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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抑或政治只是一组有用的约定，与人类更深层次的自我实现无关？
人类是如何步入政治生活的？正义和利益能否协调还是必将冲突？
罗马人是如何并实行了何种的政制形式能够在短短不到53年的时间里使当时几乎一半的人类世界臣服于自己的统治？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梅丽莎•莱恩选取对当今政治思考至关重要的根源于希腊和罗马的八大主题，引领我们理解政治可能是什么。她追寻古典观念的现代回响，揭示古典政治和现代政治的一系列前提，以使我们发现它们的共同立场，辨明立场间的差异。不管个人身处何种政治环境，这是帮助我们思考政治的*方式。
我们必须努力按照人类*好的本性去创造一种政治，以免然让政治按照*坏的本性去塑造我们。
【作者简介】
梅丽莎•莱恩（Melissa Lane）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历史学家理查德•塔克(Richard Tuck） 评价莱恩的著作是“一位当代**的古代哲学学者进行的一场艺术大师级的演出”。
【目录】
导 言 权力及其目的的可能性
*章 正义
第二章 政制
第三章 民主
第四章 德性
第五章 公民身份
第六章 世界主义
第七章 共和国
第八章 主权
结 论 古代希腊与罗马的未来
致 谢
术语表
主要人物、事件与地点简介
参考文献与缩写
【前言】
政治是权力的诸多可能性构成的光谱。它定义了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与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在光谱的一端是赤裸裸的剥削与权力支配，它*关注的问题是，如列宁所说，“谁（有能力统治）谁？”权力支配这一观念的诞生并不是单一与特定的，人类历史上，太多的社会都存在过权力支配的观念或现象。在光谱的另一端则是一个极其罕见的理想政体。它由享有决定权和行动权的自由且平等的公民组成，且其政治实践不存在垄断现象。这种理想政体在许多地方演化出许多种形式。但在某一特殊时期世界上某一处，产生了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观念可用以界说这种理想政体，这一理想政体形态现在仍然能够引起我们时代强有力的共鸣。古希腊与古罗马人创造的词汇至今仍然被用于分析政治现象以及表达几乎所有人的政治诉求。
自治（self-government）的诉求与实践是希腊与罗马人发明的诸多政治观念中的重要内容，集中体现在雅典民主政治与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实践中。希腊与罗马时期的哲学、文学和修辞学时刻对自治（self-rule）的各种形式提出质疑和挑战，这赋予他们异常丰富的政治思想资源。演说家和作家们揭穿了自治、正义和平等观念的虚幻与剥削特性；其他人则认为自治在伦理领域比在政治领域更易实现，或者说在某种区别于现存政治共同体的团体中更易实现。也就是说，希腊与罗马的政治哲学同时包含了自治的具体实践及其对立面。这就使得它不仅成为当今那些政治乐观者的宝库，也成为那些政治批评者的有效资源。
本书认为，希腊与罗马世界所包含的相当宽泛的权力可能性光谱是我们思考事情的绝佳资源。因此，本书对历史实践和哲学反思都将展开进一步探寻。我们现代人可以对希腊与罗马政治，比如奴隶制、性别歧视、精英主义、帝国主义等等进行批判，但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早已被先贤们批判过了。在每一种政体具体运行的过程中，总有一些针对其政体诉求的审慎批评。希腊与罗马人在发明民主与共和观念的同时，探究了“公民”这一政治观念的限度；考察了寡头制、王权制甚至僭主政体的政治诉求；怀疑将正义法则应用于公民关系的主张是否普遍有效。相较于把希腊与罗马的价值定义在政治光谱的某一特定节点上——例如那些引以为豪的大众自治原则，抑或对其所作的哲学反思——对希腊与罗马生发出的观念进行整体考察*为有益。
