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1.海外汉学新锐的近代史新说，以全球视角探寻中国历史演进的深层脉络
身为新一代海外汉学家，哈尔西承继费正清、孔飞力、彭慕兰开启的学术传统，在全球脉络下向近代寻找现代国家的起源。
近代中国受尽屈辱，但放眼当时的世界，全球八成土地落入欧洲列强之手，只有六个非西方国家尚能独立，中国竟是其中之一。为何当时积弱的中国竟能保有基本主权？哈尔西用国家能力建构连缀起晚清以降的中国历史，点出历史演进的深层逻辑——主权意识主导下的富强追求。以此为线索，近现代中国创造与转化将呈现出不同的面向。
2.暗夜里的现代化大戏，求富求强的世纪转型，中华大地上建立军事财政国家的百年历程
从1850年到1949年，中国面对大变局，改革屡屡失败。然而，哈尔西发现，海关、税收、官僚制度、枪炮、交通、通信的改革，并非零散、徒劳的现代化努力，而是在新的治国原则的指导下，建构现代国家的世纪转型。
19世纪50年代，本不知主权为何物的老大帝国迫于列强压力，探寻新的治国之道，此后一百年间，主权概念逐渐清晰，军事财政国家渐渐成形。追求富强以卫主权这种借鉴自欧洲的经世思想，连同在危机与变革中形成的国家治理方法，让近代中国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社会中，可以举全国之力装备军队，存留一线生机。财富、枪炮、官僚体制的崭新结合虽不足以救近代中国于危亡，却为现代中国的崛起埋下了伏笔。
3. 寻访富国、强兵、捍卫主权的思想源头，理解中国国家能力，
对富强的渴求，源于列强环伺、危机四伏的年代；靠枪炮、财富捍卫主权的治国之道，成为中国国家能力源头之一。时至今日，中国早已成为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在新的国际秩序中，追求富强的脚步将向何处去，历史或能有所启示。
【内容简介】
16世纪后，欧洲列强倚仗航海大发现，凭借工业革命带来的先进科技，在世界各地扩张。20世纪初，欧洲殖民的触手遍及全球各处，1914年，全球84.4％的土地都在欧洲人的统治之下。庞大如莫卧儿帝国，广袤如非洲，都未能逃脱被殖民的命运，殖民势力间的争夺和英国的援助也没能让奥斯曼帝国保住领土。
在欧洲殖民的狂风暴雨中，中国却仍然屹立，保有了基本的独立。如果经济体量和列强争夺都不能让一国免遭殖民，那么，是什么让中国在19世纪走上了不同于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发展道路？在哈尔西看来，是那个灰暗时代中人们对治国之道的探寻，是中国面对威胁时求富求强、捍卫主权的创造力。
哈尔西从财政、贸易、海关、通信、航运等相关史料和地方志中看到，在1850—1949年间，中国经过有意模仿和不断尝试，逐渐转型为军事财政国家，那是财富、官僚体制和枪炮的崭新结合。官员们增加税收，扩大政府规模，建立起能够举全国之力的官僚体系，用西方的军事技术装备起新型军队，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秩序中捍卫主权。这些探寻仅让中国在那个屈辱的世纪里保有了低限度的独立，却为后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埋下了伏笔。
【作者简介】
斯蒂芬•哈尔西（Stephen R. Halsey）
美国迈阿密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芝加哥大学博士，曾留学台湾大学和北京大学。他的学术专长是中国近代史，也研究环境史、经济史、比较殖民主义和全球史。
哈尔西的研究注重近现代史与当下的连续性。《追寻富强》回到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之初，从时人对治国之道的探求中，寻找当代中国大国地位的伏笔；他正在写作的新书《失去的和谐？环境治理与的传统中国的遗产》则研究晚清到民国的环境政策和实践，探索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的根源。
【媒体评论】
★《追寻富强》这一杰作从新的角度考察了19世纪中期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关系。人们通常认为面对西方列强，当时的中国只能消极地做出回应，但哈尔西采用包括地方志在内的新材料，指出这一观点其实相当片面。他认为，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都对国际局势有深刻的了解，正因如此，他们发起了政治和行政改革，积极应对新的局面。
——入江昭
哈佛大学历史学系荣休教授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及太平洋的起源》作者
★哈尔西在这本书里做了个大胆的论断：19世纪时，中国就已转型为堪与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相提并论的军事-财政国家。近年来，许多美国学者都把中国放在欧洲对亚洲、非洲殖民的脉络中考察，但近代中国并未完全沦为殖民地，哈尔西看到了其中的政治意义，对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提出了新的解释。
——王国斌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系杰出教授
