧认为这表现了该协会的一种不假思索的势利心态。不过，我现在想到，我所特别反对的或许只是他们对于何为“显赫门庭”的过时理解，而非其中所表达的一般原则。确实，在进一步对此问题进行过一番思考以后，我相信，“伟大”的先决条件是“须服务于显赫门庭”这种说法本身也许确有其道理——只要对于“显赫”的理解比海斯协会的认识更加深入即可。
事实上，只要将我对于“显赫门庭”可能的诠释与海斯协会对它的理解做一比较，则我相信就能极为鲜明地体现出我们这一代与上一代管家在价值观上的根本差异。我这么说，不仅是想请您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这一辈对于雇主到底是地产贵族还是“经商致富”的态度已经没有那么势利了。我想说的是——我并不认为这种说法有失公允——我们是远比上一代更加理想主义的一代。我们的老辈更加关心的或许是雇主是不是有封号的贵族，或者是否出身于“旧”族，而我们更在意的则是雇主的道德地位。我这么说的意思并不是指我们一心瞩目于雇主的私人行为，我的意思是我们更加热切地希望效力于那些——可以这么说——其作为正在促进人类进步的绅士，这一追求在上一代看来想必是颇不寻常的。打个比方说，我们宁肯效力于像乔治•凯特里奇先生这样尽管出身卑微，却为大英帝国未来的福祉做出过无可争辩之卓越贡献的绅士，而不愿意侍奉那些虽有显赫的贵族出身，却只会把光阴虚掷在俱乐部和高尔夫球场上的老爷们。
当然，在实际中，很多出身于贵家族的绅士一直都有着致力于缓解当前面临之重大难题的传统，所以乍看之下，我们这代人的抱负可能表现得与我们的先辈也并无多大差异。不过我敢断言，在态度上还是有根本之不同的，这种不同不仅表现在业内的同行相互间热衷于传达的种种话题，更反映在我们这一代中的众多翘楚人物在职位去留方面做出的选择上。做出这类决定所考虑的已不仅仅是所得薪水的高低、手下员工的多寡或者雇主门庭的显赫与否了；对我们这代人而言，我们职业声望的高低根本地取决于我们雇主道德价值的高下上，我感觉这不失为一种公允的说法。
我相信，借助形象化的比喻方式可以为鲜明地突出这两代人之间的不同。可以这么说，家父那一代管家更倾向于将世界看成是一架梯子——王室成员、公爵以及出身古老世家的勋爵们居于位置，那些“新贵”阶层等而次之，以此类推，直到降到一个基准点，基准点之下的层级就全由财富的多寡甚或有无来确定了。任何一位有雄心有抱负的管家只管竭尽全力往这架梯子顶上爬就是了，总的说来，爬得越高，其职业声望也就越大。这当然也正是海斯协会那套“显赫门庭”的观念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而迟至一九二九年该协会还在大言不惭地公开发表此类声明，这一事实本身就已清楚不过地说明为什么其灭亡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早就该到来的了。因为到了那个时候，这样的想法已经完全跟不上我们这个行业中涌现出来的佼佼者们的观念了。对于我们这代人而言，这个世界已经不再是一架梯子，而更像是一个轮子了，我相信这种说法还是相当准确的。或许我该进一步做些解释。 在我的印象中，是我们这代人先认识到了前几代人全都忽略了的一个事实：即世界上的那些重大的决定事实上并不是在公共议事厅里，或者在会期只有寥寥数日又完全置于公众和新闻界关注之下的某个国际会议上做出的。更多的情况下，那些关键性的决定反倒是在国内那些隐秘而又幽静的豪宅里经过讨论、进行权衡后做出的。在众目睽睽之下伴以无比盛大的排场和典礼所发生的那一切，经常不过是执行在这样的豪宅内部经过几周甚或几个月的时间达成的决议，或只是对其进行官方的认可。因此在我们看来，这世界就是个轮子，以这些豪门巨宅为轴心而转动，由他们做出的那些重大决策向外辐射到所有围着他们转的人，不论穷人还是富人。我们所有这些拥有职业抱负的人，莫不以竭尽所能以尽量靠近这个轴心为志向。因为正如我说，我们是充满理想主义的一代人，对我们来说，问题并不是简单地在多大程度上发挥出了我之所能，而是以我之所能达至了何种结果；我们每个人都怀抱着这样的渴望，愿为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略尽绵薄，做出贡献；我们也都认识到，身在我们这一行，要想做到这一点，可靠的途径就是效命于那些肩负着当代文明重任的伟大的士绅。
当然了，我这么说不过是为宽泛地概而论之，我乐于承认，我们这一代中有太多人根本就没耐心去做这样深入的思考。反而言之，我敢肯定家父那一代当中也有很多人出于本能，已经意识到了他们的工作的这一“道德”维度。不过总的来说，我相信我这些概括还是准确无误的，而且我所描述的这种“理想主义的”动机至少在我个人的职业生涯中，确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我曾动不动就更换雇主——就是因为意识到那些环境全都无法给我带来持久的满足感——总算是天道酬勤，一直到有机会效命于达林顿勋爵我才终于安顿下来。 说也奇怪，我是直到今天才头一次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的；的确，当初我们在仆役大厅里围炉夜话的时候，曾花了那么多时间来讨论“伟大”的本质，像格雷厄姆先生这样杰出的管家和我都从来没有考虑到在这个问题当中还有这样的一整个维度。尽管我不会收回之前我对于“尊严”的特质所发表的任何观点，但我必须承认对于这一论题应该附加一个补充条款，即无论一位管家已在大多程度上具备了这样的素质，如果他未能成功地找到一个适当的通道来将他的成就发挥出来，他也很难期望同行们能够认可他的“伟大”。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像马歇尔和莱恩先生这样的人物，他们都只效命于那些其道德地位毫无争议的绅士——韦克林勋爵、坎伯利勋爵、伦纳德•格雷爵士——你不免会得到这样的印象，即他们是不会屈身侍奉那些成色不足的绅士的。确实，这个问题你越想就越明显：隶属于一个真正的显赫门庭确是达至“伟大”的先决条件。一个“伟大的”管家肯定只能是那种人：他在指点自己多年的服务生涯时能够自豪地说，他已经将他的全副才能用以服务一位伟大的绅士了——而通过这样的一位绅士，他也等于是服务了全人类。 我说过，这些年来我居然从来没有从这样的角度考虑过这个问题；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或许正是难得地出门进行这样一次旅行，才促使我对于这个我本以为早就彻彻底底思考清楚了的题目产生了如此出乎意料的新鲜观点。而且大约一个钟头之前发生的一个小状况想必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促使我沿着这样的思路来思考问题——我得承认，这个小状况还颇使我担了不小的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