为了对批评作出合理的评价并回应旁观者的困境，为了考量政治的价值及其限度，我们需要弄清楚这些极具影响力的古典思想的发展过程。为什么要回溯这些古典观念和政治形态，而不是简单考察这些语词的当下内涵呢？从原初意义上来说，它们在希腊与罗马更具根本性。不管是在西方世界还是其他什么地方，它们是很多现代观念的根基（“根本性”一词的词源意义），继而在几个世纪的时间内演化为多种不同的形式。实际上，在古典作家作品被熟知或者古典政治实践曾经广泛实施的地方，这些观念被重新发现、修正和质疑。人们对这些观念的讨论随处可见，从马赛到阿富汗的阿伊•哈努姆（Ai Khanoum，亚里士多德的一个学生在此地把希腊著名的格言雕刻在一个墓碑之上），从突尼斯到大数（Tarsus），从拜占庭帝国到它的奥斯曼征服者们，以及在通过征服和殖民使希腊与罗马思想得以传播的地方。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各个地方，它们同时被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所接受。
根和它所育成的植物之间几乎没有明显的相似之处。我们有时会觉得希腊人、罗马人与现代各个民族是如此不同，以致于对我们当下理解事物的作用不大。或许他们无甚可鉴之处，是因为他们比我们好太多；就这一点来说，他们有时被赞誉为具有公共精神的良好公民，而现今的我们则是一些自私自利者。他们不可借鉴或许也是因为我们比他们聪明而幸运得多；就这一点来说，资本主义的自由和代议民主作为一种颠覆性的变革使得那些古典模式用处不大了。
以上两种观点混杂在启蒙哲学家让-雅克•卢梭对古典政治的批评之中。他认为古典政治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毫无可能性。他的批评充满了怀旧的色彩，同时也暗含了他毫不妥协的态度。1764年，他警告日内瓦公民（从出生权来说卢梭也是其中一位），你们攀比古代民族的时候，不要因为自己是所谓“共和国”的公民而沾沾自喜。
古代民族再也不适合现代人了；他们在所有方面与现代人都不同……［“你们”指代日内瓦人］你们不是罗马人、斯巴达人，甚至也不是雅典人。把那些伟大的、不适合你们的名字搁在一边吧！你们是商人、工匠、资产者，被各自的［原文如此］利益、工作、营生、利润牢牢占据；自由对你们来说也是唾手可得，高枕无忧的。① ()
总之卢梭认为，古今对比实际暗含的意思是说“现代人没有古代人的闲暇，不能始终参与治理事务”。② ()也就是说，卢梭暗示如果没有奴隶与战争的存在，希腊与罗马的公民就不会获得闲暇，他们广为人知的政治参与亦不可得，也就没什么可向他们学习的了。但实际上，与卢梭的这种含沙射影不一样的是，古代和现代社会都会对政治事务投入一定的精力和闲暇，这并不是完全由经济因素所决定的。奴隶制是一种（残酷而重要的）剥削性的财富占有方式，但仅存在于某些特殊领域，并非古希腊或罗马社会财富积累的首要手段；与此相反，很多其他人类社会形态也一样存在过奴隶，但它们并未发展出积极的政治参与。与此同时，现代社会积累了足够的财富、能源和生产能力（尤其通过劳动分工、非动物新能源和新媒体），如果他们（我们）如此选择的话，本可以促使更多人投身政治。
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在经济、技术、宗教和官僚体制方面的确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希腊与罗马的繁荣经济建立在农业、采矿业、手工制造业、贸易和战争掠夺的基础之上，但是他们没有指数般突飞猛进的经济或科技，也没有任何资本主义市场的观念。他们分享着众神崇拜的宗教仪式，而不是信奉某一个不受公众掌控的神。他们不会把国家视为抽象实体，也不会把国家与掌控、构成它的特定人群割裂开来。
毋庸置疑这些区别是真实的，不过它们更清晰地揭示出了政治的某些重要特征。希腊与罗马的国家机器不够精细，没有完备的科层等级结构，他们把政治理解为共同体内部公民间的基本关系，以及公民与那些城邦内外没有公民身份的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这就是为什么有时说，除了把政治理解为一般的共同体关切之外，希腊与罗马人没有任何其他关于“政治”的理解。政治对他们来说不是独立存在的某个专业领域，而是对共同体之公共事务的普遍与恒久的关切。① ()这意味着古典观念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观察共同体之诸多政制形式与价值诉求的视角。这在现代社会常常模糊不清，因其拥有如此众多专业化的政治机器。这并不意味着希腊与罗马把公民之间的关系理想化了（或者说他们的社会仅由公民组成：排他性和包容性也是政治的应有之义）。相反，一些人认为公民纽带和公民事务天然地具有剥夺性，或者认为它没有其他生活方式那么有意义。这些对公民理念与理想的批评，同它们挑战的对象一样具有启发意义。