《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作者
【目录】
序
引 言 世界历史语境下的国家建构与帝国
*章 欧洲列强的全球征服
第二章 对外贸易
第三章 财 富
第四章 官僚体制
第五章 枪 炮
第六章 交通运输
第七章 通 信
结 语 中国的国家建构（1850—1949）
注 释
参考书目
【前言】
引言 世界历史语境下的国家建构与帝国（节选）
到1914 年为止，欧洲国家的殖民范围已占全世界陆地面积的84.4%
以上，但是直到近代，中国都一直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发展轨迹为何与被欧洲掌控的全球格局大相径庭？它的命运是因其广袤的国土而生，还是在与强大对手的角逐中造就，或者另有他解？如果一般性的讨论仅能给出片面的解释，那么历史学家该如何寻找一个更恰当的答案？上述问题为什么亟待解决？
……
1850 年后，欧洲帝国主义的威胁为中国的国家建构时代拉开了序幕，这是7 世纪早期以来*革命性的时代。虽然晚清被描述成一段衰败不堪、积贫积弱、王朝末路的时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来自列强持续的战争威胁下，近代中国却成了一个军事—财政国家。这种政治形态将财富、官僚体制与枪炮以崭新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确保中国在恶劣的国际环境中能屹立不倒。19 世纪中期以后，政府通过新增商业税扩大了税收来源，用这些资金来满足其巨大的国防支出。新的财政机构使国家能够榨取额外的资源，与此同时，在20 世纪早期，近代警察的行政管辖范围得到扩展，强制力也得到提升。在19 世纪晚期，当权者们还创建了一支由20 艘铁甲舰组成的海军舰队，以增强军事力量，并发展出近代兵器工业。到19 世纪70 年代，他们还开始认识到财富和国家实力之间的联系，建立起国有轮船制造和电报企业。这些努力改善了中国的交通运输和通信基础，并将少数近代部门引入中国的经济结构中。总而言之，在帝制时代晚期，中国在追寻富强之路上奋力前行，免于沦为殖民地，还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治国之道是一种管理公共事务的本领，包括观念、制度和实践。中国人对有关治国的问题已经思考了两千多年，到1859 年时，发展出一套顺应自己准则的“经世”政治传统。例如，官员们试图建立全国通行的稳定的土地所有制秩序，并尽可能地运用公共政策改善“民生”。在帝国晚期，他们还鼓励商业发展，但只把这视为对农业、桑蚕业等主要产业的补充。与南亚很多地区相比，中国税负较轻，在19 世纪早期，政府四分之三的税收来自农业。*后，朝廷凭借规模很小的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管理着4.5 亿人口，地方事务靠士绅精英和商人行会等充当中间人，协助进行管理。
19 世纪，在国内，中国人口日益增多，在国际上，东亚的环境风云变幻，在由此造成的愈来愈大的压力下，这种统治框架应运而生。领导人们与时俱进，形成治国的新理念，主张追寻富强对捍卫中国主权具有重要意义。如同军事—财政国家本身一样，这些新理念是经过数十年才发展成形的。即使上述转变*终对中国产生了变革性的影响，这种转变过程也是循序渐进的。“主权”的概念是作为近代中国人治国之道的基石出现的，但1900 年以前，这一术语的内涵一直在改变。1863 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 P. Martin）在他编订的《万国公法》（The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里，用一个四字成语（“自主之权”）把这个词首次翻译成中文。随后几年，京师同文馆面向帝国全体官员刊行此书，丁韪良早期的中文译著，查尔斯•马顿斯（Karl von Martens）的《星轺指掌》（Manuel diplomatique）和布伦知理（Johann Bluntschli）的《公法会通》（Das Moderne
Völkerrecht）也随后问世。在接下来的20年间，一些名臣开始用“主权”的概念来描述战略问题，概括政治决策，表述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19 世纪70 年代早期，一些人的官方往来文书中开始经常出现这个词，比如曾任洋务大臣的李鸿章，直至1895 年失势之前就是如此。中国人有时会把主权解释为一种对领土、人民或财产无条件的控制，而非对国家事务的*后或终极决定权。决策者们往往将中国与列强之间的关系看作零和博弈，这种独特的定义可能是由他们对外交事务的理解发展而来的。
例如，中国的官员们认为，在不平等条约下，中国因丧失关税自主权而付出的代价，与英法等国获得的经济收益成正比。而当欧洲人、美国人以及后来的日本人获得治外法权时，中国的合法主权就相应地受到了损害。但在1895 年后，这个词的定义开始变得更为通俗和具体，到1911 年，已经接近于欧洲、美国和日本的一般用法。
19 世纪70—80 年代，政商界精英也开始要求在中国境内独享经济利益。例如，“利权”不再作为一个合成词被逐字解释为“
对利益的控制权”，而是用于形容一国“对利益享有的主权”。到19世纪90 年代，一些杰出的思想家甚至开始呼吁与帝国主义列强进行商战，在欧洲近代早期，许多国家都曾采用这种重商主义策略。中国人及时认识到，主权应该因资源、法律、领土或人民而呈现多种不同形态。19 世纪下半叶，他们还在官方文书中普遍使用“ 独立”“ 权利”“ 自由”等术语来讨论帝国的政治问题。丁韪良一系列有关国际法和外交实践的译本成为这些概念的源头，中国官员们在19 世纪发展出了一套对世界秩序的新认识。
