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当今中国，教育问题可谓国人关注的焦点之一，也是问题较多的领域。本书非常契合当下国内教育发展现实，对国内教育改革可以起到一定的反思和推动作用。
【内容简介】
《文凭社会：教育与分层的历史社会学》考察了1850—1978年间美国的教育发展历程，以文凭社会的文化生产为研究切入点，从社会学视域分析了文凭的本质和文凭异化的过程，揭示了学校教育与社会分层的内在关系，进而完成了对当代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反思和批判。
【作者简介】
（美）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1941— ），美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冲突论学派代表人物，宾夕法尼亚大学荣休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理论社会学、社会冲突、关于政治与经济变迁的宏观社会学，著有《文凭社会》《冲突社会学》《哲学社会学》《互动仪式链》《暴力》等著作，在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目录】
中文版序
推荐序
**章 技术管治的迷思
第二章 组织中的事业
第三章 文化的政治经济学
第四章 历史上的美国
第五章 文凭系统的兴起
第六章 专业的政治学
第七章 闲职社会的政治学
参考文献
译后记
【前言】
中文版序文凭的通货膨胀指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更高的学位，工作职位对教育水平的要求也在水涨船高。当有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某一教育文凭或学位时，其价值也就随之下降。在美国，高中文凭（即接受12 年教育）在1940 年之前还相对罕见；而现如今，高中学位已是家常便饭，在找工作时几乎一文不值。大学入学率在年轻人中超过了60%，大学学位也面临着如高中学位一样的命运。现在，当学位已经发生通货膨胀，它们的主要价值就是重新投入教育市场，用来获得更高的学位。理论上，这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过程。我们完全有可能成为中国明清两朝时那样，学子们不停地参加科举考试，一直到三四十岁；只不过现在这种情况影响到的可能是绝大部分人，而不再仅仅是少数精英。不同国家教育通胀的速度也有所不同，但自20 世纪后半叶以来，它们不约而同地都走上了这条道路。教育学位是一种体现社会地位的通货，可以用来交换获得工作的机会；与所有通货一样，当供给不断增加而货物却有限时，价格就会飞升（或购买力下降）。在这里，人们追求的是不断减少的中产阶级工作职位。教育通胀基于自身而发展；在每一个攻读学位的个体看来，面对学位贬值，好的回应就是获得更多的教育。这就是教育扩张的主要机制；不过，它同时还因盛行的技术管治意识形态而变得愈发严重。这一论点宣称，工作职位不断提升的技术要求赶走了非技术劳工，而当今对高技术工作的需求则逐步提升了教育水平。大约四十年前，我在出版于1979 年的《文凭社会》中收集了证据，证明技术变革并不是文凭要求提高的推动力。教育的内容主要并不是由技术需求决定的；大部分技能—包括的技能—都是在工作中或通过非正式网络学到的，而教育官僚组织多也只是试图将其他地方学到的技能标准化而已。在后来对文凭通胀和技术变革的研究中，我也并未看到任何证据能够推翻我1979 年发表的结论。没错，确实有一小部分工作受益于科学和技术教育，但这并不是推动教育大规模扩张的动力。未来，大部分人都成为科学家或技术人员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发达国家里增长快的工作职位是低技能的服务业工作，在这些行业，雇佣人类劳动力比自动化更廉价。教育文凭的通货膨胀是基于错误的前提发生的，那就是更多的教育能够生产出更平等的机会、更高科技的经济表现和更多的好工作。不过，面对全世界发达经济体中一个日益明显的严重问题，它的确提供了可能的解决方案；这个问题就是随着计算机和人工智能对非体力劳动的威胁日益迫近，中产阶级即将被科技替代。