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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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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名家名作荟萃,尽显人文之美。

《佛佛道道》中收录了许地山、周作人、丰子恺、夏丏尊、汪曾祺等22位现当代作家关于佛、道方面的39篇文章。他们用诗一般宁静淡雅的语言表达出佛道家的根本精神,除了学识和洞察力外,更体现出作家们宽容的心态和寻求理解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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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文章就是读生活、读文化就是读人生。《佛佛道道》全书39篇文章,以文学为经,文化为纬,串起了中国人生活的另一个重要侧面。

4. 沙里淘金,淘汰了一些徒有虚名的“名作”,收入了一些未录于一般选本的遗珠。

丛书既囊括《仙游寺》《我的*个师父》这样的名作,也选采了许多不见录于一般选本的遗珠,所选文章更具文化意味又妙趣横生,同时更全面、丰富地表现了20世纪中国散文精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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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1985年,被称为 “燕园三剑客”的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三人共同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倡导以整体的眼光将中国现当代文学溯源至晚清,将“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三个时段打通,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响。“漫说文化丛书”即是这一概念的具体表现,所选散文充满文化意味而又妙趣横生。《佛佛道道》一集中收录了许地山、周作人等作家关于佛道方面的文章。诗一般的语言表达出佛道家的精神,体现出作家们宽容的心态和寻求理解的愿望。书中关于弘一法师、曼殊法师的描写,更让人对这些传奇经历的高僧产生浓厚的兴趣。在娓娓道来的故事中,带来一种宁静淡雅的感觉!


【作者简介】

陈平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座高峰。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2008-2012年任北大中文系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他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中国小说与中国散文、现代中国教育及学术、图像与文字等领域有着精深研究和独到见解。治学之余,撰写随笔,借以关注现实人生,并保持心境的洒脱与性情的温润。


【目录】

contents

|再 记|

| 序 |

|附 记|

|导 读|

惟心 ◎ 梁启超| 001

◎ 许地山| 004

◎ 许地山| 006

头发 ◎ 许地山| 008

无奈 ◎ 夏丏尊| 010

◎ 丰子恺| 012

◎ 丰子恺| 016

吃教 ◎ 鲁迅| 022

隐士 ◎ 鲁迅| 024

摩罗小品 ◎ 唐弢| 027

禅家的语言 ◎ 朱自清| 036

“养生学” ◎ 马南邨| 042

读《欲海回狂》 ◎ 周作人 | 046

山中杂信 ◎ 周作人 | 050

萨满教的礼教思想 ◎ 周作人 | 059

吃菜 ◎ 周作人 | 062

读戒律 ◎ 周作人 | 067

刘香女 ◎ 周作人 | 073

◎ 废名 | 081

天目山中笔记 ◎ 徐志摩 | 088

山中杂记 ◎ 徐祖正| 094

普陀山的幽默 ◎ 祖慰| 114

仙游寺 ◎ 贾平凹| 123

幽冥钟 ◎ 汪曾祺| 127

《八指头陀诗集》叙 ◎ 杨度| 132

《曼殊遗画》弁言 ◎ 章太炎| 135

《燕子龛遗诗》序 ◎ 柳亚子| 137

沾泥残絮 ◎ 冯至| 139

陋巷 ◎ 丰子恺| 145

佛无灵 ◎ 丰子恺| 150

悼夏丏尊先生 ◎ 丰子恺| 155

我的*个师父 ◎ 鲁迅| 161

《子恺漫画》序 ◎ 夏丏尊| 169

弘一法师之出家 ◎ 夏丏尊| 173

两法师 ◎ 叶圣陶| 179

谈弘一法师临终偈语 ◎ 叶圣陶| 187

南闽十年之梦影 ◎ 弘一法师| 189

我与弘一法师 ◎ 丰子恺| 198

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 ◎ 朱光潜| 203

|编辑附记 | ◎ 207


【前言】

|导 读|

陈平原

要谈中国人的宗教意识,当然必须佛、道并举。可有趣的是,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谈佛教的散文小品甚多,而谈道教的则少得可怜。尽管放宽了尺度,仍然所得无几。弘法的不说,单是写宗教徒的,前者有追忆八指头陀、曼殊法师和弘一法师的若干好文章,后者则空空如也。二十世纪的中国文人何其厚佛而薄道!