然而，治国之道的定义不仅包括各种概念，还包括实践以及用来管理社会的制度。国家高层将追求军事、政治和经济的强大视为让中国主权免受进一步侵犯并使其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一种手段。因此，他们不再实行跨省援助帝国西部边陲地区的政策，而是从这些地区筹款支持本地的军工事业。另外，之前清朝皇帝为表明对治下臣民实行仁政，曾承诺永不加赋，当局抛弃了这个承诺，转而在富庶且*易受到西方入侵的沿海各省施行政策改革，这些项目开销由一系列新的商业税来负担。对抗外国侵略需要进行国防建设，导致军事开支飙升。李鸿章等知名大臣也不再向兴修大运河和黄河等传统水利工程项目投入资金，而是向推进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资。此外，新的官僚机构扩展了它对国家的行政管辖范围，这能够使它对地方社会的控制程度更高。19 世纪，某些政府机构仍要依赖士绅精英的协作，机构中既有非正式的雇员，也有吃公粮的官员。不管进行了多少改革，新的治国之道与中国未来的联系至关重要，与中国过去的联系同样不可小觑。
本书将帝国晚期的国家构建置于两种不同的比较情境中展开论述，其学科关注点超出了中国研究的范畴。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认为，军事—财政国家出现在欧洲近代早期至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之间。这一外交协定使世俗国家的主权得到确认，一种国际秩序也由此产生，它意味着肆无忌惮的竞争、结盟，以及频繁的军事冲突。在17 世纪晚期和18 世纪，因战争所需，英法建立了新型的行政和财政组织。英国陆军和海军规模在1680—1780 年扩大了3 倍，美国独立战争时期（1775—1783），在从宾夕法尼亚到本地治里（Pondicherry）的各战区，英国共拥有19 万人的武装力量。每当硝烟再起，国防开支就随之增长，因此，财政大臣放弃征收直接性的土地税，转向间接性的商业税和公共借款。在重商主义原则指导下，近代早期的英国编制了新的国际海关税则表。与此同时，对销售的啤酒、烈性酒、葡萄酒、苹果酒、麦酒、啤酒花、盐、皮革、肥皂、蜡烛、电线、纸货、淀粉征收国内消费税，由此带来巨额收入。此外，在斯图亚特和汉诺威统治时期，官僚结构的日益扩大化和复杂化，对他们为战争进行的多次举国动员起到了促进作用。到18世纪80年代，英国仅税务部门就扩大了3倍，雇员总计达8 300人。
军事—财政国家的这种发展进程在18 世纪的英国得到了充分体现，而处于严酷的政治环境之中的法国、普鲁士等竞争对手们，则是在为保持独立而进行斗争的同时经历了类似的转变。19 世纪，西方列强将他们弱肉强食的国际秩序移植到东亚，与此同时，在中国，战争、税收和官僚体制的发展三者之间也开始以类似方式相互关联起来。要确保一国在恶劣的地缘政治形势中屹立不倒，能采取的策略屈指可数，中华帝国晚期的策略就是有意模仿和自己不断摸索尝试，并借鉴欧洲国家的某些特点。从19 世纪晚期到20 世纪早期，官员们用西方的军事技术装备起新型陆军，戍卫本国富庶的沿海地区。他们还建起一支铁甲舰队，在中国沿海水域和主要河道上巡逻。1842—1911 年，为跟上国防开支的步伐，去除通货膨胀因素，政府税收增长了3 倍，而且在税收收入上，间接贸易税捐的重要性开始超过土地税。19 世纪50—60 年代，新体制中官员的职能也有了新的发展，他们有了举全国之力的能力。19 世纪中期，在英美的帮助下，清朝创立了大清帝国海关。与此同时，行政机关开始对中国内地市场上商品的运输和销售征收一种较为低效的通过费（厘金）。这些新的财政机构的出现扩大了帝国晚期的政府规模，而在20 世纪早期实行的新政却通过创建现代警政、学校，以及政府部门的中央集权化，更为迅速地扩大了政府规模。一连串的变革都是在清朝统治的*后50 年中生根发芽的，但直到20 世纪50年代早期中国崛起时才开花结果。
欧洲的军事—财政国家和中国分别代表着全球化这一共同主题之下各不相同的变化形式，由于历史进程中一次偶然的交会，它们的政治结构在某种程度上结合在了一起。如果不是列强在东亚的殖民竞争，1850—1949 年中国的发展轨迹就可能会有所不同。然而，国际环境的共享尚且没有使西欧内部的制度安排整齐划一，更不用说东亚了。在借鉴模仿英国的宪法、政治文化以及法制传统上，中国并不比德国、法国或俄国逊色。例如，与欧洲诸国不同，在20 世纪以前的中国，公共借款并未成为管理国家的重要手段。但是，在不同的地域、时间和文化背景下塑造近代国家的进程中，似乎唯有战争扮演过的角色才是举足轻重的。本书还将18 世纪和19 世纪欧洲各帝国在亚非的发展与中国自始至终的政治独立进行对比。粗粗翻阅史料的记载，我们会认为西国家本该已经把中国变成殖民地了，但实际上这并没有发生。全球化叙事会凸显存在于中国的“非正式帝国”的特质，还会强调对南亚等地区殖民扩张起促进作用的那些条件。本书重在分析脆弱无力的国家结构和漏洞百出的经济制度这两个因素，而无意于对近代欧洲的帝国主义做全面的解释。即便如此，了解中国屹立不倒的原因，也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为何在亚洲和非洲很多当地的族群没能维系住国家的独立。