本书将探寻古典政治和现代政治的异同，然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比较它们之间是差异更多还是相似更多，而在于揭示古典政治和现代政治的一系列前提，以使我们发现它们的共同立场，以及辨明它们立场间的差异。不管个人身处何种政治环境，这是帮助人们思考政治的*方式。无论从词源学的意义上，还是从它们所提出的深刻挑战的意义上，古典观念都被证明是根本而彻底的。比如，当今的网络和社交媒体增强了政治在今日受制于修辞这一认识，而雅典政治也曾受制于修辞；我们不断找寻新方法制造出来的社会知识也定会为雅典人所赞赏。被武断的意见充斥的社交网络空间使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问题再度棘手——仅有社会知识就足够了吗？政治如何对待科学专业知识？同时，层出不穷的经济不平等与陷入停滞的社会阶层流动始终是古典社会所面临的众多挑战之一。这个问题如今又具备了新的力量：如果可能的话，如何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使得富人和穷人在政治上成为平等的个体？
为了探索古典观念的现代回响，我选取了对当今政治思考至关重要的八个主题，它们都根源于希腊和罗马（即便不总是精确对应于古希腊文或拉丁语词汇）。如果不考虑当下，单只为反映希腊与罗马观念的历史意义而作一项更全面的复古考察，那么人们可能会选取一些截然不同的主题，比如，多神论或者罗马的庇护制（Patronage）。同样地，一个只关注时下政治的当代哲学家可能会毫不犹豫地选取另外一些主题，比如，权利或者合法性。我选取主题的原则是它们既能体现古典思想的主要内容，又能表现当下的反思。它们要能使人们了解古希腊和罗马700年政治思想与实践的重要方面，即从公元前6世纪末到公元2世纪末。我们尤其关注希腊和罗马所谓的“古典时代”，即大致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1世纪（注意公元前诸世纪从耶稣诞生之日起逆序纪年，耶稣的诞生标志着基督教时代的开始，参见图表1）。每章围绕一个主题展开，同时每个主题又代表但不局限于一个特定的时期、地点或思想家。
时代跨幅如此巨大，即便面对所选取的八个主题，一本简短的著作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比如，没有讨论那些对希腊与罗马的重要政治思想进行重构的古犹太教和基督教思想家。本书主要关注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的希腊史，以及罗马共和国后期的历史；至于罗马帝国早期的历史，则只有局部简略地提及。即便面对希腊民主政治和罗马共和国的古典时代，本书也有所取舍，以使读者既能更好地理解希腊与罗马自身的政治，又能以之为鉴，对当今世界有所理解。为了使这两项计划关联在一起，按照权力与可能性的关系为线索，我将从希腊社会着手来阐明政治的五个维度。
政治是什么？五个问题
每一个政治观念都必须回应如何组织权力以达成特定目标的五个问题：谁？哪里？为什么？如何？何时？虽然希腊人缺乏“政治”的特定概念，没有把它与经济、军事等区分开来，但是他们的确意识到，并回答了“关于政治的条件”的问题。他们发展出了一些我们视作政治观念的观念，但是他们自己却称其为“政治事务”（ta politika）：与某一共同体——我们也可以说是政治共同体——有关的事物或事务。为了充分阐明他们发展出来的众多观念，让我们依次来考察这些观念是如何逐一回应上述五个问题的。