或许这里得从晚清的佛学复兴说起。真正对整个思想文化界起影响的,不是杨文会等佛学家的传道,而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政治家的“以己意进退佛学”。提倡学佛是为了“去畏死心”,“去拜金心”,创造“舍身救世”、“震动奋厉而雄强刚猛”的新民,并寻求自我解放,获得大解脱大自在大无畏的*自由。用章太炎的话来概括就是:“要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佛教救国论对“五四”作家有很大影响,鲁迅、周作人等人批判儒家,也批判道教,可就是不批判佛教,甚至颇有喜读佛经者。一方面是以佛学反正统观念,一方面是借佛学理解西方思想(如自由、平等、博爱)。尽管此后很多政治家、文学家自认找到新的更有效的思想武器,可对佛学仍甚有感情。

相比起来,道教的命运可就惨多了。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界,道教几乎从来没有出过风头。二三十年代鲁迅、许地山、周作人曾分别从思想史、宗教史、文学史角度,论证道教对中国人性格和中国文化发展趋向的深刻影响,也只不过是持批判的态度。鲁迅《小杂感》中有段话常为研究者所引用:“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至于何以中国人不憎道士而憎恶其他宗教徒,鲁迅并没展开论述。不过从二、三十年代作家们的只言片语中,大体可猜出其中奥秘。首先,道教是真正的中国特产,影响于下层人民远比佛教大。老百姓往往是佛道不分,以道解佛,而民间的神仙、禁忌也多与道教相关。其次,佛教、耶教都有相当完整且严谨的理论体系,道教的理论则显得零散而不完整,且含更多迷信色彩。再次,佛教徒讲斋戒、讲苦行、不近女色,而道教徒虽也讲虚静,但更讲采阴补阳、长生不老。如此不讲苦行的理论,自然容易获得中国一般老百姓的欢迎。*后,佛教讲求舍身求法,普渡众生,而道教讲白日飞升,追求自己长生,未免显得更重实利。如此分辨佛道,不见得精确;可对于揭露国民劣根性并致力于改造国民灵魂的这一代作家来说,抓住道教做文章确是用心良苦的。

只是这么一来,道教也就与二十世纪中国的散文小品基本无缘了,这未免有点可惜。对于道教,二、三十年代有过正襟危坐的学术论文,也有过热讽冷嘲的片纸只字,可就缺少雍容自如的散文小品。至于五十年代以后,宗教几成“瘟疫”,避之唯恐不及,作家们哪里还有雅兴谈佛说道?奇怪的是,近年学术界为宗教“平反”,作家们何以还是多谈佛而少论道?或许,随着气功的重新崛起,道教将重返文坛也未可知。只是在本选集中,道教明显处于劣势。

文人学佛与和尚学佛着眼点自是不同,没有那么多“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执行”的盲信,而更喜欢刨根问底探虚实。单是嘲笑和尚不守教规出乖露丑,那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无论何时何地何宗何派,总有滥竽充数的“吃教者”,非独佛教然。何况佛家对此颇有自觉,《梵网经》即云:“如狮子身中虫自食狮子肉,非余外虫。如是,佛子自破佛法,非外道天魔能破坏。”佛子流品不一,可这无碍于佛法之如日中天普照人间。唐宋以来,小说、戏曲中嘲弄和尚的作品多矣,可文人读佛的热情并未消退,理由是“信佛不信僧”。这并非骂尽天下和尚,而是强调佛教作为一种理论体系的独立价值。如此读佛,方能见出佛教的伟大处。

许地山用诗一般的语言表达佛家的根本精神“慈悲”:“我愿你作无边宝华盖,能普荫一切世间诸有情。”(《愿》)丰子恺则明确表示鄙视那些同佛做买卖,靠念佛祈求一己幸福的“信徒”,理由是“真正信佛,应该理解佛陀四大皆空之义,而屏除私利;应该体会佛陀的物我一体,广大慈悲之心,而护爱群生”(《佛无灵》)。《大智度论》称“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这一佛教的真精神并非为所有学人所接受,起码批评佛教为消极出世者就不这么看。而在弘一法师看来,佛教“不唯非消极,乃是积极中之积极者”,因为大乘佛法皆说空与不空两方面,“不空”为救世,“空”为忘我(《佛法十论略释》)。曼殊法师一九一三年为配合革命党人二次革命而发表的《讨袁宣言》,以及弘一法师抗日战争中提出的口号“念佛必须救国,救国不忘念佛”,即可作为佛教徒“不空”的例证。你可以怀疑“念佛救国”的实际效果,却不应该指责其“消极出世”。当然,佛教徒追求的本来就是一种精神价值,*多也不过是欲挽救今日之世道人心,不可能有什么“立竿见影”般的实际效果。

