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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树在。山在。大地在。岁月在。我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张晓风

·华语十大散文家之一张晓风,执笔50周年全新精选集。

·余光中、蒋勋长文推荐:以一支亦秀亦豪的健笔,写满人生世事的美好与温暖。

·精选《遇见》《行道树》《我喜欢》《初心》《常常,我想起那座山》等名篇,其中《行道树》《我喜欢》等文章被多次选入语文教材。

·张晓风的文字像沸水中复活的春茶,洋溢着空灵温暖的情感,蕴含着对人生美好的珍惜,以及领悟尘世之后的执着。

从一朵花中识得生命,也发现心中涌动不息的力量。愿与所有美好不期而遇。


【内容简介】

重磅推荐:

《不知有花》是张晓风执笔五十年的全新散文精选集,收录了《不知有花》《遇见》《常常,我想起那座山》等文学价值极高的文章,还特别挑选了《行道树》《我喜欢》等被选入语文教材的佳作。

张晓风的作品往往洋溢着一种空灵而温暖人心的情感,主题内容包括自然的美丽和对万物的敬仰,家的温馨和对亲人的牵挂,生活的美好和对生命的珍惜,有温暖,有感恩,有领悟,有释然。

余光中称其为“华语世界一支亦秀亦豪的健笔”,蒋勋更盛赞她的文字像沸水中复活的春茶。


【作者简介】

张晓风

中国当代散文家,毕业于台湾东吴大学,教授国学及文学创作五十余年。2009年获中国文艺协会散文创作荣誉文艺奖章,为享誉华人世界的古典文学学者、散文家、戏剧家和评论家。曾获台湾“中山文艺奖、吴三连文学奖、时报文学奖等多个奖项。主要作品有散文集《地毯的那一端》《你还没有爱过》《这杯咖啡的温度刚好》《星星都已经到齐了》《送你一个字》《玉想》等,戏剧《武陵人》《和氏璧》等。


【媒体评论】

这些近三十年前都读过的文字,在春茶的新新的喜气得意的滋味里,一一在沸水中复活了。

——蒋勋

在风格上,晓风能用知性来提升感性,在视野上,她能把小我拓展到大我,仍能成为有分量有地位的一流散文家。

——余光中

晓风的智能是一种洞悉与悲悯的智能,她的爱是一种执着与坚毅的爱,她的同情是一种无私与绵远的同情,她的力量,是一种收敛自如的光芒。

——席慕蓉

我们周遭,有多少奇事异人,只须用慧心一照,用彩笔一挥,宇宙大千,嫣然多彩多姿美不胜收,晓风教授这册佳作在这要点之上启发无限,功德无量。

——李霖灿


【目录】

01  序 一部分的我

壹  种种有情

002  遇见

005  我在

011  种种有情

019  种种可爱

026  当下

029  我喜欢

038  戈壁行脚

049  步下红毯之后

055  一句好话

贰  生命丰盈

062  遇

068  我有

072  生命,以什么单位计量

074  错误

079  有个叫“时间”的家伙走过

081  年年岁岁岁岁年年

086  描容

093  初心

叁  万物有灵

100  不知有花

102  行道树

104  常常,我想起那座山

123  雨之调

126  戈壁酸梅汤和低调幸福

130  星约

140  一山昙华

143  春之怀古

145  月,阙也

肆  厨房与爱

150  大型家家酒

160  初绽的诗篇

177  母亲的羽衣

183  不识

187  绿色的书简

195  你真好,你就像我少年伊辰

197  一个女人的爱情观

202  矛盾篇之一

伍  人世几回

208  给我一个解释

217  劫后

221  我想走进那则笑话里去

224  半局

235  皮,多少钱一片

238  矛盾篇之二

243  矛盾篇之三

陆  特别收录

250  亦秀亦豪的健笔 / 余光中

260  重读晓风《玉想》,兼怀李霖灿老师 / 蒋勋


【前言】

一部分的我


我不喜欢写小传,因为,我并不在那里面,再怎么写,也只能写出一部分的我。


我出生在浙江金华一个叫白龙桥的地方,这地方我一岁离开后就没有再去过,但对它颇有好感。它有两件事令我着迷:其一是李清照住过此地;其二是它产一种美味的坚果,叫香榧子。

出生的年份是一九四一年,日子是三月二十九日。对这个生日,我也颇感自豪,因为这一天在台湾正逢节日,所以年年放假。成年以后偶然发现这一天刚好是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忌日,她是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八日离家去自杀的,几天后才被发现,算来也就是三月底吧!