在近代早期，庞大的多民族帝国控制了亚欧大陆的中心区域。从印度洋和太平洋到沿海贸易据点，西方势力在大多数情况下要受制于莫卧儿等强大王朝。在18 世纪这些王朝衰落后，政治—军事的平衡发生了改变，这些欧洲闯入者从中获益，如同在南亚等地所做的那样，他们开始攻城略地。17 世纪晚期，英国东印度公司惨败于莫卧儿王朝之手，但是1750 年后，继莫卧儿之后统治这一地区的国家则屈服在西方的武力和外交手腕下。东南亚、中东和非洲的各个国家越发羸弱不堪，更加无力抵抗欧洲列强的侵略，特别是在工业革命后殖民势力的力量变得越发强大。中国直到20 世纪中期才获得与西方各国平起平坐的国际地位，但中国1850 年后的改革政策，还是缩小了与西方政府在“
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上的差距。
政治经济体制的重大差异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中国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落入征服者和殖民者之手。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的代理人滥用他们的贸易特许权，从事盐之类的商品走私，并且和掌控着该国财政的银行家族相勾结。久而久之，这些活动动摇了孟加拉本地统治者（或称行政长官）的财政地位。为了还以颜色，他在1756 年攻打了加尔各答的贸易据点，这一举动使该地陷入骚乱、战争状态，并*终被英国吞并。相比之下，在1900 年以前的中国，密集的商业网络则限制了欧洲对华经济渗透的程度。本地产品的质量和中国人捉襟见肘的购买力限制了西方商品的销路，中国掮客在各环节控制着茶、丝、烟土和棉纺织品的贸易。另外，各省官府建立了本地商行来和各通商口岸的欧洲公司竞争。19 世纪，为收回中国的部分“利权”，中国轮船招商局等一些公司开始同西方轮船公司展开激烈竞争。1850 年后，中国的对外贸易非但没有扰乱经济，还给国家建设工程提供了额外收入，巩固了政府的地位。
……
本书展现的是全球史视角下19 世纪晚期至20 世纪早期中国的历史。一般认为，中华帝国晚期在政治上衰败无能，但我认为这并不全面，我将对军事—财政国家在欧洲和中国的发展做出评价，并详细论述亚非许多地区沦为殖民地的诸多诱因。*章考察18—19世纪欧洲各帝国的发展，随后各章分别从财富、官僚体制到枪炮和交通运输等方面对中华帝国晚期国家建构展现出的另一种风貌进行探讨。结语将叙述延伸至民国时期（1911—1949）和社会主义时期（20
世纪50 年代），强调1850 —1949 年中国治国之道的延续性一面。
*章追溯了欧洲列强在近代对全球的征服之路，并寻找中国能免于完全沦为列强殖民地的原因。近代早期，莫卧儿、奥斯曼和萨法维等多民族帝国曾经支配着欧亚大陆，但是到1914 年，全世界大部分地区已经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亚非弱小的国家在西方的压迫下土崩瓦解。1880 年以后，欧洲外交部门策动了蓄谋已久的侵略，越来越多的国家沦为牺牲品。此外，某些地区的经济千疮百孔，这使欧洲人可以设立一种侵略性的商业存在（commercial presence），结果导致当地内部的骚乱，引发了战争，并*终致使这些地区被吞并。相比之下，中国在1850 年后的历史发展情况，与欧洲列强在全球进行征服、吞并和政治控制的模式大相径庭。1842
年以后，不平等的条约体系造成了“有限主权”（constrained sovereignty）的状况，但中国还是免于正式沦为殖民地。
第二章认为，本地商业网络限制了外国对华经济渗透的深度，在1900 年以前尤为如此。与孟加拉不同，中国商人将西方参与者整合到已有的商业交换模式中，将茶、丝、纺织品和鸦片生意委托给一个接一个的掮客进行居中运作。由于来自本地产品的竞争，以及大多数消费者捉襟见肘的购买力，中国人对毒品、煤油和烟草制品之外的欧洲进口商品的需求一直很低。此外，许多地方官员违背不平等条约，对洋货加收“
厘金”，这就提高了洋货的成本，并且影响了分销的效率。尽管与中国总的经济体量相比，中国的国际贸易成交量一直很低，但在1850 年后，大清帝国海关仍然为官府提供了重要的税收来源。中国的对外贸易非但没有为中国的正式殖民地化铺就道路，还为国家建设工程带来了额外的资金，由此巩固了政府的地位。
第三章认为，19 世纪中期的安全危机使近代中国的公共财政发生了转变。在60 余年中，内战和中外冲突改变了税收、资源分配以及政府开支的主要形式。国家在备战的同时，汲取能力（extractive capacity）持续提升，1842—1911 年，去除通货膨胀因素，国家整体税收增长了3 倍。在帝国晚期，人均税收也有所增长。历史学家们估计，到20 世纪早期，中央、各省以及地方政府至少占用了总经济产出的5%~10%。这些新资源中，绝大部分是由间接商业税，特别是厘金和国际关税带来的。同时，中国当局削减了外省对西部边疆的支援，将资金投入沿海地区的军事事业中，这一地区在战略上非常重要。这些变动反映出中国对主权观念越来越重视，也为这个军事—财政国家奠定了物质基础。
第四章考察了近代中国官僚体制权力的发展，认为在19 世纪晚期到20
世纪早期，国家将其触角扩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财政和外交对捍卫中国主权尤为重要，因此早期的行政扩张发生在这两个领域。与之相比，到朝廷实行一系列的新政时（1901—1910），地方政府才开始迅速扩张。本章的分析聚焦于厘金局和近代警察，这是巩固国家力量的重要因素。二者与原有的中国治国方式之间还存在着重要的关联，比如都要依靠士绅阶层的协助。官员中的佼佼者们完成了军事—财政国家的官僚机构基础建设，中国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平衡也随之被永远改变了。