关心“政治事务”的人是谁？答案：公民们（politai,即polites［公民］的复数），① ()意指那些拥有相同处境与关怀的平等个体，即便他们存在着贫富差别。这种平等具有两面性。极少数幸运儿通过将其余的人（外邦人和奴隶）排除在公共权益之外，来获取自身的公民身份。*严苛的排外是针对被希腊社会征服和奴役的那些民族。即使在僭主的统治之下，公民们也认为每个人是相互平等的，至少在僭主把公民和奴隶进行区别对待的意义上。罗马人的共同关怀则是“共和国”（res publica），直译为人民的事物或事务，也是英文单词“共和国”（republic）的来源。与奴隶相对，一个罗马公民是自由的。他的个人事务受到保护，他享有涉及公共事物福祉的重要权力，即公共关怀。古典政体下的女性公民（被动意义上）享有一定的特权与义务，但是她们在重要的政治讨论中没有发言权。当然从更宽泛意义上来说，她们有时也是重要的政治主体。下面几章将会讨论女性公民的问题。
对“政治事务”的关怀发生在哪里呢？希腊时期，尽管不*，但主要是在城邦（polis）内部。城邦是特定的领土范围和人类聚居地，它的中心通常是一个被城墙所环绕的核心城市，外围则是占一定面积的农业区。在希腊遥远的古风时代以及我们所谓的希腊古典时代存在过约1000个城邦共同体。城邦的领土规模从不到12平方公里到数千平方公里不等——斯巴达的面积从*外围算起约8000平方公里（人口数量则相对较小）。城邦的人口数量少则几千人，多则不计其数。公元前5世纪，在政治家伯里克利担任雅典将军的全盛时期，雅典的人口从*外围算起约有25万人，男性公民约有6万人（雅典城邦的领土面积约有2500平方公里）。① ()
在实践与象征的双重意义上，尽管土地对城邦认同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来自城邦居民的认同。城邦之为城邦，*根本是在其人民。当希腊人从嘴里说出“雅典”或“斯巴达”这些字眼的时候，他们从来不像我们今天口称“法国”或“巴黎”这般简单；他们通常是在说“雅典人”或“斯巴达人”。城邦尽管会在紧要关头丧失一些土地，但保全了一同关心“政治事务”的人群就意味着城邦生命的延续（众所周知，公元前5世纪的某一时期，雅典与斯巴达发生了战争。在将军和演说家伯里克利的建议下，雅典人把乡村郊区丢弃给了掠夺者。以后雅典人就只能聚集在有高墙保护的城邦中心城区，但他们在那里继续一起关心“政治事务”）。城邦通常被译为“城市国家”（city-state），因为政治事务主要集中在公共城区的中心。实际上，城邦还可以被译为“公民国家”② ()（citizen-state），因为城邦之为城邦更多的是基于人，而非地方。政治发生于城墙之内，随着本书论述的逐步展开，我们会发现这种政治观念后来在哲学上遭到了批判；关于伦理和政治共同体如何以及在何处产生，人们提出了更宽泛和更具包容性的想法。
罗马起初同样由一个中心城区和郊区腹地构成，但通过征服或协约的方式，它兼并了其他先前存在的政治共同体，很快发展成难以辨认的超大地域。随着战争和冲突的持续爆发，罗马人逐渐地、有时甚至并非自愿地把公民身份赋予扩张领地内的居民。*早，公民身份扩展到现意大利波河以南的几乎所有非奴隶人群；继而在公元212年，罗马领地范围内的所有自由民都被视为公民。在罗马早期的扩张过程中，公民身份有时被扩展至新涌现的“半公民权”（sine suffragio，没有投票权）阶层。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罗马的公民身份也极具延展和包容性，因为那些通过公认的程序而重获自由的奴隶也能够获得公民身份（这不同于希腊）。① ()尽管如此，这些重获自由或因罗马扩张而被新纳入的公民很少能亲赴罗马去实地出席官员选举和立法的政治会议。因此，公民身份的条件与真实的政治实践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在当今世界的很多地方，这条鸿沟仍然同样难以逾越。
希腊公民为什么如此崇尚城邦并一同关心“政治事务”呢？他们追求被尊为平等个体（以及作为个体，他们被区别对待的可能性）的价值，同样他们也追求共同繁荣。城邦是一处可以定义、追寻与分享公共福利的所在。每一城邦共同体都极易受到外敌入侵的伤害，因此它们始终谋求对外的优势，甚至有时它们会对一直压制邻邦。政治共同体能够指挥它的公民（与非公民、雇佣军一起，甚至有时也包括奴隶）与其他希腊或非希腊人作战。它们有时为战利品和朝贡品而发动进攻性的战争；有时则为反抗强权支配——被支配可能就意味着被劫掠、奴役，甚至死亡——而发起保卫城邦人民与资源的自卫战争。