俗人中善读佛经的莫过于周作人了。这里除了学识与洞察力外,更主要的是一种宽容的心态和寻求理解的愿望。在常人看来,佛教的戒律无疑是繁琐而又枯燥无味,连大小便和劈柴吐口水都有如此详细的规定;而周作人则从中读出佛教的伟大精神:所有的规定都合于人情物理。*能体现这一点的莫过于“莫令余人得恼”六个字(《读戒律》)。至于*容易引起误解的斋戒,周作人也从《梵网经》中得到启示:“我以为菜食是为了不食肉,不食肉是为了不杀生,这是对的,再说为什么不杀生,那么这个解释我想还是说不欲断大慈悲佛性种子*为得体,别的总说得支离。”(《吃菜》)这一点丰子恺的见解与周作人*为相近,尽管丰本人是曾作《护生画集》的居士,且因生理原因而吃素。“我的护生之旨是护心,不杀蚂蚁非为爱惜蚂蚁之命,乃为爱护自己的心,使勿养成残忍。”(《佛无灵》)只要真能护心,吃素吃荤实为小事。若过分钻牛角尖,只吃没有雄鸡交合而生的蛋,不养会吃老鼠的猫,那不只迂腐可笑,失却佛学本旨,而且类推到底,非饿死不可,因植物也有生命。民初作家程善之就写过一篇题为《自杀》的小说,写接受近代科学知识的佛教徒因了悟水中布满微生物,为不杀生只好自杀。

谈到佛教,总让人很自然联想起古寺和钟声。比起和尚来,古寺钟声似乎更接近佛学精义。文人可能嘲讽专吃菩萨饭的大小和尚,可对横亘千年回荡寰宇的古寺钟声却不能不肃然起敬。徐志摩惊叹:“多奇异的力量!多奥妙的启示!包容一切冲突性的现象,扩大霎那间的视域,这单纯的音响,于我是一种智灵的洗净。”(《天目山中笔记》)如果嫌徐氏的感慨过于空泛,那么请读汪曾祺记承天寺的《幽冥钟》。幽冥钟是专门为难产血崩死去的妇人而撞的,“钟声撞出一个圆环,一个淡金色的光圈。地狱里受难的女鬼看见光了。她们的脸上现出了欢喜”。并非所有的钟都如承天寺的幽冥钟,乃“女性的钟,母亲的钟”;可钟声似乎沟通了人间与地狱、实在与虚无、安生与超越,比起有字的经书来更有感召力。

僧人流品不一,有可敬也有不可敬。*为世人所诟病的“专吃菩萨饭”的和尚,其实也坏不到哪里去。就看你怎么理解宗教徒了。苏曼殊的不僧不俗亦僧亦俗至今仍为人所称羡,不只是其浪漫天性,其诗才,更因其对宗教的特殊理解。至于龙师父这样“剃光头皮的俗人”,一经鲁迅描述,也并不恶俗,反因其富有人情味而显得有点可爱(《我的*个师父》)。写和尚而不突出渲染色空观念,却着意表现其世俗趣味(首先是人,其次才是宗教徒),这种创作倾向贯串于废名的《火神庙的和尚》、老舍的《正红旗下》和汪曾祺的《受戒》等一系列小说。这种既非高僧也非恶和尚的普通僧人的出现,使得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对人性、对宗教的本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只可惜好多作家转而拜倒在弗洛伊德门下,一门心思发掘僧人的性变态,这又未免浅俗了些。

有趣的是,围绕着一代高僧弘一法师,出现了一批很精采的散文。一般来说,高僧不好写,或则因过份崇拜而神化,或则因不了解而隔靴搔痒。作为现代话剧运动和艺术教育的先驱,弘一法师披剃入山前有不少文艺界的朋友,而且俗圣生活的距离,并没有完全切断他们之间的联系。弘一法师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为文人所了解的僧人,这就难怪几十年来关于弘一法师的纪念文章层出不穷,且不少甚为可读。