第五章“枪炮”，对中国在1850 年后的几十年间，为积蓄关键的军事力量所做出的努力给出评价。在这一时期，西方的侵略引起中国战略方针的转变，从中亚的大草原逐步转向中国的沿海边疆。与此同时，当局改良了军队，组建了一支由20 艘铁甲舰组成的海军舰队，并建立起近代军工业。19 世纪60—70 年代，这些改革使政府能够平定多次内乱，并重新确立了对整个帝国的控制权。国内重获安定加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使欧洲各国不再有借口介入中国，在中国建立正式的殖民管辖。这些军队还对外国的进攻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尤其是在20 世纪早期新军创立之后。毫无疑问，这些军事计划没能使中国在短时间内强大起来，但增强了中国的战略能力，使中国保有一定程度的独立，并幸存下来。军事—财政国家固然是基于财富、官僚体制以及枪炮之上的，但在19 世纪晚期，当局也开始认识到财富与国家实力之间的关联。有鉴于此，他们创办国有企业以刺激近代工业的发展，扩大政府的税收来源，还在各通商口岸与外国商行展开了竞争。第六章、第七章具体到对这一笼统网络中的两家企业进行评述，描述它们的商业运作、组织机构和地缘政治影响力。19 世纪70 年代早期，官府建立了近代轮船公司，这家商业性企业很快演变为中国交通运输基础设施中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在对“主权”“利权”等新理念的意义和实质内容进行提炼的过程中，公司的管理者们不得不在日常运作中的具体问题上使用这些概念。结果，他们的这些日常工作，无论是研究中国治国之道的知识基础，还是研究国家实力的两大要素，都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第七章仔细考察了中华帝国晚期引入的电报，这一革新使官方通信系统发生了转变，并且重塑了中国的信息秩序。当局利用这种新技术来维护帝国的经济主权，并且在与列强的战略知识竞争中对电报进行了完善。总理衙门是作为接收、处理和发布政治信息的一个中心部门出现的，电报增强了总理衙门在帝国的官僚体制内的地位。中国商人还利用电报从洋行那里收回“利权”，但1895 年后，新式媒介在传递新闻和散播政治观点上所具有的潜力则出乎政府的意料。总而言之，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秩序中，电报增强了中国的竞争力，使这个军事—财政国家能以更好的洞察力和技巧进行外交、战争和贸易。
结语部分认为，从1850 年开始，追寻富强以捍卫主权一直是中国政治的重要目标之一。政权一直在为实现这一远大政治目标思索具体方法。在此期间，中国面对不怀好意的外国对手，努力追求财富、官僚体制的完善和枪炮的力量。民国时期，国家构建的进程仍在继续，但中国在国际上成为重要国家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军事表现，以及尼克松（Richard Nixon）在中、美、苏三角外交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使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赢得了国际赞誉。我们可以看到，1850—1949 年军事—财政国家在近代中国的发展是有连续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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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对外贸易（节选）
1907 年，英国时事评论人A. J. 萨金特（A. J.
Sargent）曾为西方的贸易商行没能在中国站稳脚跟而扼腕叹息。中国本地官员对不平等条约中有关商业的条款置若罔闻，令他大为不满。
一个又一个口岸反复发出这样的警示：贸易正在落入本地人之手，而外国人正在沦为纯粹的掮客。目前，由于外国人语言不通，买办[ 能沟通中外的中国掮客] 掌控着贸易，他们只需投入很少的资本就可以发家致富；当下，本地的行商组织成员要么一起哄抬市价，要么与本地商人和管理厘金的官员私相授受，以求得关照。其结果无不相同：外国人获得的利润与其在华影响力一同下降。精明的本地人……越来越多地染指进口贸易，而对中国市场一无所知的外国人则很容易受到诱导，以微利甚至是亏本出售货物。除了聚众闹事和公开抵制之外，中国人又找到了其他法子来驱逐外国人，而这些法子是靠军队和条约应付不了的。
如萨金特所言，欧洲人难以将写在法律条款中的贸易权利变为凌驾于中国生产者、销售者和消费者之上的经济实权。早在19
世纪40 年代，西方的坚船利炮已经迫使中国的许多口岸向国际贸易开放，但英国商人并没有随之大发横财。举例来说，英国宣称，兰开夏郡纺织厂的产品行销全世界，但在中国4.5 亿人口中，穿着产自那里的衣料的人屈指可数。