尽管很多具有冒险精神的人不顾个人的安危，选择成为商人或旅行者，在外邦从事教育、贸易或政治顾问的行当，但是大多数希腊人极度依赖各自城邦的命运。在罗马，罗马公民的身份就意味着人身保护，他将免于随意的鞭刑、非法的囚禁等。如果被征召的话，很多罗马公民还有为军队服役的义务。在军队服役就意味着有望去谋求荣誉与好处，但当然也可能会承受战败的危险，以及战争所带来的恐怖。
希腊人关于“如何”的回应可能是他们*创新之处：为共同商决“政治事务”，他们创造了多种决策与问责的政治机制。他们在政治会议与法庭中采取了正规投票的实践形式，甚至有时还使用纸质选票；在每年轮流执政的基础上，通过抽签与选举来任命官员；为保证官员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还要对他们进行审查。一些民主政体，尤其是雅典，则更为先进。它动用人数众多的公众陪审员来裁决几乎所有的法律案件，此举架空了专业法官的地位，继而剥夺了古老贵族机构的司法权力。这些政治机制兼具消极与积极的双重意义。它们一方面致力于保卫城邦及其各项制度免遭伤害或腐化，另一方面又能动用公共权力谋求繁荣。
在罗马，选任官员和制定法律都有精心设计的集体投票程序，继而成了一种独特的技艺。一些被特别选出的官员在立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向政治会议提出法律议案，试图使之获得通过。雅典的穷人亲自去捍卫自己的利益，这在他们拥有人数优势的法庭中表现得尤其突出；罗马平民则不得不通过专门的民选官员（保民官）来保护自己。这些政治实践也向人们暗示了希腊与罗马政治在何时发生的问题：因为政治如果是一个关于权力与可能性的领域，它除了具备空间性的特点之外，还必须要有时效性。换言之，当政治的各项制度存在于一定的空间时，其中的行为与决策就必须要适时而为。政治实践就意味着决策与执行，或授权来执行，即运用多种权力形式使特定的可能性变为事实。希腊和罗马人通过多种多样的复杂形式掌握了政治行为的时间设置：比如，雅典人在陪审团法庭中使用水钟来为发言计时；为了获得上神的护佑，罗马人就重要的政治或军事行动向占卜师、牧师进行咨询，因为他们拥有决定何时开展这些活动的权力。① ()在政治体制内部，行为的*时机被小心地规定与配置着；在政治体制外部，野心家们可能需要明察秋毫、伺机而动，从而抓住重塑规则的*时机，然后以僭主或寡头的身份来掌握权力。不管是在政治体制内部还是外部，不管是在古典时代还是当今社会，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门关于时机选择的艺术。
八个政治主题
八个政治主题构成这本书的核心内容，它们将帮助人们想象政治可能是什么。它们全部按照之前确定的两个维度来呈现：哲学反思的维度和政治实践的维度。两个政治观念回答了权力可能要达到的目标：正义（古典政制历史的特别关注点）和德性（哲学家们对此尤为关注，他们各抒己见，丰富了正义的内涵）。其他六个政治观念：政制、民主、公民身份、世界主义、共和国和主权，回应如何组织并驯服人际间的权力关系，以及应该对这些权力关系施加何种程度的控制。
尽管其他社会形态也存在与这八个政治观念相类似的一些观念，但是在希腊或罗马，或它们两者，这八个政治观念拥有极其特殊而鲜明的形式。尽管众多不同的思想家对它们的发展都有所贡献，但是我把每个政治观念集中地对应于特定时期的某一个或几个思想家，这是因为他们为该政治观念的发展贡献了丰富的素材。这种方法能够指引那些对希腊和罗马并不熟悉的读者顺利踏上一段相当漫长的历史旅程，同时也能够增强这些政治观念的理论力量。
当然除了我选定的八个政治观念以外，人们也可以选取其他的政治观念。从某种*的立场出发，希腊和罗马*重要的政治观念一定会包括下面这三种：平等、自由和法律（实际上这三者贯穿本书的大部分章节）；同样人们有时也会考虑另外的一些政治观念，比如友谊和社会性。我并不认为我所选定的八个政治观念是排他的或具有首要地位的，而是说它们是我所发现的*叙事方式，既能够阐释清楚古典时代的政治观念，又能够引起现代读者的共鸣。
*章首先讨论八个政治观念中的正义，因为它是集体公民身份的根本而又充满争议的基础。设想如果富人能够剥削甚至奴役穷人，如果穷人总是担心会受到富人的教唆并陷入暴力或欺诈状态之中，那么这将是*的支配状态，此时就不要指望权力还能有什么其他可能性了。为树立正义，就需要构建一种政制（politeia）。该单词在英语中通常被译为“constitution”（政制或宪政体制），然而在希腊文中，它的意思是公民身份的条件，包括了一个社会的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在这一意义上，希腊人敏锐地观察到了相互竞争的各种政制形式的优缺点——对此，我们将在第二章中展开讨论。
