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介绍了“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关系。
重点反映了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的新突破。
【内容推荐】
本书是由上海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共同撰写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突破方向》，主要对“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中国促进自身参与全球治理的主要突破方向以及多层次战略问题进行探讨。书中以“互动关系-重点领域-策略应对”为主线，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治理体系之间的关系以及该倡议对全球治理改革的主要作用和贡献。全书梳理、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主要领域。重点对发展治理、金融治理以及区域治理等当前受到相对忽略，但有较大发展空间的三个领域，提出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引领的治理促进方向及中国的主要作用。在理论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作者们从对策建议角度，提出了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全球治理改革的举措及推进方向。
【作者简介】
权衡，1968年3月出生。先后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兰州大学和上海社会科学院，获法学学士、经济学硕士和经济学博士学位。2002年8月至2003年9月哈佛大学作访问学者；2006年3月到12月印度尼赫鲁大学经济系访问学者；2007年10月到11月台湾大学访问学者。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目录】
章 “一带一路”：中国全球治理理念的新尝试007
节 全球治理学说的简要回顾007
一、 全球治理的概念源流007
二、 全球治理的要件构成008
第二节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思考和发展009
一、 全球治理的主要问题009
二、 中国对全球治理的主要视角011
三、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思路发展012
第三节 “一带一路”：中国新时期全球治理理论的体现015
一、 中国全球经济治理观的重大发展015
二、 “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内涵016
三、 “一带一路”倡议的全球经济治理理论意义017
四、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的全球治理理论创新019
第二章 “一带一路”倡议对全球治理改革的意义和作用025
节 全球治理改革的现状及主要问题025
一、 经济全球化进入深度调整期025
二、 全球治理规则滞后于现实发展026
三、 全球治理理念亟待演进更新027
四、 全球治理改革存在陷入僵局的危险027
五、 全球公共产品供需矛盾突出028
六、 全球发展治理模式面临变革029
第二节 “一带一路”倡议的内涵、实践与国际反响030
一、 “一带一路”倡议的内涵030
二、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037
三、 “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反响040
第三节 “一带一路”倡议对全球治理改革的作用和影响044
一、 “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治理拓展新空间044
二、 “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治理注入新动力045
三、 “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治理探索新模式045
四、 “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治理贡献新理念046
五、 “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治理提供新方案047
六、 “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治理提供公共产品048
第三章 规范治理：“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的国际秩序观049
节 国际秩序观的理论辨析与演进方向051
第二节 中国此前的国际秩序观054
一、 此前秩序观的体现055
二、 此前秩序观的成因061
第三节 中国当今的国际秩序观067
一、 当今秩序观的体现068
二、 当今秩序观的成因071
结语082
第四章 发展治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一带一路”推进机制086
节 发展治理的新范式：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086
一、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构建与主要内容086
二、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内涵088
第二节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一带一路”的高度契合性091
一、 与“一带一路”倡议在构建与落实上的共时性091
二、 与“一带一路”倡议内涵与愿景的一致性093
第三节 私营部门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地位与贡献094
一、 私营部门在发展议程中的地位095
二、 私营部门的重要贡献100
三、 私营部门存在的局限性105
第四节 可持续发展视角下“一带一路”的推进107
一、 强化“一带一路”倡议中企业的多重角色107
二、 改进“一带一路”中企业贡献的相关措施109
结语113
第五章 区域治理：“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网络的建构与作用115
节 “丝路城市”的概念与意义115
一、 “丝路城市”的概念115
二、 “丝路城市”发展的重要意义119
第二节 “丝路城市”的发展特点121
一、 “丝路城市”发展的重要性121