与之相反，历史学家汪敬虞在谈到19 世纪中国面对“ 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时认为，由于外国的竞争，中国的传统手工业受到了打击。中国虽免于被列强瓜分、吞并，却在西方的经济和政治剥削下沦为了“半殖民地”。在他看来，对外贸易不过是披着合法外衣的偷窃，靠着压榨中国为欧洲、美国以及后来的日本商人带来滚滚财源。上述哪种解释是正确的呢？19 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是保有着经济主权，还是成了外国操控下的牺牲品，这是过去50 年间历史学家们所争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西方列强将类似于中国这样的国家卷入不公平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利用中国等国的财富和资源来维持欧美各国的工业发展。这种叙述方式从民族主义角度批判西方，为许多中国历史研究者所采用。相比之下，日本学者的论著着力讨论19 世纪东亚区域经济的形成问题，特别关注中国与邻国间的贸易联系对该国内陆市场的重要影响。按这种说法，西方影响从未超出上海等通商口岸的范围，而棉纱以及棉织品等亚洲出口商品则在内陆地区大受欢迎。第三种论著中有一些认为，1850 年后本地商人控制着国内贸易，另一些则指出，公司的商品销售既要靠人脉，又要有赖于近代公司的层级体系。外国企业很难取代中国商人的位置，其商业行为是由本地和西方因素交织混合而成的产物。
本章所给出的证据证明了第三种论著中的说法，即国际经济并未摧毁中国故有的政治体制。1900 年以前，外国对中国的经济渗透反倒被本地那充满活力、丝丝入扣而又复杂深奥的商业网络限制住了。毫无疑问，在19 世纪，丝、茶、鸦片等商品的贸易将中国纳入全球化贸易之中，但从中国经贸的结构特征来看，其内部并未发生明显的瓦解。在欧洲以外，世界其他很多地区因当地经济千疮百孔，极易被外国势力侵入。在孟加拉，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活动削弱了本地统治者的财政实力，随之而来的军事冲突使孟加拉在1756 年被英国占领，并*终被吞并。中国则与之不同，对外贸易为国家政权提供了大量新增商业税收，巩固了国家的统治，而没有使中国完全沦为殖民地。
为什么在*次鸦片战争（1839—1842）之后，西方的洋行没能破除中国故有的市场结构，在中国内地贸易中占据优势呢？ 19 世纪大多数中国消费者的购买力有限，再加上来自本地的手工纺织品等产品的竞争，都抑制了欧洲商品的销路。只有中国的富裕阶层才买得起高级外国棉布，且相比之下，土布比相对低端的兰开夏布料更耐用。产自云南和四川两省的本地鸦片（土烟）也比印度进口的鸦片更便宜。到19 世纪80 年代，这些本地商品甚至开始占领中国各海港周边的市场。
消费模式的改变面临着来自文化的阻力，这是洋货在中国的销路不尽如人意的又一原因。糖、茶、可可、咖啡以及巧克力等殖民时代的商品改变了欧洲人的工作习惯、社交礼仪和生活方式，但很少有西方商品能让中国人也如此。鸦片是一个重要的例外。然而，19 世纪70 年代，中国人已经开始自己制造这种毒品，比之洋烟高昂的价格，土烟很快展现出其强大的竞争力。多数西方商人还对中国人的流行喜好或口味一无所知，中国人不喜欢染成“
不祥”颜色的布料，西方商人却熟视无睹，继续输入这类商品。哪怕中国消费者将给布料上蜡或上浆视为掺假，西方商人还是企图推销经过这种处理的重浆（heavily sized）布匹。直到20 世纪前几十年，在广告宣传攻势下，大众消费主义在城市地区抬头，洋行才开始在刺激中国人对煤油、香烟等新产品的需求上有所作为。
此外，每当洋行试图进行商业运作时，总要面对由中国商人构成的丝丝入扣的网络。洋行很快就发现，同业公会等商业机构对洋行打入中国内陆地区构成了组织上的严重障碍。这些自发形成的联合体常常从各省当局那里购得包税权，可以在当地范围内淘汰掉竞争者，并控制茶、丝等商品的供应。中国各通商口岸的行商们从内地的中间代理人那里获得货物，然后转卖给欧洲商人以此获利。这些人实际依附于像怡和洋行这样的英国公司，他们并未构筑起一套新的商业联系，而只是作为旧有的中国商人供应链的末端而存在。举例来说，丝、茶等产品在到达上海、广州或天津的洋商手里之前，就已经过了五次甚至更多次转手。*后，欧洲的洋行雇用买办来安排管理同本地商人的交易。即使是外国人也已经精通中文，他们仍要依仗于买办的个人关系网。一言以蔽之，欧洲商人在中国所面对的是一种“
中介经济”，他们几乎无法直接接触到内陆地区的基层消费者和生产者。洋商力求在内地开辟茶和丝的销路，而他们发现这些努力受到来自中国官方的干扰。例如，西方人的运照在内陆可作为免缴厘金的准证，而课税官僚及下级吏役常对此拒不承认。经过西方人几十年的抗争，江南各省当局终于应允履行19 世纪90 年代订立的条约中规定的义务，但他们又在很多地方用落地捐取代了厘金。简言之，截至1900 年，在地方上，出于政府的干扰阻挠，欧洲人无法将在法律、政治、外交上取得的贸易特权转变为商业上的优势。中国当局对蕴含于这种行为中的政治意涵了然于心，他们看到了对外贸易对国家主权的干扰。19 世纪晚期，曾对经济事务发表过重要评论的郑观应写道：
前与外国所立不公之约未能改换耳。查我国有自主之权，凡外人托庇宇下，自应归我管辖，税务亦应在我权衡……殊失国威。
清政府的官员们在设法处理对外贸易问题的同时，也开始运用新概念去清晰地表达他们的诉求以及政策选择。在帝国晚期的中国，诸如“自主”“独立”“公法”等术语的含义虽然还未固定，但已进入日常官方辞令中。久而久之，为给新的治国之道打下广泛的知识基础，在此过程中，官员们将这些理念运用到了一系列商业和外交实务中。
尽管国际贸易在晚清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比重仅在5%
到10% 之间，但19 世纪50 年代，新组建的大清帝国海关保证将关税税收源源不断地投入国家建设之中。这个新的政府财政官僚机构隶属于总理衙门，同时雇用中西方雇员，专业、高效，凝聚力强。尽管该机构是在19 世纪50 年代的叛乱中临时创立的，但在中华帝国晚期，它迅速成为构建起这个军事—财政国家的一大要素。中外贸易提供了新的税收来源，从而巩固了政府的地位，而锐意改革的官员们则将这些资金投入捍卫国家主权的工程之中。