第三章主要关注雅典的政治观念和民主的政制形态。在本章中我们将直接比较古典社会与现代社会。尽管人们在古典时代的民主政治下承担了比在现代各种治理形式中更为广泛与多样的角色，但是二者都承认责任、制约、评判等核心观念，即便它们在政治体制上采取了不同的方式。通过审视雅典民主政治的特殊品质——一项必定会打破关于它的诸多迷信的工作，人们得以认真反思现代各民主政体多么好地收获了或能够收获它们*看重的诸种观念。它将向人们证明，当*富裕的公民不得借助财富力量去支配贫穷的公民时，或者说前者不得凭此在政治中构筑起持久而坚固的权力基础时，一个政治体系就能够存续下去。尽管雅典的富人们也可以充分利用一些特定的机遇与职权为自己谋取*的利益，但是他们始终受制于更大的政治共同体的判断，因此大多数时候他们都受制于那个更大的政治共同体的利益诉求，而整个共同体的利益诉求则取决于哪个集团在共同体中处于支配地位。
有证据表明，古希腊拥有比当今文明的国际社会多得多的政制类型。雅典的三位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前后相继，历经三世，形成了一个哲学家的世代谱系。在他们生活的时候，希腊的政制类型并不那么丰富，因为真正有价值的政体形式并未包括在内。这些哲人通过不同的方式，都认为当时的各种政体充斥着贪婪与对权力的欲望，在各地引发不断的冲突，并未使自己的人民真正幸福。在第四章，我们将看到苏格拉底在世代谱系的开端，持续不断地向他的雅典同胞们质问正义、知识与德性的本质；接着是他的学生柏拉图，出身高贵却追随其貌不扬的平民苏格拉底，成为日后我们那些关于苏格拉底的卓越著述的来源。第五章将讨论谱系的继承者亚里士多德。他来自一个侍奉马其顿（位于古希腊北部）王室的家庭，后来加入了柏拉图在雅典开设的学园，但自己*终创立了与之相抗衡的学园。以更加深刻的正义观念为基础，以谋求更为真实的人类福祉为目标，每一位哲人都构思了别样的政治形式，即便是某种理想中的政制（英语中柏拉图著作《理想国》［Republic］的书名）。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在一个优良的政制中，德性与公民身份理想化地合二为一了。
苏格拉底的后世追随者们把理想政制的幻景*化了。它可能不采取任何传统的政治形式，而是一个恒久的伦理共同体。由此产生了世界主义的观念（第六章），它意指整个宇宙都被视为公民的领域。我们将会发现该观念可被用来达成极为丰富的伦理与政治目标。公元前4世纪末，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希腊政治进入了希腊化时期，人们一边争论着世界主义的观念，一边讨论着政治与人类整体的自然性。是否真如亚里士多德对政治所作的定义，基于人性的本质，政治是自然的？或者，政治是否可能只是一项权宜之计、一个有用的社会契约，并没有回应人类结成关系的*潜能？
【书摘与插画】
结论 古代希腊与罗马的未来
从希腊与罗马人创造的众多政治观念中，我们选取了八个观念作了深入的研究，为此我们全面探寻了律师的演说，哲学家、曾经的奴隶与热诚的科学家的沉思成果，以及那些伟大的悲喜剧作品。古典时代的一个惊人特点是它给后人留下了极其丰富的著述与形象。与其他古代社会留存下来的资料相比，希腊（特别是雅典）与罗马为后人留下了有关他们观念的丰富而详尽的资料证明，同时他们通过实践与思考向后人透露了他们构筑并表达那些观念的方法。
他们的观念是如此鲜活多姿，这是让人倍感兴奋的部分原因。尽管那时他们刚刚学会文字书写，在各自相对不那么专业化的社会中，他们还充当着一系列的社会角色，尤其是希腊人开创或发展出了一大堆的智识学科，同时还急切而热诚地感悟着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在发展专门学科领域与维持知识和价值的总体理解上，他们恰好处于两者的*结合点，这可谓是十足的幸事。阿里斯托芬对哲学做了喜剧化的描绘，柏拉图从数学的角度展现了政治和谐，亚里士多德把人类这种动物置于其他物种的宽广生物机能之中，马可•奥勒留在军事活动之余还有能力进行哲学思考，所有这些都证明政治观念与其他观念、实践活动之间不存在任何割裂，这对现代的读者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触动。