二十到三十年内，如果商业公司试图取消大部分拿薪酬的工作岗位，导致没人买得起资本主义产品，那么资本主义社会就有可能因此垮台。文凭通胀有助于缓和这一问题，因为它把更多人都留在了劳动力市场之外；如果学生能获得财政补助，不管是直接补助还是通过低息贷款（终甚至可能无需返还），这都是一种隐藏的转移支付。在福利国家的意识形态不受欢迎的地方，例如美国，是教育的神话支撑起了隐藏的福利国家。再加上小学 、中学和高等学府里的数百万教师及行政人员，教育通胀背后隐藏的凯恩斯主义也许能保证资本主义经济的巨轮不会沉没。当然，教育也面临技术化的威胁，例如教师被电脑替代；如果这一趋势发展下去，教育也许就无法阻挡科技替代的发生。不过，如果不考虑这一点，那么不断扩张的教育是否能成为科技替代的一种凯恩斯主义解决方案呢？教育是政府的重要支出，这可能会限制它在未来的进一步扩张。随着成本提升，会出现私有化的压力，将政府的财政负担转移到学生或家长身上；但随着中产阶级在经济上遭受挤压，这种方式也有其局限。文凭通胀推动下的教育系统扩张，可能会引爆教育系统内部的危机。但这并不一定是终结局。我们可以想象一系列平台期：随着我们对教育作为一种救赎的俗世信仰不断破灭又不断重建，教育膨胀也会随之停步又再度启动。对我们大学教师来说，这一影响将格外明显。尽管教育系统是基于错误的前提而发展起来的，但我仍然因为发表了对教育通胀的批评而感到不安，因为我的大部分同事都得靠它吃饭。1979 年本书出版后，我曾一度从大学辞职，成为一名全职作家；但教书毕竟报酬更高，因此，几年之后我又回到了校园。任何事物都需要从某处获得资源，社会学自身的存在也是如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错误的前提保护了社会学自身的物质基础，却也正是由社会学来揭露的。如果大众在政治观点上不再对教育怀有乌托邦般的信仰，他们是否还会继续支持教育呢？再过二十到三十年，我们将会看到答案。兰德尔·柯林斯 宾夕法尼亚大学荣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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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职与职位财产社会阶级可以通过他们占有的财产来划分，但是这种“财产”中重要的形式并不限于传统的物质与金钱所有物。相反，劳动市场中的“职位”塑造构成了直接的财产形式。“职位”这个词本身只是一种比喻（尽管它广为流传并被视为理所当然），用来形容特定个体在特定工作条件下一系列恒定的行为模式。事实上，物质与金钱财产（property）也是一个类似的比喻，因为财产关系是一种行为，是面对特定对象和人物时的特定行动，而不是所有者与所有物之间的物质关系。在日常生活中，决定大部分阶级组织和阶级斗争的是职位中的财产（property in positions）。物质与金钱财产（除了自有住所之外）集中在相当有限的群体手中，但职位财产却是在整个人群中塑造着阶级关系，并有很大的变动范围。经济斗争的实际细节就是在这一层面展开的。技术变革在这一背景下带来了十分奇怪的结果。对大部分工作来说，技术要求并没有因此提高太多；只要一个人识字，大部分工作都能通过日常实践来学习。对内要求不同寻常的漫长训练或技能的专业工作十分罕见。“系统”并不会“需要”或“要求”特定的工作表现；它“需要”它得到的东西，因为“它”只不过是一种谈论当时当下事情如何发生的潦草方式罢了。人们工作有多努力、多灵巧、多聪明，这取决于其他人在多大程度上能要求他们这么做，以及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能支配其他人。技术进步能带来的是提高生产的财富总额，并让塑造职位财产的斗争愈演愈烈；这不是因为生产的必要性，而是因为增长的财富激化了对分配的争夺。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机器与组织技术已经十分强大，能让所有人都在付出相对较少体力劳动的情况下以十分舒适的标准生活。人们已经对此思索了许久，有时带着希望，有时对阻挠这一趋势的力量心怀愤怒，有时则害怕这会带来无聊和缺乏目标的生活。但实际上，社会并没有转向由娱乐休闲主导，至少这种转向十分缓慢，看起来似乎并没有什么改变。