五四新文学作家中具有“隐逸性”的远不只废名、许地山、夏丏尊、丰子恺等三五人;周作人五十自寿诗引起的一大批“袈裟”,并非只是逢场作戏。俞平伯《古槐梦遇》中有这么一句妙语:“不可不有要做和尚的念头,但不可以真去做和尚。”亦处亦出、亦僧亦俗的生活态度,既为中国文人所欣赏,又为中国文人所讥笑——讥笑其中明显的矫情。1936年郁达夫拜访弘一法师后,曾作诗表白自己矛盾的心态:“中年亦具逃禅意,两道何周割未能。”对照其小说,郁达夫并没有说谎。而据丰子恺称,夏丏尊十分赞赏李叔同(弘一法师)的行大丈夫事,只因种种尘缘牵阻,未能步其后尘,一生忧愁苦闷皆源于此(《悼夏丏尊先生》)。也就是说,弘一法师以其一贯的认真决绝态度,把文人潜藏的隐逸性推到*,抛弃不僧不俗的把戏,完全割断尘缘皈依我佛。就像俞平伯所说的,“假如真要做和尚,就得做比和尚更和尚的和尚”(《古槐梦遇》)。这一点令作家们感到震惊和惭愧。因而不管是否信仰佛教,他们对弘一法师学佛的热情和信念都表示尊重和敬畏。即使像柳亚子这样以为“闭关谢尘网,吾意嫌消极”的革命诗人,也不能不为其“殉教应流血”的大雄大无畏所感动。

不见得真的理解弘一法师的佛学造诣,也不见得真的相信弘一法师弘扬律宗的价值,作家们主要是把他作为“真正的人”,一个学佛的朋友来看待的。弘一法师之所以值得尊敬,不在于他是否能救苦救难,而在于他找到了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尝到了生活的别一番滋味。夏丏尊反对说弘一法师为了什么崇高目的而苦行,“人家说他在受苦,我却要说他是享乐”。在他,世间几乎没有不好的东西,就看你能否领略。“对于一切事物,不为因袭的成见所缚,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如实观照领略,这才是真解脱,真享乐。”(《〈子恺漫画〉序》)而叶圣陶则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弘一法师的自然平静如“春原上一株小树”。不管信教与否,人生不就希望达到“春满”“月圆”的境界吗?弘一法师“一辈子‘好好的活’了,到如今‘好好的死’了,欢喜满足,了无缺憾”(《谈弘一法师临终偈语》)。没有实在的功绩,也不讲辉煌的著述,只是一句“华枝春满,天心月圆”,这在世人看来未免不够伟大,可这正是佛家的人生境界。学佛能进到这步田地,方才不辜负“悲欣交集”数十载。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七日于畅春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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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

偶然看书讲到民间邪教的地方,总常有吃菜事魔等字样。吃菜大约就是素食,事魔是什么事呢?总是服侍什么魔王之类罢,我们知道希腊诸神到了基督教世界多转变为魔,那么魔有些原来也是有身分的,并不一定怎么邪曲,不过随便地事也本可不必,虽然光是吃菜未始不可以,而且说起来我也还有点赞成。本来草的茎叶根实只要无毒都可以吃,又因为有维他命某,不但充饥还可养生,这是普通人所熟知的,至于专门地或有宗旨地吃,那便有点儿不同,仿佛是一种主义了。现在我所想要说的就是这种吃菜主义。

吃菜主义似乎可以分作两类。*类是道德的。这派的人并不是不吃肉,只是多吃菜,其原因大约是由于崇尚素朴清淡的生活。孔子云,“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可以说是这派的祖师。《南齐书》周颙传云,“颙清贫寡欲,终日长蔬食。文惠太子问颙菜食何味*胜,颙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黄山谷题画菜云,“不可使士大夫不知此味,不可使天下之民有此色。”——当作文章来看实在不很高明,大有帖括的意味,但如算作这派提倡咬菜根的标语却是颇得要领的。李笠翁在《闲情偶寄卷五》说:

“声音之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为其渐近自然,吾谓饮食之道,脍不如肉,肉不如蔬,亦以其渐近自然也。草衣木食,上古之风,人能疏远肥腻,食蔬蕨而甘之,腹中菜园不使羊来踏破,是犹作羲皇之民,鼓唐虞之腹,与崇尚古玩同一致也。所怪于世者,弃美名不居,而故异端其说,谓佛法如是,是则谬矣。吾辑饮馔一卷,后肉食而首蔬菜,一以崇俭,一以复古,至重宰割而惜生命,又其念兹在兹而不忍或忘者矣。”笠翁照例有他的妙语,这里也是如此,说得很是清脆,虽然照文化史上讲来吃肉该在吃菜之先,不过笠翁不及知道,而且他又那里会来斤斤地考究这些事情呢。

吃菜主义之二是宗教的,普通多是根据佛法,即笠翁所谓异端其说者也。我觉得这两类显有不同之点,其一吃菜只是吃菜,其二吃菜乃是不食肉,笠翁上文说得蛮好,而下面所说念兹在兹的却又混到这边来,不免与佛法发生纠葛了。小乘律有杀戒而不戒食肉,盖杀生而食已在戒中,唯自死鸟残等肉仍在不禁之列,至大乘律始明定食肉戒,如《梵网经》菩萨戒中所举,其辞曰:

“若佛子故食肉,——一切众生肉不得食:夫食肉者断大慈悲佛性种子,一切众生见而舍去。是故一切菩萨不得食一切众生肉,食肉得无量罪,——若故食者,犯轻垢罪。”贤首疏去,“轻垢者,简前重戒,是以名轻,简异无犯,故亦名垢。又释,渎污清净行名垢,礼非重过称轻。”因为这里没有把杀生算在内,所以算是轻戒,但话虽如此,据《目莲问罪报经》所说,犯突吉罗众学戒罪,加四天王寿,五百岁堕泥犁中,于人间数九百千岁,此堕等活地狱,人间五十年为天一昼夜,可见还是不得了也。

我读《旧约》利未记,再看大小乘律,觉得其中所说的话要合理得多,而上边食肉戒的措辞我尤为喜欢,实在明智通达,古今莫及。《入楞伽经》所论虽然详细,但仍多为粗恶凡人说法,道世在《诸经要集》中酒肉部所述亦复如是,不要说别人了。后来讲戒杀的大抵偏重因果一端,写得较好的还是莲池的《放生文》和周安士的《万善先资》,文字还有可取,其次《好生救劫编卫生集》等,自郐以下更可以不论,里边的意思总都是人吃了虾米再变虾米去还吃这一套,虽然也好玩,难免是幼稚了。我以为菜食是为了不食肉,不食肉是为了不杀生,这是对的,再说为什么不杀生,那么这个解释我想还是说不欲断大慈悲佛性种子*为得体,别的总说得支离。众生有一人不得度的时候自己决不先得度,这固然是大乘菩萨的弘愿,但凡夫到了中年,往往会看轻自己的生命而尊重人家的,并不是怎么奇特的现象。难道肉体渐近老衰,精神也就与宗教接近么?未必然,这种态度有的从宗教出,有的也会从唯物论出的。或者有人疑心唯物论者一定是主张强食弱肉的,却不知道也可以成为大慈悲宗,好像是《安士全书》信者,所不同的他是本于理性,没有人吃虾米那些律例而已。

据我看来,吃菜亦复佳,但也以中庸为妙,赤米白盐绿葵紫蓼之外,偶然也不妨少进三净肉,如要讲净素已不容易,再要彻底便有碰壁的危险。《南齐书》孝义传记江泌事,说他“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也”,觉得这件事很有风趣,但是离彻底总还远呢。英国柏忒勒(Samuel Butler)所著《有何无之乡游记》(Erewhon)中第二十六七章叙述一件很妙的故事,前章题曰《动物权》,说古代有哲人主张动物的生存权,人民实行菜食,当初许可吃牛乳鸡蛋,后来觉得挤牛乳有损于小牛,鸡蛋也是一条可能的生命,所以都禁了,但陈鸡蛋还勉强可以使用,只要经过检查,证明确已陈年臭坏了,贴上一张“三个月以前所生”的查票,就可发卖。次章题曰《植物权》,已是六七百年过后的事了,那时又出了一个哲学家,他用实验证明植物也同动物一样地有生命,所以也不能吃,据他的意思,人可以吃的只有那些自死的植物,例如落在地上将要腐烂的果子,或在深秋变黄了的菜叶,他说只有这些同样的废物人们可以吃了于心无愧。“即使如此,吃的人还应该把所吃的苹果或梨的核,杏核,樱桃核及其他,都种在土里,不然他就将犯了堕胎之罪。至于五谷,据他说那是全然不成,因为每颗谷都有一个灵魂像人一样,他也自有其同样地要求安全之权利。”结果是大家不能不承认他的理论,但是又苦于难以实行,逼得没法了便索性开了荤,仍旧吃起猪排牛排来了。这是讽刺小说的话,我们不必认真,然而天下事却也有偶然暗合的,如《文殊师利问经》云:

“若为己杀,不得啖。若肉林中已自腐烂,欲食得食。若欲啖肉者,当说此咒:如是,无我无我,无寿命无寿命,失失,烧烧,破破,有为,除杀去。此咒三说,乃得啖肉,饭亦不食。何以故?若思惟饭不应食,何况当啖肉。”这个吃肉林中腐肉的办法岂不与陈鸡蛋很相像,那么烂果子黄菜叶也并不一定是无理,实在也只是比不食菜心更彻底一点罢了。

二十年十一月十八日,于北平

(选自《看云集》,开明书店1932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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