二、 “丝路城市”对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作用122
三、 “丝路城市”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123
第三节 “一带一路”重要区域城市发展特点与治理需求126
一、 中亚“丝路城市”发展态势126
二、 西亚“丝路城市”发展态势139
第四节 中国城市与国外“丝路城市”的治理合作维度149
一、 “丝路城市”提升区域治理水平的主要需求149
二、 中国城市引领国外“丝路城市”治理体系的地位与作用151
附录：主要参考文献153
后记166
【前言】
总 序
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不发达国家援助力度，促进缩小南北发展差距。中国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自由贸易区建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报告还明确指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强调“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这一重大判断不仅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继续对外开放的态度和信息，也进一步明确了“一带一路”建设的科学内涵、重大意义和实践路径。实际上，“一带一路”建设既对引领新型全球化发展、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完善、加快中国全方位开放发展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对促进世界经济理论、国际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理论创新和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和重要启发。
“一带一路”建设与新型全球化发展
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总体复苏缓慢，全球结构性困境依然存在。特别是一些大国经济贸易政策调整，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世界经济增长再次出现新的不确定性因素。笔者认为，从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及其发展，到近两年来出现的反对全球化、逆全球化思潮，其背后折射出的图景则是：上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产业转移、资本转移等带来空心化、实体经济衰退、虚拟经济过热，进而引发发达国家内部出现诸多发展不平衡问题；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参与全球化历史进程中，同样也是内部出现结构性失衡，且和发达国家之间也出现严重的结构性不平衡；全球化利益分配在一国内部以及不同国家之间均出现失衡。诸多失衡，本身表明以市场化机制推动的全球化的增长逻辑，虽然带来了全球经济发展和繁荣，但的确产生了很多弊端。客观来说，这种失衡及其再平衡本身也是经济全球化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必然结果。但是问题在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随后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使得这种失衡和不平衡问题更加突出、更加严重；危机从外部冲击视角，进一步加剧了不平衡和失衡，也使人们把注意力逐渐转向反思全球化本身。特别是，经济全球化从传统的国际分工体系、产业分工体系逐渐转向全球价值链分工、产品内分工发展以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加入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和角色不同；垂直化国际分工体系的位置、角色在本质上取决于一国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而非必然由传统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来决定。经济全球化内在机制发生的这种变化，既使得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很大变化，也造成全球化发展进一步失衡。面对全球化发展失衡，需要通过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为全球发展注入新的公共产品、发展动力、治理手段、治理规则。
在这种现实的困惑和背景下，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建设，便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选择和新的全球化发展机制，对于推动全球化再平衡、修复失衡以及促进完善全球治理，推动全球化朝着更加包容、平衡、普惠和开放的方向发展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也为引领新型经济全球化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一带一路”倡议秉持包容性发展新理念，强调推动全球化更加包容和平衡发展。中国通过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和进步，推动一个更加包容和平衡的全球化新时代。无疑，“一带一路”倡议必将使国际资本流动和贸易增长加快，为世界经济增长和全球化朝着更加健康的目标发展提供重要的解决方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开展跨国互联互通，提高贸易和投资合作水平，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本质上是通过提高有效供给来催生新的需求，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特别是在当前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如果能够使顺周期下形成的巨大产能和建设能力走出去，支持沿线进工业化、现代化和提高基础设施水平的迫切需要，有利于稳定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由此，可以看出，“一带一路”建设坚持开放发展理念，推动沿线国家地区相互开放发展，融开放于创新发展之中，实现开放与创新融合发展、联动发展，为加快创新世界经济增长方式，推动世界经济更加开放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活力。