大部分人仍然每周工作很长时间；层的职位则需要每周花更长时间工作（这一群体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每周要工作55小时以上）；已婚女性中有很大比例参与工作；许多人同时有几份工作（Wilensky，1961）。为什么会这样？如果我们想到，社会中常见的休闲方式也是不受欢迎的，一切就迎刃而解了：那就是失业。人们之所以工作，是因为工作是财富分配的方式。为失业者提供保障的福利系统尽管面临许多反对声音，却对财富再分配作用很小（Pilcher，1976）。之所以有些人很富有，是因为他们或其家人的工作控制了财富多的大型组织。其他人则在保障我们生活的组织财产系统中有着一席之地。失业者（或继承了边缘职位的人）对社会中主要的财产资源并无权力（通常也没有政治影响力），这就是他们贫困的原因。考虑到理论上能带来高休闲社会的技术管治论，关键问题在于：谁来控制它？答案很明显：在一个大众休闲的社会里，那些少数工作的人将会得到多的财富。米歇尔斯（Michels，1949）发现，控制政党中行政系统的人能够获得多的利益，在更广泛的层面上也有类似的现象。正因如此，我们才没有转向一个高休闲的社会，尽管技术能力早已达到了这一程度。我们为或多或少很简单的工作建立了多余的结构，其中充斥着没事找事的闲职，不仅因为现代技术允许我们这么干，也因为想要工作的大众带来了政治压力。因此，我们有着庞大的政府雇佣系统（包括教育），工会部门有着繁复的工作规章来保护自己，寡头企业中庞大的劳动力则不断保持繁忙，并寻找新产品来正当化自己的工作。实际上，休闲已被纳入工作本身。因此，技术进步并不会要求人人都要努力工作和接受长时间的训练，而是会让组织要求变得越来越表面化和随意。本斯曼和维迪奇（Bensman and Vidich，1971：5-31）提供了一些理由，来解释为什么我们得以转向这种“闲职社会”：技术带来的生产力本身制造了现在被广为承认的“凯恩主义”问题，那就是如何保持消费者的需求，从而防止经济衰退。政府雇佣的大规模扩张正是这一问题带来的结果。另一个结果则是政府通过将越来越多的执照分配给连锁和专业寡头来为第三部门提供保障。在的制造业公司里也存在私人企业的闲职，这些公司有着较高的教育要求和复杂的职位分工，他们的休闲补贴是通过销售展会、激励项目和再培训项目来提供的。大型组织的控制部门哪怕是以提高生产效率的名义建立的，也会提高非生产的闲职部门比例。明确的计划和成本核算部门会将自己的成本加到组织身上，并将财富转移给自身成员；保险部门和执法部门也是如此。在这些领域，上上下下对控制权的争夺都证实，在组织的每一个层级都存在政治元素。保险公司接到的索赔越多，公司接到的工会和种族歧视投诉越多，专门处理这些问题的制度化部门就会不断增长，导致组织中有更多人卷入斗争来强化自己的职位财产。闲职部门因为人们争夺对它的控制而变得愈发庞大起来。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经济市场的理性没能抑制这种浪费，让这么做的组织倒闭？事实上，在经济市场的主要部门里，这一过程并不成立。政府组织无须参与竞争，也很少会面临有效的让它们市场化的政治压力。大型公司恰恰能够负担得起这种内部再分配，因为它们垄断着市场，而且通常还有政府政策作为保障；外部竞争并不能让它们降低内部成本，因为官僚组织的复杂性和股票所有权与直接管理之间的剥离让它们无需对自己之外的任何人负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技术管治论的维护者看来，恰恰是那些得到高度保护的组织因为技术变革而获益，而那些无法在市场中得到保护的小型组织则因技术的落后而面对动荡和相对贫困。这只不过是在用闲职部门自己的意识形态来重复它们的自吹自擂罢了。在经济衰退时，谈论闲职的普遍存在和生产的“奢侈”或“浪费”本质可能看起来不那么协调，但只有在技术管治的意识形态下才是如此。通货膨胀和市场需求不足带来的经济危机，也许恰恰是闲职系统的不公平所带来的结果。物质财富与休闲同时集中在一部分人手里，另一些人则面临经济困难，同时可能所有人都内心焦虑；这在经济史上并非没有先例。技术带来的高生产力在经济危机中并没有消失，因为经济危机归根结底发生在财富的分配而不是生产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