希腊与罗马人拥有探索世界的雄心，这说明政治只不过是他们试图要解决的众多问题之一。从悲剧创作与秘密投票机制的发明，到人们在希腊安提凯希拉（Antikythera）发现的观察天文现象的那令人惊叹的机械计算装置（研究者发现该装置与伟大数学家阿基米德存在相关的迹象），古典时代先人们的发明创造只把政治视为众多相互关联的领域中的一部分。政治学与数学、科学、诗学、工程学之间存在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对现代的那些好奇者来说，它富有训诫与启发的双重意义。盲目地把政治视为研究或实践的专门的、孤立的领域，这从来就不是一项明智之举：政治属于更大的社会生活，只有在更广泛的背景之中，它才能够被彻底理解。
本书已经说明了希腊人的政治生活尤其充斥着大量的内部多样性。古希腊各城邦为支配权与生存权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斗争——从寡头与僭主之间的缠斗，到寡头反抗民主派的政变与反政变，所有斗争都处于波斯、后来是马其顿王权、*终则是罗马霸权的背景之下，它们使希腊的政治思考毫无沾沾自喜之处。正如古希腊科学与逻辑学的发展可能受到了这种政治（*有可能是民主政治）竞争压力的激励，希腊政治思想的深度与严肃性也可能部分地源于他们所感知到的来自于竞争对手的压力与自己的高风险意识。疆域广袤的罗马也体验着地方人口的多样性，每个地方都有各自关于宗教崇拜的实践形式与语言。尽管帝国边疆的人们接受了一系列法律来规范他们与罗马人，以及他们内部的各种关系，但随之而来的多样性同样也是政治与知识创新的强大力量。
在希腊与罗马，多样性创造出了一系列自然的实验田地，以供详细阐发与检验他们的那些政治观念。这些当时的与留存至今的观念足以证明产生它的土壤的肥沃。这并不是说希腊与罗马人在开始的时候拥有什么秘密的政治资源。而是他们严肃地把政治视为生死攸关的大事，及理解与改变世界的伟大雄心的一部分，因而在我们考察的政治实践与观念上也就惊人的高产。成果中尤为突出的是特定的二元对立关系，它们在古希腊男性公民与非自由人、未成年人、女性、非希腊人以及众神之间构筑起了一种对照。① ()在正义之类的价值与多种政制形态的关照下，尽管本书主要关注的是与正义等价值多种政制形态相联的公民身份的建构，但是我们必须要谨记政治与所谓非政治之间的各种界限本身对政治探求与政治论争也是极为重要的。一名奴隶、女性、“梅迪克”或被帝国征服的臣民，这些身份所蕴含的意义既是希腊与罗马政治思想的组成部分，同时也对一位典型的男性公民具有重要的影响。
在展示这项研究的时候，我的*终目标是要读者得出自己的结论。为此我给出两方面的提示。*方面的提示源于希腊（尤其是雅典）民主政治与罗马共和国的历史，即古人的各种实践活动与制度机制；第二方面的提示则源于他们的众多哲学家的批评与挑战。
就*组结论而言，本书试图说明希腊与罗马人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即便——或者甚至——我们抛弃一些已经被接受、夸大和过分简化，同时也表现他们的政治特殊性的观念。不是所有的雅典公民都有资格担当一切公职或自由地去决定一切问题；不是所有或说只有罗马公民在军队服役。强调古今之间被忽略的相似性是一项有意义的纠错工作。古典时期的各个社会至少拥有官僚制、代理制（delegation），甚至代议制（尽管不是在民选立法者的现代意义上）的基本形式。因此与我们一样，他们也十分关注那些使民选（以及抽签）官员担负责任的各种伦理与制度机制。
然而，上述认知只是凸显了一种更为深刻，同时也可能更为重要的古今差异。希腊人——从某些方面来说也包括罗马人——极为关注如何使人民掌握切实的权力。他们不是仅仅严格按照我们通常的想象来行事。他们甚至引入了一些更加引人注目与有趣的机制以实施各式各样的实验，比如创立不受法官约束的人民陪审团与非专业的起诉人制度，运用抽签的方式来决定一些公职，以及专门创立保民官制。他们认识到了人民权力的社会、经济与军事维度上的基本问题，同时也与之作斗争。