权衡：《“一带一路”开辟全球化新纪元》，《经济日报》，2017年5月13日，第8版。在笔者看来，与以往全球化发展和全球化治理机制不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一是坚持合作共赢，只有合作共赢方可扭转传统全球化的利益失衡，也只有合作共赢，方可体现世界经济“相互依赖性”规律和趋势；二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体现了共商共建中的开放与平等的合作方式，因此克服了传统治理机制在事实上的不平等性。因此，“一带一路”建设不是“某一方的私家小路，而是大家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真正体现了新型的全球公共产品新趋势和新特征。因此，面对世界经济复苏发展的不确定性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受阻，面对全球化发展再平衡和全球化治理体制机制的完善，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推动和引领新型经济全球化，有助于推动世界经济更加包容、开放、普惠和平衡发展。
“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全面开放发展
从中国国内改革开放与创新发展的时代要求来看，“一带一路”建设也是新时代中国开放经济发展升级转型的重要路径，是改革开放40年后中国对外开放再出发的必然选择。过去40年的发展，开放经济对中国发展的历史性变革产生了十分深刻和重大的影响。从四个特区试验到沿海沿边开放发展，再到保税区开放发展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中国开放经济已经走过了40年的实践探索和创新发展。中国开放经济的创新发展不仅为世界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中国经济自身的改革创新提供了重要动力和源泉。中国积极引进外资、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开拓国际市场，逐渐与国际化、全球化发展的通行规则对接，有力地推动了国内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发展。开放型经济发展在中国改革创新发展40年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十分重大的作用。
面对全球化发展的新阶段和新趋势，面对中国发展的新时代和新要求，中国开放经济亟待转型升级：一是中国要从国际经贸规则的遵守者向参与者、制定者转变，通过主动提出新议题、新方案，反映发展中国家新诉求，体现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应有地位和作用；二是要推动企业从低成本制造向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转变，特别是随着劳动力资源供求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变化，传统产业的低成本优势正在消失，依靠成本优势参与国际竞争的产业亟待向依靠创新、升级的新兴产业发展和转型；三是要从以要素参与国际分工向全方位参与价值链合作转变，顺应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变化、水平型分工向垂直型分工转变、比较优势向创新竞争优势转变等新趋势，推动中国产业升级创新，提高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位置，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营销”“中国质量”“中国品牌”的转型；四是要从东部沿海引领开放向沿海、内陆、延边协同开放转变，推动构建陆海联动开放、东西互济发展的全面开放新格局，从而增强开放型经济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一带一路”建设正是从中国开放性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面临新问题出发，引领中国开放经济升级转型、推动中国开放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抉择。“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推动中国开放经济实现“引进来”与“走出去”，加快要素双向流动与开发战略升级转型；有利于推动对外投资发展，提高中国国际投资影响力，实现投资强国战略，提高中国国际经济地位；有利于扩大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优化国际贸易结构，提高贸易竞争力，实现贸易强国战略；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发展，使中国成为金融强国，提升中国国际金融地位和影响力；也有利于中国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开放联动，推动不同地区市场开放、规则对接和区域一体化发展，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一带一路”建设把中国巨大的区域经济发展与周边地区和国家发展有效衔接，相互开放，有利于为中国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地缘政治和经济新格局。“一带一路”建设通过加速中国与国际经济的“联通”，将有效提升中国在国际规则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有效推动国内产业转型升级，有效提升中国国际营商环境，有效提升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的核心竞争力，进而推动中国开放型经济迈向更加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一带一路”建设将引领中国对外开放走向更加公平开放、双向开放、全面开放的新发展格局，将推动中国开放型经济引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发展。
“一带一路”建设与理论体系构建问题