有幸在时间上和弗吉尼亚·伍尔芙擦肩而过的我,有幸在李清照晚年小居的地方出生的我,能对自己期许多一点吗?



父亲叫张家闲,几代以来住在徐州东南乡二陈集,但在这以前,他们是从安徽小张庄搬去的,小张庄在一九八○年前后一度被联合国选为模范村(一九九一年被联合国授予环境保护“全球500佳”——编者注)。

母亲叫谢庆欧,安徽灵璧县人(但她自小住在双沟镇上),据说灵璧的钟馗像灵。她是谢玄这一支传下的族人,这几年一直想回乡找家谱。家谱用三个大樟木箱装着,在日本人占领时期,因藏在壁中,得避一劫,不料五十年后却遭焚毁。一九九七年,母亲和我赴山东胶南,想打听一个叫喜鹊窝的地方,那里有个解家村(谢、解同源,解姓是因**而改的姓),她听她父亲说,几百年前,他们是从喜鹊窝搬过去的。

我们在胶南什么也找不着,姓解的人倒碰上几个。仲秋时节,有位解姓女子,家有一株柿子树,柿叶和柿子竞红。她强拉我们坐下,我次知道原来好柿子不是“吃”的,而是“喝”的,连喝了两个柿子,不能忘记那艳红香馥的流霞。

家谱,是找不到了,胶南之行意外地拎着一包带壳的落花生回来,是解姓女子送的。吃完了花生,我把花生壳送去照相馆,用拷贝的方法制成了两个书签,就姑且用它记忆那光荣的姓氏吧!



我出身于中文系,受“国故派”的国学教育,看起来眼见着就会跟写作绝缘了。当年,在我之前,写作几乎是外文系的专利,不料在我之后,情况完全改观,中文系成了写作的主力。我大概算是个“玩阴的”改革分子,当年教授不许我们写白话文,我就乖乖地写文言文,就作旧诗,就填词,就度曲。谁怕谁啊,多读点旧文学怕什么,艺多不压身。那些玩意儿日后都成了我的新资源,都为我所用。



在台湾,有三个重要的文学大奖,中山文艺奖、台湾文艺奖、吴三连文学奖,前两项是官方的,后一项是民间的,我分别于一九六七年、一九八〇年和一九九七年获得。我的丈夫笑我有“得奖的习惯”。

但我真正难忘的却是“幼狮文艺”所颁给我的一项散文首奖。

台湾刚“解严”的时候,有位美国电视记者来访问作家的反应,不知怎么找上我,他问我“解严”了,是否写作上比较自由了?我说没有,我写作一向自由,如果有麻烦,那是编者的麻烦,我自己从来不麻烦。

出事的是有次有个剧本遭禁演,剧本叫《自烹》,写的是易牙烹子献齐桓公的故事(此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在上海演出),也不知那些天才审核员是怎样想的,他们大概认为这种昏君佞臣的戏少碰为妙,出了事他们准丢官。其实身为编剧,我对讽刺时政毫无兴趣,我想写的只是人性。

据说我的另外一出戏《和氏璧》在北京演出时,座中也有人泣下,因为卞和两度献璧、两度被刖足,刚好让观众产生共鸣。其实,天知道,我写戏的时候哪里会想到这许多,我写的是春秋时代的酒杯啊!



我写杂文,是自己和别人都始料未及的事。躲在笔名背后喜怒笑骂真是十分快乐。有时听友人猜测报上新冒出来的这位可叵是何许人也,不免十分得意。

龙应台的《野火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台湾的确有燎原功能,不过在《野火集》之前,我以桑科和可叵为笔名,用插科打诨的方式对威权进行挑战,算是一种闷烧吧!