本章将依次审视这四个因素，继而探讨海关在19 世纪后半叶的发展情况。本章将通过分析19 世纪晚期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主要商品来阐明上述各点，也会适时论及一些重要性略为逊色的商品。纵观全章，读者还能联想到对外贸易在孟加拉、马来亚和爪哇的影响——改变了南亚等地区在近代的历史轨迹。与之相反，处在帝国晚期的中国，拥有不容易被渗透的经济体制，中国的对外贸易以大清帝国海关为依托，支撑起这个军事—财政国家。
棉纺织品与鸦片
19 世纪下半叶，欧洲人在中国的销售额较之该国庞大的经济体量显得微不足道。中国人的可支配收入远不及欧美消费者，特别是19 世纪早期以后，在工业革命轰轰烈烈的发展势头之下，情况更是如此。此外，棉布等一些洋货面临来自本地商品的激烈竞争，土货一般比同类的洋货更便宜，而且质量更好。一篇在1922—1931 年的中国海关所做的十年报告回忆道：中国本地手工制品无论品质还是价格都更符合本地需求，因此更受本国人的喜爱。中国成为英国纺织品消费国的*障碍在于，中国可以生产更为优质耐用的商品，更能迎合人们的需求，而这些商品的价格却与同类洋货持平，甚至更为低廉。土布很粗糙，纹理不均，凹凸不平，且未经处理，但土布制成的衣服却比用一般的曼彻斯特产的布料制成的衣服耐穿两三倍。英国的工厂主们感到左右为难：如果增加棉线用量以使布料结实耐用，其价格就会飙升；如果想走廉价路线，势必无法兼顾布料的品质和耐用度。1900 年，一位英国观察家佐证了这点，他注意到“[ 西方纺织品] 的品质……往往不合时宜——一位四川妇女曾向她认识的一个英国人抱怨洋布的质量粗糙，‘只配给蛮夷穿’，给洋布上重浆只是为了掩饰它的劣质罢了。该省的苦力则认为土布比英国产的洋布更耐穿”。两种看法都表明，土货的优质、耐用及低廉的价格，阻碍了西方同类产品在中国的销路。
尽管优质棉纺织品可以满足人们对奢侈品的需求，手工织造的土布还是在本地市场中占据优势地位，甚至经由上海、天津和牛庄，输入到朝鲜。上海社会科学院的一项研究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要推销的棉纺织品等，不容易扩大销路。”其原因在于“
中国耕织结合、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结构的抵制”。华北和华中地区的妇女或自己纺纱，或用日本和印度进口的棉纱织布，把自产的多余纱线和布料卖掉来换钱，好在冬季农闲时节补贴家用。这种“粗糙但结实耐用”的布料易于上色，且价格和舶来品相同。靛青一直是*常见的颜色，织工们把这些“相当厚重”的原料织成等同于或几倍于中国人衣服尺寸长度的布匹。甚至在机器纺织大行其道后，*次世界大战期间，江南的市场上仍然可以看到这些家庭手工纺织品。
绝大多数中国消费者有限的收入让西方布料商人在长三角地区进一步受挫。“实际情况是，”一位1896 年来华的英国商团成员抱怨说，“我们并没能让数百万中国人都穿上我们的衣料；他们穿衣保暖，自给自足，一个人的购买力决定着他穿或者不穿外国棉布制成的衣服。”尽管在19 世纪晚期，欧洲人努力拉动需求，棉质高级衬衫布料的销量也从未赶上过质量较低的白、灰床单布料的销量。衬衫布料的棉纱密度为20~40 支/ 英寸，出售的布料每匹为3
英尺（约91 厘米）宽，40 码（约37 米）长。中国的富人买得起本地的丝绸，也同样买得起进口的高端纺织品，这些产品面向的正是这一人群。18~20 支/ 英寸的重浆床单布料以更低的价格占据了更大的市场份额，但中国消费者仍将其看作奢侈品。在19 世纪和20 世纪早期，由于中国商人偏好36 英寸（约91 厘米）的宽幅布料，而非窄幅布料，卡其布和牛仔布备受冷落。对于一个欧美中等消费者来说，除了那些*昂贵的布料，没有什么是他们买不起的；但一位观察家则指出，中国“国民极其贫困，他们需求极低，易于满足”。大清帝国海关的一名雇员持有同样的看法。“对洋布的需求只是个别现象，而非普遍情况。”他以颇为夸张的笔触写道，直到19 世纪晚期“中国仍像200 年前一样自给自足”。尚无定量数据可供历史学家们来估算洋货销售额在中国纺织品市场销售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但这个比重应该非常小。1911 年，乔治•安德森在给美国商务和劳动部（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and Labor）的报告中提到：
外国棉纺织品的固定消费人数至多不过各开放口岸人口总数的两倍。从中国沿海和扬子江上的上海至重庆一线对外国棉品的消费可观，这种消费形成几近封闭的链条，无法真正触及中国广大地区……不仅地域上的表现是如此，实际贸易额上的表现也是如此，中国纺织品市场的主要贸易份额中并无外国棉纺织品的一席之地。
工业革命为节省劳动力进行了多方面的革新，这使英国的工业品颇具竞争力，兰开夏的棉制品行销亚非市场。然而，穿着西方纺织品制成的服装的中国人却凤毛麟角，在20 世纪之前尤为如此。简而言之，在江南这样的沿海地区，洋布尚且无法在和土布的竞争中取得优势，更不用说在中国偏远的内陆地区了。
……
19 世纪中国的文化与消费
中国人只接纳了鸦片、香烟、煤油和火柴，除此之外，欧洲人尝试引入的其他新商品以及为重塑中国物质消费模式做出的种种尝试都遭到了抵制。茶、糖、咖啡和巧克力等殖民时代的商品改变了当时英国人的日常生活，但是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和穿着与鸦片战争之前别无二致。S. G. 切克兰德（S. G. Checkland）的研究提到：