“一带一路”建设既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相比较近几年“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和取得的成效而言，目前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理论研究还是相对滞后。而且，现有的理论体系和理论准备还不足以支撑和满足“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和要求。“一带一路”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庞大的系统性工程，涉及的理论问题十分复杂，和许多学科都有关系。这就需要我们坚持理论创新的思维，从经济学、国际投资、贸易、金融、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等许多学科和领域出发，深入系统地研究“一带一路”的理论体系问题。这应当包含两个方面的理论体系：一个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国际经济学理论体系、世界经济和地缘政治理论依据、国际关系等理论体系和理论基础；另一个是“一带一路”建设对现有的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世界经济理论、国际投资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国际金融理论、全球公共产品理论、国际体系与全球治理理论等各方面可能带来的创新和发展。这些都是“一带一路”理论体系研究方面需要思考的重大问题。
笔者认为，“一带一路”建设的研究至少要回答以下若干方面的重大理论问题：
一是“一带一路”建设与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及其拓展问题；
二是“一带一路”建设与国际分工理论体系拓展及全球价值链理论问题；
三是“一带一路”建设与国际贸易理论创新及其拓展问题；
四是“一带一路”建设与国际金融理论创新及其拓展问题；
五是“一带一路”建设与国际投资理论创新及其拓展问题；
六是“一带一路”建设与自由贸易试验区理论及其创新问题；
七是“一带一路”建设与国际投资贸易规则创新发展问题；
八是“一带一路”建设与发展中国家崛起及其与国际体系关系问题；
九是“一带一路”建设与全球公共产品理论及其创新问题；
十是“一带一路”建设与全球经济治理理论及其拓展问题；
十一是“一带一路”建设与全球地缘政治理论及其拓展问题；
十二是“一带一路”建设与新型经济全球化发展理论问题；
十三是“一带一路”建设与发展援助实践和理论问题；
十四是“一带一路”建设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及其理论问题；
十五是“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关系及其理论创新问题；
十六是“一带一路”建设与政府和市场关系及其理论创新问题；
十七是“一带一路”建设与国际经济学前沿发展与创新问题；
十八是“一带一路”建设与发展经济学前沿发展与创新问题；等等。
以上只是初步考虑的一些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理论体系问题。应该说，随着实践的发展，“一带一路”建设还会有更多值得从理论上思考和探讨的问题。而且，这些理论问题不会是某一个单一学科或者理论，例如仅仅从国际贸易理论、国际投资理论、国际金融理论等进行简单分析。“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一个庞大的国际性系统工程，必然需要从多个学科甚至交叉学科和理论出发，需要跨学科的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来进行分析和解释。这个过程，既是深入思考和研究“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也是深入推动理论创新和发展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带一路”建设和实践发展为丰富国际经济学、国际关系理论等重大学科和理论发展提供了宝贵资源和重大机会。“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是中国对世界经济和政治的一个贡献和智慧，也必然是中国理论、中国思想对人类文明思想及其创新发展提供的一个绝佳机会。我们对此拭目以待，充满信心。
也正是带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再加上2018年适逢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喜，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专门组织各研究室组建团队进行集体攻关。对于重大专题进行集体攻关研究，是世界经济研究所的一个优良传统。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决定把2018年集体攻关的主题锁定为“一带一路”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并将整套丛书定名为“‘一带一路’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丛书”，发挥各研究室专长，分别从金融、贸易、投资、全球治理、大国合作等八个方面对“一带一路”建设的不同领域进行研究阐述，形成了《“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开放型经济新阶段》《“一带一路”建设与沿线自由贸易区发展》《“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新方向》《“一带一路”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新机遇》《“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新突破》《“一带一路”倡议与大国合作新发展》《“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与中国—东盟经贸新合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区域合作新机制》几部专著。
现在将上述专著呈现给各位读者。我们期待这套丛书能够对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和理论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共同为深化“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和理论体系研究做出当代学者应有的贡献。
是为序。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权衡
2018年5月4日于中央党校掠燕湖
【精彩书摘】
章 “一带一路”：中国全球治理理念的新尝试
第二节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思考和发展
一、 全球治理的主要问题