我的职业是教书,我不打算以写作为职,想象中如果为了疗饥而去煮字真是凄惨。

我教两所学校,阳明大学和东吴大学。前者是所医科大学,后者是我的母校。我在阳明属于“通识教育中心”,在东吴属于中文系。

我的另一项职业是家庭主妇,生儿育女占掉我生命中精华的岁月。如今他们一个在美国西岸加州理工学院读化学,一个在美国东岸纽约大学攻文学,我则是每周末从长途电话中坐听“美国西岸与东岸汇报”的骄傲母亲。(这篇文章是十几年前写的,现况是,他们皆已得到学位回台就业了。)

我的丈夫叫林治平,湖南人,是我东吴大学的同学。他后来考入政大外交研究所,他的同学因职务关系分布在全球,但他还是选择了在中原大学教书,并且义务性地办了一份杂志。杂志迄今持续了四十多年,也难为他了。



近很流行一个名词叫“生涯规划”,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太大的道理,无非是每隔几年换个名词唬人罢了!人生的事,其实只能走着瞧,像以下几件事,就完全不在我的规划掌控中:

1. 我生在二十世纪中叶;

2. 我生为女子;

3. 我生为黄肤黑发的中国人;

4. 我因命运安排在台湾长大。

至于未来,我想也一样充满变数,我对命运采取不抵抗主义,反正,它也不曾对我太坏。我不知道,我将来会写什么,一切随缘吧!如果万一我知道我要写什么呢?知道了也不告诉你,哪有酿酒之人在酒未酿好之前就频频掀盖子示人的道理?

我知道的是,我会跨步而行,或直奔,或趑趄,或彳亍,或一步一踬,或小伫观望,但至终,我还是会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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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道树

每天,每天,我都看见它们,它们是已经生了根的——在一片不适于生根的土地上。

有一天,一个炎热而忧郁的下午,我沿着人行道走着,在穿梭的人群中,听自己寂寞的足音,我又看到它们,忽然,我发现,在树的世界里,也有那样完整的语言。

我安静地站住,试着去理解它们所说的一则故事:

我们是一列树,立在城市的飞尘里。

许多朋友都说我们是不该站在这里的,其实这一点,我们知道得比谁都清楚。我们的家在山上,在不见天日的原始森林里。而我们居然站在这儿,站在这双线道的马路边,这无疑是一种堕落。我们的同伴都在吸露,都在玩凉凉的云。而我们呢?我们的装饰,正如你所见的,是一身抖不落的煤烟。

是的,我们的命运被安排定了,在这个充满车辆与烟囱的工业城里,我们的存在只是一种悲凉的点缀。但你们尽可以节省下你们的同情心,因为,这种命运事实上也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否则我们不会在春天勤生绿叶,不必在夏日献出浓荫。神圣的事业总是痛苦的,但是,也唯有这种痛苦能把深度给予我们。

当夜来的时候,整个城市都是繁弦急管,都是红灯绿酒。而我们在寂静里,在黑暗里,我们在不被了解的孤独里。但我们苦熬着把牙龈咬得酸疼,直等到朝霞的旗冉冉升起,我们就站成一列致敬——无论如何,我们这城市总得有一些人迎接太阳!如果别人都不迎接,我们就负责把光明迎来。

这时,或许有一个早起的孩子走了过来,贪婪地呼吸着鲜洁的空气,这就是我们自豪的时刻了。是的,或许所有的人都早已习惯于污浊了,但我们仍然固执地制造着不被珍视的清新。

落雨的时分也许是我们快乐的,雨水为我们带来故人的消息,在想象中又将我们带回那无忧的故林。我们就在雨里哭泣着,我们一直深爱着那里的生活——虽然我们放弃了它。

立在城市的飞尘里,我们是一列忧愁而又快乐的树。

故事说完了,四下寂然,一则既没有情节也没有穿插的故事,可是,我听到了它们深深的叹息。我知道,那故事至少感动了它们自己。然后,我又听到另一声更深的叹息——我知道,那是我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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