在中国做生意，就要从中国人的消费模式中发现迄今为止未被发掘的那些对新奇的工业品以及工厂生产的洋布的需求。这意味着改变这个帝国的传统文化——恰恰是这些招致中国人对新生事物的巨大敌意。想用中国人没接触过的新奇事物来取悦他们，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C. F. 雷默（C. F. Remer）在他的中西贸易关系史论著中得出了相同结论：
他们[ 中国人] 的保守不是无缘无故的……中国人享有世界上*好的食物——大米，*好的饮品——茶，*好的衣料——棉布、丝绸和毛皮。拥有着这些日常必需品，以及数不清的其他本地农副产品，他们无须在他国产品上再花一分钱……中国经济的自给自足，是至今为止我们的工商业扩张大业遇到的*障碍。
绝大多数欧洲商品在中国销量低迷，它们的遭遇表明，19 世纪西方人的在华贸易面临着文化上的障碍。例如，欧洲商人对中国消费者的消费喜好知之甚少，一直推销轻薄布料以及染成“
不祥”颜色的织物。相反，中国棉花歉收的时候，T 纹布很畅销，因为它在质地和厚度上和本地纺织品相似。中国人和印度人可以用这些纹理呈巨大“T”字形的白色平纹布设计出符合自己习惯的衣服。另外，1885 年以后，纱线等半成品的进口量超过了制成品，部分原因在于中国消费者可以用这些半成品制成类似形状、大小和纹理的布料。有人不满地评论道：“托欧洲着装材质和流行趋势的福，中国人竟全然不在意着装是否轻便。”他的话并非讽刺、夸张。欧洲纺织品的浆染和打包方式对本地人来说很陌生，并犯了忌讳，这使兰开夏工业品在中国的销售变得更为棘手。“在某些方面适合中国市场”的棉制品常常滞销，原因在于它们不是本地消费者所喜欢的靛蓝色，而被“染成了‘不祥’的颜色”。此外，洋布的运输和包装更符合欧洲人而非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有时个别货物没有加盖公司公章，或盖“戳”（chop），无法确保货物的质量和内容。尽管一些上海的洋行雇用中国工人设计布料的印花花纹，但大多数花纹与欧美市场上的别无二致。1896 年，一个中国人在与布莱克本商会（Blackburn Chamber of
Commerce）贸易代表团对话时指出，有必要采用具有本地特色的图案，引入新图样来与日本产品竞争。一个代表团报告人也建议，曼彻斯特的工厂应该参照他带回英格兰的绸缎上的图案设计印花，但他的建议几乎未得到任何回应。欧洲人还在他们的纺织品加入淀粉、蜡和瓷土以保证布料的重量，并起到润色布面的作用，但中国商人没见过上浆布，把在布上用这些东西看成一种掺假。19 世纪60 年代早期，用上等棉花织成的曼彻斯特纺织品经常会发霉，部分原因在于浆料中的一种化合物会破坏植物纤维。中国人对此怨声载道，甚至到了19 世纪60年代末，美国棉产品才重振声威，兰开夏纺织品的质量随之得到改善，这种声音仍然存在。只需洗一次，洋布就会丧失它的*优势。
从19 世纪60 年代末开始，西方布匹商人落下一个“
弄虚作假”的名声。19 世纪70 年代，厚重的、未经上浆处理的美国纺织品在中国市场上取得了较大成功，但是本地手工纺织品仍然不可替代。1869—1872 年，中国本地棉花供应量较低，一时间，欧洲棉产品进口激增，与中国棉布*相似的T 纹布因之销量大幅上升。大清帝国海关的一名官员称：“这一商品靠模仿本地织物直接与本地产品竞争，在各类外国纺织品中鹤立鸡群。”T 纹布在纱支密度上和土布相似，市面上出售的T 纹布布匹幅宽是土布的两倍。中国消费者买不起用丝绸做的长衫，也买不起用那些重新染成他们喜欢的颜色的欧洲布料做的外套。由于棉花歉收，T 纹布的进口额由1867 年的730
604 匹暴涨到1871 年的4 167 103 匹。然而1873 年，中国棉产量再度恢复，这种布料的进口额回落到19 世纪60 年代中期的水平，涨势就此终结。
与此成鲜明对比的是，欧洲和南亚纱线的销量却早从1878 年就开始攀升，到1898 年为止，这些半成品的进口总额已经超过了纺织成品。在19 世纪80 年代，中国对印度纱线的需求量翻了10 倍，到1911 年，已占中国纱线进口总量的60%。进口纱线主要是8 支、10 支、12 支和20 支的中低支纱，而兰开夏仍在供应更高支、更昂贵的纱线。在19 世纪90 年代，日本纱线年均价值已经达到了600万两，到20 世纪10 年代，其市场份额占有量位居第二，达市场总份额的21%。江南地区的消费者*初喜欢的是高支纱而不是粗糙的印度纱，但到了1895 年，这一地区已在同时大批购入印度和兰开夏两地的进口纱线。20 世纪10 年代晚期，上海建成了纺织厂，中国对进口纱线需求量下降，但在纱线进口的鼎盛期，其重要性盖过了床单布、卡其布、牛仔布和衬衫布。文化对于纱线等“半成品”的中立态度，将中国人对这类消费品的抵触情绪降至*，但它们仍无法取代本地商品。一位曾在1885 年后对中国人对外国纱线的需求进行过调研的海关官员认为：
中国人并不需要外国人提供这么多工业成品，他们需要的是原生态的商品，原材料半成品是这类商品的*诠释。标志性的例子就是棉纱，中国人用它织成土布；而究其原因……这些原生态商品显现出一个共性，即可塑性，在进一步加工后或*终投入使用时，其形态将是纯中国的，而绝不是外国的。
纱线不是工业成品，没有任何文化上的包袱，消费者可以用它制成时装、帷幔、横幅以及其他具有中国风情的装饰品。从19
世纪中期的鸦片战争到20 世纪头几十年间，中国的物质消费模式大致上没有什么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