从国际关系理论的渊源来看，全球治理学说带有更多的（新）自由主义色彩，这从它强调国际合作，重视非政府行为体特别是把国际机制放在全球治理的核心地位都可以看出来，而这也正是（新）现实主义者对全球治理始终持怀疑态度的原因。克莱斯纳（Stephen Krasner）认为，“全球治理不是什么新的国际政治学理论，国际规制和制度基本上都是在国际利益或者权力的基础上形成的，全球治理也是在国家之间共同同意的基础上才出现的。根据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发展便得出国家主权受到侵蚀的论断是十分令人怀疑的”。在现实主义者眼里，民族国家在很长时间内仍然将是国际关系的重要行为体，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只有在符合共同国家利益的框架下才能发挥作用。
实现有效全球治理的关键在于国际制度的建设，而制度建设的主要途径是建制、改制与转制。在全球化时代，国际制度对于全球社会的治理与稳定、发展与进步至关重要。但由于历史原因，现有制度存在不公正及失灵的现象，特别是那些具有分配性和程序性霸权的“硬性规则”。它们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争议性，决定谁可以得到更多，谁可以得到更少，谁能得到什么，谁什么也得不到。这意味着改制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国家尤其是大国对此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全球社会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具有重要分配性、程序性和权威性的制度进行改造反映出来的。“转制”与“改制”相关联，涉及不同国家尤其是那些后进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如何面对主要由强国设计并代表其利益的既定的制度。“转制”是指改变上述既存制度，更主要的是指那些后进国家如何改变自己固有的行事模式和国内制度，接受和参与这些国际上已被接受的制度，按照制度的框架来界定自己的利益和规定自己的行动。对治理的需求并不必然导致世界政府的形成，“如果存在有效治理，它多半是通过政府间合作、跨国网络而非一个世界政府达致的”。治理成功的关键是贯彻多边主义原则和实践原则。所有的行为体，尤其是国家，在全球化时代的实践中，特别是在解决全球、区域、次区域、其他多边与双边以及国内问题的合作性实践中，融合收益与相对收益，把全球观念付诸实践，通过全球广泛参与的、以国家共同治理为中心的不懈实践，达到全球范围内合作共治的目的。
二、 中国对全球治理的主要视角
中国关注和研究全球治理的特殊视角，是在国家层面和本国范围内认同并推动全球治理。
首先，是把全球治理内化为本土上的跨国合作。全球治理原本是诸多行为体在全球层面和跨国层面通过对话、协商、合作来应对全球问题，管理人类公共事务，中国无疑已经参与并将更加积极参与国际社会的诸多治理活动。但毋庸讳言的是，由于中国主要是以国家或政府的身份参与国际事务，所以对中国而言全球层面的全球治理似乎与原来的国际治理并无区别，反而是国内日益增多的跨国合作，为中国勾勒出全球治理的新视角。这就把全球治理从模糊的全球层面内化到清晰的国家层面。
其次，把全球治理锁定于全球问题的治理。恰当的国内层面的全球治理，应该是那些关系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性问题的治理，这些问题具有真正的全球性和公共性。而且这些问题大多具有超意识形态性，便于进行跨国合作，也易于避免某些政治上的麻烦。
再次，应把全球治理植根于本国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基层民主的建设。全球治理与政府管理的区别就在于，前者主要依托公民和社会组织，后者主要依靠国家和政府的权威。所以，没有发展较好的社会组织，缺乏具有公共精神和民主素养的公民，就不存在名副其实的全球治理，培育国内的社会组织是切实推进全球治理的保障。庞中英从7个方面论述了如何加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包括：通过深化国内改革来推动全球治理、加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继续在地区治理中扮演特殊的角色、成为解决全球发展问题的推动者、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和缔造和平的主要力量、加入更多的国际机制，以及成为全球秩序的维护者和改革者。
三、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思路发展
在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有关中国实施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内容中，出现了“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这一新提法，而在2010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也指出，要“准确把握世界经济治理机制进入变革期的特点，努力增强我国参与能力”。这表明中国开始从以前被动的、危机应对式的策略性参与向积极主动的战略性参与转变，这就要求中国主动参与设置议题，争取影响全球经济发展进程。这一转变既是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客观需要，同时也是国际社会希望中国承担负责任大国义务所提出的要求。从这次金融危机演变至今的情况来看，在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存日益深化的当今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完全主导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相比于以前“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提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是符合现阶段国际力量对比的更务实的提法。
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许多国际事务尤其是经济问题，缺少中国的参与就很难有所突破，这已是不争之事实。但中国能否成功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不仅仅取决于中国自身。众所周知，当前主流的国际体系规则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建立起来的，因此，这些国家自然会想方设法为自身谋取利益，中国的积极参与必然会与既得利益者产生冲突，尤其会削弱美国的霸权。美国当然不可能心甘情愿地把它本来独享的利益与中国分享。这从IMF投票权份额的变化就可以看出，虽然美国赞同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份额，但它只是向欧洲国家施压，压缩欧盟国家的投票权份额以转移给新兴市场国家，却仍然保持自己原有的份额，从而确保其对国际货币体制的一票否决权。