然而，围绕着界限划定的问题，他们还面临着一个悬而未决的冲突，这在罗马体现得特别明显。对穷人来说，政治自由意味着必须要为他们提供一定的社会与经济的保护与供给。古典时代的各政治体一次次地在实践活动中被迫认识到穷人的这种政治自由观念。比如雅典的民主派彻底改造了这种观念，他们认为一个自由的社会必须要允许富人拥有切实而不受约束的政治影响力。他们使富人承担了大量特殊的义务，允许他们享受服务公众所带来的荣耀，但也十分小心而又准确无疑地把他们引导到公共利益的需要上去。
与此同时，雅典人还为穷人的公共服务提供报酬，把这视为集体公民身份与自由权的条件，以此来切实保障他们的权力。他们还调整了移民而来的外邦人的地位，给予他们一定的法律保护，但同时要求他们纳税并服兵役。对罗马人来说，公民身份的重要性则更进一步。一个奴隶通过一定的程序获得自由之后，他即被赋予公民身份，*终公民身份被扩展到了帝国的一切自由男性。但在这方面罗马仍然不及雅典。罗马的精英们政治影响力根深蒂固，普通人民所拥有的担当公职、创制，甚至问责与控制政治精英的权力都受到严重的限制。
尽管雅典与罗马有着显著的差异，但是两个政治体的各政治阶层——按土地财富的多寡而定，但土地并非*标准——都不约而同地被迫认识到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人民的看法与宽容的程度。在雅典，一位将军的任期从他当权之日即已开始，但他必须小心提防缺乏耐心或多疑的公众，不至因为自己的不法行为而遭到控告或罢免；一位演说家当红的期限也取决于人民是否还愿意忍受他的演说与支持他的政策建议。在罗马，不管一个人的出身多么优越，在赢得一系列的选举之前（尽管集体投票、计算选票的方式削弱了人民支持的效力），他都不能跨越仕途的晋级阶梯一跃成为元老院的元老。这意味着政治家必须要时刻关注自己的公众支持率，不能太脱离于人民或妄自尊大。事实上，晚期罗马共和国的一大失误就是把全体选民排除于政治以外，致使共和国的政治支持来源转向了军队控制权与各种暗箱交易。他们地理上的后人们，也就是当今21世纪的希腊与意大利的政治家们，他们与很多其他国家的政治家一样，历经艰苦终于认识到了不自量力地脱离人民所带来的危险。如果让某一政治阶层或集团自己指定自己来掌握权力——它们可以被视为古典寡头的现代近义词，同时又没有恰当的监督或问责机制，那么这将是极其危险的。古希腊与罗马人比很多现代政治体都更为敏锐地意识到了这种危险。
我的第二组结论来源于那些哲学家，他们对各自政治体的实践内容都提出了不同程度的批评。雅典与罗马是展现民主与共和国政治体的优势与缺陷的生动模型。观察者们轻易就能发现它们在各自鼎盛时期所积累起的财富与权力。作为强盛的政治体，雅典的强权持续了大约两百年，而罗马则差不多有半个世纪之久。除此以外，观察者们轻易就能发现它们吸引与创造出的灿烂艺术、建筑、文学与科学上的创新成就。然而尤其对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来说，他们都批评认为一切权力都被深深地引向了错误的目标。权力被用来满足个人的野心，服务于国家的扩张，而不是去培养伦理上的自我控制与正义，或去追求如何生活的知识。这些哲学家向人们传递了权力之下还有责任的信息。追求权力而又无法明确地认识到权力所带来的好处，这是毫无益处，并且经常是适得其反的，然而搞清楚这一点需要个人把追求善的知识作为一切事物之中*重要的目标。
这也就是为什么本书中德性的观念与民主、共和国或任何其他纯粹的政制观念一样重要的原因。实际上，对于那些受上起苏格拉底下讫斯多葛主义者这样一条哲学观念的主脉络深深影响的古典时期的思想家们来说，所有观念都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不可分割的。自由意味着自我控制，它不仅仅意味着免遭他人的蛮横控制，还意味着个人在追求*重要事物的过程中免遭困扰心智的各种冲动的干扰。人们不仅对这些哲学家提出的教诲与建议缺乏足够的耐心（从某种程度来说，罗马元老院自身即如此），而且后来随着天主教会在欧洲各政治体中确立起自己的统治地位，人们又长期被要求遵从天主教会的教导，在这种境况下，现代的政治思想家把德性抛弃到了主流的政治观念之外。然而如果说本书所传递的*个信息是民主与共和国的政治统治是一项事关如何控制统治者的事宜，那么它的第二个信息就是这种对他人的控制*终将是不可能或不可始终的，除非它还包括个人的自我控制。自我控制是任何成功的政治体系的前提条件。对当今社会来说，它同样也是可持续的政治体系的前提条件。定义政治的权力与可能性的光谱始于个人自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