正是这种美国实质操控IMF的局面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接受其援助时受制于人。IMF在提供贷款时往往附加开放市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等条件，这点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体现得为明显。这也是为何部分学者把全球治理看成西方发达国家干预发展中国家内政的借口。也正是出于这种担心，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接受采访时指出，“全球治理”的核心是国际社会各方要普遍参与、普遍受益，方式应当是平等协商、合作共赢，平台主要是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多边机制，依据是公认的国际法、国际关系准则和惯例。“全球治理”应该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和环境，而不是相反。
从这一点来说，中国应充分认识到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渐进性和复杂性，不应有毕其功于一役的冲动。一方面，基于中国目前的国力，当然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进一步参与全球治理，这也是中国作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大国应尽的义务；另一方面，中国也应该对自身的能力有清醒的认识，在处理多边事务时尽可能联合多方力量，防止成为全球治理体系的矛盾焦点。就现阶段而言，中国仍然应该坚持以经济领域的全球治理为核心，逐步提升在国际金融、国际货币以及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地位；而在安全领域，应以非传统安全的全球治理为主，以地区安全治理为基础，逐步积累应对全球安全治理的经验和实力。
在关于具体如何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问题上，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了三个“推动”：，推动国际经济体系改革，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第二，推动建立均衡、普惠、共赢的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第三，引导和推动区域合作进程，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深化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务实合作，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其实，这三点措施的关键是发现和扩大共同利益，这与中国在《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所指出的“中国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同各国各地区建立并发展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利益共同体”是一致的。
当然，只有共同利益并不够，因为还存在利益的分配问题。现实主义者坚信，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不仅关心收益，而且更加关心相对收益。格里科就认为，在任何关系中，国家的基本目标都是阻止其他国家获得相互关系中能力的优势。斯坦则认为，如果行为者试图将相对收益化，那么共同利益就不复存在。因此，当国家过于关注相对收益，即分配问题严重时，通过国际合作实现全球治理就会非常困难。解决方法之一是更加公平地分配收益，但这样做的代价往往非常高昂，或者会十分困难。另一个解决方法就是增加制度中的成员数量，缓解国家对相对收益的关注。成员数量增加会相应增加单个国家在考虑相对收益时的复杂性，但更重要的是，增加新成员往往带来新的议题领域，从而导致把不同国家在不同问题领域中的收益联系起来，降低对某一个问题领域内相对收益的关注。所以，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必须更多地依靠多边外交渠道。
正如有研究所指出，全球性问题与议题是不同的概念。全球性问题是指客观存在的涉及并影响全人类的、需要共同努力以解决的困难、威胁或挑战。而全球性议题通常指所有全球性问题中受关注并被纳入国际社会议事日程中，各国通过国际制度或非制度安排讨论、合作并努力达成一致的问题，这意味着议题设定决定着全球治理的话语权，影响未来全球治理的模式。所以，议题设定目的的公正度与合理性、治理价值观与目标的统一度、制度与非制度安排的透明度、各国发展水平和在国际体系中所处地位的差异度、治理模式的完善度等一系列变量都影响着终的治理效果，各国在不同区域和领域的利益分歧也势必随着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国际体系的重构而激化。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国在参与议题设定的过程中，应该做到“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全球治理的议题设置实质就是选取国际公共产品，提供公共产品就需要承担相应的成本。当现阶段欧、美、日发达经济体陷入百年不遇的经济危机时，他们已经无力完全依靠自身来承担这种成本，自然希望更多的新兴经济体（尤其是GDP总量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的中国）来分担他们的重担。但中国要想站出来承担相应的责任，前提是其付出的代价是现阶段的中国能够承担的。金德尔伯格在分析这种公共成本时指出，领导国必须“接受体系的过剩商品，维持投资资本的流量和将它的商业票据贴现”。简单地说，就是要维持世界贸易体系和货币体系的稳定，并提供反经济周期的长期贷款。按照这样的标准，中国要走的路还很长。
回顾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角色转变的轨迹：从初基于反对霸权主义立场的国际体系的批评者，到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中的观察者、参与者、学习者、规则的遵循者，再到国家实力全面提高基础上的倡导者、建构者。这种转变生动地展示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的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和稳定也离不开中国。中国的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形成了紧密的关系。
